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三部曲之斯大林和蒋介石

川康边风云

《长征山河志：赤焰北上》长征三部曲之斯大林和蒋介石斯大林进行了如下分析：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格鲁吉亚才成为民族，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区域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连成一个整体。[10]


这虽然是肤浅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在斯大林为考察民族性而建立的分析框架内，它很有说服力。为了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具有相同的心理背景和领土，还要有共同的经济生活。

这不是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中本来的观点，佐尔丹尼亚就总强调说，强烈的反差将小小的格鲁吉亚分割开来。[11]但是，佐尔丹尼亚和斯大林的着眼点毕竟不同。佐尔丹尼亚希望大多数在格鲁吉亚生活的居民都能被同化，拥有格鲁吉亚的民族性格。斯大林仍然承认，这种格鲁吉亚化还远远没有实现。佐尔丹尼亚和斯大林都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但当斯大林强调孟什维克党不由自主地坚持的民族主义要素的前景时，他并无失当之处。对生活在西格鲁吉亚的明格里利亚人和阿扎尔人是否应该看作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尤其表示怀疑。[12]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斯大林对自己的祖国格鲁吉亚及其周边地区有一个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加明智的分析。（倒不是说我们应当为此而感到抱歉，因为后来他转变成了一个最残忍的统治者。斯大林的这种残忍，是高加索人自帖木儿以来闻所未闻的。当然，这也是他早期的教养被人们所忽视的原因。）不管怎样，斯大林拒绝了孟什维克的方针，因为他们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建立在不精确的统计数据之上，过于简单。

斯大林强调，民族性格是一个偶然现象，伴随资本主义而出现。但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它也会消退。一些民族团体被其他更强势的民族同化，其他团体也可能不会发生这种变化。在这点上，斯大林很坚定地说：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他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13]


因此，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还认为自己永远属于那个特殊的民族，那就毫无意义了。历史不断发展，未来取决于社会主义，取决于多民族国家，最终取决于整个人类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斯大林写马克思主义者这部分内容时，也说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某些问题及新观点。那个号召格鲁吉亚同胞“勤学成才，为我们的祖国增光添彩”的青年诗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没有把俄罗斯族当作一个问题。在描述当时的格鲁吉亚时，斯大林写道：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像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14]


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俄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并预见到在同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将和谐无间地团结在一起，

很显然，斯大林假设革命将最终推翻罗曼诺夫王朝，此后，俄国不应当四分五裂，多个国家并存。即使是俄属波兰，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让它和其他波兰人居住的土地一样获得独立，但在斯大林看来，也应当留在俄国。[15]他的经验法则是，应当给予各民族“分离的权利”，但不应鼓励它们去实现这种权利。

激发斯大林的，正是“使落后民族和种族进入有一条普通渠道接触更高级的文化”这个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书中，斯大林也引用了这句话。而孟什维克党“民族文化自治”的建议，将允许大多数反动的宗教和社会力量提高他们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事业将会被推迟几年。斯大林说：


它（民族文化自治）会把事情弄到什么地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学校由支配一切的毛拉主持、文化渗透了宗教精神的鞑靼人来说吧……不难了解，把他们“组织”成民族文化联盟，就是让毛拉骑在他们头上，就是任凭反动的毛拉去宰割他们，就是替鞑靼群众的死敌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这些群众的新堡垒。[16]


可见，斯大林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然后，斯大林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问题：


怎样对待那些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学的明格列里亚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斯万人、列兹金人等呢？应当把他们列入哪个民族呢？能不能把他们“组织”成一些民族联盟呢？应当以什么“文化事业”为中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呢？

怎样对待那些在南高加索正受格鲁吉亚人同化（但还远没有完全被同化）、在北高加索一部分正受俄罗斯人同化、一部分有正在向前发展、创造着本民族文学的奥塞梯人呢？怎样把他们“组织”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

把那些操着格鲁吉亚语言但过着土耳其文化生活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扎尔人列入哪个民族联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业为标准叫他们脱离格鲁吉亚人而单独“组织”起来，同时又以其他文化事业为标准叫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起“组织”起来呢？还有科布列特人（Kobuletsy）呢？英古什人（Ingush）呢？英格洛伊人（Ingiloitsy）呢？[17]


对这些问题，佐尔丹尼亚也没有作答。

与孟什维克党的“民族文化自治”相对应，斯大林建议实施区域自治，这也是列宁自1903年就开始倡导的。在斯大林看来，这个问题应以如下的方式着手：一个种族群体，无论它有多么小，都要给它使用本种族的语言、拥有本种族的学校、读本种族的报纸、研习本种族的信仰的权利。[18]人们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建议的反应相当尖酸刻薄，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对手佐尔丹尼亚尤甚。在佐尔丹尼亚看来，重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各民族分散到广阔的土地上，仅仅在区域性的基础上保护民族和种族的权利是不现实的。因此，列宁主义学说还停留在“旧世界”。[19]佐尔丹尼亚还声称，“党内的俄罗斯人”对俄国的民族压迫严重程度不敏感。其所说的“党内的俄罗斯人”，实际上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党。[20]其实，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更擅长相互批评、相互指责，而不是相互合作，以某种不致产生令人不快的结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乌克兰人接受了具有布尔什维克党风格的区域自治，那乌克兰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将有理由担心各自的命运。如果乌克兰人得到了具有孟什维克风格的跨地域的自我组织的权利，中央超民族政府的前景将会混乱不堪。因此，斯大林和佐尔丹尼亚就是在为一个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的问题而进行搏斗。

虽然双方言辞过激，但总的来说这次争论体现了佐尔丹尼亚和斯大林的聪明才智。斯大林对高加索地区的评论，甚至受到了那些反对他的人的重视。他所说的话，除了大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不能接受外，算不上有什么进攻性。后来，当他的敌人们寻找其劣迹时，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书中，有关犹太人的这段是个例外。根据斯大林的分类，因为犹太人不住在独立的地域内，所以不能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意第绪语（Yaddish），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并有自己的身份。但在斯大林看来，地域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他接受布尔什维克党有关民族意识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有逻辑的结论。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判了崩得，他说：


可是，如果把民族自治强加于一个存在和前途都成问题的“民族”身上，那么它的害处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族自治的人必然要维护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点，而不管它是有益的还是害的，只求“拯救民族”免于同化，只求“保全”民族。

崩得必然会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而它事实上已走上了这条道路。[21]


斯大林注意到，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要求各民族应当拥有讲本民族的语言、有本民族的学校、遵守本民族的习俗等民族权利，但崩得只提到犹太人。因此，在他看来，它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组织。[22]

斯大林严厉指责崩得太专注于意第绪语和安息日（Jewish Sabbath）。同时，他发现一些崩得分子甚至想要独立的犹太人医院。事实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把所有民族和种族团体中的工人们团结到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中时，崩得的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斯大林看来，崩得的思想现在离将全俄国的工人团结在一起的设想太远了，因此，不能允许犹太工人逃脱从周五黄昏至周六黄昏这段工作时间的劳动。[23]

斯大林的这种分析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孟什维克党和崩得分子勃然大怒。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同一期刊上发表了解释性的文章以自卫，列宁也反对他们的主张。[24]恰巧，大多数孟什维克党的领导人都是犹太人。列宁对他们的抨击使孟什维克党和崩得分子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是一群反犹分子。[25]这种指责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中也有几个犹太人，而且列宁的祖父就是犹太人。[26]政治现象固然重要，而被现象笼罩之下的事实也一样重要。犹太人要求承认其民族身份，授予其自治权利，但被斯大林断然拒绝，这似乎是布尔什维克党敌视犹太人的又一例证。同时，有关斯大林私下里发表反犹主义评论的谣言也相继浮出水面。事实胜于雄辩，谣言止于智者。能够粉碎这种谣言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其后，犹太人是斯大林的朋友和同事的事实。但是，在“一战”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大多数争论中，崩得都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对立面。因此，斯大林和列宁都急于打击崩得分子及其勃勃野心。布尔什维克党与孟什维克党论战的内容是经过双方深思熟虑的，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仅仅要在斯大林写的这篇有关民族问题的杰作中发现他反犹太主义的罪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波格丹诺夫如果更加广为人知的话，那么他所提出的观点将会使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名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踌躇难行。他虽然坚持认为“文化”从来不只是对经济生产关系的反映，但也主张集体智慧，尤其是反映特殊社会群体利益的见解。他认为，两者都很重要，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波格丹诺夫并不知道所有答案，然而，他在世纪之交的全部作品在国外被忽视了，在国内被压制了。正因学界对其观点的忽视，才推迟了看似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终结。

[2]　J. Davrichewy,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 212.

[3]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 462．参见V. D.莫察洛夫在1945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所做的笔记。

[4]　连达维利什维都承认这一点，参见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 212。

[5]　S. Shaumyan, Izbrannye proizvedeniya, vol. 1, p. 267.

[6]　I. M. Dubinskii-Mukhadze, shaumyan, p. 156.

[7]　F. D. Kretov, Bor' ba V. I. Lenina za sokhranenie i ukreplenie RSDRP v gody stolpinskoi reaktsii, p. 41.

[8]　I. M. Dubinskii-Mukhadze, Shaumyan, p. 156.

[9]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nyi vopros'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295．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6—7页。——译者注

[10]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nyi vopros'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295．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7页。——译者注

[11]　感谢斯蒂芬·琼斯在我写作这段时间给我的帮助。亦可参见其尚未出版的著作中有关十月革命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史的论述。

[12]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nyi vopros', Prosveshchenie, no. 5 (1913), p. 27.

[13]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296．参加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8页。——译者注

[14]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307.

[15]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 p. 313.

[16]　Prosveshchenie, no. 5 (1914), p. 27．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70—71页。——译者注

[17]　Ρrosveshchenie, no. 5 (1914), p. 27．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69—70页。——译者注

[18]　Prosveshchenie, no. 5 (1914), pp. 32 - 36.

[19]　An [Ν. Zhordaniya], 'Natsional, nyi vopros', Bor'ba (St Petersburg), no. 2, 18 March 1914, p. 31.

[20]　An [N. Zhordaniya], 'Natsional' nyi vopros', Bor'ba (St Petersburg), no. 2, 18 March 1914, p. 26.

[21]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 nyi ropros', Sochineniya, vol. 1, p. 340．参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58页。——译者注

[22]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 nyi ropros', Sochineniya, vol. 1, pp. 340 - 341.

[23]　Sotsial-demokratiya i natsional' nyi ropros', Sochineniya, vol. 1, pp. 340 - 341.

[24]　'Κ natsional' nomu voprosu: evreiskaya burzhuznaya i bundovskaya kul' turno-natsional' naya avtonomiya', Prosveshchenie, no. 6 (June 1913), pp. 69 - 76.

[25]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258.

[26]　R.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pp. 16-18.

川康边风云

1930年春，孙殿英看反蒋势力强大，便投奔冯玉祥、阎锡山，接受阎、冯给他的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职务。

中原会战开始后，他看战局对冯、阎不利，便投靠张学良，张学良委任孙殿英为第四十一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孙殿英于11月22日通电要求“团结御侮”，“速定出师计划”，“恢复山河”，表示“静待明令宣战，当执戈前驱”。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曾派宣侠父等人前往该军做统战工作。

1933年元月，日本侵略军3万余人进攻热河，孙殿英奉令率部驰援。热东、热西万福麟、汤玉麟等部，已溃退喜峰口内。孙部刚抵赤峰即遭日军两个旅团及伪蒙军张海鹏部猛烈进攻。孙率部阻击，浴血苦战，与敌相持七昼夜，歼敌四五百人，因寡不敌众，遂转移猴头沟门新阵地，利用山岳复杂地势，继续与敌作战10余日。后因部队被敌分割包围，他才奉命突围，移驻沙城一带。孙部赤峰一战，博得全国舆论好评。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曾派人与孙殿英接洽合作抗日。蒋介石为杜绝孙、冯结合，委孙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之职，诱其移军西上，相机予以消灭。1934年春，孙部自包头向宁夏推进时，前有马鸿逵截击，后有阎锡山断其归路，加以孙部将领杨干卿、孟庆典、丁勃亭等被马鸿逵收买，军心涣散，师老兵疲，粮糈不继，在四面楚歌声中，他于1934年3月23日通电离开四十一军，被阎锡山软禁于太原晋祠。

川康边风云

1933年冬，孙殿英以奉命入青屯垦为名，率大军进攻宁夏，志在吞并西北。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恐被各个击破，地盘难保，乃联合拒孙，混战4月余，蹂躏所及，人民遭祸极惨。孙攻坚受挫，一败涂地。从此，宁青两马集团，跋扈自雄，扩张封建军阀势力。

我当时任马步芳所部陆军新编第九师第二旅司令部参谋长，亲历了这次战役。


宁夏发生战争的起因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方振武等积极参加。其时孙殿英驻防沙城，冯派张允荣与孙接洽，争取他参加同盟军。孙殿英早年依附冯玉祥，不久投靠蒋介石，后又倒向张学良。他在赤峰曾一度抗战，受到损失，退驻沙城时，百方补充兵力，借以自重。蒋介石派戴笠、刘健群等多次拉拢孙殿英，许其为察省主席，企图造成孙与冯之间的矛盾。但孙认为在察哈尔处境困难，他既不愿参加同盟军，也不肯担任省主席，蓄意保存其实力，作为别图发展的政治资本。

同年夏天，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领所部四十一军，开往青海。这次蒋之用意：一是调走孙殿英，可以削弱冯玉祥在察北号召抗日的势力；二是马步芳集团决不容孙殿英插足青海，必会引起两虎相斗；三是待其两败俱伤，乘机遣兵，便可一举全灭。但何应钦认为：孙殿英与马鸿逵早结为义兄弟，都是冯玉祥的旧部，宁青两马之间也有姻娅之谊，且四马一孙，均非中央嫡系，异地分驻，原无冲突。孙此次率兵西去，倘不触犯四马的地盘，则四马也有与孙勾结的可能。如果此势一成，孙必夺占甘新两省，恐西北又会出现冯玉祥第二，那时收拾就很为难了。嗣经朱绍良提出建议，蒋介石终于在明令孙殿英西进之后，又密电马鸿逵乘其不备，中途予以截击，自此宁夏战争随之发生。


四马联军在宁夏的布防情况

四马拒孙阵线的形成：孙殿英督兵西进，宁夏首当其冲。马鸿逵、马鸿宾自揣力难堵击，商定与马步芳、马步青联兵拒孙，以保安全。马步芳、马步青这时的势力，已从青海发展到河西地区，并控制了河州（临夏）一带。

青海久被封建军阀马麒所统治，他病卒后所任省主席一职，由其弟马麟继任。马步芳是马麒的次子，时任陆军新编第九师师长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青海省政府委员等职。孙殿英率兵来青屯垦的消息传至西宁，马步芳非常震惊，认为他家数十年的基业，将有被覆灭的危险。马麟也感到大难当头，一面授权给马步芳动员全省一切力量，积极准备作战；一面电谕马步青在凉州作好防卫布置，并抽派有力部队，协助马步芳拒击孙殿英。本来他们叔侄之间有争夺权利的矛盾，但迫于当前情势的危急，不得不同力合作。接着召开党政军首脑紧急会议，派马绍武、祁中道、谢士英3人为代表，赴南京呼吁；派马师融赴宁夏联络马鸿逵、马鸿宾，相约互为支援，一致拒孙。此外，马步芳假托青海蒙古族、藏族王公千百户的名义，电请蒋介石阻止孙殿英入青。同时，还强迫全省各界群众举行拒孙大会，游行示威，虚张声势。

孙殿英率军开抵五原、临河等地后，受到阎锡山的物质支援，整军扩兵，力图大举攻取西北，开创独立局面。

蒋介石在孙殿英开拔后，又行施缓兵之计，他借口“以顾全甘宁青民意为重”，电令孙殿英“暂驻原地，再待后命”。与此同时，蒋令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督饬马鸿宾、马步芳出兵宁夏，配合马鸿逵的十五路军，对孙殿英予以堵击，并令其就地歼灭。

马步芳接到电令后，在西宁新编第九师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均为团长以上人员，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这次会议上，马步芳说：“拒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青海。但我们必须出兵到宁夏去，在境外作战比较有利。第一，我军可以就地取粮，不劳青海运输；第二，十五陆军在宁夏为主，守土有责，让其多打；第三，我军远去为客，兵源难济，补充不易，宁可少打，以免损耗力量。”这时，马鸿逵来电催请“迅速出兵协助”。马步芳即从甘州先遣所属第三旅和马步銮骑兵团，于11月初开往宁夏。马步青时任骑兵新编第二师师长，知大战难免，恐危及河西，亦由永登派出该师第一旅马禄部兼程驰赴宁夏，归马步芳直接指挥。马鸿宾的三十五师，早已由金积、中卫驰赴宁夏省城。从此，形成了西北四马联合拒孙的阵线。

宁夏拒孙兵力实况及其防御布置：马鸿逵所部十五陆军，原有3个独立旅、2个骑兵团、1个特务团、1个教导团、1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1933年10月间，马鸿逵以拒孙为名，勒令各县征兵，还增编2个警备大队（相当于团），隶属于省保安处，以马全良为处长，韩进禄为副处长。此外，还有马鸿宾所部第三十五师（原为新编第七师）。马鸿逵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十五陆军总指挥，并由马福寿（马鸿逵的伯父）任宁夏省垣警备司令，兵力共30000余人。

马步芳所部第三旅旅长韩起功，率马成龙、马德2个团；独立旅骑兵第六团团长马步銮率马正魁、韩有禄、马忠良3个营先到宁夏。接着马步青部骑兵暂编第二师第一旅旅长马禄率魏珍团的马秉魁、马福海、马长青、白生贵等4个营，驰抵中卫，其余1个骑兵团留驻一条山，待命前进。以上各先遣部队共10000余人。既至作战后，马步芳增援到宁夏的所部计有所属第二旅旅长马继融所率的马思融、马瑜2个团及独立骑兵第二团马忠义部、青海省政府手枪团马步荣部。此外，还有1个炮兵营和1个工兵营。马步青也增派了1个骑兵团，作为马禄旅的后备队兵力共达110000余人。合计四马宁夏拒孙联军的总兵力不40000人。

宁夏古为朔方郡，汉武帝防边时，开渠屯田，代有经营。至元朝改为宁夏路，明置宁夏卫，清改作宁夏府，入民国后称宁夏道，属甘肃省。1929年始建立为行省，共辖9县，两设治局，全省面积约有81万平方公里，人口原有总数145万人，至1933年，已减少到72万余人。

宁夏城垣西距贺兰山，东距黄河，均约30里。纵展平原，近郊四周，多有堡寨；城西临唐徕渠，城东复连汉延、惠农两渠。四马联防部队，利用上述地形和堡寨，构成郊区防御阵地。城以南经王宏堡、阳和堡、大坝堡、广武城、石空堡至中卫县，计有360里；城以北经过谢家堡、李刚堡、平罗县、黄渠桥、石嘴子至磴口县，计有220里。马鸿逵用在北防御线一带的兵力约有10000人。派守主要据点的：磴口、石嘴子1个骑兵团，平罗1个步兵旅、1个炮兵营，李刚堡1个团。在西距宁夏城15里的宁朔县派有1个团的兵力，作为两翼防御线；在中卫等县亦均有部队驻防。此外，马鸿逵把十五陆军的主力摆在省垣附近，其唯一作用，在于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孙殿英广求外援的种种活动

孙殿英以西进被阻，感到进退两难，局促不安。他为了摆脱困境，多方求取外援，力图壮大声势，挥兵西进。孙殿英是流寇式的军阀，惯会投机取巧，在其寻求外援的过程中，接触面很广，内幕异常复杂，活动变幻莫测。根据当时事实，主要是：（1）收编绥西骑匪杨猴小子等部，扩大其兵力；（2）联络晋绥统治头子阎锡山，争取军需用品以及粮秣方面的支援；（3）勾结汪精卫改组派和陈立夫的CC系分子；（4）拉拢广东国民党的东南执行部；（5）接受伪满执政溥仪所加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封号；（6）向福建反蒋联共的武装进行活动；（7）以李锡九为使，聘南汉宸并通过其关系，与陕北红军和西安杨虎城取得联络，要求在军事上予以援助。


孙部的兵力概况及其政治企图

（1）孙殿英所部四十一军，原有3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1个炮兵团。亲信将领有谭松艇、刘月亭、丁■庭、刘广德、于世铭、高霞轩及夏维礼、杨干卿、孟庆典、卫曰功等。高等顾问，先后聘有李锡九、南汉宸。孙在1933年2月热河一度抗日期间，曾用阴谋诡计，吞并了张学良所部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1个步兵团和义勇军李纯华的部队；移防沙城时，又利用抗战换来的名誉，召诱爱国青年入伍，壮大了实力。当其离察西进途中，到处强拉壮丁，用以扩军，并在绥西收编杨猴小子等骑匪，作为游击部队，共有兵力70000余人，号称“十万之众”。

（2）孙殿英初到绥西时，本拟对宁夏行施“假道灭虢”的诡计，但因四马严阵以待，所谋不得而逞。孙为了打破当前难关，开辟西进道路，重行决定计划：首先攻占宁夏，然后下甘肃，入青海，进取新疆，统一西北。为实现攻占宁夏的第一步计划，孙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在战术上采取“猛攻硬打”，其作战要求是“歼灭敌军主力”，作战目的是“争取全部胜利”。此外，孙殿英还为了进一步利用所部将领效命，曾许杨干卿为宁夏警备司令，刘月亭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丁■庭为青海省政府主席，而以西北总司令自封。

（3）宁夏作战前夕，孙殿英对四马内部进行分化宣传，他派便衣人员潜入宁夏，散发许多传单，据我所见者，有油印的《告西北同胞书》和《告西北将士书》两种小册子，由于好奇，默记了其中一些主要词句。

孙在《告西北同胞书》中，对马鸿逵、马步芳集团大加抨击：“彼辈把持地盘，残暴不仁，用人行事，专尚四同：一要同姓，即马，非马不喜；二要同族，即回，非回不亲；三要同河，即河州，非河不同；四要同教，即回教（伊斯兰教），非教不信。”

《告西北将士书》中，孙曾骄矜自夸：“本军不分种族，不重地域，不论亲疏，不问宗教，任贤用能，一本大公。”还说：“吾率十万雄兵，所向无敌。今观朔方于掌上，取陇阪若探囊，投鞭黄河，指日可渡，饮马青海，为期不远。”其野心之大，用计之深，可谓暴露无遗矣。


四马在宁夏作战经过

第一阶段：1933年11月闽变爆发，以十九路军为主的国民党反蒋联共派，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与南京蒋政权相对抗。孙殿英乘此时机，于同年12月11日，由绥西大举进攻宁夏，即于1934年1月12日夜1时，首先袭占磴口。马鸿逵急电令石嘴子防守部队，堵阻孙军前进。

石嘴子濒黄河西岸，贺兰山耸立西北，地势颇为险要，有利军事防御。时正值隆冬，大雪封山，坚冰结河。孙军分兵两路：一路直趋石嘴子正面，猛攻马鸿逵部阵地，另一路从河东夜渡冰桥，向石嘴子突行侧击，迫使马鸿逵部放弃险隘，纷纷溃退，孙军即乘胜追击，一拥而包围了平罗。

