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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与新工作 —— 我们的意见》（1937 年 2 月 19 日）
作者：聂荣臻、邓小平、左权、陈光
（一）原文转录
text
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与新工作
——我们的意见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
聂荣臻 邓小平 左权 陈光
中国红军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转变上，或者从部队本身的某些变动上，都可以看到现在与过去有着显著的可以说是划时期的区别。
日本的侵略，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全国的形势是一天一天的开展的。西安起义后，经过党许多的努力，正确策略的运用，终于阻止了亲日派的挑拨，达到了和平初步的胜利。依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基础，我们将有更好的条件，争取全国范围的和平，争取南京政府到抗日战线上来，以实现对日抗战之目的，而完成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基本任务。党中央最近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正是为着实现这一方针的具体步骤。
党的新政策的实施，使红军在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及所处的环境，都有了显然的不同，过去十年的艰苦奋斗，都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现在是以民族革命为中心了。过去我们到处打土豪、分田地、分财物，现在完全抛弃这些政策了，而且对于豪绅地主阶级均须接待以礼，不但如此，而且统一战线更进一步的胜利，我们将由人民红军变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过去的长期斗争，我们都是为着苏维埃而奋斗，今天的努力是为着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了。这些说明新阶段中的红军，所处的环境是更加复杂，所担负的任务也是更加艰巨了，他不但要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不但要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和模范的军队，而且他的任务还要在争取民主共和国的现阶段的斗争中，保证自己成为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的敢死队。
其次说明红军进到新的阶段的是部队质量的变动，部队非土地革命成分逐渐增多，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部队工作方法等问题的重新考虑。
党的新政策和质量的巨大变动，以及红军在执行新任务与接触的新的环境中，必然对于我们的指战员在精神上生活上引起相当的变化。这要求我们对于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问题，给以正确的估计。首先我们说到部队质量变动问题。
我们用不着回忆中央苏区时的部队成分的比例，那时纵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土地革命的成分，这差不到好远，其他一些极少部分也是经过长期土地革命斗争的锻炼的。这里我们只援引几个统计数字来说明一军团在长征进入陕甘苏区后，每个时期成分的变动。
我们刚刚到吴起镇时，那时的一纵队的成分比例是这样的：
（表格）
| 成 分 | 中央苏区突围来的 | 突围以后来的 | 统计 |
|-------|------------------|--------------|------|
| | 经过土地革命的 | 俘虏来的 | 陕甘籍的 | 云贵川扩大的 | 俘虏来的 | 四方面军补来的 | 新扩大来的 | |
| 百分比 | 78% | 3% | 0.7% | 7% | 4% | 6% | 0.7% | 99.4% |
（此表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之统计数字为标准）
经过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的东征，部队中吸收了大批的新战士，到五月底西征时部队的成分虽无正确的统计，但大概可以估计到，山西的成分要占当时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十，而其他的一半，则为长征来的和陕甘苏区补充来的。而且这一时期以前所有的大部差不多全是中央苏区来的，此时部队中土地革命的成分仍有很好的保证。
西征以后到现在经过八个月的时间，因为战斗的伤亡，送后方的伤病员很少归队等原因，部队的老战士特别是中央苏区来的成分，有了相当的减少；另一方面又从陕甘大道和三源一带扩大了一批新战士，形成了现在部队的成分比例如下表。（表缺）
从上表可以看到部队质量的变动是非常之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斗部队的变动更为迅速，不但是战士而且下级干部也在开始变动着，而这种变动是正在继续下去的。
部队成分的变动影响党内质量的变动，假如说西征开始时我们党的骨干还是土地革命出身的成分占最高的比例，那现在却显然的不同了。西征以来，发展组织的对象主要是向着山西来的战士，最近又要向着西征后扩大的新战士开门了。这从下面表可以说明。（表缺）
党员质量的变动，因为数量的增加，特别是战斗班排党员数目增加（保证了百分之三十以上）以及支部工作党的教育的提高，不但未削弱而且加强了党的领导。然而质量变动这一事实，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应从我们更努力更艰苦的去加强党的工作，都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这种质量的巨大变动，部队的不良现象是比任何时期都发生得多的。
