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买票看电视
邓四平/文图
记忆里，30多年前的老家蓬安县永兴公社，那时候全公社只有永兴小学校里有一部电视机，四四方方的一个木箱箱，前面有一块乳白色鼓鼓的玻璃。接上电源，一按按纽，里面竟会有人唱呀跳呀，简直让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神奇。
记得那是1981年，我在永兴小学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候，每天下午，永兴小学校里放了晚学很久很久了，但是校园里却依旧人声鼎沸，一些学生依旧逗留着不愿离开。学校楼梯口的音乐教室门口就会准时挂出一块小黑板来，上面写着：“今日放映某某电视剧”的节目预告。一位须发银白长得精瘦但却精神矍铄的七十多岁老人，便会搬出一张长长的学生课桌来售票，一张电视票卖5分钱。听大人们说这个老人名叫邓连春，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老人，据说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会一身很好的武功，1949年率领手下的士兵起义投诚了共产党军队，后来退伍到地方，就住在永兴老街供销社旁边小巷里面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小屋的后面是一块不大的空地，空地的一角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株翠绿的芭蕉。平时里有人来找他切磋武术，都说他武功确实厉害，随便招架七八个人莫得点问题。老人没有正式的职业，仿佛也没有儿女，是个孤寡老人，平时就靠在学校里帮忙打杂维持生计。也听大人说，街上的一些街娃也常悄悄地跟着老人习练武术，常常在天刚麻麻亮的时候就在学校背后寨子山的竹林空地里互相对打。每天下午时分，老人便会搬出一张长长的学生课桌卖电视票。5分钱一张的电视票。在当时，5分钱可以到老街供销社开的餐馆里吃一碗味道鲜美的杂酱面了，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愿意花5分钱去买票看电视，没钱的人和小孩们只好聚在电视室外的门外伸长脖子眼巴巴地朝里面张望，看到买了电视票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进电视室，站在门外的人仍旧不肯散去，就爬在电视室外面的墙洞上往里瞅，邓连春见了也并不去撵这些人，只朝着这些人大声招呼道：“各人自己注意安全哈，各人拌到了各人负责哟！我反正是莫得钱赔你的哟！”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寒冷的冬夜，邓连春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突然就死了。死在供销社巷子里面的小屋里，死的时候大约有七十多岁。永兴小学买了一床篾席，请了两个在学校里打杂的人将邓连春用篾席子草草了事地裹了，但买来的篾席子太短了，把死人的头遮住了，两只脚板儿却露在了外面，抬到河边上坡坡的时候，尸体从裹成圆筒筒形状的篾席子里面滑落了出来，落在河边的草地上，抬尸体的两人只好非常无奈地停下来，重新将尸体用篾席子裹上，然后抬到永兴幺幺河边的一片竹林里给埋了。后来，永兴小学的炊事员黑娃儿死后，也是埋在这里的。埋尸体的坟地外有一挂瀑布，就像是一个哀怨的寡妇流下的眼泪一般，飞流而下，流进河里。
最后，买不起票没进成电视室的人就争先恐后地趴在教室外面的砖墙洞边，垫起脚跟往里瞅。墙洞外面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就像当场天的街上围了一大群人在看西洋镜一般热闹。人们的身子尽量地往上垫高，每个人都仿佛觅食的鸭或者鹅一样在努力地伸长脖子。电视室里面常常有恶作剧的人一泡口水吐出来，吐得趴墙洞看电视的人满脸都是口水，还不敢朝里面骂人，如果朝里面骂人，里面的人就会接二连三地朝外吐口水。甚至有心毒的人还会朝外洒石灰。永兴供销社一个名叫徐文生的人的弟弟就因为趴墙洞看电视，和里面的人对骂，里面的人一把石灰洒出来，弄瞎了徐文生的弟弟的一只眼睛。一辈子都成了残疾人。正因为害怕里面的人往外吐口水，尤其是害怕朝外面洒石灰，所以趴墙洞看电视的人往往都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忍耐和克制，大多都是擦去脸上的口水，嘴里顶天嗫嚅几句，继续往里瞅电视。人们把不买票趴在电视室墙洞外看电视的称作“看巴片儿电视。”
1981年的冬天，永兴公社观音塘村一位名叫唐忠烈的退伍军人，转业安排到永兴公社电影院当放映员，他放电影挣了钱，在全公社第一个买回了一辆汽车，跑运输又挣了钱，也不知他从哪儿买回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好像是“金鹊”牌，在那时，私人能够买上汽车和电视机，那简直就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和荣光。平时街上的人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上几句话为荣，如果你去请他，他能赏光到你家吃饭，过几天，见了街坊邻居，你只要说上一句：“我请唐忠烈，他到我家吃了饭的。”别人一听你这样子讲，便会马上对你刮目相看，认为你是有关系有背景有后台的人了，就莫得哪个敢欺负你了。