平罗在宁夏城之北，距有120里，城小而坚，居民大都信奉伊斯兰教。马鸿逵早派1个步兵旅和1个炮兵营，由师长马宝琳为指挥，防守北城。马宝琳在十五路军中素负勇名，他知孙军颇有作战能力，且以平罗距石嘴子不过70里，在军事防御上居于重要地位，故激励所部以死力严守。城内储备了较充足的粮秣、弹药等军用物资。还在保护当地洋行商人和富户的名义下，索得巨款作军饷，使兵卒冒死听命，未致生变。孙殿英到处纵兵掠民，甚至挖盗清朝乾隆、慈禧的陵寝，将大批宝物偷卖给洋人。今率兵西来，不但要攻城掠地，而且要杀回灭教。平罗地当要冲，倘一旦失守，大家必遭其祸害。只有军民合力，才能保护城池，不受屠杀。当地群众即在这样的煽动下，给马宝琳大作了帮手，这是平罗始终未能失守的一个主要原因。也牵制了孙军进攻宁夏的一部分兵力，使其作战计划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孙殿英攻打平罗不下，乃留3个团的兵力继续作包围，他于同月26日，率大军迅行指向宁夏城。原在北线一带作防御的四马联军，大受孙殿英优势兵力进击的威胁，怕被围歼，节节后退。马鸿逵为了巩固宁夏外围防御线，严令后退部队转入李刚堡一带的防守阵地，配合原有驻兵，对前进中的孙军，予以坚决的阻击。

在这一阶段，马步芳率军事顾问安立绥、秘书长姚钧、旅长马元海、卫士队队长韩有文等，由西宁乘汽车驰赴宁夏，受到马鸿逵、马鸿宾的欢迎，并举行军事会议。马步芳知此次作战规模较大，孙殿英是个拥有10万兵力的劲敌，而且看到马鸿逵以亲谊长辈自居，便推他担任拒孙联军总指挥。马鸿逵也傲然自夸：“我前跟冯司令，后随蒋委员长，参加过多少次大战，实际经验不少。我的部下大都是鲁、豫、皖从征的健儿，现在打孙殿英这股土匪队伍，是有必胜把握的。”马步芳本来好自己吹牛，也爱受别人恭维。那知马鸿逵吹牛比他吹得更大，心里很不服气，便对马鸿逵说：“我早敬仰总指挥是党国的柱石，西北的名将。这次打孙殿英同打落水狗一样，十五陆军确实是一支铁军。至于我所带的新九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战，这次开到宁夏，只能起一点摇旗呐喊的作用罢了。”马鸿逵又对马步芳说：“你的军队勇敢善战，早在河西赶走马仲英，威名远扬。今天你亲身来这里助战，使孙殿英闻而生畏，可称得起一员虎将。”他们互相恭维，也是互相利用。

当孙军占磴口、破石嘴、围平罗，直逼宁夏省城之际，马鸿逵大为惊惶，想把十五路军主力撤到灵武、金积、中卫等县去，而以三十五师和马步芳部队留守省城，并向蒋介石打电报告急，俟乞得援兵后，再行全面发动反攻，以求达到驱逐或消灭孙军的最后目的。但他又考虑到，倘十五陆军主力向后移动，马步芳怎肯留守，将会乘机退兵，去保青海地盘，反而对宁夏防守不利。要是不先撤自己的主力部队，深恐遭受孙军的大围攻，而且后方粮道也有被截断的危险。因此，疑惧满腹，退守难决。在召开军事会议时，马鸿宾主张以全力坚守宁夏，既可稳定军心，也可反守为攻。马鸿逵听了，便对其所部师长卢忠良等说：“马宝琳以数千之兵，尚能固守平罗，我亲率精兵数万，保宁夏实有余力。孙殿英冒险深入，后无援兵，只要我们坚决打下去，就有取得全胜的希望。”他的实际用意，在于鼓励部下，效其死力而已。

马步芳因情势紧急，终日呆在自己的司令部里，不敢到前线去作指挥。有一天他十分愁闷，蹲在寝室门前，双手捧腮，低头不语，侍从人员立即摄影，并题“忧国虑民”，马感到满意，将其相片分赠给团长以上的军官，作为战时纪念。但有些人背着马步芳说，看了照片，与其题上“忧国虑民”，不如写上“想妻思子”才对。一时传为军中的趣闻。

第二阶段：1934年1月下旬，孙军约有两师之众，由刘月亭指挥，向宁夏西北郊区一带的防御线进攻。当时四马联军，防守西郊阵地者有马英才师、马德步兵团、魏珍骑兵团；防守北郊阵地者，有卢忠良师、马成龙步兵团、马步銮骑兵团。双方激战两天，马英才等部首先将进攻西郊的孙军击退。北郊应战中，省保安处处长马全良左肋负重伤，副处长韩进禄阵亡，其部下损失惨重。由于卢忠良、马成龙等部坚决抵御，使防御阵地未被突破，只有一小部分堡寨，落于孙军之手。其时马步芳令韩起功旅防守满担桥一带。韩旅第一团团长马成龙率谭成祥、孟全禄、马全义3个步兵营，扼守满担桥第一道防线；第二团团长马德同独立骑兵旅第一团团长马步銮，各率所部布置为第二道防线。这时候，刘月亭用1个师的兵力，攻破第一道防线，马成龙中弹殒命，所部伤亡甚多。马步銮团乘夜救援，使谭成祥、孟全禄等脱离险境，退往八里桥。在这次激战中，马步銮腹部中弹，抬到宁夏医院去养伤。他的3个营长马正魁、韩有禄、马忠良均怕受孙军的包围，连夜退守杜家寨一带，后又遭到孙军两个团的攻击，所有堡墙、房屋，悉被炮弹摧毁，守兵挖地下坑道，继续抵御，韩有禄左肩受伤，与马正魁等合兵在一起，支持到第3天夜里，始退往北塔，与韩起功旅取得联络。当满担桥失守时，孙军还包围了甘草厂，马步芳所部工兵营600余人及其营长马登云等，被俘缴械，刘月亭后来把他们一律释回，使马步芳又想哭又想笑，因为失去了600余支枪，烦恼得要哭，但看到1个营的官兵都放回来了，所以又想要笑。他知道他的部下们均认为这次是最丢脸的事情，为了作掩饰，他曾这样说过：“刘月亭不愿意惹青海军，才放回了工兵营，这实际上是顾全了我们的面子。今后，我军避免同刘的部队打硬仗，只要守住阵地，不致再发生工兵营那样戒备不严的事情就好了。”

马鸿逵以孙军日益近逼，严令所部加强宁夏省城城防，并命其子马敦静率兵一团，监督防务。在城头四面，均挖设交通沟和掩蔽部，特别在北城上装置有炮位；城垣四周，每夜用铁丝悬挂成排的照灯，并在城头配制监视哨。此外，沿着北城墙根一带，还勒令居民挖设地道，在总指挥部内（省政府所在地）也筑有地下室，作为马鸿逵及其眷属避弹藏身之所。

2月初，春节将至，马鸿逵、马步芳等，看到前线沉寂，认为孙军在休整中，不会妄动进攻，因而放松了戒备。其实孙殿英以静为动，早作伺窥，他一见有机可乘，便派出3个师的兵力，命刘月亭为总指挥，利用大风黑夜，分3路暗袭宁夏省城，中路军由刘兼任指挥，向北城进袭；左路军由丁■庭为指挥，迂回到东郊，扑向城垣。这时，天刚拂晓，孙军中有200余人，首先爬上城头，即被1名司号兵发现，他连忙吹起紧急军号，惊动防守部队，从两头用大刀截杀，互相搏战，血肉横飞，登城孙兵寡不敌众，无路可逃，全被杀死。但宁夏省城三面受攻，情势很是危急。马鸿宾冒险督战，士卒不敢后退，拼力抵御了一昼一夜。孙军爬城受挫，乃调集重炮，猛加轰击，炮弹射落城内，民房多被炸毁，死伤100余人，哭声四起，凄惨欲绝。马鸿逵身驱肥大，平时行动迟缓，这天受到大炮的震慑，吓得不能举步，只好由卫士扶持，避入地下室。马步芳早存戒心，他在拂晓时，一听到紧急号音，便知风色不妙，立即乘汽车，从南门逃往后方马禄驻防的地区，待至孙军攻势暂缓后，才悄悄地从夜里返城，但他仍准备好汽车及马匹，以便随时逃走。

当孙军攻城猛烈之际，四马骑兵军心大为动摇，马鸿宾也惊恐异常，情势颇为严重。正在这时候孙军忽然退去，大家莫名其妙，反惊疑不安。其实孙军忽退，是别有一种原因的。在攻城前夕，孙殿英面许杨干卿为宁夏警备司令（另一传闻是宁夏省政府主席），孙的亲信团长卫曰功，闻而不服，攻城之日，杨奋勇前进，卫率部后退，以致牵动全线，孙殿英恐引起内讧，急忙收兵，巩固阵地。

由于此次攻城未能得手，孙殿英非常气愤，他将大部分兵力调集在宁夏省城附近，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城。

在这一期间，孙军盘据各村寨，大肆搜索财物，掠夺粮食和牲畜，乡民不堪其扰，纷纷逃奔贺兰山，冻饿而死者，满谷盈坑，惨不忍睹。

第三阶段：由于宁夏省城处在被包围的形势下，马步芳电调第二旅马继融部和独立骑兵第二团马忠义及1个炮兵营迅速增援。马麟也派长子马步荣率青海省政府手枪团同时出发，并致电马鸿逵：“孙殿英目无中央，抗命西犯，吾兄率先加讨，屡挫凶锋。弟令儿辈负弩前驱，援兵接踵，旌旗相望，仰仗虎威，必奏全胜。”

马鸿逵看到青海援兵已至，为了对马步芳表示信赖，就将宁夏城防交由马继融担任。马步芳至此，才面有喜色，即派该旅参谋长王剑萍率马思融团防守西、南城；派马步荣率手枪团和炮兵营防守东、北城，由旅长马继融负城防指挥总责。

宁夏省城城周15里，东西纵长，倍由南北，城门有六，昼夜紧闭。双塔耸峙建筑宏伟。在城内者为西塔寺，8角11层，青砖砌成，极其坚固。马鸿逵将许多珍贵杂物，移藏入西塔内，派兵守护；在城外者为北塔，距城垣10余里，此处地势重要，十五路军作为防御据点，派驻1个团。孙军攻城期间，北塔成为被攻击的一大目标。

2月17日，北塔阵地由新编第九师第二旅第二团接防。马步芳以团长马瑜年轻，恐有疏失，命马继融前往指挥。刘月亭侦知此种情况，派出两个旅进行夜间攻击，炮火至为猛烈。马瑜惊惶失措，伏在战沟里不敢抬头。马继融命全团坚守阵地，并派团副马效融赴城内向马步芳请援，乃令由韩起功旅进攻孙军的右翼，马步銮、马忠义两团合击孙军的左翼。马鸿逵也派步炮兵配合作战，孙军遂受创而退。

在这一阶段，孙军力求速战，而不能速决，形成了胶着状态。孙殿英企图截断四马联军的粮道，命杨猴小子率所部骑兵旅，向宁夏省城后方进行扰乱。马步芳令马禄旅在阳和堡一带，严加戒备。但马禄旅与杨猴小子早年结义为兄弟，1925年马禄在后套一带活动，交识王英、杨猴小子，加入哥老会。他3人结为义兄弟，王为老大、杨为老二、马为老三。在此一期间，马禄主要给青海的马麒集团，购运枪支、弹药等军用物，他后来又当了马麒所部骑一师的旅长，驻防永登、与王英、杨猴小子始终保持联络。在宁夏作战期间，仍暗取联络，互不相犯。孙殿英知杨游而不击，又加派两个骑兵团，督促杨旅袭击王宏堡。

马步芳认为马禄疏于戒备，致有王宏堡之失。但他是马步青的“爱将”，未便直接斥责。马鸿逵以后方粮道大受阻扰，急与马步芳面议，决定派马忠义团配合马禄旅，由马元海为指挥，限10日内夺回王宏堡。此外，还由马鸿宾亲率所部炮兵，联合作战。这次战斗，共进行了3天，兰州绥靖公署派来轰炸机1架，第一天，向朱家寨孙军主要阵地，投弹数枚。第二天，又飞到王宏堡，进行俯冲轰炸，杨部用步枪仰射，驾驶员右臂被击伤。飞回宁夏省城后，因流血过多，当天殒命。第三天，马鸿宾、马元海各督所部，猛力攻击，杨旅大受损失，且以军粮告罄，无法盘踞，先将伤亡兵员一律驮走，支持到第四天夜里，杨猴小子亲率骑兵退去。马禄、马忠义等于次日早晨，始进入王宏堡，并搜查附近村寨，只见断墙残壁之间，遗有马尸数匹而已。

王宏堡之战甫告结束，孙军又向北塔发动了一次进攻。临战前孙殿英将随军带来的大批瓶酒，分赏给作战兵员，命其痛饮，然后出击，横冲直撞，气势颇勇。北塔防守部队全面展开白刃战，搏斗至为激烈。马鸿逵所部3个旅配合马鸿宾所部三十五师，从城内分两路出兵，一路向接近东郊的孙军阵地佯攻，使丁■庭受到牵制；另一路直援北塔，向刘月亭师加以猛击，获得胜利，夺回了八里桥以北的十数个堡寨。

孙殿英屡攻受挫，只好深沟高垒，固守阵地。他计划到初春天暖，总攻宁夏，毫无知难而退的打算。

在双方对垒相持的时候，由于孙殿英所部大都是直、鲁、豫人，马鸿逵部下也多是直、鲁、豫人，因而彼此之间，曾有过这样的称呼：

“老乡！你们有大米、洋面么?若没有，请不要客气，到我们这里来吃吧!”

“老乡快快缴枪、缴弹，大家合扰一块来干!”

“老乡好好准备吧，今夜我们要总攻击！”

对方回答：“好好好!欢迎欢迎!”

像这样相呼的言语，不仅在双方军队中流行着，而且在城乡民众之间也传说开了，至战事结束时，有些小孩们，仍学仿孙马的士兵口语，相呼为戏，成了当时趣闻中的一种悲剧。

马步芳的部队，大都参加郊区防御线，因天寒无煤取暖，即将初埋地下的阵亡士兵的棺木，挖出作燃料材料，若遇宁夏红十字会的掩尸队，他们也夺棺弃尸而去。马鸿逵闻知后，就对马步芳说：“我们正在作战，为了使活着的兵出力，须得埋葬好已阵亡的兵。不然，你和我的部下，必会感到寒心，谁肯继续效命!”马步芳明知这些话对自己有刺激意味，但他老着脸皮，强作辩解：“我们的回兵也共同作战，凡是阵亡了的，用土掩埋就好。可惜汉俗太守旧，葬必用棺，我认为是白花钱。”马鸿逵听了，又笑着说：“我的部下大多数是汉兵，我容许他们吃大肉。但是，孙殿英仍骂我‘非教不信’。要是汉兵死了不用棺木葬埋，岂不等于自己承认孙殿英骂对了?我看，现在不是谈移风易俗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利用汉兵作战，少死些回兵不更好吗?如果你手头拮据，我很乐意送一笔用费，只要把孙殿英打垮就好了。”这时马步芳也考虑到长此挖用棺木，会引起十五陆军更多的不满，所以组织了一个“新九师司令部巡察队”，派往郊区，但巡而不察，启墓行为，较前更加增多了。

作战期间，马鸿逵征用城粮2000余石，并由各县派取40000余石。同时，向居民群众勒索慰劳、提灯、布匹、棉花、抬伤兵等各种杂款。此外，由于烽火遍野，城门久闭，致使民众粮缺炭乏，饥寒交迫。但是，马福寿利用警备司令部的特权，从战争一开始，就屯煤居奇，他提高煤价10余倍，唯利是图。还有些富商，用厚贿勾通马鸿逵，许其在各县贩运粮食，转手以重价出售。因此，居民日益困苦，以致冻饿而死者，为数甚伙。


孙军的崩溃和战争的结局

蒋介石为了对孙殿英施加压力，一面命何应钦停发四十一军的饷项给养，一面电令庞炳勋、胡毓坤等劝告孙殿英解甲归田。孙至此更加恐慌了，但又不甘心退走，仍令所部作战到底。蒋介石以孙“一再抗命，阻绝劝告”，乃命令撤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本兼各职。蒋还令驻防天水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派移防兰州的该师第二旅赴宁夏助战，但该旅到达中卫后，只遣第五团向前方移动，并未参加实际战斗。

其实朱绍良，已与四马取得妥协局面。马步芳在出兵宁夏之初，曾派政客谢刚杰用黄金贿朱，请其向蒋介石代为陈词，阻止孙殿英入青。朱原想坐观成败，后以孙军攻入宁夏腹地，一旦击败四马联军，势必危及甘肃，对自己的地位颇觉不利，故决意援马拒孙，他电请蒋介石收回孙殿英屯垦青海的成命外，并接受了马鸿逵等的要求，派出轰炸机两架，配合攻孙，使四马联军士气为之一振，也敢于反守为攻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已电令阎锡山由晋绥出兵，配合马鸿逵等所部，对孙军进行夹击。

孙军的将领丁■庭、杨干卿、李纯华、孟庆典等，以饷糈断绝，士无斗志，且孙殿英的本兼各职，已被免去，在全军中失掉了发号施令的作用，故各率所部共约20000人，退出战斗。此外，于世铭早与何应钦有勾搭，他力图驱孙，想把四十一军的残部接管在自己手内。从此，孙军瓦解之势已成，富占魁在何应钦的授意下，面劝孙殿英离开队伍。孙知败局无法挽救，先送走南汉宸、李锡九，并组织炮兵，归由刘月亭指挥，向宁夏省城射击，掩护其余部队退却，孙殿英潜赴太原，后又转往晋祠居住。

3月19日夜，大风怒吼，黄沙昏暗，孙军全部溃退。马步芳派马元海率韩起功、马禄2个旅，和马步銮、马忠义2个团兼程追击；马鸿逵也遣骑兵旅猛追，一夜之中，孙兵被俘者达6000余人，晋军时已进抵磴口、石嘴子一带，对溃退的孙军约20000人，并未截击，反而掩护到绥远去，都被阎锡山所收编。

孙殿英进攻宁夏期间，在石嘴子设有军械库多处。后来孙军一败涂地，晋军乘机抢走了石嘴子所存藏的大批军械和其他物资。马元海率兵急追，也从石嘴子捞到六五步枪6000支、三八马枪200余支，高射机枪2挺、大炮6门、炮弹5000余发。马步芳只给马鸿逵送去1挺高射机枪，其余枪炮弹药都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因此，马鸿逵大为不满，他说：“宁夏好像赌场，他们赢了钱都拿去，我们的炕被跳塌了，就没有人来管。”由于马鸿逵怀恨之故，借口战争结束，对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部队，一律停发给养。马步芳也气愤地说：“孙殿英捣坏了宁夏的门，跳塌了宁夏的炕，你们几乎立不住脚！我们帮助宁夏，打走了孙殿英，还没有坐下来休息，就想排去有功劳之人，连一口饭不让吃，太没有道理了。”他先令大部分部队撤回青海及河西，紧接着又命马继融同马德团撤退到中卫，计划分批调走。但在这一期间，当地县政府对青海军的给养，仍不供应，团长马德非常恼怒，把县长董天祥（原为马鸿逵的参谋处处长）诱至团部软禁，一杯水也不让他喝。马继融恐怕问题闹大了不好办，嘱我切实劝说马德，才送走董天祥。董为了和缓对立状态，很勉强地支应了半月军食。但第一师第二旅派驻在中卫的罗团，虽未参加战斗，却受到充分的给养。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马步芳认为马鸿逵太挖苦青海军了。他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离开宁夏。路经靖远城的时候，被李贵清所部的守兵，突然开枪射击，打伤马步荣的左臂，马步芳不敢冒进，急行后退，到马鸿宾所部驻防区，始渡过黄河转返西宁。马步芳侥幸获胜之后，青海蒙古族、藏族王公、千百户均到西宁致贺，送骏马1000匹、白银10万两。此外，还有许多珍贵礼物。这次所谓“致贺”的举动，实际上给青海各族人民造成了又一次的巨大损失，而使马步芳通过王公、千百户等人之手，独享其利。马步芳还为了向蒋介石邀功，曾利用政客谢刚杰、谭克敏、马绍武、郭学礼等分赴兰州及南京活动，主要用黄金贿通朱绍良、何应钦、陈立夫，允其向蒋介石转报宁夏“奏捷之功”。因而马步芳被任为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所辖新编第九师亦改编为第一百师，和两个独立骑兵旅。马步青也通过与朱绍良等的勾搭的关系，改编为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

宁夏之战，历时4个月有余，人民群众受到极惨痛的蹂躏，庐舍田园，半为废墟，造成了严重的兵灾区。根据当时有关记载：“夏、朔、平、磴4县，被灾75000余户，灾民45.8万余人，炮火打伤以及冻饿而死者5384人。此外，牲畜、农具、米粮、财物、房屋等项的损失，总计已达2000余万元；无籽种、耕畜，耽误农业生产的土地，计有97万余亩。”

马鸿逵、马步芳反动军事集团与孙殿英流氓军阀的混战，为祸于宁夏人民，较之洪水猛兽尤为惨烈。推原祸始，实于蒋介石制造宁夏战争的阴谋手段是分不开的。

1964年6月

——录自《宁夏三马》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史料专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5月

川康边风云

1932年我进西北，火车只通灵宝，年底出来时，铁路也只通西安。西安以西，不仅没有火车，就是公路也很差，只是土路拓宽，汽车可以通行而已。西安到兰州的大道，还是左宗棠军征西时修筑的，自然也和那时一样荒凉。左宗棠诗中写“首栽杨柳三千里，春风初度玉门关”，说明他利用军队才栽了一些树。我们进甘肃时，这些树已长成到两三人才能合抱。1932年西北遭受灾害，这些树也遭到严重的破坏，被砍伐了许多。宝鸡、天水这样的重镇、专署所在地，哪里有路？有路的也很荒凉，加上土匪(那些小军阀跟土匪一个样)成群，人民文化很低，生活很苦，只是民性强悍，回家过了年，又出去当土匪，因此，社会秩序很不好。党的工作虽不说是空白，也是自杨虎城部进西北后，才有党的力量。陕北是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进去才开始有党组织的。甘肃基本上没有党的活动，当年我在西北那么久，也没有听说那里有共产党。

那时甘肃西部有个青海马家的后代马仲英，他也在搞小兵权，人家叫他“尕司令”。听说他那里也有进步力量，很可能是托派活动进去的，这帮人跑到那里是流落去的。以后才知道陇南属汉中地委领导，可见当时甘肃没有地下组织，有人进去也没有联系。我到西安，中央军委派王大舜与我联系，也没有联系上。我到西安有人给我用假名字写信联系，这人先我或后我而至，也没联系上。交通这样不便而又这样远，那时只靠自己活动。我预备到西北，给武伯昌和刘炳琳联系，就是因为对他们了解，写了信他们也就来了，来了再同组织联系。那时应该怎么做，要自己去考虑。