首先看到的是我们西征以来逃亡数目的严重，如下表：
（表格）
| 月份 | 5月份 | 6月份 | 7月份 | 8月份 | 9月份 | 10月份 | 11月份 | 12月份 | 1937年1月份 | 统计 |
|------|-------|-------|-------|-------|-------|--------|--------|--------|--------------|------|
| 数目 | 259 | 185 | 109 | 57 | 74 | 136 | 146 | 71 | 54 | 1,099|
（内党团员逃亡数为一九一名）
不可否认的，逃亡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于质量的变动，工作上的弱点要占着更重要的位置。如果每次检查逃亡的原因都可以发觉到政治解释工作的不及时，管理教育的松懈，对于薄弱部门工作注意不够，新战士的巩固工作不够和保卫局系统工作之薄弱等等重要原因。
然而同样也不可否认，质量的变动给了巩固部队工作以客观上的困难。应该承认一军团在西征以来的工作有了基本上的转变，有些工作还超过了中央苏区的阶段，虽然至今还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弱点，我们对于巩固部队以及党的工作，部队训练管理以及采取了更多的更具体的方法，我们最大多数的干部在非常努力的工作着。这里正因为我们对于每一时期客观的困难的估计不够，所以常常在一个重要的关头没有采取更适当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很显然的逃跑最严重的五、六两个月是山西战士入伍不久的时期，十、十一两个月是在陕甘大道新战士刚才入伍的时期，则逃亡最严重的也就是这些新战士，党员逃亡最多的也是山西来的。
其次从保卫局系统的材料也同样是说明部队不良现象之严重的，这里，我们没有全军团的统计，只引用四师从去年六月份到今年一月份破获案件的种类和次数：
（表格）
| 类 别 | 企图逃亡 | 企图拖枪投敌 | 组织逃亡 | 做反宣传 | 故意破坏武器 | 其他 | 合计 |
|---------|----------|--------------|----------|----------|--------------|------|------|
| 次 数 | 42 | 5 | 18 | 21 | 16 | | 102 |
在一〇二次破案中，山西来的占了五十九次，俘虏来的占了二十三次，陕甘扩大来的（主要是新战士）二十次，反案来的没有一次。在一个小师的范围内（其他各师都大概相同）仅仅八个月的时间，破获一〇二次案件（逃股在外），这在红军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很明显看到，由于质量的变动所引起的部队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我们说到由于这种巨大的变动所引起对于战斗力的影响的问题。无疑的，部队质量的好坏，是会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的强弱的。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是从苏区中动员来的，当时剧烈的紧张的战斗环境不容许我们有很多时间的入伍训练，一般的只能经过一礼拜的射击教育，便能很如意的使用到战场上进行顽强的战争。整个一年的长征，都是依靠于我们最优良的质量来保证的，如果今天部队的质量处在中央苏区与长征时同样的环境，必然要遇到更多的困难，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一般的说来，在西征后每次战斗的表现，并不能证明我们今天的战斗力比中央苏区时弱，山城堡的夜战在战斗动作上表现着还是强的，可是我们不能作出一个结论便认为今天的战斗力比中央苏区时要强。
对于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来认识：（1）西征历次战斗的胜利是我们加强党的工作与更多的军事政治训练和干部的指挥能力增强来保证的，这补救了质量这一方面的弱点。（2）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西征以来我们的环境一般的是比较顺利的，并未进行连续战争，与多少的强行军夜行军，我们部队中的新成分，还未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在某种可能遇到的困难与不利的环境，“过硬”即坚持性、顽强性与刻苦性，可能是要比中区时差些。这只要看我们每次行军作战较多与生活较困难的时候（去年五、六、十、十一月），部队的逃跑和不良现象的发生便会增加起来的事实，就应引起我们相当的警觉。
这一问题的提出，多少可给予上级在决定战略时以参考，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质量的变动而对于部队战斗力作悲观的机会主义的估计，这不仅是质量的弱点，可以从工作上去补救，也不仅要认识到我们部队中新的增加成份虽然不是土地革命出身的，但这是工农贫苦的分子，使我们易于从教育上去争取他们，锻炼他们，提高他们的质量；更重要的还在于认识到今天红军所执行的是以民族革命战争为中心的新的任务。
党给红军的新任务，显然是给了红军的发展与战斗力的提高以新的有力的推动。党的“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政策的胜利，可以使红军在和平与抗战准备期间，取得相当时期的补充与训练，从军事上政治上大大的提高部队的质量。在抗战期间，红军的猛烈扩大是无疑的，数量的增大也提高了部队的质量，而且将必然涌进一批民族革命中的优秀分子，成为部队中新的骨干，那时我们可以取得很多的新式武器来武装我们的部队，同时在抗战的热潮中部队热情的提高，敌人的减少，必然使部队中的不良现象亦随之而减少；反之部队的坚持性与顽强性亦随之而增加。