1983年，电视里刚刚开始放映香港武打片《霍元甲》，每天天刚擦黑，唐忠烈便和亲戚朋友早早地就躲在屋里等着看电视了。倘若有人敲门，唐忠烈便会厉声喝问：“是哪一个？”待反复问明敲门的人的身份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押开一条门缝。想看电视的亲戚便飞快地溜进屋里，静悄悄地坐下，即使看到剧情高潮时，也不敢大声武气地喝彩，谁要一不小心叫出声来，便要遭到唐忠烈声色俱厉地呵斥甚至痛骂，甚至喊你立即马上滚出屋去！
但依旧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躲在屋子里看电视的秘密还是被人们知道了，只听见屋外的人群游行示威一般大声地喊叫“开门，开门，我们也要看电视，我们也要看霍元甲……”说着说着，门板就被敲得震耳欲聋似的山响，甚至屋顶的瓦片上还传来了大小石子“噼里啪啦”滚动的声音。众怒难犯，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的唐忠烈也只好铁青着脸非常不情愿地打开房门，将电视机小心翼翼地抱出来，然后将汽车开到马路中间，再将电视机放到汽车驾驶室的顶棚上，接通电瓶，接着继续放映电视剧《霍元甲》。看电视的人山人海，长龙一般，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个儿矮的人干脆爬到路边的洋槐树上坐在树枝丫上往下看电视。看完了《霍元甲》，人们又嚷着要看其它节目，直到电视屏幕上现了“再见”二字，人们才会意犹未尽地站起身来呼朋引伴地打着玻璃罩子煤油灯或者举着火把恋恋不舍地离去。
1992年，我师范毕业分配在家乡海田初中教书。那时候乡下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每天学生放学之后，学校里便寂静得如同一座古庙。批改完作业，写完第二天的教案，基本上就无事可做了。学校里的年轻教师们便常常到校门边一个名叫钟德亮的人家里去看电视以打发难熬的乡村夜晚。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只有98块5，后来慢慢地涨到100来块。每天省吃俭用，整整攒了两年多，1995年10月国庆节，我坐班车赶到南充，在果山街一家名叫青松音响的电器店花了560块钱，买回了一台17英寸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那是我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台电视机，全家人都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地开心和兴奋。
在没买电视机以前，永兴公社电影院也常常下队去放坝坝电影，在村里的露天坝坝里用两根长长的竹篙撑开一张雪白的荧幕，用锅炉发电，在露天坝坝里放电影。附近三乡四里的人早就晓得了消息，便都跑来看坝坝电影，看完电影就是深夜了，大家便打着电筒或者举着火把赶很远的山路回家，一些人走到半路就顺手牵羊去偷农民种在地里的豇豆或者嫩南瓜，有的人不小心，一脚踩滑，滚进地边的山茅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山茅坑里爬出来，弄得脸上、手上、浑身都是大粪。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渐渐提高，2001年10月，我家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终于换成了25英寸的“长虹”彩电，用了3000多块钱，相当于花去了大半年的工资。那个电视机有四五十斤重，一个人搬起还很吃力。
一晃，几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如今，各种各样的名牌彩电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一打开电视，七彩的荧屏，多姿多彩，全天候的一百多套节目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真没想到，改革开放才短短30来年，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变。尤其是最近十来年时间，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之迅猛，更是令人倍感欣喜和振奋。
是啊，那种打一个手电筒举一个火把摸黑赶山路去看露天坝坝电影，或者在马路上扯露水看露天电视的历史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每每一想起那些贫穷而无奈的沧桑岁月，再看看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理应感到无比的欣慰，也理应倍加珍惜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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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5-14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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