我们出来很狼狈。好容易三个人才从陇南出来。很耽心鲁大昌的部队一旦回到武都，了解我们从武都走了，会有人来追，后来没有人追。可能他们一直就追那个营去了。

旧社会靠友谊联系，讲朋友，讲拔刀相助。我们离开甘肃后，又在宝鸡附近遇到孙蔚如，孙已经知道何戒僧部队出了问题，但不知其内幕，认为我们从那里出来是由于国民党“排外”。他可能不知道我们在何戒僧部队搞策反的事。他自己也被国民党排出甘肃，而且还要逼他打共产党，他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就更明显了。特务跟他是不同的派别，不肯替他做事，否则杨虎城部也不可能发生“双十二”事件了。孙蔚如当时对我表示得很好，说上次你过这里的时候我还有很多事要给你谈，听说你走了，我本来想到前面(一个军占的地盘很大，前面是指他的整个部队的前面)留你，我还有很多话要讲，后来我怕你疑心，就没有要你回来。此时孙提到国民党叫他到通南巴一带作战的任务，他向我恳切表示：我跟共产党是朋友，我们不能彼此火并。的确，他们也是杨虎城拉几杆枪拉起来的。孙蔚如这次又留我，重提沟通与共产党的关系，有心要我给他接线。我向他说：我从陕西出来就到了孙殿英那里，与孙殿英见面后，孙就留我不要我走，我这次去甘肃，给孙殿英讲好了要回去的，我不能留下。而况这正是长城抗战很激烈的时候，孙殿英孤军战斗在热河北部的赤峰(由张家口方面，从北插入赤峰，故称孤军)，舆论上有好评。确实，这一阶段孙殿英参加了抗战，而且深入敌后孤军奋战，是很不错的。我此时也想，既然在何戒僧处没有搞成功，北方抗战正紧张，我更应回去看看。这样，我就没有在孙蔚如处留下。我介绍武志平代他到通南巴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可能就是这时。孙蔚如也知道蒋介石是不会真心抗战的，他便问起孙殿英部队的实力和今后动向。(孙殿英此时已从华北四十一军军长升成华北第九军团司令)我分析孙殿英去热河时仅带去一军人，其余部队仍留驻在山西晋城，在赤峰作战时又扩充了一个骑兵军，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五万人是有的。我向孙蔚如说：长城抗战之前，孙殿英在山西晋城是不得已，他跟蒋在中原大战中作战失败不得已才走到那里。局促一隅，问题很多，阎锡山就不希望他在山西长待，他到哪里去呢？这次到长城抗战，有上级命令名正言顺，万一战争停止，他从热河撤至察哈尔一带，或再回山西都不是长久之计，他是要找出路的。我向孙蔚如说：他从前想到西北去发展。孙蔚如说：我们赞成他去西北。当时孙殿英如果从赤峰下来，地形上走宁夏就进了西北。孙蔚如讲：他要去，潼关我们把住，不让蒋介石军队进西北。这就对孙殿英帮助很大了，他那五万人决计可以站住。

孙蔚如虽是杨虎城的部下，却以“儒将”自称，他能作诗，还写得一手好字。这次他送我一副亲笔对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希望交一个朋友的。绝不能把行伍、绿林出身的人都看成“胡传魁”。一个人要搞一番事业，就要团结一帮力量，这不是简单的事。我离开孙蔚如部队时，他除写了一副对联送我以外，还送了路费，又给孙殿英写了很长的信，劝他进西北，说他可以把住潼关口子来支援他，共图发展。在蒋介石统治下，杂牌军互相勾结，随时都有对蒋不满的活动。

我与刘秉琳，武伯昌出来，他俩没有地方去，就仍回到他们本来的地方——建设厅赵守钰处，赵对他们一如往昔，照常留用。吴波也在赵处工作。从现在看，当时人物思想的复杂性，好似不好理解。武、刘原在赵处，走了，脱离他了；或是怀疑他们有共产党的活动，可是失败了又回去，又把他们留下来，好似不好理解。其实，正是因当时社会人的思想混乱，不少人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且国民党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有这个条件，我们党才可以活动。如果铁板一块，每到一处，都有国民党、特务，连通过都不行，我们还怎么活动？可以看出，我两次到杨虎城的孙蔚如部，与何戒僧接近，何失败了我又回来，与孙蔚如拉扯，就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复杂才可以进行这些活动。

七、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

1933年三四月，陇南起义失败，何戒僧牺牲。四五月，我从甘肃回到北平，这时，1932年开始的长城抗战已到尾声，主要是蒋介石并非真正想抵抗日本侵略，单凭第一线部队不可能长久坚持抗战。孙殿英四十一军已扩成华北第九军团。部队正由热河北部赤峰一带撤到古北口外张家口以东的平绥线沙城怀来一带，又从沙城撤到包头(当时铁路只到包头)。我在北平稍住，从古北口到沙城又到下花园，第二次与孙殿英见了面，这次留在他部队，策动他参加各方面的反蒋抗日活动，名义是参议。

长城抗战到尾声，惹起了很多人对蒋介石的不满。当时大家都酝酿继续抗日，同时反蒋。当时国民党内部斗争极为复杂，各派各系时而联合，时而分裂。蒋介石则利用反蒋各派系的矛盾，各个击破。我们党就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制造反蒋，以分散国民党力量，来配合苏区反围剿的斗争。这时北方冯玉祥正在张家口联络各方，酝酿号召反蒋抗日，吉鸿昌跟着冯玉祥也在张家口。南方有十九路军蔡廷锴；再向南有广东、广西的部队如李济深等，也不满意。李济深在两广部队中资格很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都是他的旧部。十九路军在福建与苏区有些联系，有个材料讲好几个人代表十九路军到过苏区，那时我党想推动各方面主张反蒋抗日的人酝酿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1933上半年的事吧。福建人民政府与北方各方面(几个主要的力量)都有联系。在平绥路上的冯玉祥，就联系了韩复榘、宋哲元。平时，他们也不听冯的话，等有了形势，这些旧部就会联合反蒋。我到孙殿英处时，形势已经到了这样。

蒋介石知道这点，已在孙处作了活动。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蒋介石派了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的主任。长城抗战开始，蒋介石已把北平当做重镇，所以派了何这个大员。在冯玉祥酝酿抗日期间，何应钦一度想收买孙殿英，想利用孙驱冯。何一面派人暗把察哈尔省主席这个官职许给孙(当时张家口属察哈尔省)，一面要孙派亲信到北平面谈。孙的部队驻在察哈尔省最多，这一着棋是想利用孙将冯驱逐出张家口。当时全国各方面都在酝酿抗日反蒋，冯高举抗日大旗，孙和冯又有历史关系，孙当时认为驱冯这件事不能干，没有接受。孙殿英没有为省主席这个官职迷住心窍，干出对不起人的事，但对蒋介石、何应钦又不能不应付。

国民党给他官做，他怎么对付？很妙，他找我去，告诉我这件事，要我代表他去北平与何应钦方面的人见面。这只是一种应付。此时，全国都在酝酿抗日，这正是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的初期，孙殿英当然了解我的态度：我不会赞成把主张抗日的部队赶走，自己搞个地盘。他利用我来做这件事。我赞成他不受蒋介石收买，不做反对抗日的事，所以我也愿意做这件事。

我到孙殿英部队时间不长，到沙城不久，没有什么地位，平常有个高级参议的头衔，但不是他的嫡系，如何取信于何呢？所以，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介绍信里称我是他的表弟，何提出的所有问题，只要我答应的，他都照办。他对我有个估计没有？去见何应钦我能说些什么话，他有把握没有？我说，他完全相信我要说的话就是他希望说的。我绝不会说出驱逐冯玉祥，解除冯察哈尔省主席的话，我也绝不会接受何的收买向蒋介石投降。做这样一种工作的共产党员会不会做这样的事？做出这种事的还叫什么共产党？孙殿英起码知道蒋介石“限十日之内就地枪决，呈复”的电报；他知道我跑到西北去是策动反蒋的；到他孙殿英这里来，也是受他的掩护才能存在的；如果没有他的掩护，别说见何应钦，就是我在北平住家都不行。这些人钩心斗角，他也懂得掌握矛盾、利用矛盾把一切能用的力量都用上。有些事他不必自己出头露面，利用你来做枪头。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问题上是愿意利用这些机会的，比起我们用很多功夫劝他不受收买，不要驱冯玉祥要省事得多。他已经懂得我们的意思，要我们去做。从这件事看，不能把孙殿英当山大王看待。那时当军阀也不简单，并非都是横眉怒目，只知道动刀动枪的人。

我到北平以后，何应钦派军委会北平分会社会部主任，蓝衣社的头头，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建群跟我接谈。刘一见面就直截了当问我：老兄，你在孙殿英部队是“车载斗量”，还是“凤毛麟角”？这一问，使我察觉到他们在孙部也是暗中有人的，他们消息灵通得很，根本不相信我是孙殿英的表弟。孙殿英那里他们有人，第九军团北平办事处也可以跟他们通消息。他跟我见面，不问尊姓大名，不谈孙殿英让你来干什么，什么表弟不表弟也不谈。在政治斗争中这样问法，事情就很清楚了，我也用不着再多谈。第二句他接着又说：“请你到南京去好不好？”他是在暗示我：我们知道你这个人，以前是共产党，现在不说过去的事，还是到南京去做官，一起干好了！问题很明显，他是在收买我，他想把我这个人收买过去，听他指挥，跟他一起做孙殿英的工作。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起码要做到这一点。特务在这一套上很有本事，他知道不解决这个问题，谈什么也谈不出结果，谈给你察哈尔省主席，让你驱逐冯玉祥绝不会有结果，相反，你如果肯投降，跟他合作，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冯玉祥处有个人叫李世章，可能是冯的秘书长，就是这个时间被收买过去的(在张家口事情失败后到北平市当了社会局长)。但是从孙殿英方面看，他不相信我，他还相信什么人？我要是做到了拒绝收买，也不驱逐冯玉祥，他就满意。刘建群考虑得很周到。听了刘的话，我就清楚了，他了解我，同时想收买我，如这不成功，别的就不必再谈了。我没有正面回答他，扯了几句别的，把他应付过去，要谈的问题一点没谈，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场会面。回去我告诉孙殿英，也就是这几句原话。孙殿英听了“车载斗量、凤毛麟角”的话笑了起来。孙要我去北平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以后和刘建群没有再见面。当时我的家眷住在北平，不是秘密的，他们没有找我的麻烦。1934年初孙失败后，我才迁居，用金注东化名。

1933年5月，就在和北平军分会会面之后不久，冯玉祥派高树勋到沙城联系孙殿英部，商谈抗日反蒋问题。告诉他冯在张家口要组织抗日同盟军，坚持抗战，邀孙参加。孙殿英为这件事找我商量，对冯的抗日主张表示同情，并提出：冯派高树勋来，他从礼节上也应派人回访，对冯的主张表示个态度，同时想了解冯的抗日计划。他要我跟高树勋一齐去张家口见冯玉祥。

这时，张家口、北平之间形势已经很紧张。华北第九军团撤到平绥线，沙城以西，以北，接近热河都是孙殿英的部队。社会上要抗日反蒋，已不是秘密。我与高树勋准备从沙城到张家口的时候，去张家口的火车已经停开，还是临时要车站派一个机车挂上一辆客车把我们送走的。白天我们从沙城走，下午或是接近晚上到了下花园。车一到下花园，了解到方振武已率他的部队由山西北上，刚到达此地。这样，我和高树勋就到下花园停车，专去看他。一见面，方振武显得极为兴奋，说，“你们来得正好，今天别走了，明天咱们一起去，已接到张家口电台的通知，今晚几时张家口有重要的通电要发出，已经招呼各方面注意接收。”要我们留在下花园等通电。我们听后心里边明白，准是张家口将建立抗日同盟军指挥部的通电。那好嘛，我们就不走了，等晚上看了张家口的通电，一起走。晚间的电报收到后，他叫我们看过电报，即是冯玉祥宣布抗日的通电。我们下车，无非是跟他谈抗战，谈他的部队从山西出来受阎锡山截击的事。见了这个通电，本是早就想做的事，大家都很高兴。

方振武参加过北伐战争，下台以前是安徽省主席，还有第几路军总司令的名义，一度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他参加阎、冯反蒋中原大战失败后，跟着阎、冯一齐下台，他余下的一点部队也与孙殿英一样，一起撤到山西。冯玉祥住在临汾，方住临汾附近，一度离开部队。长城抗战之后，方暗中指挥他在山西的旧部张人杰，把部队从山西拉出来。阎锡山本来希望方能为他所用，现在方要拉部队出山西，阎锡山还派部队截击。方振武在这种情况下，指挥约两三个军的部队沿太行山麓北上，拉到下花园。方振武的态度很明朗，坚决反蒋抗日。

第二天，我就跟高树勋和方振武乘专车到张家口。当天，冯玉祥正式宣布就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方振武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指挥，吉鸿昌任张家口警备司令，高树勋也成立了一个军，宣侠父在高部做师长。还开了个群众会。他们宣布就职，就得谈反蒋抗日的事，首先是作战争的准备，主要考虑蒋介石从南口出来用部队打他们。这些部队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但下边部队不多，实力不够。

冯玉祥就职，我准备第二天回沙城。冯玉祥约我单独谈话，要我转告孙殿英：(一)希望孙殿英部把南口这个大门堵住，不让蒋介石的部队从南口出来；(二)同盟军总司令是空头司令，枪支、弹药、粮饷都拿不出来。他要我回去转告孙殿英，把战壕挖深点，胸墙的土培厚一点，防御蒋介石的进攻。对于防御来说，退而求其次，也能起点作用。冯原有些个闲居的味道，现在才拉部队，兵力当然不多。财力、物力自然差点。作战计划和其他都没有谈，我也不便问，就回了沙城复命。在张家口见到吉鸿昌，都希望用孙殿英的部队(冯与方加起来，部队还没有孙多)。

我当天就回到了沙城，转告了冯的意见。孙殿英考虑如参加战争，听冯指挥，首当其冲的是他。打起来后，人员、枪支、弹药都无法从冯玉祥那里得到补充。孙当时不肯作这个牺牲品。孙殿英不愿意跟随冯玉祥，在张家口的冯玉祥知道，在南京的蒋介石也知道。孙这时还考虑：冯此时反蒋能不能成功？军阀是唯利是图的，他们要看是否符合他发展的需要。

孙殿英不接受察哈尔省主席，同时他也看到冯的实力不足，内部有问题。为了摆脱留在察哈尔的难局，同时也是为了乘机去西北发展，一面将部队向包头集中，一面向蒋介石提出到西北屯垦的要求。蒋介石就发表他为“青海屯垦督办”。其实双方都懂得去西北不是屯垦的，国民党是想不使他参加冯的抗日反蒋活动，减少解决张家口的阻力，孙是想去西北发展。

那时，所有的杂牌军，都是蒋的异己，平常一般都有反蒋的联系。此刻福建人民政府正准备成立，成立的旗帜也是抗日，派人到了孙处。孙殿英想趁此机会进西北，就把部队从沙城调到包头五原一带，准备通过宁夏进军西北，配合福建人民政府进攻宁夏，然后进攻西北。他向西去行动时避开了冯玉祥。他从沙城向包头方向移动经张家口时，不进张家口，而特意从张市以南通过，以避开与冯见面。他觉得冯要他堵住南口，而他放开南口向西走了，见面不好说话。孙殿英这时采取的态度也还是不错的：首先不反对张家口抗日，他有缺点是不愿牺牲自己为冯所用。冯当时力量单薄，孙殿英如接受冯玉祥堵南口的要求，起码要担负前线的任务。从军阀的私利来说，他是不愿干的。我们当时想最好促成他参加抗日同盟军，促成抗日战争。万一抗日同盟军有问题，他能去西北，实际也是在西北的一个反蒋势力。

那时，在孙殿英那里的还有个李锡九。到包头，我们两个人都住在一起。李锡九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又是很老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常住北平，等于公开的。我们党内有两个李立三，老李立三就是他，立三路线的李立三是小李立三。李锡九是个长者，深受各方人士尊崇，青年人对他尊重，旧军人、旧官僚提到他也都肃然起敬。李与孙的关系很久，孙殿英对他一直很尊敬，抗战初期李老在孙殿英军中起过很好的作用。李跟党内许多老同志熟，以后恐怕也就在恩来同志处取得联系。有件事就说明他跟组织的关系：彭文在湘鄂赣特委被破坏后，经贵州、重庆到了洛阳办事处。她在重庆向恩来同志提出要到延安，他不让她去，要她到洛阳掩护我，怕她到延安暴露了我，到洛阳也不叫她带关系，只叫她跟李锡九个人联系，交代以后她的组织关系由邓大姐负责证明。这就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李锡九与党的关系。解放后，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地位很高。李已于1952年去世了。抗战胜利后，李已近80岁，他是经常在孙殿英处的。宣侠父也到孙这里，这些人都叫孙反蒋抗日。

总之，南北呼应。孙殿英从沙城出发之前，要我做代表去青海，名为接洽屯垦事宜，实系与各方取得联系，先到陕西与杨虎城见面，再到甘肃做回民和当地实力派的工作。那时，蒋介石的胡宗南师已经进了西北。福建人民政府准备成立，蒋介石就把西北军队往南调，要打福建人民政府。胡宗南部队从甘肃撤出。



1933年靖任秋、彭文于北平

在这以前，五六月，在孙殿英部队从沙城到包头移动期间，我到了上海和组织接上了关系，当时组织派来见面的负责人是刘子华(即刘仲容)，还有胡老八(湖北人，五十岁上下)，1933年下半年刘秉琳到了上海情报处。从此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约定了通信地点，规定了通信的方法和以后再到上海住的旅馆、用的化名等等。在工作上，主要是策动孙殿英和有关的方面反蒋抗日，我向中央反映关于孙殿英的活动，孙殿英当时的意图：一方面与福建人民政府联系，又同时与冯玉祥取得联系，一方面想趁机进西北去。我记得那时他特别指示：支持孙进西北，配合十九路军反蒋，叫我回去告诉孙殿英，叫他从宁夏向南，朝甘肃打，我们通南巴的四方面军可以从四川向北活动，夹击蒋介石在甘肃的部队，因为孙当时也表示到西北愿意和我们协调行动。当然也考虑到两方面都到甘肃，甘肃的形势怎么办，中央说，先不谈以后的事，先把蒋介石从西北赶出去，还说以后的事情等大家进了西北，两方面碰了头以后再说。中央也考虑到不能背离孙殿英的意图去指挥他，而只能根据他的意图考虑我们如何配合反蒋。孙去西北，中央有这个表示。我记得我也跟孙讲过(中央跟我讲得很清楚，可以跟孙讲)我们去西北也不孤立，川北四方面军可以配合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南北夹击。此后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中央的情报处，负责人刘子华，后来是王世英。此后为了策动孙殿英反蒋，曾多次到上海作汇报，组织也有指示。

我们说“没有暴露”是指“没有暴露组织关系”，做这些事不能完全隐蔽。共产党员做这些活动要叫人不怀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不认为你是共产党，你没有这些关系，他也不会用你。他认为你可能是，必要时可以替他解决一些问题，他才用你。他不一定认清你就是共产党，反正你跟共产党有来往，共产党有些意图叫你传达，即使不说你是共产党，但他至少知道你跟共产党有关系，你才能跟他们结合。这些关系很微妙。这是因为，这时蒋介石跟他们是主要矛盾，共产党对他们倒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

孙殿英部队向西移动，到包头再向宁夏转移的时刻，我就从沙城先行，去了西北。“文化大革命”审查我时，查出当时上海申报登载孙殿英派什么人到西北，连坐飞机去的都登了，我当时不知道。我以孙(青海屯垦督办)的代表名义去西北，先到西安，跟杨虎城见面。原希望在西安先见见孙蔚如。因为孙蔚如过去讲过：孙殿英去西北，他们挡住潼关的路，帮助孙殿英，不巧，他当时不在西安。

杨虎城那时是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杨到西北来要用蒋的招牌，所以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反蒋，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孙殿英。我这次见杨，没有在会客厅，而是在他办公室里见的面。他态度暧昧，只听我讲不表态。我这次见杨虎城时，他连他的办公厅主任陈子坚，也不让参加谈话，杨此时就是如此谨慎。我谈了孙殿英去西北的意图，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缄口不言，我就不好深谈了。我也懂得，他不到有利时机是不敢动的。孙蔚如此时又不在西安。我没住几天，就到甘肃去。那时到甘肃还没有铁路，只有唯一的一条航空线——即通过西北上空往欧洲去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这种小飞机，不是客机，有两排凳子。我坐这架飞机，没有什么人，几乎是专机。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军队还没有进去。朱是蒋的嫡系，我到朱那里，讲了中央委派孙殿英去青海屯垦，要求他支持，并征求他的意见，“你看走哪条路线为好？”见面一套官话吧。他也不表态，说了一套官话敷衍。我反正表示尊重他，其实我去也不是为此目的，是想从甘肃到青海，能跟回族军队联系上，得到回族军队的谅解。西北这里回民多，马在地方上有基础。我过去讲过青海马步芳有一个师，兰州以西，甘、凉、肃，到玉门关一带是马步芳的弟兄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有一个师。进甘肃首先遇到马家部队，深进去最有力量的还是马家部队，我那时想去跟马家接头，搞好关系，取得马家谅解。可是，我刚提出拟去青海访马步芳时，朱绍良就表示不赞成，谈话无结果而散。他每天派便衣监视我，活动受到限制。我住在兰州普通的旅馆里，既不能去青海，又不能在兰州活动，很讨厌。但也还建立了些关系。这不是过去就有来往的关系，而是知道来了代表青海督办的人，主动到旅馆来找我的。有一个回族青年马仁山，他是马步芳部队的少将参议，北京大学毕业生，回族当中的知识分子。这个人可以和回族上层来往，他家就住在兰州。这些人朱绍良也不敢动他。与马仁山见面后，我就体会到，他一方面反蒋，同时对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实力派很不满意。他希望孙殿英部真能进甘肃到青海，希望利用这个力量有点活动。虽然有朱绍良的监视，我与他也还见过几面，我请他到包头参加孙部进西北活动，以后这个人就到了孙殿英部队。关于他到孙部的事，我以后再说。另外找我的还有个三十几岁的壮年人，这种人也在争取之列，我说他先来孙部也可以，等孙进去以后来也行。这些人与当地都有关系，有些活动力量。

我在兰州顶多住了三五天，还是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的西安。在西安我也没有多停，孙蔚如不在西安，我也不打算再见杨虎城。在西安又遇到旧友陈子坚、杨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他们都是主张反蒋的人士，都赞成孙殿英部队进西北。

福建反蒋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到1933年的11月，十九路军才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的。就等于宣布了与蒋的冲突开始。福建反蒋政府成立之前，孙的部队已集中到包头附近，准备配合福建的行动。十九路军宣布反蒋同时，孙开始进攻宁夏，我回去正遇上这个时机。我从甘肃出来，孙的第九军团司令部也到了包头，我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赶回包头跟孙见了面。这时，他正紧张地准备部队从包头向宁夏进军。西北方面，包头、宁夏，平绥路一过大同向西，人烟很少。包头人口稍多，但向包头以西，武源、临河就很荒凉。武源以西有很长的路，差不多有几百里没有人烟，走路的人得按站(约几十里一站)走，过站就没法住宿，到站也只有很简单的大车店。越往西骆驼越多，这一带的部队要带帐篷，每人都有一种老羊皮大衣，白天穿，晚上盖，还得有顶皮帽子。大部队行动，军需供应很不简单。