这些说明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仅不会减弱自己的战斗力，而且必然逐渐增强自己的战斗力。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最高的战斗力量，而且不怕使用在最紧张最艰苦的战线上，都能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不仅能在现阶段上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与中心，而且能够保证将来成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的支柱。
第三、党的策略的巨大变动，特别是苏维埃与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路线的放弃，这必然要引起部队中特别是干部中精神上的变化，最近党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更给他们以直接的敏锐的感觉，因为苏维埃红军都可以改名称，这是何等惊人的转变啊！
每次当着党的策略路线有了新的转变，和实际运用这些新的策略的时候，都可以发现一些怀疑与不了解。在七营川的时候，因为要争取东北军，把缴得的枪送回给东北军，这种策略在开始时，会为一些干部甚至个别的师一级的干部所怀疑。
南下后部队对放蒋介石的问题曾有不少的怀疑，经解释后才好些。
这次西安事件和平解决我们红军向北时，有个别干部说：“这次为什么不打呢，和平是靠不住的东西，国民党能和平！？”
当着一个团一级的青年干事看见抗日联军作战时用的臂章的时候便怀疑说：“我们红军要改编了吗？”的确有些干部看到我们不打土豪了，政策改变了，一切供给都是从友军来，在脑筋中发生了一些不能解决的疑问。
听说十五军团还有这样的材料，是他们开赴蓝田前线时，全部改换东北军式的帽子，因为解释不及时的关系，引起战士的不满说：“几年斗争结果只换得一顶国民党的帽子；”甚至有个总支书也因此怀疑而逃跑了（一个十五军团干部告诉我们的材料）。
这些仅仅就我们所知道的材料提出来，没有听到的舆论自然还有一些。我们的干部都是相信党的正确领导的，但并不能说他们对目前千变万化的复杂的策略的运用，有了清楚的认识而没有丝毫的怀疑。过去我们的干部是在长期单纯的斗争环境生活的，他们没有更加的政治生活的锻炼，加之过去我们基本教育的薄弱，对于他们不能回答的问题是很多的，有的已经表现出来，有的还埋藏在他们的脑海中。党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对于我们的红色指战员，对于每一个党的干部将起着更剧烈的震动，这是可以预料着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着更具体的材料。
我们不能说这些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怀疑，便是这些干部的动摇，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在为着党的每一个方针而努力着。然而假使我们不能正确估计到策略上的变更，对于红色指战员的影响，不采取一些具体的方法与不断的深入的解释，特别是加强基本上的教育，使他们从原则上认识党的路线的正确，而自觉的努力为着党的路线而奋斗，则动摇的发生与政治情绪的低落，是可以而且必然会发生的。
这里我们还须提出一个附带的问题，即是在部队中对于“和平”的解释问题，我们必须充分向指战员解释党的“对内和平”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应在部队中造成很高的和平的空气，军队的作用是要拿着武装走上战场去执行一定的政治任务的。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虽然已经取得国内和平的初步胜利，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亲日派甚至蒋介石中间派进攻的危险。而且我们“对内和平”也是为着顺利的进行另外一种战争——对日作战。不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各种解释材料宣传工作中，只片面的去解释和平的问题，在我们的各种解释材料宣传工作中，只片面的解释和平的问题，都是可以发生不好的结果的。
第四、新的阶段，使红军开始接触了新的环境。今天我们所接触的事物所发生的问题，一切都是新的了。这里一方面要求我们很细心的去了解与具体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一方面还须正确的估计到复杂的环境对于部队本身的影响。
过去十年的斗争环境，对于我们是很单纯的，我们看到土豪就打，看见白军就开火，我们接触的是纯粹的工农劳动分子，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指战员的意志是单一的，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和白军的一切，对于我们都是不值一顾的最可憎恶的，所以外来的影响对于我们部队也是很少的。
今天不同了，过去的仇敌，变成了今天的朋友，我们与社会上各阶层都有了来往。正因为这样，外来的影响，在部队中是不断增加了，这些外来的影响，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
群众热烈的拥护，抗日团体的慰劳，与友军的团结，都表现出我们党在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之下已经脱离了过去长期处在的比较“孤立”的环境，这对于部队的情绪是提高了。
同样坏的影响也逐渐的增加起来。因为接触环境的复杂，反革命的汉奸更易混入驻地附近进行其破坏的工作，以我们过去肃反的基础，已经不够应付这一新的局面。因为我们与联保保甲和地主阶级的接近，有些坏家伙便乘机勾引我们的战士逃亡与拖枪逃跑，也因为这个关系，使部队中个别不坚定的分子，更加动摇起来（如找土豪的地方作通讯处，拖枪逃跑隐藏于联保等等）。
友军对于我们部队的影响一般的是很好的，但因友军的生活比较我们更好些（我们因为不打土豪和经济仍然困难的关系，最近的生活比从前是要差些），也引起一些战士（主要的是俘虏来的，其次是山西来的）不满，有的说：“东北军穿的这样好，我们就穿得这样烂，民团保甲比我们都穿得漂亮些”，有些说：“我们生活苦，到友军那里好，友军是抗日，到友军那边还不是一样”，有的说：“红军不关一个钱饷，当白军每月弄几块钱用”，有的说：“张副司令发了三个月饷给我们，未见发一个下来，恐是上级吃了我们的冤枉”，或者说：“恐怕是留着这些款准备将来更困难的时期再用的”。这样的舆论是比较多的，虽然部队中进行了不断的解释。