在包头的部队人数很多，李锡九也跟着部队到了包头。因李年事已高，孙本人原不要他随军长途行军的，劝他留在后方，但李老先生壮志未已，还是跟部队一起走。

进军宁夏前夕，孙殿英接到福建将成立人民政府的电信，这是宣布抗日反蒋的信号。孙即要我代表他立即去福建与人民政府建立联系。他一方面叫我走，另一方面叫部队向宁夏出动。

八、见证福建人民政府的最后一幕

回包头没有停留，我即匆忙离开包头，坐火车到上海，向刘子华作了汇报，又改坐船到福建，时在1934年1月。到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已经成立。我先后见了李济深、蔡廷锴。徐谦此时也在福州，任福建人民政府省府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我与徐多年不见，这次会了面，总算有点历史关系吧。但是。我与蔡廷锴见面时，问到军事情况，就感到事情不妙。蔡告诉我一句话，至今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部队再有一星期就可以到福州集中。”我一听，呀，不得了！当时蒋介石派遣的蒋鼎文部队已从福建北部逼近南平(即廷平)，从南平沿闽江南下到福州要不了一两天，在福州没有集中队伍固然不行，但在福州打仗也不行。福建山多，南平以北易守难攻，是闽江上游的重镇，最好打仗。如要保住福州，首先就要控制南平以北和以西的地区。你让蒋鼎文的部队到了南平，就是问题。敌军已经到了南平，你还要一星期才集中起部队，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我代表华北第九军团，福建人民政府给了我一个参军的名义，在军委开会时代表一方面参加。我从上海经过，跟组织上接了头，知道福建行动与苏区有所配合，可是到福州后，我没有听福建方面谈到这事，对苏区红军怎么跟福建十九路军配合，弄不清楚。可是，蒋鼎文的军队已经到了南平，蔡廷锴的部队还要一星期才能集中，我觉得这不行。果真我来不过一周，形势就变了。

我那时从上海仓促过路，也难以预料在福建住的时间长短，因此没有介绍组织关系，但在当地得到了党组织的帮助。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党有说不出的潜在力量。我那时在福州关系较少。我先住的是旅馆，各色人等都有，比较乱。我嫌杂乱，就搬到闽江附近的青年会去住，那里比较安静。有一天，忽然有个不速之客来访，见面之后，不相识，他却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然后轻声告诉我：国民党部队已经离福州不远，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队已开始撤退，事不宜迟，他劝我赶快离开。这个人从那儿来的？怎么这么关心我？这实际是福建地下党的人，党组织在福州已有基础，扎根在群众之中。我就是这样离开福州的。我顶多一个小箱子，福州码头在马尾，离福州还有几十里地。青年会离江很近，我到闽江边上找个小船送我到马尾港口，这时福州街上空气很紧张，船家开口就向我要二十元，而平常一元钱也就够了。既是急如星火要离开，怕万一国民党军队进来就难逃了，二十元就二十元。上小船到了马尾，不敢在马尾多留，想找轮船走，偏偏只有一条日本船是到香港的，不去上海。时不我待，到香港就到香港。这样我就上了到香港的日本轮船。

福州反蒋抗日这件事，就这么完了。蔡廷锴绰号“蔡包子”，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了，他还心不在焉。李济深是光杆司令，就靠蔡的军队。别人也没有实力。另外，跟我们苏区的联系上也有些波折，没有配合好。那时，我们党向蔡廷锴提过怎么作战，在什么地方作战，他不听。以后我听说国民党军队到南平，从闽江过江，在闽江以南我们红军还牵制了他一下，否则到福州更快。总之，福建人民政府方面，虽与我们有所联系，但并没有在作战上真正配合。福建政府失败以后，蒋介石原有的从西北抽调部队出去的打算，至此也不再提起。

1934年初福建人民政府反蒋失败。就是在这之后，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然这与王明左倾路线有关，但是，军事上与福建人民政府没有配合也有关系。

同时，张家口的抗战也失败了。蒋介石派宋哲元当了察哈尔省主席，国民党收买冯的部下宋哲元、庞炳勋，就用宋哲元和庞炳勋与冯的旧部到张家口，在南口附近一带，赶走冯玉祥。冯玉祥也只能离开张家口，另找出路。冯这就上了韩复榘的地方——泰山。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双重压迫下失败。冯玉祥下台后，他的部队如吉鸿昌、高树勋等部从察北拉出来，接近北平，吉鸿昌部曾打到小汤山一带，因为力量太小，各方没有联合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结果到小汤山就垮了。这时武伯昌在高树勋部，刘秉琳在吉鸿昌部宣侠父师当营长。我从香港回到北平时，刘秉琳从小汤山垮下来，很是狼狈，子弹把裤子都打穿了，跑到我家赶快找裤子换。

福建人民政府垮台以后不久，孙殿英进攻宁夏也失败了。孙部接近宁夏省城银川时本来形势很好，马鸿宾师长预备逃跑，部队都已经出了城，此时青海马家增援部队赶到了，马鸿宾又返回来守城。孙殿英部先头部队指挥是师长刘月亭，指挥无能，当部队接近城时，不是指挥部队一鼓作气冲进去，却在近城一二十里的时候，命令停下来埋锅造饭，此时正是马鸿宾又回来守城的时候。一吃饭就耽误了战机。对方增援部队到达，防御力量大为增强，攻城受挫。这样，一时没打下城来。这就失去了一个机会，很可惜。当然，失败主要还是攻坚力量差。但如果有这个机会，进银川城站住脚，还不致失败。就是失败也不会这样快、这样干净。打不下城来，失败了，同时受福建十九路军失败的影响，孙殿英部队就垮了。几个军，尤其是一个骑兵军，搞得很狼狈。宁夏地方，几百里没有人烟，大军一退，没有后勤，没有兵站，就不可收拾。孙殿英从宁夏垮下来后，退到绥远的部队，还有部分在包头的部队，叫山西的阎锡山全给接收了。孙殿英成了光杆，阎又把他收留在晋祠。

这时我在香港没有多留，从香港回上海，时间大约已到1934年初。孙殿英还有个代表常住在上海与各方联系，我在孙撤退到包头时，接到孙一个电报，要我到香港找胡汉民接触。

这一时期国内各地的反蒋活动，虽然没有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但彼此之间仍保持一定的联系。在福建人民政府与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宣布抗日反蒋之前，一同酝酿抗日反蒋活动的还有西南的实力派，如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当时，各方互派代表、互做工作，两广和孙殿英有联系、接触，我在福州时也曾见到四川、陕西等地的代表到福州，和福建人民政府联络。但是，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福建成立人民政府，陈济棠、胡汉民等没有活动。其原因有种说法：说是这里边有共产党，他们才不接触，实际上他们是怕不成功，才犹豫观望，不参加。孙殿英在西北倒参加了。孙与陈、胡平时也有电报往来，孙殿英失败后，请他们帮助解决困难，还是向他们要账，说不清楚。总之，孙已失败，这么大个摊子善后也是问题。所以我刚从香港回来孙又要我去了香港。我跟胡汉民见面后，胡跟广东的陈济棠商量，叫陈给孙汇十万块钱作善后费用。在香港，胡也很无聊，他住在香港山上别墅式的“妙高台”，在那里已住了很久，一个人，做什么活动也无能为力。他早就是个光杆，甚至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生活。他有老关系，有交往，但是旧部都已坐大，不一定听他的。胡汉民的字写得很好，我离开香港时，胡送我一副对联，现在我只记得一句“万里河山在月亭”，说他胸中有万里河山，或者是万里河山都在他胸中。这不过是无聊政客的自我解嘲罢了。我回到上海，共待了十来天，就又回了北平。那时我的组织关系还是属于上海中央情报处，还是刘子华在上海负责，记得他还说到孙殿英进攻宁夏时，中央和四方面军的电台失去了联系。

那时总的来说，各方虽然联合作了一些反蒋活动，却缺乏统一的行动，都没有成功。冯玉祥领导抗日同盟军反蒋失败后，退居泰山，孙殿英进军西北，在宁夏遭到失败，加上福建事变的失败，几次反蒋活动都没有成功。这样，蒋介石得以集中兵力，继续进攻苏区。福建人民政府垮台后不久，我江西苏区被迫于1934年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时全国形势变化很大。国民党内部几次反蒋没有成功，红军放弃了苏区，北方的学生运动也受到镇压，革命遭到挫折。1934年，我们党白区的活动也有很大的变化。国民党特务在各地方，对共产党的镇压更厉害了，比如上海，几乎每一个里弄都至少有一个国民党特务。那时，我们在上海活动很困难，机关遭受破坏，党中央也就是这时搬到江西苏区的。在北平，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很厉害，有名的是宪兵第三团。回顾这一阶段王明的“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教训。中央于此时提出了“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口号，苏区以外的力量本来不是很大，环境如此，我们也不得不隐蔽。

九、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

我回北平已是1934年春天。1935年上半年，彭文的母亲去世，我跟彭文回她老家湖南岳阳去吊唁老人，不久即回到北平。从1932年2月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我便常住在北平，这期间我住在北京图书馆后西安门内养蜂夹道、勤良巷一号的时间最久，开始也住过鞑子营和南长街，但时间不长。公安局登记的名字是化名金注东。几年的生活主要是靠彭文在两级女子中学教书来维持，有时组织上也稍有接济。

这时，北方各地的抗日反蒋活动仍没有停止。直到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虽然发展到潼关以外，又在河北设了行营，但山东是韩复榘的，河北是宋哲元的。宋、韩都脱离了冯玉祥，但还不是蒋的嫡系，蒋的嫡系还没有占领黄河以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其侵略步伐，华北危机，国难日深，人民普遍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北上抗日的红军。

在上海，我的关系属情报部门。上海原负责人是刘子华(一度到了法国或德国，解放后任北京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现已故去)。1934年夏秋间，我再到上海，见面的已经不是刘子华、胡老八，这次是见到了王世英(后来的中央监委)，这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当时他化名老陈。这次与我同到上海的有武志平，非党员，因为它在孙蔚如部队曾代表孙蔚如到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因此带他到上海和组织谈谈，经向王世英介绍后，王世英也和他见了面。由于上海的环境太坏，到1934年下半年底或1935年上半年，机关迁到天津，成立了北方联络局(前身是上海中央情报处，是中央军委的派出机关)，负责人是王世英。1935年他到了北平我的家里，他告诉我以后关系转到天津，由他联系，从此关系属于天津北方联络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离开北平为止。几年中和北方联络局的成员接触的有王梓木(解放后辽宁省委)、南汉辰、陈雷(解放后山东省委)、邹大鹏等，王梓木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时期。



1935年靖任秋、彭文在北平

西安事变以前这几年，我们虽在北方有些活动，只是实际效果不显著。我在北平主要是隐蔽利用一些社会关系，搜集情报，了解华北各方军政活动，策动反蒋。组织也交给管理过个别人的关系，有时也临时给点任务，如王世英在北平要我给南苑一个学兵团送信，信是送给周大鹏的。这个时期，杂牌军队仍然有反蒋活动，我们在北方也搞了些反蒋活动，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时，曾利用蒋宋矛盾和华北日本进行侵略的紧张形势，促成宋哲元在华北建立情报网组织。“双十二”前后，经过王世英交给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准备利用张克侠(原林业部副部长)在宋哲元部队(华北政委会)做参谋长的关系，派我打进宋的部队情报处，利用宋在华北的情报组织，建立我们在华北的情报网，由我负责。七七事变之前，我已经和宋哲元的参谋长张克侠接了头，经他介绍和他们的情报处长见了面，可是，还没有进去工作，七七事变就发生了，这些事也就中断了。(叔叔靖实秋回忆：他(靖任秋)于1934年春回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才离开北平。在此期间我和兄嫂一起居住，共同生活。我知道兄嫂都是共产党员，有时他们在家中开会，我就在门外放哨，常联系的如刘秉琳、武伯昌等我都认识。有一次国民党派便衣到家中搜查，无所获而去——靖叔平)

到了“双十二”，情况才有变化。“双十二”我们得到消息很突然。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北平有些社会关系，“双十二”把蒋介石捉住，我在北平当天就听到这个消息。一提捉到蒋介石，高兴得甚至跳起来。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6年，将近十年，天天屠杀共产党，破坏革命。听到捉到他，真是高兴得发狂。可是，很快就听说要释放蒋介石，那时我们都很不理解，捉到为什么不杀？为什么还要放他？认为应当杀掉。很快，党内就有通知，对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作了很多解释。从大问题看，我们也就清楚了。如果杀掉，正中了反动家伙们的计。何应钦在南京作积极的用兵打算，一是想消灭张学良，更主要的是：打得厉害就不能留蒋，等于促蒋必死。中国必然陷入混战，实现抗战就不可能。内部必先一致，才能抗日，这个道理很清楚。

此时，孙殿英已到了北平，北平正活动反蒋。宋哲元知道孙殿英地下有些力量，就派人把孙找到北平来。孙在山西一点不能活动，等于受到阎的监视，连他要出山西都不行。他要想在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下出山西可不容易，阎把他放到那里看着，必要时再用。

孙殿英离开山西走得很别致，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工于心计。他不告而别，又怕自己没有武装，万一路上遇到危险，出点问题怎么办？军阀靠武力靠惯了，社会上也确有这种暗杀的事，他就带了两个佩枪的便衣卫士。他的两个便衣，在山西省内没有人检查，可是坐火车离开了山西，到了河北省铁路沿线，遇见检查怎么办？他想，离开太原，他就到了宋哲元的地盘。他索性就自己给自己开了一张护照。你猜他怎么开的？他这时又没有官职，他就利用自己的名气，用“孙殿英”三字，开了一个条子，证明卫兵是他孙殿英带的。出了山西遇到宋哲元的人，宪兵队不承认他，也会知道他，不会轻易难为他，只会向宋哲元报告，一报告就没事了，因为宋正想找他。他的估计不错，他就这样从山西平安来到北平。这些人都有钱，拿出点钱来养活一批人不成问题。他到北平后住北兵马司，房子很大，有几进院子，花园，小楼，花厅都具备，在晋祠的很多人都跑来了，过去跟过他的人也陆续来到，他拿出一点钱来养一批人是不成问题的。宋哲元本来想利用他，也就不怕孙周围人来得多。我那时在北平活动，也沾了他的光。我们在那里活动，带半公开性质，宋哲元也不干预。几年当中我能在北平呆得住，就仗有这么点关系。

“双十二”之后，张、杨很快就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恩来同志到了西安，形成张、杨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我党在这当中是具有指导地位的。“双十二”时，除恩来同志到西安，红军也向西安接近。张学良并不害怕，他准备在潼关迎敌，就和红军携起手来抗拒国民党部队。孙蔚如看到这个情况，赶紧给我电报，要我去他那里。从“双十二”到释放蒋，有半个月时间。大体上我是在过旧年时接到孙蔚如的电报，过了年才去的。第一，过去是那么个关系；第二，看见张、杨友好合作，大体还是听我们党的，我想如果我去，对孙蔚如起点影响，对整个形势有利。离开北平前，经王世英决定，将我在北平的关系交给萧明(解放后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1936年春节过后，我就到了西安。先跟杨虎城见面，接着和孙蔚如见了面。那时，形势已定，蒋已释放，决定一起抗日。南京何应钦派策划内战的阴谋，在蒋回去后，也有所收敛，全国正在酝酿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孙蔚如原来邀我去西安的意图也有所改变。2、3月份，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同志。自1928年在上海见面后，已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他，我的工作关系在他那里，北方联络局也是受他领导的，他很了解我。

十、参加延安白区活动分子会议及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这正是延安召开白区活动分子会议的时候，一见面汇报后，恩来同志就叫我去延安参加这个会。有这个会，我就去了延安。那时虽然与张、杨合作，好像国民党部队已在西安？我从西安去延安还带着半秘密性质，记得我坐汽车前还要先换了便服。4月底在延安参加了这个会议，头一次见到毛主席。记得毛主席用他的湖南口音说到统一战线时很激动，他说：如果不是为了民族利益，为了统一抗日，我们统他个妈呵！

在延安，多年没有见到的同志在这里见到了，我看到八路军亲密的官兵关系，看到同志们精神振奋，备感亲切。张闻天或任弼时还找我谈过一次话。第一次到陕北，沿途所见，荒山很多，树木很少，但是，在延安看得出生气，党员的友爱，干部不管大小都很亲近。有次，在延河边的宝塔山上，遇见一些红军将领，大家比赛爬山，看谁先到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都住在一个骡马大店，睡一个大炕，和伍修权同住。北平去的还有宣侠父、郭子化。开会住了十多天，跟肖克等一起回西安，坐一个车，吃住也在一起。回到西安，跟蒋介石合作的谈判已经成功，没有什么事情了。我在西安住了半月左右，就回到北平。组织一度要我留在西安做国民党部队的工作，后因宣侠父是黄埔一期的，与胡宗南熟，就把他留在西安担任这个工作，我回北平。宣侠父就是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做这项工作时被特务搞死的。他骑个车子上街，他在前面走，后头来个汽车撞了他，车上下来人把他扶上了车，表面上看撞倒了他，扶上汽车，很自然，实际搞到庙里，装在麻袋里活埋了。阶级斗争是不讲交情的。

我回北平，大约已是1937年的5月份。没过多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卢沟桥离北平只几十里路。我一听到卢沟桥的炮声，就想到抗日战争可能要爆发。卢沟桥是中国的一座古桥，在卢沟桥打炮，从它的名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实，冀东先发生打炮的事，炮声是从冀东发展过来的。

多少年来要求抗战，现在抗战实现了，还不到第一线去？因此，我们还没考虑过离开北平。可是炮声响后，开始还听到一些好消息，很快卢沟桥国民党就放弃了，日军很快进了北平城。听到日军进城，才考虑离开北平。这时，彭文在教书，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日军进城后的第二天我们离开北平。先到天津，此时，铁路交通已很混乱。车站开的已经不是客车，坐火车的人，有什么车上什么车。我们在北平的东西，除书箱寄存别人家以外，都丢了。到天津住旅馆，紧张得不得了，都是从北平跑出去的人，我们只能在旅馆的走廊上打地铺。后来到彭文在武汉女生队的同学的家里住了两天，买了去青岛的轮船统舱票。天气正热，船上人满，甲板、舱里都是人，在船上遇到王世英。后来才知道，邓大姐在北平治病，也是这时候跑出来的。炎夏天气，舱里太热，在甲板上睡凉快。可是，有时外边下雨，一落雨，就得赶快把孩子往舱里送。梯子很陡，一个人把孩子搬上搬下，真够受。本来想从青岛转车去徐州，走到半途，听说青岛已被日本占领，不能去了，就靠了烟台。烟台没有码头可靠，从大船坐小船下去，真跟逃荒一样。从烟台上岸，王世英约我在青岛见面。我去青岛，把组织关系联系上了。离北平前，由王世英决定，把我在平津一带的关系交给了肖明(解放后任北京总工会主席)。

过青岛遇上我弟弟。他在西安城门上受过训(张学良招了学生在西安编成学兵队，受训地点系西安城门上)。那时，学兵队已经解散，他在烟台同学家的商店中工作，找到了他，买票等事就有人帮忙了。我们一家坐汽车沿烟潍路到了潍县，再乘火车到济南，住了一两天，从济南又到徐州。我这个老家，好多年都不能回去了。这是第二次统一战线，我党与蒋介石合作，回家没有问题。同时，北方的战事发展很快，家中是不能久住的。我打算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到延安。

离开北平时，正是组织上要我们利用宋哲元的关系，打进他的情报部门，建立我们的情报网的时候，我们刚刚建立起关系，正要插手就结束了。事变前在北平与孙殿英还有来往，邢肇棠、李锡九都住在孙那里。孙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他，宋哲元想搞名堂才把他从山西搞出来。孙殿英准备东山再起，孙处客人几十成百来来往往。“七七”事变开始，宋哲元给他五百支枪，让他组织队伍，当时他家已经住了一两百人。半夜里知道日军进了北平，孙殿英就叫起他家的这些人，把枪背起来，从西直门出了城，邢肇棠跟着他。从北平出来，百十来个人，背五百支枪，经门头沟、房山县靠西山沿太行山向南走。那时，日军进北平快，宋哲元部队，国民党的其他部队都乱了套，正向南溃退。孙避开大道走山边，就以从北平带出来的一点人和枪为基础，以抗日为号召，沿途收容溃散下来的军队和散兵，招收平津流亡学生。孙殿英在北方蛮有名气，不管孙是好人坏人，反正人们都知道他。遇到散兵，他就说：我是孙殿英，你们跟我来，等这么一路上走到石家庄以北行唐县一带，居然收容到了两三千人的队伍，散兵多数还带着武器。按大队编制，先编了了四个大队，邢肇棠也当了一个大队的大队长。学生中如孙志远、张磐石、李琦等很多同志都到了他的队伍。孙以一两百人为基础，靠这么五百支枪的家当，就又起家了。反正那个社会，有枪就有吃的。沿途逢村先找村长，不是让他挨家送派饭，就是叫他集中送粮食和柴草。军阀靠着农民，靠着剥削。日本人枪响了，孙殿英走了几百里路就集中了几千人，足以说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国民党军队溃散的程度。如果是有组织的整连整营地撤下来，怎能让他收容？十个八个溃兵，自己不敢为非作歹，被孙殿英收容，就能解决吃饭问题。

我从徐州家乡出来到西安去。此时孙殿英已到了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蒋介石不得已就委任他为冀察游击司令。这是个实力问题，有了实力，不怕没有人给名义。蒋介石承认以后给了孙名义，他也派人去了南京。我本想先到西安再到陕北，彭文在徐州老家，做不了“媳妇”，考虑她在湖南人熟，她想带几个孩子回湖南去，在抗战工作中，可以起点作用。我想北方的战争还不知怎样发展，就同意她先回湖南。日军占领平、津，河北很快丢掉。我先到郑州下了车，想了解下前方的情况。战事向南发展很快，这时的郑州已经是军事重镇。我听说第一战区指挥所已经设在保定，这意味着保定以北已经失守，又听说恩来同志到了郑州，预备在戏院子召集群众讲演。我想这太好了，单独找还不好找。我就在开会以前早早来到了戏院，找个前排座位坐下。恩来同志在讲话时就看到我了。讲演没讲完，他就叫人找我。开会后，我上台跟他见面，自“双十二”见到他，又快半年未见面了。

“双十二”在西安见恩来同志的面还有件事值得补说。我从延安出来，决定从西安回北平，因缺少路费，留在西安十来天没能走成。有一天，又到西安办事处去看恩来同志。他一见我就问：怎么还没有走？我说：过一两天再走。恩来同志笑了，说：一定是没有路费了。他多了解人！我不好说什么，也笑了。他批了八十块钱给我作路费。那时八十块钱是个大数目，实际从西安买火车票到北平要不了十块钱。恩来同志关怀人，体贴人，想法解决下属的困难，有很多事使人难忘，在他领导下工作，死而无怨。我听到总理去世的消息时，还在干校关着。七十岁的老头子了，坐过牢，遇过极大的危险，从未掉泪，但听到总理去世，我痛哭失声，群众也都很悲痛。我有许多事都受到他的关怀，1957年审干，拖了很久未作结论，以后还是总理作的结论。他处处使人难忘。

还是讲在郑州的事。群众大会结束后，恩来同志叫我去，同他一道的有南汉辰等，说及孙殿英的情况，我就把孙的近况向他汇报了。孙本是反蒋失败下野的，和蒋介石矛盾很大，北平沦陷前夕宋哲元给了他部分枪支，此时实力已成，又以抗日为名，蒋介石不得已给他冀察游击司令名义。他们有专车当晚去保定，恩来同志说：明天我到保定跟一战区司令刘峙见面，你今天想法联系孙殿英(孙已在郑州设了办事处)，我明天乘专车，和你一起去看他，约他第二天在平汉路见面。那时郑州很多军阀都围着恩来同志转，他威望很高。那些黄埔学生，哪怕是在蒋介石下面当军、师长的，都称他周老师，都跑去看他。我和孙取得了联系，约定在石家庄以北东长寿车站见面。孙本人已到平汉路西的行唐县，约他到东长寿车站见面，还得骑几十里的马。由于恩来同志的威望，孙接电话后答应在东长寿见面。第二天，我是乘恩来同志的专车去的，同车去的还有南汉辰、续范亭。孙已在车站迎接，和孙见面后，总理谈了团结抗日问题，谈了以后，恩来同志先走，当日即赴保定会见一战区司令刘峙。走之前交代我多留一天，跟孙再谈谈，要争取他坚持抗战，和八路军建立较好关系。并指示我第二天去保定找他。这时候八路军正向华北出动，已经从陕西出来到了山西。我留下来又跟孙谈了形势，谈国共合作抗日。第二天，孙回行唐，我坐车到保定找恩来同志。东长寿到保定，沿路上有军车，我到保定大概是第二天黎明。车站上没有旅客，零零星星有几个军人，一片凄凉景象。进城后空中有敌机，城已空了，街上关门闭户。头天，保定城已遭到十几架飞机轰炸，次日又连续轰炸，城里人跑光了。这时只有个别人出城，而没有进城的人。我想找个店，找到还留有个把人看守的店，也不留客了。商量再三，才答应暂时待待，吃、住都没有办法。但从这里打听到了刘峙的司令部所在地，以及还有那些机关。找去以后，司令部已经撤走了。保定警备司令部还在守这座空城，司令是高树勋，至于一战区撤到什么地方去了，问不出来。到南门跟前挖的洞里找到警备司令部。日机正在盘旋轰炸。高树勋是熟人，找到他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了恩来同志的住地。到那里一看，恩来同志留了信，告诉我他到石家庄去了，交代要我到石家庄某地找他。在高树勋处吃了饭当天就走。车站在轰炸中，遇到临时向南行的车，爬上去再说，车到中途停了，下来等有车再上去，很幸运，我遇到另外的车。到了石家庄，保定已经放弃了。

国民党军队撤退得实在快。“七七”事变，我从北平出来转到郑州顶多一个月，一战区司令部已经放弃了保定。军队跟着司令部机关跑，可跑不了这么快。这时，什么人有本事什么人就能收容溃散士兵。孙殿英继续这样干，孙从行唐县过石家庄到了武安，所部已经不止两千。

十一、再返孙殿英部

华北丢得这样快，国民党军队撤得这样乱，等我赶到石家庄一问，恩来同志又走了，留话要我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他，我就这么一路赶。山西地形难攻易守，过了娘子关，走路就不大受战争影响了。赶到太原，才在八路军办事处又找到恩来同志。那时敌机已轰炸太原，进办事处就遇空袭警报，恩来同志和我一起进了防空洞。洞很大，朱老总也在那里，那时八路军不少人在太原。由于重视华北战争，恩来同志对华北可以建立关系的部队都不放松。恩来同志对孙殿英这支力量很重视，一谈便要我利用旧日关系，到孙殿英部队去工作，主要还是做争取孙殿英的工作，交代我任务：争取孙殿英坚持华北抗战，建立跟八路军的友好合作统战关系。交代后，就叫我快些走。总理交代任务时有南汉辰参加。我也把孙和蒋介石的关系及留下和孙多谈一天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请示：孙参加过反蒋战争，失败后同冯阎一同退到山西，1932年又进攻宁夏参加福建政府反蒋，所以和蒋的关系一直是很恶劣的。这一次孙利用华北抗日的混乱局面东山再起，到石家庄一带后已有三千人上下的武装，经一战区刘峙介绍孙和蒋见了面，蒋介石给孙部一个冀察游击司令的名义，实属万不得已，对孙还是极不放心的，就把孙的部队交给军统戴笠负责控制，指定孙和戴笠建立经常联系，军统派了一个特务工作组带着电台到了孙部，长住在孙的司令部，实际代表蒋介石，负责监视孙殿英的活动，附带作军队的情报工作。这一特务工作的负责人是严家诰，这种情况说明他们还是很对立的，并请示如何对待这个特务工作。对于这种形势周恩来指示(大意):“一定要和他们来往，能打进去更好。”

抗战开始后，参加到孙部的有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在上层能和孙谈问题的有李锡九(共产党员)，邢肇棠(1941年后参加共产党)和我。其他如姚亮(共产党员)、李琦(共产党员，较长时间内都是做孙部地下党的负责工作)、张磐石、刘植岩等。

我从太原出来，孙部还在行唐一带，很快我就去了，实际也没有具体工作，等于先留在那里。这时孙的部队已经继续向南撤退到了石家庄以南武安一带。

我初到没有安排工作。而他那里的情况已经变化，孙刚取得国民党的名义，又有特务监视，我初到引起了孙对我去他那里的考虑，他虽然拿不出我是共产党的证据，但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言论、行动。这时，孙殿英顾虑我们会不会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他要靠蒋发给军费，补充弹药等，他不肯丧失这些东西。年底，上海失守前夕，他跟我商量，问我是否到南京走一趟，跟戴笠建立个关系，以方便今后工作。孙殿英恐怕我去他那里引起特务的疑忌，如果取得戴笠的谅解，还希望我留在他那个地方。我当时也认为，既到孙部工作和他们是不能不打交道的，而且总理也作了明确的指示。恩来同志的想法是争取各部分力量抗战，对国民党特务我们也不是搞对立，而是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抗日。防范是要防范，但不搞对立。根据恩来同志的提示，我想我可以到南京去，便欣然而去。孙在南京早已有了办事处，有个办事处主任叫刘曾若(解放后武汉市政府参事室)，是孙殿英的常驻代表。刘还是比较进步的，旧日跟徐冰同志有联系。这个办事处主要就是跟戴笠发生关系，孙要钱，要东西，都通过戴。蒋答应发给时，也通过戴领取，蒋知道孙不好对付，只有用特务组织来控制他。戴的特务组织，把孙的一举一动都报告蒋介石。我跟刘曾若见面，把孙要我来的意图讲了。这时戴不在南京，他的机关报告他，他约我去上海见面。我从南京出来到了上海。戴的办事机构，把住什么地方最靠近戴，都作了安排，我住的地方与他们都有关系，可见所有的活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我想，住到这里也好。它对国民党其他特务能带点欺骗性。前面说过，1933年时国民党特务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里弄。

戴的特务工作，这时已经很有点气候。戴笠和我见面的形式是请我吃饭，在座的有高崇民——民盟副主席。戴笠见面时绝口不谈往事，不谈到我的历史，却给我引见了特务组织中的一些熟人，暗示他是知道我的历史的。我记得看到许××。南昌起义的时候，许是二十四师参谋长，后来投降了国民党，加入了特务组织。戴把这些人向我摆出来，表示我的历史、面目，他都清楚，他请我做事情，看我怎么样。这些都是“尽在不言中”。这说明，那时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已经颇为高明。当时正是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被迫和各党各派合作，我又是以孙殿英代表的身份和他见面，所以谈话时一般的，只涉及华北的情况，很多青年学生流离失所，到处流亡，应该收容这些青年爱国力量。很多人投向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国民党希望青年到他那里去。戴笠请我在华北替他收容平津流亡学生并介绍给他。走以前他送给我一本密码，一支八音手枪，约以后通讯联系。我以后没有和他通讯。

此时，上海战事已很紧急。苏州河以北已被日本军队占领，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苏州河隔岸对峙。形势的发展是中国军队慢慢不能支持。我正在中国部队准备撤退时，离上海到南京。这时，火车也不大通了，我坐戴笠他们的大型载货车。天经常落雨，路途泥泞，汽车翻倒路旁的很多。中途没有旅馆，只能住在人家。在无锡住了一夜梅园，第二天到南京，已是11月中旬。

戴笠这一手，无非是表示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愿意跟你联系；可以互通电报，希望你把孙殿英的情况告诉我。送一支枪等于文化人送一支笔，表示亲近。密码一本，以备通讯。而孙殿英则表示：这个人过去你们很怀疑，我让他去跟你见面，消除隔阂。去的结果，好像戴笠表示了“谅解”、“信任”。

我离开两天，上海就失守了，南京震动。这时，我党已在南京设了办事处，由叶剑英同志负责，李克农同志当副处长，我设法跟李克农同志见了面。这时南京情况比较混乱，各方人士很多，不是专门派出来对付我的特务，也不会知道我是谁，再说战事紧急，兵荒马乱，情况千变万化，他也掌握不了我的活动。我警惕地找寻时机，把枪和密电本带到了办事处。李克农同志把密码本抄录报到延安，在审干当中，李克农同志对此作了证明。以后没有和戴通过讯，也没有给他收容过流亡学生。

回到孙部，路过徐州，彭文已经急得不得了。战争发展很快，她急于要走。我回到徐州，她也就回了湖南。

一回到家，就看到外面有许多人，还有出殡的纸人纸马。原来我的祖母病危，几天来就只有一口气，周围的人说：老奶奶不咽这口气，就是等孙子。我进门到她床边，她拉着我的手问我，你吃过东西没有？说着就断气了。祖母对我最好，我当时很后悔没有带些吃的。我是长孙，我父亲九岁上就死了父亲，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祖母在农村那个条件下，对我尽了她最大的关怀。

战争发展很快，徐州随即沦陷。殡葬了祖母我就走了。孙殿英部队从石家庄以北撤到武安、涉县一带，时间恐怕已到了1937年的年底，1938年春天，又从涉县到了山西的晋城。

去南京这一趟效果不错，我回去跟严家诰应酬了一下，我们两人还曾住在一起。行军不比住家，孙殿英、严家诰和我三个人住在一起，还睡一个炕，睡的地方也是办公、会客、下边来请示报告的地方。邢肇棠这时当大队长，李锡九已经胡子都白了，他长住洛阳。

我从涉县到晋城，当时孙的部队在林县晋城一带。孙殿英这时给我任务，要我到洛阳去招学生办教导大队，为部队培养骨干。白手起家，如何准备？有几个问题：一、学生来源；二、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到哪里去找？三、地点选在哪里？除了派他的军事干部来以外，孙都不管。这跟戴笠要收容华北的学生不是一回事，这是要在豫西招学生。教导大队队长由孙殿英自兼，叫我当副队长(又称大队副)，“全权办理”。

经过选择，教导队的地点定在洛阳以南一百华里左右的韩城(即古韩国地方)，六七月份开始筹备。这时，孙殿英的部队已经不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了，而是团的编制。他的部队在韩城也设了办事处，作为留守的后方，并驻扎了一个团守护办事处。洛阳也设了办事处，完全是个大部队的派头。

教导队的地点最后确定在洛阳以南一百华里的宜阳城三乡镇，8月前后正式成立，这时部队在黄河以北，实际由我负责。学生决定要找思想进步一点的。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党的地下组织豫西特委在豫西给动员的，也有极少数学生，约四五十人是在汉口经孙的办事处(办事处长即刘曾若)招收的。我到洛阳后和豫西特委经李琦介绍在洛阳见的面，见面人在洛阳一个中学校工作。在豫西一共有一千多人报名，我都收下了。那时没有王法，谁都可以招兵买马，占山为王。我把招来的学生一共编成七个中队(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个军官队，是孙部旧日军官，六个中队是招来的学生。我曾问过孙殿英，教导队规模办多大？要招多少人？他说：不怕大，你能招多少就招多少。他开这么个口，我就招来这一千多人。李锡九也来到韩城，支持创办教导大队。他原来在洛阳，年高德韶，有些事可以借重，在有些问题上，他向孙殿英说话更为方便。教导大队的队长、区队长等军事干部都是孙部的旧人。还得用孙殿英的人，不然他要怀疑。其他的军事干部和全部政治干部都是和党有关的。这些人从哪里来？如上政治课的政治教官、政治总教官、还有军事总教官，总得有个教育长吧。不久机会就来了。抗战开始，程潜当一战区司令长官，驻洛阳。我们办教导队时，程潜正要从一战区调走，大约换上来的是卫立煌。程潜的政治部当中有一批比较进步的人，政治部主任叫李世璋，原是共产党员，下边也有不少思想进步的人。此时李是不是共产党员，弄不清楚。程潜要走，按国民党的常规，一朝天子一朝臣，换班就得换人。程潜下边那些要走的人，我就都接收下来，安排在教导队。教导大队的组织计有：教育长是徐祖芳(抗战中在新四军牺牲)，军事总教官是方执忠(黄埔学生，参加过湘西暴动，解放初任解放军师长，1956年后任天津警备副司令)；政治总教官是刘啸然(解放初任河南教育厅长)。七个中队都设有指导员，只有张秀中一人抗战时太行病死，其余六人都还在：谢丰(外交部)、马影秋(教育部)、张德甫(曾任武汉水工学院院长)、严辛吾(即严厉，郑州粮食学院领导)、李平民(北京外贸部门工作)、彭庆昭(北京科普协会)。还有一些教官：李琦(曾任教育部副部长)、马国良(教育部)、李汉辉(被俘牺牲)等，其中李琦的公开工作是办“教导”小报，实际是教导大队党的负责人。教育长、军事、政治总教官以及七个队的指导员全是共产党员。

我那时想请个打游击战的内行当教官。正好李琦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叫他带个信给林伯渠同志，要个讲游击战的教官。林老果然派了人来，叫李简恭(长征老红军干部，抗战中已牺牲)。

川康边风云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保定失守前夕，周总理在太原指示我打入孙殿英部队工作，没有让我带组织关系。指示工作时南汉辰(北方联络局成员)在场，此前我的组织关系在北方联络局。1937年底(或1938年初)我已留在孙部，孙部也已由石庄附近南移到武安一带。有一次我到129师师部——涉县西北某地，见到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曾向徐向前提出组织关系问题，徐要我找邓小平谈谈，我因为和邓以往不熟悉，觉得不好谈，就没有再谈。

1938年，在豫西孙殿英部办教导大队时，感觉到很多事情需要有组织帮助才好解决，曾通过李琦与中共豫西特委负责人见过面。在和豫西特委接触中，我没和他们谈过组织关系问题。秋天，教导大队开办时，李琦从宜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我托李琦问林伯渠，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1937年初，我到西安办事处和林老见过面。结果林老跟李琦说：不要管他。李琦回来也没谈我的组织关系问题。看来林老是对的，我要是在孙部与组织建立了关系，以后我这个人就没有了。李琦是李锡九的外孙，抗战以前李锡九一直是和李琦一家同住在北京的。那时我们经常往来，就认识李琦。李琦抗战开始后随李锡九到了孙殿英部队，在接触中了解到他是共产党员，他对我只知道我和李锡九很接近，什么事情也敢对我讲，至于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并不知道。后来周恩来去了重庆，别人不了解情况，此后我就没再找。

豫西特委在洛阳，可能活动有些暴露，于是就搬到三乡镇，而且连电台也搬去了。当时孙殿英正在扩充部队，壮大实力。好在严家诰只有一个情报组，虽然常驻孙部搞情报工作，但没有更多的人深入下去。我们教导队跟严家诰隔着一条黄河，同我们还有二三百里路的距离，他们也搞不清楚我们这里教导大队的内情，初期还相安无事。

可是，教导大队只成立不到半年，事情起了变化，三乡镇终于暴露了。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报给孙殿英，声称要解散教导大队。孙殿英不愿意解散，解散于他面子不好看。孙殿英从洛阳来到三乡镇。军队习惯，这个部队的头头来了，照例要请他检阅、训话。他看见不到半年，这个部队已经很像个样子，更不同意解散了。他找人给一战区交涉：年底离开洛阳一带，调到黄河以北孙的防地。

1939年初，这个部队就从三乡镇调晋城(孙殿英部队驻晋城)。这很麻烦，我们要过黄河，工具就是木船。黄河水流很急，这倒没有什么，但是一过河就是敌占区，过道清铁路后，进入山岳地带走一段路才到目的地——晋城。如果过河时让敌人知道，“中流击之”，这是兵家所忌。纵然渡河敌人没有发觉，我们的人过河后也不能暴露。前面敌人来打，后面有黄河挡住，也很讨厌。要在夜晚走，从道清铁路穿过才能上山，靠近山边就不怕了。

开始把教导队向黄河以北调，大家估计：很多学生可能跑掉。有些本地学生平时就不愿离家，过黄河那边，还要打仗，有危险，学生会跑掉一些，是应当有充分估计的。但是，我们到了晋城，检点人数，几乎没有开小差的。说明那些学生的思想进步很快。

我们从三乡镇过河之前，向黄河边上靠拢的时候(渡口点已记不得)，有意绕过洛阳。那里很多人要解散我们，我们就绕过他，避免途中出事。我们先在河边跟管渡口的单位接洽好。千多人只能分批陆续地渡河。还好，敌人没有发现，人都上岸了。一上岸，即派部队向道清路日军方向警戒并封锁消息。我们封锁了沿河的村庄，外边来人扣留，里边人不许出去，以防走漏消息。我们在驻地放了哨，白天休息，晚上吃饭，黄昏时开始过路，越过道清铁路封锁线。先派警戒部队到两翼警戒，然后留后卫，没有暴露目标，越过道清铁路，上了山，全部人马通过了封锁线，安全到了晋城。

教导大队这次带学生是很成功的，国民党部队里开小差是常事，从后方渡黄河到敌占区，没有发生开小差的部队恐怕很少。再说。这支部队当时没有什么武装，人虽有一千多，枪只有几十支，要是真打，还真没有战斗力。但是，我们把全部学生都带到了晋城。

到了晋城，教导大队还是被迫结束。这里有两个原因：一、这支部队在黄河以南时，一战区就让解散，给了很大的压力；二、孙殿英也不想把这支部队再保存太久，他知道这里有共产党，怕出问题。因此，到了晋城就办理结束。结束的方式也很妙。这时(1939年)，蒋介石已经把孙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军，委任孙殿英为军长，把部队从晋城调到河南的林县。当时，从陕北来的抗大一分校就驻在晋城与林县之间的凌川(离晋城大约有一天的路)，教导大队的许多人都开小差到抗大一分校去了。我带教导队到晋城，连休息都没有休息就被孙调走。孙就给我一个参谋长的名义，让我赶紧到林县，为新五军和林县地方上接头，安排孙部调到林县以后的防地和给养(那时部队主要吃地方)，实际上目的就是让我先离开教导大队。我带上跟我的几个人，到了林县。现在来看，离开教导大队去林县有好处，因为在教导大队结束时，学生好多都去了抗大一分校，我在就有嫌疑和责任。我去林县，离晋城有近三百里的路程，学生走了我方便一些。孙殿英对教导大队的学生去抗大一分校事，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他把其余的学生分配到他自己的部队。最好的当连指导员，少数当排长，一般当班长，也有在团、连做政治工作的。不仅学生到抗大的多，政治干部去抗大的也多，教育长、总教官都走了，也有到太行军区去的。1940年我跟何长工见面，他问我：你那个教导队有多少人到抗大？我说搞不清楚，几百人总有。他说上千了。那就是说差不多都去了，以后又说抗大对教导大队的政治干部评价是：水平比抗大的政治干部好。

教导大队给我党输送的人，解放后有的到了大区书记处工作，有的成了部长级干部，如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就是在教导大队办《导报》的，至于在我军部队中，各级都有教导队的人，教导队的教育长是在我新四军中牺牲了的，当时的连指导员现在许多是司、局一级干部。

办教导大队期间还有过搞游击战来开辟根据地的想法。在三乡镇期间大约1938年11月，敌人从武汉方面沿平汉路进攻，很快占领了信阳。我们估计，敌人如再北犯郑州洛阳，豫西可能沦陷。豫西特委一度搬到三乡附近，并且豫西特委要李琦告诉我做准备：豫西一旦沦陷，即以教导大队作骨干在豫西开展游击战争。豫西特委就介绍当地比较进步的有武装力量的开明绅士和我们建立关系，希望以我为主搞游击战。三乡地区附近有一个姓贺的绅士贺澍三，有些武装。他的儿子贺崇升(原长江航运管理局长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参加豫西特委，就曾经介绍他父亲给我。我想，敌人来了也好，如果敌人到了信阳、郑州，我们就以教导队这一千多人为骨干，在豫西开展游击战，成立根据地。为此也做过一些工作，例如派过参谋检查进山道路，地方交通、村庄情况。我跟地方实力联系也是准备在敌人进攻时，以三乡为基地组织武装。但是，敌人到了信阳就没有北进，洛阳市平安无事，我们的活动没有搞成。



靖任秋任国民党新编第五军第四师副师长时留影

1939年我到林县后，孙部冀察游击队正式编成新五军，邢肇棠任副军长，我任第四师副师长，四师师长由孙殿英兼，以后国民党派了个叫康纪鹏(又叫康翔，与康泽是本家兄弟辈，是个胆小好利、酒色财气俱全的人)的来任师长。孙殿英的部队虽编为两个师，实际两个师的师部都没有成立，实际由孙本人统一指挥。把部队直接交给别人孙还是有顾虑的，孙殿英给康纪鹏以师长名义，生活上给予应有的照顾，但就是没给他指挥部队的权力。我还是住在军部里，做孙殿英的工作。1939年初我到晋城不久，孙殿英部队移防到林县(晋城以东河南境)以西直到东阳关，面向平汉路布防。铁路线属于敌占区。孙部除两个师外还有些支队，以东住到平汉线以东冀南地区。林县以北直到涉县都是八路军。孙是一个封建流氓军阀，是在矛盾中图存以及求得发展的，在华北就是利用八路军和蒋的矛盾。我们在抗战初期所以能和他建立关系，能在他的部队进行工作就是这个原因。当时华北的抗战形势，在我们党的正确政策领导下，有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在他的周围，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孙很懂得蒋介石是不会要他过黄河以南的，要在华北就不能不和我们和好。他此时完全是采取保持实力的方针，对日本不主动出击，对八路军也不得罪。这当然与李锡九、邢肇棠和我都做了工作有关。我过去说过，恩来同志一开始就向我交代：要策动孙殿英坚持抗战，与八路军建立比较友好的关系。我在此时期，主要做这个工作，包括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建立孙部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我曾经几次到八路军去，跟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见面。我到孙部后曾陪同孙殿英和朱总司令在太行见面，并与一二九师建立了联系。一直到1940年，新五军与八路军的关系，党中央评价过(据彭副总司令说)，认为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从全国说孙部是最好的。这一期间也利用新五军的关系，给八路军做过不少工作，例如，1939年初掩护八路军东进纵队(只有百余人)，通过孙部到平汉路东开辟工作，这也是何长工布置我做的。部队由抗大的副校长某率领，要我做孙殿英的工作，一是让这部分通过孙的防地林县一带到路东去，二是到路东后和孙的部队不要发生问题。我做了这个工作，除东进部队(人数很少)安全通过林县过路外，还电知路东，记得是崔振之支队，要和八路军东进部队搞好关系。其次，根据地有一段时间没有制造能力，必须从敌占区采办军工器材和无线电通信材料，以及医药卫生材料。我们利用孙殿英在敌占区的关系，通过秘密与公开结合的办法在天津、北平一带利用新五军的名义代八路军总部搞了不少这些东西，甚至八路军到国民党后方洛阳、西安等地活动时还可以利用孙部的证件(护照)、服装等。当时八路军时常有人到孙部，记得八路军前总王伯屏就去过一两次，八路军也替孙部解决过问题，如1940年送给孙部冬季全军棉衣等。

第二，1939年利用孙和豫北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矛盾，打了国民党在林县的豫北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姓吴，很反动，有三个营的地方土匪武装。我由河南武安调动牛瑞亭支队以移防为名到林县打的。