男女关系的引诱也逐渐的增多起来，有些动摇分子，因为这个关系而逃跑（如二师有一个医生，一师有一个缝工），有的土豪女子看上我们青年活泼干部，因而弄得这些个别的干部昏迷颠倒，有的土豪婆看我们的青年军官（土豪婆对红军的观念也有了不少的转变）找着来带他看相，请算命的来帮助他算命，用种种的甜言蜜语和殷情的招待，目的是想找一个好女婿。这种引诱也或者是可以收到效果的（这一次那位土豪婆是失败的了）。
这样的材料还有一些，我们无法件件的例举出来。
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由于部队质量的变动，这些外来的影响是较前易于在部队中发生作用的。
就是我们的干部也可能有一些在这种环境中受着多多少少的影响。当我们移到三原附近时，有一些干部便要大讲其漂亮来了，这种脱离群众忘记本来面目的观点，我们是曾经公开反对过的。
提出这些问题，绝不是要夸大外来的影响的危险，而在于估计产生外来影响之后，怎样加强我们的工作，特别是部队的教育干部，布尔什维克意识的锻炼，保卫局系统工作与军事纪律管理的严肃等等，新的内容与新的方式之考虑，这样来抵抗外来不良影响的袭击与不良现象的消灭。
第五、在新的环境与新的任务下，保持红军的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正因为部队质量的逐渐变动，环境的日益复杂，任务的更加艰巨，我们更需要保持过去光荣的传统。
保持部队传统的工作应从三方面来努力：（1）加强传统的教育；（2）保持部队各种传统的制度；（3）发扬红色指战员友爱的关系。
在部队教育方针上我们固然应以民族革命的内容为中心，但如果因此而忽视了阶级的传统教育那是极端的错误。因为红军过去是阶级的队伍，今天以至于将来（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我们是民族的但同时也仍然是阶级的队伍。红军始终是在共产党唯一的领导下的队伍。过去、今天以至将来红军都是在共产党的阶级政策领导之下奋斗的武装力量。他在任何时候保持其以工农劳动民众为骨干的特质。他的任务不仅是争取民众的而且要争取阶级的解放。
因此红军教育的中心内容，应该是把阶级的与民族的利益密切的联系起来，应该从阶级的立场上来说明红军努力于民族革命的事业。应该从共产党的政策上来说明许多民族革命中的问题。应该把红军过去十年苦斗的光荣事迹以及将来的光荣任务活鲜鲜的映在战士的心坎中。我们觉得只有从这样的政治观点锻炼出来的战士，才不会失去过去的光荣传统，才会在抗日联军中表现其更优良的特点，并依靠这种优良的特点成为抗战的中坚与模范，也才能成为永远忠实执行党的路线的党军。
我们觉得我们手中现在的红军读物，有一个共同缺点，是阶级传统教育的内容的枯燥缺乏，甚至在红军读本第一册中认为“红军是从人民中产生起来的军队”，这不但不是真理而且显然缺乏一种进行传统的阶级教育的勇气。
在红军部队中现在迫切的需要一个较好的读本，而这种读本是从上述的观点出发来编辑的，这在可能争取到的和平时期中更加需要。我们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来解决这一艰巨的工作——红军向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红军的制度上和红军的生活上必须保持我们过去的本来面目。必须认识红军的政治工作的军政教育的、部队管理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制度，是从长期的斗争经验中锻炼出来的（当然还有许多缺点，特别在军事工作方面），我们这些制度是优于任何友军的。我们的“官兵”平等，反对打骂，干部的以身作则，指战员的亲爱团结，以及我们固有的刻苦耐劳的作风，都曾为社会上一般人士和我们的友军所敬仰所佩服的。过去红军的生活与制度，曾经在全国建立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只有认识了这些，才能了解保持部队传统的重要。这里并不是说友军没有一点比我们优良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拒绝这些个别的好的东西的学习，但必须经过我们很好的考虑与选择。
在生活上，我们必须保持指战员相当的一致，不仅在今天经济仍然困难的时候，即在经济较丰裕的时候，也应使我们的经济的最大部分用在整个部队生活的改善上。那时，我们可能而且应该给各级干部以少量的津贴，但绝不能使指战员的生活有过大的距离。至于薪饷制度，我们也认为不应采用的。
提出上面这些问题，正是说明我们已经处在新的阶段，新的环境，要求我们提出新的工作。
估计到今天的内容，估计到今后我们所负担的更复杂更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工作方针应该是：
甲、百倍的巩固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为创造模范的党军而斗争。红军（不管将来改什么名称）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担负起历史的伟大任务，也才能保持其光荣传统。
为着这一目的，必须：（1）加紧干部的教育，不仅使每个干部都明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实际的运用党的策略，而且更加强干部基本理论的训练；（2）加强党员特别是干部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锻炼，在工作的和生活的过程中，不放松每个不正确的倾向，充分的发扬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对于中上级干部特别重要，我们不仅使他们忠实于党的路线，而且要培养他们成为建立的工作的干部；（3）加强支部的生活，提高党员的水平。支部工作努力的方向应该向着培养党员的最高自动性，与保证党和部队每个具体任务的实现。
乙、向着正规红军的目标前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下列的工作方向去努力：（1）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指挥员的指挥的能力，使之适合于对日作战的需要；（2）培养中上级干部到战略的阶段；（3）严格部队的正规的生活，建立部队必须的军容姿态；（4）检查各军的军事教材，统一全军的战术的与技术的动作；（5）提高与严肃军事纪律；（6）汇集红军过去斗争中之优良战斗作风、并有系统的作为教育材料而发扬之；（7）制定红军初步的典范令。