第三，铲除孙部所在地最坏的反动地主武装头子李光地。李是武安的大地主武装头子，彭城镇一个煤窑因为不满足他的勒索，一次就在煤窑里害死13个人；在这一带也和八路军闹摩擦。利用孙和他的矛盾，打击了这个地主武装李光弟支队，将李扣押撤换。牛瑞亭就是接替李的支队司令。总之当时的统战关系是不错的，一直到1940年。这些工作是不易隐蔽的，隐瞒不了国民党的特务的，因此要想同时和国民党特务工作接近是有很大矛盾和困难的。而当时没有出问题，主要是孙殿英的态度还没有完全倒到国民党去，他的部队虽然有特务监视，然而在抗战初期孙并不受特务的影响，蒋对他也无可如何。

十二、在反摩擦斗争中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军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转移其兵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采取诱降的策略，促使其加紧反共摩擦活动。1939年底，蒋介石悍然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由阎锡山首先从山西动手。阎锡山在发动“十二月事变”之前，曾经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意思就是要准备进攻在山西的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的力量，党组织及时派人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同志就说：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

迎击这次反共高潮，事前我们有了准备。战斗一打响，首先粉碎了阎锡山对晋西北和晋西南的进攻，接着又打败了他们在晋东南的进攻。这里边突出的事情是1940年3月份，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的涉(县)武(安)磁(县)林(县)战役，彻底解决了国民党部队朱怀冰一个军，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迫使第一次反共高潮告一段落。当时的军事态势是：习惯上，华中华北常以黄河分界，河南省在黄河以南，应属华中，但河南省在黄河以北还有几个县份，最北的地方是武安。1940年国民党还有三个军在豫北一带，朱怀冰的二十七军在林县东北的武安，孙殿英的新五军在林县，庞炳勋的四十军在陵川，深入到华北。朱怀冰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最为积极。朱怀冰部驻在武安这个地方，从地理形势上看，可以说是个突出的地方。武安以西就是涉县，涉县从东阳关出来就是武安。武安以南是林县，孙殿英的部队驻在这里，面向平汉线布防，北边驻到任村，驻有新五军牛瑞亭支队，同时八路军也有一部分驻在任村，西边邻接陵川县，驻的是国民党庞炳勋部队四十军。朱怀冰部队与后方联系，主要靠武安以南的孙殿英部队。由此可见，从武安到林县这一带的朱怀冰、庞炳勋、孙殿英三个军，算是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突出的力量，他们防地毗连，可以守望相助。就国共两党的形势说，朱、庞、孙部队驻防的也是华北最重要的地方。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头一个活动就是打通华北的交通要道平汉线，国民党在华北保留这支力量的战略意图就显而易见了。这里对任何一方都有很大战略意义。另外，国民党驻黄河以北中条山区的部队，有九个集团军，连同游击队和杂牌武装，号称二十万，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坚持和共产党团结抗战，在反共高潮中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除胡宗南系统的范汉杰第二十七军以外，其他部队很少卷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使朱怀冰军从武安、沙河一带进攻太行解放区。我们党准备打击国民党这股反共气焰时，就下决心首先搞它突出的这一军，彻底解决一贯搞摩擦的朱怀冰部。我记得是在正过旧历年、照例唱年戏的时候解决朱怀冰的。我八路军总部事前估计到，在武安打朱怀冰，他支持不住时，就会向林县孙殿英部队靠拢，如果孙军从林县来支援他，就是朱、孙两个军。孙军一来支援，很难不影响朱另一面靠着的庞炳勋，如果庞军也行动起来，就成了三个军，和三个军作战，事情就扩大了。而且，武安、林县、陵川三个军一挨上，我们也就不能打了。我们讲团结抗战，不是要破裂，破裂对抗战不利。为了打击反共气焰，不得已时要打击其中最顽固的一部分，但要迅速解决战斗而不使其扩大，目的还是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所以，在武安打上之前，八路军太行军区的军分区司令员纪德贵就受命跟我取得联系，约我到任村附近见面。通知是李琦传达的。孙驻在地的姚村，在任村与林县之间，稍为偏东一点，距任村不过二十多里。任村已是山区，是一个较大镇子，驻有两方面的部队。我到任村后，同牛瑞亭一起到任村以西十多里，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子和纪德贵见的面。以后我和纪德贵单独密谈。纪司令员告诉我，要在武安一带打朱怀冰。他提到，估计朱挨打后会向孙部防地靠拢，拉孙下水，要我准备万一朱怀冰跑到林县，能够争取使孙殿英采取中立态度，不卷入这次战斗，以免战事扩大。这是组织上告诉我的形势和给我的任务。见面后当晚我就住在这个村上，第二天赶快回到姚村。我考虑这个任务很不好完成，朱怀冰当时说起来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孙殿英、庞炳勋原属西北军系统，在蒋介石那里都是杂牌部队，不过庞对蒋靠得紧些，而孙对蒋还是若即若离。从防地位置上说，孙殿英处在朱、庞两军的中间，万一朱怀冰靠近来了，不支援他，让朱受了损失，都是国民党部队，孙如何逃脱这个责任？可是，孙殿英也要考虑，孙的生存靠自己的实力，如果在支援朱怀冰时，他自己蒙受了损失，蒋介石是不会给他补充的。而且，他跟八路军的关系不错，他在这里是在国共之间苟存，在当时条件下也不愿同八路军破裂，因此，他是不愿打的。他顾虑的是，如不帮助朱怀冰跟八路军打，将来蒋介石一定要怪罪他。这些正是我当时考虑的事。我回去后，因为是个军事行动，不能和孙讲，只能个人在思想上做点准备。孙已经知道朱怀冰在武安一带和八路军冲突，因为地方距林县还有几天的路程，看他的态度没有考虑到朱怀冰败退到林县来的打算。我也只和他谈了谈在华北应该协同抗日，要打八路军怕不会有好结果，仍和往常一样鼓励他和八路军维持友好关系。

可是，事情很快就到眼前了。经我八路军反击，朱怀冰果真从武安向林县孙殿英防地撤退，意图会合孙部，迫使孙殿英援助。孙殿英本人驻在林县城北约二十里的姚村镇，我和孙同住在姚村。3月6日这天早饭后，忽然听到报告，说姚村东北方向有部队从小山坡上冲下来，向孙殿英司令部所在地姚村接近，又有人报告姚村西北方向也有部队过来，向姚村接近。我和孙殿英得到报告，马上出村去看情况。一出村西口，就看到西北来的部队已经接近了姚村，已经可以识别是八路军的部队，不过，东北方向来的部队也很快接近姚村，已看清是国民党军队。这时情况已经可以判断，是八路军在追击从武安溃退下来的朱怀冰部队。八路军部队接近姚村后，从村外直插村东，抢先在姚村村外占领了阵地，也能判断是要采取超越追击的办法，截住朱怀冰撤退的部队，不让他和孙殿英部队联系上。八路军到了村边，驻在村里的孙部警卫部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拉到村边警戒，另外的部队也上房警戒。姚村这时孙驻有警卫营和教导团，紧挨着姚村附近还有两个团，如果参加进去也很讨厌。村里的部队上了房，看看两方部队都在往村子这边来，真紧张！这时，我跟孙殿英都还在村外。由于事出于仓促之间，孙对发生的这件事没有准备，一时态度犹疑拿不定主意，显出焦急难办的神情。孙处境非常为难，既不愿牺牲自己支援朱怀冰，也不愿在当时的条件下，破坏以往和八路军的关系，又要考虑不支援朱怀冰，如何向蒋介石交代。在这两难的关键时刻，我揣摩孙殿英的心理是不愿打，但是双方万一都到了村上，不管哪一方先进村，哪一方后进村，只要在村上打起来就不好办！朱怀冰部一进村，他跟朱一见面，他就不能不管，不参加他对蒋介石不好交账，事情就很难应付了。这是我最大的顾虑，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处理。在孙犹豫的片刻中，我乘机向孙建议：现在这种情况，无论哪一方面的部队先进村，在姚村打起来我们都不好处理，你留在这里处境很困难，不如你带着卫队向西山根靠，躲开这个地方，把姚村和附近的部队交给我负责，我来应付这个局面。

时间很紧迫，孙殿英马上接受了我的意见，也没集合队伍，就带着他身边的卫队离开姚村朝西走了，只叫参谋传话，姚村附近队伍统听我指挥。他刚一走我就命令各部队(姚村卫队营、教导团和姚村南面二三里处的一个团)：一律进家、关门、上房子，如果双方打进村来，只要不砸门、不上房子，一律不准开枪，有任意开枪者唯该部负责人是问。孙殿英还没有离开或是刚刚离开，村东已经打响，八路军追击部队先头赶到了姚村村东，朱怀冰部队来得迟一点，但也接近姚村村边了。幸而八路军在姚村村外就截住了朱部，双方在村外接触的时间不长，朱的队伍被击溃，全部被歼灭，朱怀冰也就在这里一人只身落荒逃走的。八路军对朱部超越截击，是很有利的行动，使得战斗在姚村外面进行，很成功。我们党希望孙殿英不要参加战斗，这样做也就帮助孙作了不参加的具体部署，如果双方打着进村，我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如果不在村外截住他，让朱部先进姚村，到了孙的司令部，我就难处理了。

朱部向林县撤退之先，已在武安受到很大打击。败兵被击溃后，八路军也没进姚村，他们当然了解我在姚村的情况。因此，在消灭朱怀冰的战斗中，能使姚村保持平静，从而达到了中立孙殿英的目的。

战斗过去，稍平静一点，我就往西山靠，找孙殿英向他报告。出姚村不久，就碰上李达参谋长，他知道孙部在八路军消灭朱怀冰的战斗中保持了中立。闲谈之间，这件为难的事就算过去了。

朱怀冰部队受八路军追击，往姚村逃来时，还有个插曲。当时去村边观察的还有很多人，例如第四师师长康纪鹏，一听到打枪，他就往西山跑，接近西山后还想往庞炳勋部的防地走。八路军的追击部队，除了向姚村追击的以外，还有沿着西山边向南追的小部队，康纪鹏一出来，带着几个卫兵，就遇上了追击的小部队。八路军叫他停他不敢停，这个小部队就朝他开枪，把他的一支胳臂打伤了。

孙殿英回到姚村，已经平静无事，但还有些善后的问题。第二天接到朱怀冰送来的信。大概八路军追了一阵不追了，他走到一个村就住下来，找老百姓给孙送信，说他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孙殿英就不能不管了。孙派靠近朱怀冰住村的团长杨克猷把朱接到团里，杨用电话报告接到了朱。很有趣，孙殿英叫我去杨的团部看望朱怀冰。我大概是在姚村战斗发生的第三天去看的朱怀冰，朱一见我就说：唉！我知道八路军是打死狗子仗的，盯上不放。实际他被八路军追得落荒而逃。当时，追他的人离他并不远，看他只一人就没有认真追他。如果认真追，他早就作了俘虏。他说的话是替自己遮羞。

这时还有一件事，八路军打朱怀冰时，朱正派人去洛阳刚领来一百挺轻机枪。派的大概是小部队(一排或是一连)，领到机枪后正向他的部队送，当机枪送到林县南部时，朱部已经从武安败退。林县南边是孙殿英部的驻地，孙就把这一百挺机枪扣留了。军阀之间，你搞我，我搞你，互相吞并，大鱼吃小鱼是常事。不要说枪，就是部队也能给你吞并了。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按当时国民党军的装备，一百挺机枪是正规军武装两个团的武器。

我看朱怀冰回来，告诉孙殿英，朱要去洛阳，要求孙派部队护送。孙这时要处理两件事：一、派人送朱怀冰去洛阳，二、一百挺机枪问题。

送朱去洛阳本来可以经晋城、怀庆府(即沁阳)，过黄河到洛阳。道清铁路上有敌人，但是可以在夜里偷偷穿过。一般人都走这条路线，但朱怀冰他们是从平汉路经敌占区，通过郑州到洛阳的。到敌占区本来不容易，但此时孙殿英已经跟日本人有勾搭，日本人在安阳给孙殿英挂了个公馆牌子，在敌占区竟可通行无阻。从日本人来说，这是在造空气，争取孙殿英。空气放多了，使得你站不住，也是一种手法。不过，孙殿英送朱怀冰去洛阳走这个路线，可以证明他跟日本人的勾搭，已经超越制造空气的阶段了。孙殿英送朱怀冰是向朱表示他的好意，你失败我收留，还利用特殊关系送你回洛阳。同时，走的这条路也使朱怀冰以后说不了坏话。关于一百挺机枪的处理，孙殿英也很聪明。这批机枪既是朱怀冰的，朱是与八路军搞摩擦被八路军解决的。领枪的这支小部队虽然没有接触八路军，但它总是朱怀冰的一部分，这枪应该是八路军接收。他不敢惹八路军，就准备把枪交给八路军前总。他要我到八路军前总找彭德怀司令员送这份人情。战斗结束后，我就到太行武乡八路军前总去汇报，当时前总是彭德怀负责，跟彭总见了面，当时罗瑞卿、左权参谋长、杨尚昆、王伯屏等都在。见面后彭总赞扬了孙军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我告诉彭总姚村打朱怀冰的经过，我说，稍为追快一点就能捉住朱怀冰了。彭总笑着问我：你把他俘虏以后怎么办？彭总接着又说：朱怀冰反共我们不能不教训他，但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能打这一仗以后把关系搞破裂，影响抗日。经他一说我就懂了，这是在执行党中央规定的方针——使斗争适可而止，争取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战。他又接着说：朱怀冰的家眷在武安，我们俘虏了，也要送给你们，还得请你们想法送回洛阳才行。后来，彭总让人把朱怀冰的三姨太和小姐，及贵重物品送给我们，我们又派人给朱送到洛阳。

蒋介石历来歧视杂牌部队，对在黄河以北的孙殿英部队，和他的嫡系部队在待遇上(饷、服装、枪支、弹药)不同。前方的服装不能从洛阳后方领取，只能就地买布买棉花自己制作。打朱后国民党对孙有相当的压力，在服装材料的购买上有一定的困难。武安地区出土布，在外边做生意的人多，富户多。我给彭总说，孙殿英想派人来武安买土布做军服，因为林县没有。彭总不仅慨然允诺孙部来八路军的防地武安买东西，还主动提出送给孙一个师棉军服的布匹和棉花。解决朱怀冰军能这么干脆利索，当然主要是八路军的力量，但是，能够不节外生枝，孙殿英采取中立态度也很重要。太行总部认为当时全国和我们的统战关系最好的要算孙殿英部队。彭总此举实际是对孙保持中立的酬谢，所以，双方关系很好。八路军在反共高潮开始后还可以过黄河到洛阳活动，就是孙部的掩护。孙部服装有它的特点，比如帽子是用毡子就地制作的，八路军就拿着孙部的护照，穿着孙部的服装过河活动。

我这次去总部还遇到何长工，教导队解散后，有千余人去了抗大一分校，教员学生质量很好等话就是他这次向我说的。

我去总部时，还有点有趣的事。总部设在黎城、武乡一带，我从林县走要经过涉县，那时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师部都在涉县。我一接近村子，就看到欢迎靖任秋副师长的标语，边府主席杨秀峰还请我吃了一顿饭，他们费了不知多少苦心找来海参，可是海参没有发透还是硬的。回来时一二九师又由朱穆之同志出面招待我。我带了十多个骑兵去，招待我还专门杀了一口猪。到了前总，彭总虽未特殊招待，住在那里吃得还是比别人好。总部那里办有合作社，合作社还有川菜馆，他们让王伯平同志找我，要我请客在合作社川菜馆吃一顿，我们真的吃了一顿。回到姚村，八路军把朱怀冰的家眷送了来。我告诉孙殿英，到武安买东西不成问题，彭总还送了一个师的棉军装。我还告诉他八路军俘虏了朱怀冰的家眷，要我们送回给朱，孙也不能拒绝，朱的家眷遂由孙派人送回洛阳。

这次我到武乡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和彭德怀见面时，见到左权、杨尚昆他们，我请他们在一个合作社饭馆吃了一顿饭后，我到了杨尚昆的住处，我向杨提出我的组织关系问题。他随口就答应说是特别党员。

打朱怀冰的事情，我只是适逢其会，对孙做了点工作。但是，这段事过去以后问题就来了。1940年打朱怀冰事件，打国民党专员公署以及冬季八路军送给孙部棉衣这些事件使蒋帮大为注意。朱怀冰事件对孙有所责难。朱怀冰军的三个师就是在孙殿英的防地，孙驻在地姚村的村外最后解决的，我们坐视不救。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重大事件，问题明摆着，“坐视”歼灭朱怀冰军之责任只能找孙殿英，如无孙的同意，别人是办不到的。打专员公署事件，一战区派军法执行总监到孙防地去检查过。蒋介石加紧了对孙殿英部队的压迫和收买。不过，他们不敢对孙殿英下手。“杂牌”向来是独立的，除非你有实力可以包围它加以歼灭。可是孙处在华北敌后战场，又靠近八路军，不免投鼠忌器，加上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薄弱，朱怀冰已被消灭，仅仅剩下庞炳勋这一点人在太行山附近，所以国民党也不敢再对孙动刀兵。不过，国民党可以想法对孙的左右“不可靠”的人下手。

1939年和1940年在新五军驻地林县附近，国民党军统、CC系和别动队几个特务系统都有活动。军统特务严家诰是1937年孙殿英刚一成立冀察游击司令部时，就由军统公开派到孙部活动的。这个工作组最多不过五人，公开出面的只有严家诰一人，其余是电台工作人员和通信员。严家诰是云南人，一直在孙军负责。别动队系统头子康泽的武装特务人员也是驻在孙的防地里。如徐静远，1940年他从洛阳运武器到林县，过黄河时翻了船，徐淹死在黄河里。和徐静远一同活动的还有个特务叫盘石，东北人，从他们的活动关系看，像徐的副手，他们经常住在靠近林县城、国民党豫北行政专员公署附近，一同活动的人数稍多。另外，CC也常派人到河北，到后也是驻在孙处，如谢质如，是个专员的名义，不是地方行政专员，是CC组织用的名义，地位可能相当行政专员。这个人不是长驻在孙部和林县，只是有时去，住上一阵就走了，去时也没有多的人。还有康翔，又名康纪鹏，四川人，黄埔五期学生，别动队头子康泽的弟弟(不是亲兄弟)。抗战初期经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介绍到孙殿英部工作，在新五军第四师作师长，后来又作副军长，实际上军的工作孙是不让他过问的，第四师师长也只是一个名义。新五军两个师的司令部全没有成立。孙的态度是四面八方，不计好坏，来者不拒。敌军工作本来就是向敌人做工作，我和孙同在军部，对这些人虽然不可能希望他们进步，但也必须和他们应酬往来，以减少他们的怀疑。在孙部和我们作对的主要就是康纪鹏和严家诰，我认为我以后被捕是军统特务和他们合谋的。我在1938年办教导大队，1939、1940年发生的几个事件中起的作用，都是很难隐蔽的大事，国民党是不难了解的，这些事虽然当时都有一定的条件和孙殿英个人的意图，但总都是我们在那里参与以至具体做的，因此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带电台长驻孙军部的军统特务严家诰、刘峙的人康纪鹏等，会把这些事报告蒋介石的。所以这些件事以后，我的面目暴露了，又加1940年冬天，八路军总部支援孙部一个师的棉军衣等事件，更加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对我们的反对态度逐步表面化了。

在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得日渐强大的情况下，华北国民党的力量却逐渐少到微不足道了，孙殿英害怕了。过去他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中成长的，现在他要正面对待和八路军的关系了，是积极抗战呢，还是不抗战呢？再加上国民党的压力，华北以及欧洲战场上的不利形势，种种情况使得他对我们的态度有了变化。孙殿英对我们的态度日益恶化，新五军的情况日益逆转。不久，他们就开始搞副军长邢肇棠，搞法是蒋介石电令孙殿英，调邢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你去受训，他就可以摆布你。邢表示不去，不去也有困难，国民党要施加压力，你总是他的部队，因此，怎么处理很难设想。孙殿英为了能把这件事平安对付过去，以求摆脱责任，他也愿意牺牲邢肇棠，所以他主张邢去。邢考虑若去受训，只好听其摆布，就一直不愿去。无形中间，孙和邢有了隔阂。原来邢在孙的军部办公，主持军部工作，后来孙殿英就不要他这个副军长主持，让参谋长主持。还利用孙部师、团长公开攻击邢肇棠。有天我从临淇住处去孙处(在武安本来与孙、严住一个炕。后来分开单住)，走到村外就碰上了孙，他说我们到司令部去。我住在孙处的西边，相距一二里路，司令部在孙的东边二三里路。去司令部的路上，他就讲到“今天会上有些团长要给邢过不去”，还说今天大家见见面谈谈。我一听，觉得这是孙拿下边的团长来搞邢了。这很不好，可是，孙邀我，我不能不去。路上，我想这会使邢面子不好看，走到司令部外边，我停下没进去。李琦住处靠近司令部，我就很快地到李琦处，把这事告诉了李琦，让他赶快去向邢说，请邢作点准备。我终于没有参加这个会，经过邢肇棠的住处我也没有进去，因为进去了更有嫌疑。邢本人听到这事，没有去参加会。这场风波算过了。孙殿英过后对我说：下边的团长、包括师长对邢有意见的事我已经知道，我绝不会叫他们对邢有什么不好的表示。孙向我说这个，我考虑他很可能怀疑到他先跟我说过，以致使邢有所察觉，他现在这样说一方面向我好，一方面怀疑我与邢通气。经此一事后，孙殿英还是要邢肇棠去重庆，可见这是孙殿英搞的鬼把戏。他那个新五军根本不准许下面这样“提意见”，这是他示意，人家在执行。像这样搞法，再相处已经很困难了。大约是到了秋天，邢肇棠借去林县北部点名的机会跑到太行根据地去了。他走前没有明说，好像通过李琦对我有个表示：这个地方不可留。我记得有天早晨到了孙殿英那里，他很沉默。我坐下等了一会儿，他还不开口，房子周围有些卫队、副官，神情也好像有什么事，等一下孙殿英才说，“邢肇棠走了”。我听了以后，感到邢应该走，但是他走了以后我的处境会更困难。

十三、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

我与孙殿英，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0年是合作的，1940年春关系开始破裂。邢肇棠走得很磊落，他把骑去的马、带走的枪，让警卫员送回孙部。这当然与八路军处理慎重有关。在这以前，邢并非共产党员。在孙殿英部队中工作的党员也有离开的，李琦就跟邢一道走了。李琦的走，影响到孙殿英与李锡九先生的关系(李琦是李锡老的亲外甥)。这种变化了的情况，到冬天就落到我的身上。自邢走后，矛头转向我，我的处境更为困难。先是在军部政训处出版的小报上公开对我进行攻击，孙对我也戒备起来，他给我派了个副官，我当时理解，来的人名为副官，实为监视。跑了邢又再让我跑了，显得他太无能，加上“坐视朱怀冰被打”的事，总要有个着落。国民党一方面对孙施加压力，同时设法对付我，1941年初，国民党军委调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对于他们的意图，我知道是以“中训团”为名，到重庆以后用其他手法来对待我。孙殿英也同意我去重庆。以后我了解，他打算叫我去重庆，一则对重庆可以表明他的态度，二则借此让我离开他的部队，一举两得。我当时考虑过离开孙部不去重庆，但这时彭文也在湘鄂赣特委发生了问题，组织决定已经动身从湖南经重庆到我这里来，我已告诉她过重庆时住到孙的重庆办事处，我如果走了，她会出危险。而且她们在路途上，我也无法通知她们说来了有危险。她们来了，我只能不走。邢肇棠脱离孙部前，李琦曾向我讲过要离开孙部的事情，我和李琦讲了这件事，暂时没能走。而且，邢肇棠走后，孙对我有了戒心，脱身已经不太容易。我既不能走，就不能不去，否则国民党会以抗命论处，是要加罪的，孙殿英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配合(其实，这就是孙殿英与国民党配合搞的)，孙殿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再者，也考虑到孙殿英的态度。我去重庆受训，就是因为在孙部一段工作引起他们的怀疑，但考虑孙当时对我确实尚无伤害之意，只不过是想表白他的态度，缓和重庆对他的压力。我考虑，只要孙无恶意，因而去重庆尚不至于有危险，等我家眷到后也好一同设法走开。为了能够再坚持下去，看看情况，便决定去重庆。开始，我没有表示，后来表示去，这时我正在卫立煌办的一战区为时两星期的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总共只有几十人，编成一个队。我是新五军第四师副师长，是孙殿英派的，第三师去了个参谋长张季良(实际在军部作参谋处长工作)。我带两个通信员薛集敬和李吉庆，两人各带驳壳枪一支，我带一支小手枪(即1937年戴笠送的)。去洛阳是同警卫营一部分队伍一同走的。我跟孙殿英说好，一战区师长训练班结束后我去中训团。

去重庆前，孙殿英写信要我过西安时会见胡宗南，到重庆后会见戴笠和张厉生。打朱怀冰之后，庞炳勋、孙殿英两个军已经编成了廿四集团军，庞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部归他指挥。庞政治上与中统有较密切关系，当我要去重庆受训时，孙殿英让我到庞炳勋处去一趟，并要庞炳勋写信给洛阳胡××(估计是中统河南比较负责的人)，由胡写信到重庆后会见徐恩曾。不知是不是孙想借此向庞说明，他那里的人不是共产党，只不过是跟共产党接近，为此才叫我去中训团的途中从庞处一过，叫庞把我向有关方面也作些介绍？庞炳勋在我去找他时，就给我介绍了长驻河南的中统(CC)特务头子胡××，让我到洛阳跟他见面。这个特务又介绍我去重庆时见徐恩曾。



彭文在湖南宁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与子女留影。前排左一为玉仲，左三为叔平，左四为伯文

我到洛阳时大概是1941年初春节前后，以后彭文从重庆到洛阳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弟弟彭轶黄。这次是我先到洛阳，她后到的。抗战开始她到了湖南，后接关系到岳阳当中心县委书记，并参加湘鄂赣特委。1939年夏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湘鄂赣特委遭到破坏，国民党对她发了通缉令。她把孩子丢在岳阳乡下老百姓家里，一个人跑到宁乡她二妹利华处躲了一阵。1940年10月，她请人挑着九岁的伯文，七八岁的玉仲，五岁多的叔平，从岳阳到宁乡，然后经西南公路而贵州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恩来同志。她是湘鄂赣特委介绍她到办事处的，南昌起义时，彭文在前敌军委会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她汇报了从湘鄂赣特委跑出来的经过，就提出要到延安。恩来同志因为我在孙殿英部队，没有同意她去延安，说那样会使我暴露，要她到洛阳掩护我。又讲她到洛阳不能带组织关系(我在那里也没有组织关系)，只跟李锡九来往见面，将来她的组织关系由邓大姐证明。所以，彭文只有到洛阳来。她从湖南逃出来，带三个孩子，由宁乡、贵州、重庆而洛阳，辗转数千里，过西南公路的吊死崖，崖下白骨累累，在下一个大坡的时候，她们坐的汽车前轮子掉了一个，真是间不容发(叔平附记：到了重庆以后，我们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麻疹，也无药可医)。可是，她们到洛阳后，我想跑也不能跑了。我去洛阳第一战区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先住在孙殿英洛阳办事处，她们到后，我们移住到城郊瞿家屯，又碰上敌机经常轰炸。这时，我的处境已经不是只考虑一个人，而是要考虑一家人的问题了。

我到洛阳，先到一战区司令部报到。洛阳训练班为期只有两个星期，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照他们的说法，目的是“让各师负责人在此彼此认识，便于今后配合作战”。这时战区司令是卫立煌，训练班队长是赵寿山(解放后任陕西省长，当时在孙蔚如部当军长，也是临时调训性质，可能此时国民党对他也有点怀疑了)，他在训练班结束时请吃饭，我也参加了。我知道他这个人，但不知道他的政治态度。从赵寿山也可以看出来，我党的打入工作，各处都有。

在洛阳会见了胡××，由他给徐恩曾写了信。我们见面没有谈其他问题，以后也没有再见面。此外，在洛阳和李锡九一同到CC(中统)特务谢质如家看过他一次，也只是一般的应酬。

那时还有个特殊关系——从新五军洛阳办事处了解到，一战区军统负责人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头子岳烛远，正在洛阳。我非跟他见面不可的原因是多重的。这个人我们原先彼此是熟悉的，我们是1925年在南京党内认识的，我在东南大学入党时，他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也是党员。当时南京一共二十多个共产党员，他当然知道我那时是党员，这也是过去的一点关系。从1926年我去黄埔到1940年底，有15年的长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1941年初我到洛阳才又见到面。隔了这么多年，他叛变当了特务，当时任一战区调查室少将负责人，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既有怀疑，又不能肯定；岳这时正在一战区负责军统特务工作，我在的孙部正是一战区指挥的部队，与岳有关，不见面不好；我在孙部的情况他们可能知道，不见面也不好；我到重庆主要问题在戴笠那里，我到重庆去又要和戴笠见面，岳是戴的战区负责人，和岳见面请他能和戴先打个招呼，可能要更方便些。愈是这样，从麻痹他出发，我还非跟他见面不行。这是不能回避的，我就主动先去看他。我去是在岳住的地方，门上没有机关的牌子，经过传达到了岳的房子，见面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只岳一人。见面中我对他只作一般的应酬，只谈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我去重庆“中训团”的事。我向他表示和孙殿英的关系很久，抗战前一直是在北京住，我告诉岳我这次是去重庆中训团受训，准备和戴笠见面，以后有些事还请岳帮忙。岳当时表示能帮忙的一定帮忙，谁也不谈过去历史，政治问题他也没有向我询问过。以后，岳到孙的办事处来看我，只是一般的谈谈。后来我请他吃一次饭，就更没有多谈什么。谈话时有可能表示我已不是共产党了。我和岳烛远还一齐到过谢质如的家里，他们两个都是军统和CC的招牌人物。

川康边风云

一、常驻 / 正式代表：刘曾若（南京办事处主任，兼管上海事务）
1934 年，孙殿英（时任四十一军军长、青海屯垦督办）在南京设办事处，主任刘曾若为其常驻全权代表，统筹沪、京、津联络。
刘曾若（1904—1971），河南新郑人，1938 年后任孙殿英部秘书长、重庆办事处处长，少将军衔。
1934 年孙部攻宁夏失败、被免职前，上海无独立正式办事处，由南京办事处兼管上海对接。
二、1934 年在上海的核心联络 / 办事人员
李德禄（军需处长，实际驻沪负责人）
1928 年东陵盗宝后即常驻上海，1934 年仍负责销赃、联络青帮（杜月笙）、对接洋商。
下榻鲁干卿（河南老乡）开设的豫商公货栈，为孙殿英在沪据点。
鲁干卿（豫商公货栈经理，沪上居间人）
河南开封人，与孙殿英同乡，全权代办孙在沪事务（销赃、买办对接、人脉牵线）。
王登瀛、戴世喜（副官，武装护送）
1928 年起多次护送珍宝赴沪，1934 年仍负责押运、安保、联络。
李锡九（高级顾问，1934 年短期赴沪联络反蒋势力）
1933—1934 年为孙殿英总顾问，负责联络杨虎城、阎锡山等，1934 年曾到上海接洽西南反蒋派。
三、补充背景
1934 年孙殿英主力在宁夏作战，7 月战败被免职，残部溃散，本人被阎锡山软禁太原，沪上活动收缩。
1934 年上海是孙殿英销赃、筹款、联络租界与青帮的核心据点，由李德禄、鲁干卿实际操盘，刘曾若从南京统筹。

川康边风云

后来，我还会见了西安战干团团长江雄风，他也是黄埔学生。从战干团的性质说，江雄风大概是军统特务。在他请我吃饭时，有个徐州人，叫韩继汉的黄埔学生，显然是军统特务，突然也来吃饭，有意向我亮相。我和韩继汉在广东党内认识的，又是徐州同乡，人很熟，本来应该打招呼，邀他一同吃饭，因为他来得很突然，又在我和江雄风一起的时候，一时转不过来没有招呼他。江雄风和他点头招呼，我是1927年离开黄埔的，离这时已有十年，我就装成好像不认识韩似的，让他走过去。他在同一间房子里的另一桌上坐下，见我不予理睬，也没好过来。一间房子，三个人，又都认识，分在两下里，一时搞得我很被动。饭后也便各自走开。

过成都，会见周遂初，四川人，在军校时我们同队，他是队上右派的头头，和伯良、李厚如都比较亲近。当时在成都四川国民党省党部负重要责任。除请我吃一次饭外，这次会见没涉及其他问题。

那时西安到重庆交通还靠长途汽车，时间很难掌握。到了重庆，中训团早已开学，中训团受训共四个星期，我已经迟到了两星期。从洛阳到西安，我已经是在特务的包围圈里了。孙殿英要我到重庆，主要是让我去和戴笠见面。我去之前，孙打过电报给军统，我又带着孙殿英给戴笠的信。我也考虑到，到重庆后主要麻烦是戴笠那里，因此我报完到，就先把孙的信送给戴笠，并讲了不能不先去中训团报到的理由，所以迟了。并讲明，受训结束后再来拜望。实际上，你自己不讲，他们也知道。军统、中统在中训团也有专门做工作的人。

我去中训团首先找陶峙岳，陶对胡宗南的信当然照办。中训团是一个集训军队团长以上、政府县长以上的干部训练机构。中训团长是蒋介石自己兼的，教育长是王叔铭。训练时间每期四个星期，我因为迟到了两个星期，只在中训团两个星期，因此开学时举行什么仪式，我没有参加，到后也没有打听。中训团的规模有两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另外还有一个独立中队。大队和中队的队长、副队长统是由调训的干部担任，大队的队长、副队长由集团军和军的干部担任，中队的干部由军、师干部担任，独立中队的中队长是由兵监部的一位中将训练总监担任，大概姓徐，另有三个少将级的副中队长，其中一个是白崇禧的副官长，我在独立中队也是副中队长。他以后跟白崇禧讲了我去受训的事。白崇禧、李宗仁跟孙殿英的关系很久，为了孙的关系，在我从中训团毕业时，白崇禧在请客吃饭时也请我参加了。这个期间，遇到不少过去黄埔的同学，无非都是见面约吃饭。

我到中训团是被指名调训的，进去只要带军的介绍信即可，不要其他手续。中训团没有写自传这种办法，只填履历表，主要是现任职务和级别，也有出身，他们要填的出身是你从什么军事学校或行伍出身等，其他材料和表格的填写没有。

训练团的生活，每天早晨要集合一次，由中队向团的值日报告人数，就解散了，是否还有早操等活动，记不得了。上课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官样文章的讲话，我记得上课的多半是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讲各部门有关情况的多，如孔祥熙去讲过财政情况。训练团的秘密活动，从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分工设想，我是军队系统，应该是军统特务的活动对象。因为我一到重庆就先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那里挂了号，这就到了顶了，可能因此中训团的特务就没有人再向我啰嗦，比如搞调查、填表什么的。

中训团这一期结束的形式，是召开了一个大会，蒋介石亲自到场讲了话，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有一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在蒋介石一到会场上台后，站在他背后的，大概是王叔铭就立刻指挥台下欢呼，有的把帽子扔到房顶，台下本来站的是队形，队伍也乱了套了，直到蒋背后的指挥示意停止时，才安静下来。结束时还每人送了一张蒋介石的相片；蒋介石请少将以上军官在嘉陵宾馆吃了一次饭，到场的有五六十人。吃饭的前后蒋并没讲什么话，大家先到坐好，等他到后就吃，吃完他先走，大家也就散了。

在中训团受训结束后，我按原订计划前去跟戴笠见面。是戴笠约我的，地点在嘉陵江边的另外一个地方。前面讲过，抗战开始，在上海我跟他见过面，他还送过我密码本和手枪。这次见面，先替孙殿英问候他，他也问候了孙殿英，孙殿英部队和前方情况很少谈，至于打朱怀冰这类的事情我不谈，他也根本不问，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只说了几句闲话以后，谈到孙部情况，戴便开门见山地提出：“新五军这个部队应该由你负责，中央没有问题，我完全负责。”意思是中央没问题，他可以代表中央负责。接着他又说：“你这次来要见见校长。”黄埔学生都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都是嫡系。我当时对于他的这个话感觉很突然。我当时考虑，戴对我对孙同样是不能信任，对我则更不能信任，戴的用意是两个，一是对我收买，是想以新五军作诱饵，要我先上钩。我过洛阳时曾和岳烛远笼统说过请他帮忙的话，可能他理解为帮我做师长的忙，戴的话或者与此有关。而戴更比他高明，等于直接说：你应该当军长。他的意思很简单：从今以后，你听蒋介石的，听国民党的，我利用你把孙殿英的军长取消，“中央没有问题”、“中央我负责”，很干脆；这是戴进一步拉我下水的手段，要我见蒋介石，那是对我用了最大的引诱，争取我归顺，企图在蒋介石“召见”的情况下，用封官许愿的办法，促我下决心，这便解决了政治上一系列的问题。二是我当时还意识到，蒋介石的中央军一贯是以消灭杂牌队伍为目标的，他专搞互相兼并，大鱼吃小鱼这一套。他企图利用我在新五军的关系，从内部来搞垮孙殿英，解决对付孙殿英的问题。因为孙从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参加过多次反蒋活动，一直没有好好听命过，这次抗战重新再起，也不是事先得到蒋的同意，而是先自成武装，造成既成事实，南京政府才不得不同意的。对我进行收买，同时利用我来从内部瓦解孙殿英部，他们是想一举解决两个问题，是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当然对我也有考验、试探的意思，我接受以后就只有俯首听命，我不接受，便再作进一步的对待。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搞垮孙取而代之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如果在国民党的指导下搞这件事，就是很大的错误了。国民党的用意无非是让我和孙增加矛盾，他们从中渔利；而且在孙的部队里也还没有取而代之的基础。我当时未置可否，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拒绝，没有明确表态，只含糊应付了事。因为如果明确表示同意，必然下一步便是具体化的做法，同时便要政治上投降，俯首听命；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就是周恩来指示过“能打进去更好”，但这个事情，根据我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做不到的；我到孙部后的一系列事实，没有相反的实际行动表现，说空话是骗不了像戴笠这样的特务的，因此我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表示不同意则于我不利，因为这样表示就会造成困难，甚至我在重庆就会发生意外，因此只有含糊应付过去，婉言说明在孙部我毫无基础，对孙部没有控制力量，这样含糊推卸了。谈话不长便结束了。这次见面，他又送我一本密电本，要求今后多多联系。意思是：以后经常联系，你回去给我想法搞孙殿英。

十四、和蒋介石一语谈崩

跟戴笠见面后，又去看过徐恩曾，他是庞炳勋和洛阳中统头头介绍去见的，回去以后还得向孙殿英有所交代。所以我到重庆跟戴笠见面后，还得拿着洛阳胡××的介绍信去见他。他已经知道我和戴见过面，孙殿英的部队又属军统掌握，他也不便插手，所以他见我面，好像对一般客人一样，随便谈谈，没有什么内容。只是，看来特务都有个办法，像我在西安与特务见面一样，会客室门前走过一个人，在他走过时有意地停步看看我，同我点点头。我见到的是胡汉杰，苏北宿迁人，一个我在徐州读第十中学时的同学，当时私人关系很好。这人比我高两班，同过一年学，以后他也在武汉军校(或黄埔)读过书，1927年潮汕失败后，在上海还见到过一次，那时知道他是共产党，不过，我跟他没有组织关系，以后再没见到。这人就在这想不到的时刻，在我面前穿过。他们特务的会客室好似专门用来干这个的，我思想上又是毫无准备，只是勉强和他点点头招呼了下。没有进一步的表示，那个人就走过去了。

川康边风云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1941 年，驻洛阳）
一、司令长官
卫立煌（1939.1—1942.1）
1941 年全年名义上仍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1941 年春（约 4 月）赴重庆述职，随后请假居峨眉山，不在洛阳长官部。
中条山战役（1941.5）期间虽仍挂长官名，但实际不在位指挥。
二、1941 年中条山会战时的实际负责人
何应钦（参谋总长，临时赴洛阳指挥）
1941 年 5 月中条山战役前夕，蒋介石派何应钦到洛阳代行司令长官职权、统一指挥一战区。
战役全程（5.7—6.15）由何应钦在洛阳长官部直接负责。
三、长官部核心幕僚（1941 年）
副司令长官：孙连仲
参谋长：郭寄峤
卫立煌不在时，由郭寄峤主持长官部日常事务，何应钦负战时总责。
四、时间线小结
1941 年 1—4 月：司令长官卫立煌（在洛阳）。
1941 年 4—12 月：卫立煌离部，何应钦（5 月战役）、郭寄峤（日常）实际负责。
1942 年 1 月：蒋鼎文正式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八的立方根等于几？”计算机问。

“我在哪儿？”我又问一遍，这次挺轻松。

“错误。八的立方根等于几？”

我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2e(2pi)[1]。”

“错误。八的立方根是多少？”

不过我没错，我只是想看看计算机有多聪明。结果：不怎么聪明。

“二。”我说。

“正确。”

我等着听接下来的问题，可计算机似乎已经满意。

我累了，又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醒过来。昏迷了多久？肯定有一会儿了，因为我感到精力充沛，不费吹灰之力就睁开眼睛。有进步。

我尝试动动手指，并如愿让它们晃起来。没问题，这回我真的好转了。

“检测到手部运动，”计算机说，“保持静止。”

“什么？为什么——”

机械臂向我伸过来，它们移动快速，还没等我弄明白，就除去了我身上大多数的管子。我没有任何感觉，只是皮肤有点儿麻木。

最后我身上只剩下三根管子：手臂上的静脉注射、伸进屁股的管子和导尿管。后两者是我更想拔掉的玩意，不过，好吧。

我抬起右臂，然后任它坠落在床上，同样的动作，我用左臂也做了一遍。我的双臂像是灌了铅一样。我把这一过程重复了几遍。我的手臂强壮，没理由出现这种情况。我猜自己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已经在这张床上躺了一段时间。否则他们为什么把我连接到那么多设备上呢？不应该有肌肉萎缩吗？

不应该有医生吗？或者医院里的声音呢？这张床是怎么回事？它不是长方形，而是椭圆形，我觉得它安装在墙上，而不是在地板上。

“拔……”我没了声音，还是有点累，“拔掉管子……”

计算机没有回应。

我又抬了几次手臂，动了动脚趾，绝对是在好转。

我前后活动脚踝，它们还能动，我抬起膝盖，双腿也强健有力，虽然不像健身爱好者那样壮实，但是对于一个濒死之人而言，也算十分健壮了。不过，我不确定我的双腿原本是什么样的。

我把手掌按在床上，用力撑起上身。我居然从床上坐了起来，虽然用尽了力气，但我继续坚持。这张床随着我的移动轻轻摇晃，可以肯定，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床。我把头伸得更高，看见椭圆床的床头和床尾固定在墙上，看上去很结实。它有点像固定的吊床，真奇怪。

很快，我就坐在了那根伸进屁股里的管子上。这肯定不是最舒服的感觉，不过，什么时候屁股里插根管子会舒服呢？

此刻我看得更清楚了，这不是普通的病房。墙壁看似由塑料构成，整个房间是圆形，屋顶的LED灯发出惨淡的白光。

墙上还有另外两个类似吊床的床位，上面各躺着一个病人。我们排成一个三角形。骚扰我们的机械臂固定在房顶的正中间，我猜它们照顾我们所有人。我看不清两位病友——他们跟我之前一样陷进了床铺里。

房间没有门，只有墙上的一段梯子通向……一扇舱门？舱门呈圆形，中间有一个转轮把手。嗯，它肯定是某种舱门，像潜水艇上的一样。也许我们三个得了传染病？也许这是一间密闭的隔离病房？墙上各处布置着小型通风孔，我能感受到一股微弱的气流。这里的环境可能是受控的。

我把一条腿挪出床沿，结果床抖动起来，机械臂向我冲过来。我吓得浑身一哆嗦，可是机械臂突然停住并悬在旁边。我觉得它们时刻准备着在我摔倒时扶住我。

“检测到全身运动，”计算机说，“你的名字？”

“噗，认真的吗？”我问。

“错误，第二次尝试：你的名字？”

我张嘴想要回答。

“呃……”

“错误，第三次尝试：你的名字？”

这时我才觉察出，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呃。”我说。

“错误。”

一阵疲惫感袭来，不过感觉还挺舒服。一定是计算机通过静脉给我注射了镇静剂。

“……等……下……”我含混地说。

机械臂轻轻地把我放倒在床上。

我再次醒来，一条机械臂就在我面前。它在干什么？！

我吓得往后一躲，只剩下震惊。机械臂撤回到屋顶的原位。我在脸上摸索，检查是否受伤。一侧有胡茬，一侧光溜溜。

“你在给我刮胡子？”

“检测到意识，”计算机说，“你的名字？”

“我还不知道呢。”

“错误，第二次尝试：你的名字？”

我是白人男性，说英语。让我们赌一把，“约……约翰？”

“错误，第三次尝试：你的名字？”

我从胳膊上扯下输液管。“与你无关。”

“错误。”机械臂朝我伸过来。我滚下床，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另外两根管子还连在我身上。

屁股上的管子掉下来，一点都不疼。可充满尿液的导尿管直接从我的下体被扯出去，这可疼坏了，感觉就像尿出了一颗高尔夫球。

我疼得一边尖叫一边在地上打滚。

“身体疼痛。”计算机说。机械臂追过来，我在地上连滚带爬，逃到另一张床底下。机械臂立即停住，但它们没有放弃，而是在等待。它们受一台计算机操控，根本不会像人类一样失去耐心。

我头向后躺在地上，大口地喘息。过了一会儿，疼痛消退，我抹去了眼角的泪水。

我一点儿都不清楚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嘿！”我喊道，“你们谁醒一醒！”

“你的名字？”计算机问。

“请你们哪个人类醒一醒。”