丙、提高战士军事政治教育的程度，并求得有计划有系统的实施。可能争取到的和平与准备抗战的时期中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我们不应丝毫放松了这一机会。
在军事，我们要求的是使每个战士都在战术和技术上具有非常熟练的基础。
在政治，我们要求在红军读本的教育之后，还须加上政治常识与科学意识的训练。
我们将依靠这一基础，为我们将来部队扩大时的需要，准备大批优秀的干部。
丁、改善部队的生活。我们的经费主要应用在战士的身上。反对浪费，尽可能的节省不急迫的开支。同时部队中的给养和必需品的采办，应有组织、有计划的供给（如办合作社等）；文化娱乐及体育运动等，均须加以很大的努力。改善部队的生活，不仅在巩固部队上，而且在模范的影响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戊、为了上述方针的实现，我们的工作方式亦应适合于新的环境而有所考虑，在军事、政治机关各部门的工作的分配上都须按照新的工作条件与工作的内容，而有重新的明确的规定（这一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中）。
以上的方针，仅就部队本身的来提出问题，没有涉及友军与地方等方面的工作。
西征以来我们的部队就逐渐接触了新的环境，我们也曾感觉了一些新的问题，采取了一些实施的方法（如西征一开始，我们即提出了严格的管理；统一战线工作开始时，我们即提出了加强阶级教育；我们也曾不断的努力于党的工作与思想上的锻炼；前不久我们也曾专门讨论政治教育等问题），但这些感觉都还是零碎的，今天以对于新的阶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希望，因为我们这个不充分的意见书，而引起一些讨论，并给我们以指正。
聂荣臻 邓小平 左权 陈光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
（二）详细注释
表格
关键词 / 背景 注释
西安起义 / 西安事变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蒋抗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实现。
党的新政策 / 民族革命为中心 1935 年瓦窑堡会议后，中共调整策略，由 “反蒋抗日” 转为 “逼蒋抗日”，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核心任务，放弃了部分土地革命政策。
一军团成分统计 1935-1936 年，红一军团经历了长征、东征、西征，部队成分发生巨大变化，大量补充了山西、陕甘地区的新战士，同时俘虏兵成分也有所增加。
部队逃亡问题 文中 1936 年 5 月至 1937 年 1 月的 1099 人逃亡数据，反映了部队成分变化带来的巩固难题，尤其新战士占比极高。
阶级传统教育 文中强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阶级性，不能因统一战线而模糊红军的本质。
工作方针 提出了 “百倍巩固党的领导、向正规化红军前进、改善部队生活” 等五大方针，为红军改编和抗战做准备。
二、《关于打胡敌和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1936 年 10 月 26 日）
作者：毛泽东
（一）原文转录
text
关于打胡敌和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彭：（绝密）
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
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
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毛
二十一时
1936年9月8日，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提出两点建议：“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
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售出，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斯大林1936年9月9日答复：“同意”。（同上）
9月27日，共产国际突然改原定的“运到”为“接取”：“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中共中央立即于10月2日回电：“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特别是远伸到外蒙边界上去接取援助的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运送和保护尽可能深入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接运成功。”但这一要求被共产国际10月18日的复电断然拒绝：“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受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二）详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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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背景 注释
胡敌 / 胡宗南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是当时进攻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定远营 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是当时进攻宁夏的战略枢纽，控制此地可切断宁夏与河西走廊的联系。
国焘 / 张国焘 时任红军总政委，文中提到他有 “出凉州不愿出宁夏” 的倾向，反映了当时西路军行动路线的分歧。
三十军 / 九军 均为红四方面军部队，后来编入西路军序列。
诱敌深入 针对胡宗南部的作战方针，主张以伏击战歼灭敌人。
三、《中央书记处关于西路军和红军主力行动方向致共产国际电》（1936 年 11 月 13 日）
作者：中央书记处
（一）原文转录
text
中央书记处关于西路军和红军主力行动方向致共产国际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央发报58号
王明、康生、陈云转交国际：
甲、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
乙、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分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邠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尔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依情况再定。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十三日
（二）详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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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背景 注释
西路军 1936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试图打通国际通道。
徐向前、陈昌浩 西路军总指挥和政委，率领 2.2 万余人孤军奋战。
接近新疆之方向 西路军的战略目标，试图从新疆获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物资援助。
河东主力军 未西渡黄河的红军主力（红一、二方面军），因无法西渡黄河，被迫改变行动方向。
共产国际 当时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此电是向国际汇报西路军情况并请求援助。
四、《消灭周孔敌的部署》（1936 年 11 月 4 日）
作者：左权、聂荣臻
（一）原文转录
text
消灭周孔敌的部署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
彭：
一、敌颇轻视我军，追击甚猛，后续队相距颇远，于我消灭尾追之敌周、孔甚有利。
二、敌有于明（五）日十二时前后进到石峡口附近可能，建议我军须于明[日]下午进入战斗。
三、一军团（缺十三团）于拂晓时全部隐蔽于套瞒（脑）堡及其以南地区，□十五军团及卅一军进入战斗后，然后一军团开始向驼厂堡及其以西北地区，以骑兵团主力[担]任关桥堡方向警戒。
左聂
四日十九时卅分
注 释
〔1〕彭，指彭德怀。
〔2〕周、孔，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周祥初、第九十七师师长孔令恂。
〔3〕石峡口，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东北部。
〔4〕套脑堡，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东北部、双河乡以北。
〔5〕卅一军，指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全。
〔6〕驼厂堡，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境内。
〔7〕关桥堡，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境内。
〔8〕左聂，指左权、聂荣臻。
（二）详细注释
表格
关键词 / 背景 注释
周、孔敌 国民党军周祥初、孔令恂部，是追击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石峡口 / 套脑堡 / 关桥堡 均位于今宁夏海原县，是红军山城堡战役的战场区域，文中部署的是山城堡战役的前期准备。
一军团 / 十五军团 / 卅一军 参战的红军部队，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首次大捷。
诱敌深入 利用敌军骄狂冒进的弱点，在预设阵地伏击敌人。
五、文件整体背景与历史意义
这些文件集中反映了 1936-1937 年红军面临的重大转折：
战略任务转变：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过渡，红军面临改编、正规化和巩固部队的挑战。
西路军问题：1936 年 10 月西渡黄河后，西路军的行动路线、战略部署和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反映了当时打通国际通道的尝试。
部队建设：面对新战士增加、环境变化和统一战线政策，红军需要加强党的领导、阶级传统教育和正规化建设。
这些文件是研究红军长征后期、西安事变前后历史的珍贵一手资料。
需要我把这些文件按时间顺序整理成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年表，并补充相关的历史背景和后续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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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5-14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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