“错误。”计算机说。

川康边风云

没有很快处死出乎意料之外。在军法监部只经过一次审讯，时间大约在我拘押了一二十天的时候。审讯时只有一位军法官，就是我初到军法总监那里见到的那人，另外有一位纪录。审讯的房子和我住的监房是在一排房子上的隔壁的，营房的上边没有天花板，梁上都是通的，那边审问这边都可以听到。法官去审讯，要走过我们的房子前边，我们可以看到。记得审讯之前，同监的人看到这位法官，曾经和我打招呼说：这个家伙可很厉害，有时还打人。审问时这位法官的态度是慎重的。一开始这位主任军法官照例先问问姓名，以后就明白告诉我，孙殿英有电报给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宣读了孙殿英给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电报，电报很长，我只记得主要是提了三条罪状：一、原有共产嫌疑(叔平附记：据妈妈讲，靖的共产嫌疑还包括“不嫖不赌”这一条)；二、逗留不前，这一条在抗战时期可是重罪；三、鼓动军队。第三条是指策动第四师的团长王天祥带一团人跑到铁路以东投敌，以后日本人把他编为“东亚同盟军军长”(这事也确实与我无关，1944年我倒是真到王的部队策动他起义到我方)。电报全文很空洞，全都没有提出事实，共产党的问题也只说原有嫌疑，并没有肯定我是共产党。审讯时，主任军法官的态度还不坏，没有用凶狠的态度对我。我辩白说，这三条都不确，第一，我原来是共产党，可是好久前已不是了。我要是共产党，为什么任用我做副师长，我和孙殿英有多年的关系，他从没有提出过我有共产党嫌疑，为什么我刚从重庆受训回来，还没有到部队，就说我有了共产嫌疑？我想，岳烛远过去跟我一起过党的生活，现在，你们不能查出任何证据能证明我是共产党员，而我任暂编第四师副师长的任命则是国民党正式下达的；第二，逗留不前更不是事实，孙殿英前不多久，在我请求回前方时给我的回电，我还留着，明明是我要去前方，孙殿英要我留在洛阳，不要去前方，我对此还不满意，反而告我逗留不前，可以证明是诬告；第三，我也没有鼓动军队，因为我从重庆回到洛阳不久，回来后，才听说王天祥带着部队跑了。我既没有回到部队，一没有和任何军队的负责人有来往，二也没有鼓动军队的通信往来，怎么鼓动法？是我派人去的，还是写信去的，有没有证据？如果这三条，孙能找出人证、物证，我甘愿承担责任。可见全是诬告。在审讯中连不赞成共产党的话也没说过。问到这里，他只要我以后将电报交去，再没有往下追问，这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审讯中，除宣布孙殿英告发的电报，我作了简要的表白外，他们既没有提出任何事实和证据，也没有对我进行追问。第二天我叫李吉庆从家里把孙殿英发给我的电报让我不要回前方的证据交去。

在军法监部大约有四个月上下的时间，军法监部问过这一次就再不问了。

把我拘留之后十多天还没有处死我，这时经过审讯，我看情况不是预想的那么严重，李吉庆来告诉我，彭文一定要来看我，我才答应彭文来看我。彭文每次都告诉李吉庆她要来看我，在军法监部几个月，也只去过两三次。但是也还没有想到托人营救的问题。

到军法监部看我的人有李锡九、王松云、康翔等，他们只去过一两次，彭文、李吉庆(我原来的通信员，河北行唐人，当时还留在我家里)去的次数多些。彭文的弟弟彭轶黄也在洛阳，我的印象中好像没去看过我。当时看管我们的宪兵连长靖广松，是我本家一个叔，以后他知道了我，也去看过我一次。去看我的人没有带东西的，只有我家里有时做一点菜给送去，有时送去衣服被褥用品等。转到政治部以后只有彭文、李吉庆去过。在孙殿英部队，康翔和严家诰二人是和我作斗争的主要人物，我们也旧日无关，他们是不会营救我的。康翔此人胆量小，为人很不正派，他不肯也不敢为我负责。他到监狱看我，我在口头上也说请他帮忙，这同他看我一样，仅仅是互相应付而已。其居心是叵测的。彭文和他见面，做些请托是可能的，但不会期望他能营救我。

在年底之前(疑似秋时)严家诰从前方去重庆，路过洛阳到军法监部看我，我正好给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写了一封信，由于他是去重庆见戴笠的，也就给戴笠写了内容相同的一封信，请他带去。审讯之后我已经了解逮捕我的原因是孙殿英去的电报，考虑三条罪状不仅全无证据，相反逗留不前显然是诬陷，因此信的内容是和我被审讯时的辩白一致的，都是表白我既不是共产党，也没有鼓动军队，更不是逗留不前，说明我是受孙殿英有意陷害，申诉我无罪受冤，请他们主张公道。我和郭在1941年初在一战区集训时见到过，此前不认识。郭这封信是由看守所长代送的。我当时的用意一面是向他们表白一下，同时也是向他们指出，他们是没有证据的。这两封信全没有反应，郭季峤只给了一个盖上“×山樵夫”闲章的收到条，是用便条纸写的，既没有具名，也没有公章。

我考虑，影响他们对我处理方法的，不是我的信，专凭信，说得再好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而是以下两件事可能起了作用：(一)岳烛远对我的阴谋侦察失败，给他造成了错觉，起了有利的作用。以前我是共产党员，岳是清楚的，因为我们就是1925年南京党内认识的。但是抗战前我所属的组织北方联络局以及一些有关系的人，全没有受到破坏，我也没有暴露过身份，所以抗战时期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没有掌握到我的材料的。这是一个他们需要考虑的现实的问题，也正好可以解释他们对我进行侦察的原因。岳烛远为了搞清我的面貌，阴谋利用袁晓轩的叛变对我进行侦查，是比较有力而且阴险的手法。袁晓轩抗战初期是八路军前总参议室的负责人，是专做对外联络工作的，也和我见过面，但是他不知道我的组织关系，对我的共产党身份既不敢否定，也绝不能肯定。他阴谋的两次约会，再加上后来在长官部的会面，我对袁都采取了不亲近的态度，侦查起了反证的作用。这之后他错误地认为他对我已经确切地了解了，认定我已经不是共产党了，才对我从怀疑转而采取相信的态度，才敢于向戴笠作保，并且在戴那里起了作用，采用升官许愿的办法对我进行收买，甚至也关系到我被捕后他们所以不能按共产党处理我的主要原因。这倒是我对他们应对的效果。我对岳也做了些工作，如请客吃饭，表示接近等，于是旧日关系可能就向好的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又经各种证明，他可能更加自信了。因此他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二)以后知道我在洛阳被捕的同时，新五军在前方搜查我的住处，又在部队逮捕了几十个人，这肯定是孙殿英伙同特务严家诰主持干的。这说明孙殿英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变了。但是在我前方的住处也没搜查到什么我有关共产党的秘密，听说我的房东老太太连我的几本书也给收藏起了。党在我的组织关系问题上，布置是很周密的，我没有横的关系。在前方逮捕的这些人，有的不一定是共产党，总也会有共产党，但是在这些人中间，不会有一个人说出我是共产党的，因为我在新五军没有组织上的关系。连彭文过重庆去洛阳时，周恩来为了掩护我，都不让她带组织关系，只叫她到洛阳后和李锡九一人联系。这是正确的组织路线的胜利。因此他们的这一罪恶勾当，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又一次给我造成有利的作用。严家诰去重庆过洛阳的时间，在我被捕已有两三月之后，显然是在孙殿英部队完成这一罪恶勾当之后，是在前方搜查了我的住处，并逮捕了大批干部，审讯全未查出我有关共产党的材料之后，向重庆去汇报请功的。

对于我的情况，他们是一定要向戴笠反应的，这些事可能起到了实际作用。这两件事说明他们虽然认定我是共产党，但是毫无证据可言。从具体活动上，他们也很难对我进行追究，即以打朱怀冰为例，1940年邢肇棠跑了，我调重庆受训，我看基本是从这件事引起的。但是很微妙，谁都不谈这个问题。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势必追究到孙殿英身上。他们顶多只能说我倾向共产党，对孙殿英起了影响作用，但是决定作为的还是孙殿英，孙不表态，我实际上也是不能自行决定的。这一点他们是能懂得的，所以他们不能对我进行追究，追究起来，我就要推到孙殿英身上，他们反倒不好办。我只能负这点责任。因为已经打响，仓促之间我在村外和他说了这句话，建议他走开，他不说别人不会知道，他说也说不出口。我在孙殿英那里的其他活动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他们对我的处理，一方面因为告发我的三条罪状缺乏事实，无所依据；再加在我被捕之前和之后，他们利用袁晓轩对我的侦查，搜查住所，在部队大批逮捕和审讯，毫无结果反而起了反证作用之后，无法肯定我是共产党，无法定罪；另一方面，即令如此，他们也并没有把我放过，依然对我不肯放手，仍然是长期监禁不放。而且我看对我的处理基本是在一战区解决的，因为转到西安以后，随即送到终南山脚的道峪监狱，再也无人过问。

在监部和政治部对于去看望的人都是有人监视的，去的人只是讲讲一般看望的话，有关案情的问题是不好讲的。岳烛远的情况不同。岳烛远在军法监部审问我以后，来拘留处看过我。这次见面他首先向我表示，他到南阳去了很久，最近才回来，逮捕我的事情他不知道。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以前熟人见面后的应付话。据解放后的文史资料了解，这次逮捕我的动力之一还有汤恩伯。据文强称，1941年反共高潮期间，蒋鼎文初到一战区做司令长官，就和汤恩伯、胡宗南、戴笠商定对付中共武装和地下组织的计划和布置，因而蒋到职不到两个月即逮捕了新五军副师长共产党员靖任秋云云(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当时汤是一战区副司令，驻军正在南阳，岳是戴笠军统一战区的负责人，在戴笠和一战区合谋的活动中，不可能没有岳参加。岳烛远说的，逮捕我时他正在南阳，那就很有可能岳在南阳对我的问题和汤恩伯共同策划了的。当时我向岳表示，我这次是受了冤枉，孙加给我的三条罪名都不是事实，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我现在不是共产党，鼓动军队更没有事实，逗留不前更是笑话了，在我被捕前孙还有电报要我暂留洛阳可查，显然是陷害了。我当时要他帮忙，他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考虑这证明情况还不太糟，如果很严重，就是说他们已经掌握了什么材料，认定我是共产党，岳烛远就不敢去看我，要看我去就是收买或威胁、利诱。但是，岳烛远来看看我就走了，这可以供我揣测形势。

川康边风云

文献 363：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的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的补充建议
时间：1936 年 3 月 27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收到日期）
来源：《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第十五卷，第 186-188 页
全文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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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对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
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
草案的补充建议①

1936年3月27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中国问题的补充建议

1. 为了使中共的组织建设更好地适应现时的局势和党当前的重要任务，特建议如下：
[1]成立[中共]中央局，或者成立中央驻(1)满洲、(2)华北(天津)、(3)华中(上海)、(4)华南(香港)等地的专职特派员系统。这些机构必须非常擅长进行秘密活动。它们应该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保持联系。在地方组织中它们应该与一个、最多与两个十分可靠的同志保持联系；
[2]在国统区建立有首创精神的，能够独立在州和地区工作的地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由两三名可靠的同志组成，不应设任何部门和复杂的事务性机关。委员会应当竭力避免文牍主义，过多的报表、信件往来和频繁而没有必要的会议，它们应当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实际有效的领导；
[3]在所有基层党组织建立党的组织干部系统。在一些大的党组织中，除党组织负责人外，允许为他设一名助手。

2. 应该认为，争取每个党员的合法地位是党最重要的措施。所有党员，甚至最重要的负责人，都应该有固定的职业和工作，应当为自己营造一种社会环境，通常，在没有公开对自己作出适当的安排之前，在新的地方不要开始做党的负责人工作。
应该认为，在国统区，特别是在上海存在庞大而臃肿的党的机关(在一些时期那里党的机关人员多达150人)，这是很不正常的。这不仅加重了党的预算负担，为奸细的活动提供了方便，而且还证明完全不正常和不适当地使用了党的力量。要最大限度地精简党的机关，尽可能使更多的党员取得合法地位，并在合法群众组织的工作中最有效地使用他们。

3. 认为现有的所谓担负着特殊任务并没有复杂机构的特科是完全多余的。党委会应该直接领导那些旨在保护秘密机关的行动和措施，党委书记应对研究和选拔党的干部负有个人责任。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党的秘密机关的组成人员，应该由经得起审查和考验的同志来充实。

4. 党的组织应当深入仔细地研究1934年至1935年间大暴露的教训。未经专门和认真的审理，党的组织不应放过任何一起有关引起怀疑和有嫌疑的人的案件。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往往都是不彻底的。应当要求相应的党的机构对所发生的每一起案件都要作出终结决定。绝对禁止过去所采取的那种把有嫌疑的工作人员从一个党组织调到另一个党组织(常常是不经过预先通知)的做法，更不要遣送到苏联。在可疑者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要对他们进行考察，办法是派他们去做合法的群众工作，在那里他们能给党造成的损失最小，但却较快较容易暴露自己。在把不受欢迎的和可疑的分子开除出党时，务必把有关他们犯罪活动的全部事实作出广泛的通告，告诫人们他们有可能向其他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渗透。

5. 由于实行人民阵线的策略和加强招募新党员入党的活动，形形色色的偶然同路人、异己分子钻入党内的危险增大了。这就需要格外警惕和建立党与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和同路人团体之间的明确界限。中共中央应当制定接收新党员的专门细则，例如规定接纳退出其他政党和政治团体的人入党的条件，以及恢复从前被开除出党人员党籍的准则。
要承认对于那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规定一定的预备期是适宜的，在预备期内必须从政治和道德上对入党者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党的纲领性文献和党的章程、党员的基本义务、遵守保密基本规定的极端必要性，同时通过公开的群众工作对他们进行考察。

6. 中国共产党应该特别注意干部提拔问题。这个问题不应当带有偶然性，而应该是有步骤的、循序渐进的和逐步的。党的上级机关的领导人应当定期检查每次提拔是否合适，同时应同弄虚作假行为，同某个党组织夸大不实的工作报告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些虚假的报告常常成为把那些后来发现是党的敌人的人调动和提拔到更加负责工作岗位上去的根据。

7. 为了保护好党的干部，要做到使每个党员都有一份专门的履历以以防被捕，他本人应该熟记这份履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审讯时都不能弄错，同时还要准备相应的证人，提供与履历材料相吻合的证词。对于党的积极分子，最好让党委书记了解他们的这些情况，以便一旦某个积极分子被捕时，书记可以组织必要的营救。
在红军撤走之后，由于没有很好地组织党的干部转入地下，党的不少宝贵干部在原苏区牺牲了。要保证为那些在苏区工作的党员可能转入地下做好周密而细心的准备工作。

特别几点
1. 委托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
(1)精心准备并广泛开展一次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1936年7月)的群众运动。在此日期之前出版一套中共党史论文集、烈士以及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记①，出《共产国际》②和《国际新闻》③专刊，中文报纸(《救国时报》)④出专号，同时保证为国际共产党报刊提供相关的资料。
(2)准备和开展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行野蛮恐怖的国际运动。准备就惨无人道地对待中国政治犯和未经审讯就拷打和杀害中国革命者的事实向法英两国议会提出质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组织派遣国际代表团去检查在中国监狱中囚犯所受到的待遇。同时鉴于多数中国革命者是在国际租界或法租界(租借地)遭到逮捕，而后被引渡给中国当局的，应当对这种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2. 为了改进在欧洲和美洲各国华侨中的工作，允许组织两次代表会议(一次在欧洲，一次在美洲)。在这两次会议上应该讨论以下问题：(1)抗日救国问题；(2)在华侨中成立互助团体问题。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⑤的殖民地委员会应当积极参加这两次会议的筹备和举行工作。

全宗514，目录1，卷宗847，第47—51页。
打字稿，副本。
详细注释
① 见第 559、560 号文件。（原文注，指共产国际同期发布的其他相关文件）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收到的日期。（原文注，文件实际起草日期早于 3 月 27 日）
③ 见第 73 页注⑳，74 页注③、④、⑨。（原文注，指《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十五卷前文注释）
④ 指《共产国际》杂志（见第 74 页注⑨）。（原文注，共产国际官方机关刊物）
⑤ 见第 73 页注⑨。（原文注，指共产国际下属国际新闻机构）
⑥ 见第 63 页注③。（原文注，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
⑦ 关于西欧代表会议见第 155 页注①。关于旅美华侨代表会议举行情况的资料没有找到。（原文注，说明两次华侨代表会议的实际执行情况）
文献 364：王明和康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书面报告
时间：1936 年 4 月 16 日
来源：《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第十五卷，第 189-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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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王明和康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
问题的书面报告

1936年4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近期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资料和计划

一、资料
根据我们在香港的工作人员①的最近通报②，以及前不久抵达莫斯科的著名记者吴玉才(即胡愈之，1933年入党，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的汇报③，还有同陈铭枢(19路军代表，今年4月13日来到这里)和他的秘书(他们两位都是共产党员，是党专门派去做19路军工作的)的谈话④，可以得出结论，最近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说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东京发生军事暴乱⑤和日本进一步进攻中国的威胁在日益增长，以及斯大林同志同戈瓦尔德关于在日本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时苏联将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谈话①(尤其是苏蒙关于互助②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打击日本部队的备忘录的公布)③，还由于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④而加剧的欧洲局势的复杂化，以及西班牙和法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要求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的民众反日斗争的日益高涨，蒋介石集团与其反对派之间的斗争的尖锐化，以及中国红军公开打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向山西和绥远边境地区的进攻，特别是由于中共的新政策在民众中和军队中逐渐深入人心，不仅民众，而且中国军队的许多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和将领都开始寻求在国内同红军和共产党联合和在对外政策上同苏联联合的自救道路。我⑤举出以下具体实例：

1. 关于原满洲军队，即张学良军队
根据以下事实可以判断在这些军队中反日情绪是多么强烈：
(1)王以哲军的一位换穿士兵服装的团长⑥在陕北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他一无所知，但是在红军隆重地接待俘虏以后，这位军官自己从被俘士兵中站出来说：“我不是士兵，而是团长。是否枪毙我你们自己决定，但是让我说几句话。”在得到允许后，他说：“从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红军，而现在我知道了，它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军队。让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收复满洲吧。我们之间没有必要打仗。如果你们不枪毙我，就放我回去，我就号召所有的东北军同你们联合起来抗日。”红军把他放了。他先来到自己的师长面前说，他拥护红军的三个口号，即反日，反蒋，联合苏联。师长对他说，这个问题太大了，让他去找军长谈谈。当这位团长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军长王以哲时，军长回答他说：“我无力做所有的事，但是我现在能做一件事——就是真正停止军事行动。”王以哲派他去见张学良。张学良接见了他，并对他说：“我赞成抗日，但我没有能力同蒋介石作斗争，而同苏联联合的问题，应该由南京政府外交解决。”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有六个师长①提出辞职，以表示反对内战，并要求同红军缔结对日作战的统一战线。
(2)现在围绕这六个师长，以及围绕一批年轻军官正在进行紧张的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由杜重远(著名的抗日活动家，后来根据日本的要求把他逮捕，他成了民族英雄，逮捕他的理由是他写了一篇有辱日本天皇的文章；他的立场同我党非常接近)推荐的我们的记者吴[玉才]不止一次地亲自会见张学良军队的三位著名代表，并同他们就与共产党和红军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交谈。今天，张学良的这些军队还服从蒋介石，因为他们怕失去供给(蒋介石每月拨给他们70万中国元)。

2. 关于广西派
由于南京军队要占领广西的威胁日益增大(蒋介石现在制定了所谓的国防计划，按此计划他只保卫以下五省不受日本侵犯：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和广西。因此，蒋介石在自己军队中开展了一场关于为对日作战就必须占领广东和广西的运动。在此基础上，蒋介石和所谓西南集团之间本来就很尖锐的斗争更加激化)和财政困难，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曾不止一次派代表去香港找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就与红军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和同苏联和中共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②。现在在广东和广西人士中间，在胡汉民的领导下正在加紧准备同蒋介石作斗争。虽然今天他们不只是想抗日，而且更想反蒋，但是他们的反蒋的口号，不能不成为反对南京政府卖国的口号，因此他们的斗争在客观上不能不促进群众的抗日斗争并有利于红军同蒋介石的斗争①。

3. 关于阎锡山
阎(锡山)现在处境最为艰难。日本人和宋哲元从北面威胁着他，蒋介石军队从东面，而红军从西南、南面和西北面威胁着他，阎(锡山)不止一次派代表找我们在上海的同志，特别是找吴(玉才)同志，建议与中国红军和苏联缔结抗日统一战线。阎(锡山)现在走投无路：要么像宋哲元那样向日本投降，要么让蒋介石军队把他赶出山西，要么同红军一起反对蒋介石和日本，因为他知道，红军今天不可能占领他的中心城市。

4. 关于杨虎城
杨(虎城)面临着被蒋介石军队从陕西赶走的直接威胁，从未积极进行反对红军的斗争。此外，他和中国红军之间经常进行单独的联系和谈判，他希望和红军以及其他军队，首先是张学良的军队一起参加抗日统一战线。
有一次在太原的会议上②，杨虎城和阎锡山一起提出了建立西北四省，即山西、陕西、甘肃和绥远，还包括中国红军力量在内的抗日同盟的想法。但是张学良不同意，结果事情无果而终。

5. 关于19路军集团
这个集团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军事力量，但是由于它在上海进行过反日战争而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1933年至1934年福建事变③后，这个集团同中共保持着政治接触，它去年年底还成立了所谓的中华民族救国同盟①。它作为唯一的政治军事派别比所有其他派别都更早和更公开地表示希望并准备同红军和中共缔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现在来到这里的它的代表陈铭枢向我们提出了三个具体问题②：
[1]对重建19路军的支持问题。19路军指挥员，首先是蒋光鼐、蔡廷锴和翁照垣，现在要开始在收罗人民军的战斗力量的基础上在福建组建抗日军队。
[2]一旦中国爆发对日作战行动苏联的援助问题。陈[铭枢]转交给我们一封有11位原黄埔军校学员、南京军队的军长和师长签名的信③，在信中这些指挥官提出了三个纲领性口号：(1)为了救国必须对日作战；(2)为了加强抗日战线必须同蒋介石作斗争；(3)为了保证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必须联合苏联。此外，这些指挥官在信中还表示拥护同中国红军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据陈[铭枢]说，这些指挥官在对日作战行动爆发之前，不需要苏联方面的援助，但是他们要求陈[铭枢]同苏联进行谈判，要苏联在他们对日作战开始后给予援助。
这封信引起了我们和他的共产党员秘书④的怀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指挥官给予他如此大的信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但是，与此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1)他对待这封信极为严肃并说，这是他两年工作的结果；(2)在这些指挥官中，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学员中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骚动和强烈的反日情绪，(例如，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⑤前夕，蒋介石借口准备对日作战在京汉铁路沿线和江苏、浙江动员近20个师的兵力，就是迫于几百名指挥官的请愿压力进行的。)所以，这种可能性也许不能排除。
(3)19路军集团和中共在国统区宣传鼓动工作方面的合作问题(在香港、上海等地出版报纸和杂志)。

6. 关于马(占山)将军集团
马占山将军不止一次派代表①到吴(玉才)同志那里建议同苏联和中共缔结统一战线。马(占山)说，在今天“满洲国”的军队中，有很多(约五六万人)是他的军队，他至今还同他们保持着秘密联系，其中包括同“满洲国首都”——长春卫戍司令的联系②。马(占山)建议苏联允许他到这里来，以便以后潜入“满洲国”去领导他的军队作战。马(占山)表示，他的军队在“满洲国”的作战行动将与保卫苏联的总计划相协调。李杜将军和王德林将军至今仍同中共保持着联系，并准备同我们合作。

7. 关于抗日性质的群众组织
在上海、北平、天津和中国其他大城市，近来在学生、文化工作者、律师、新闻工作者、编辑记者、妇女和部分工人中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救国会，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表示拥护建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的全国统一战线。

二、计划
1. 近期计划
(1)把党的精力集中在争取张学良在甘肃和陕西的12到15万军队上，以便在中国西北省份创建抗日同盟(参加同盟的除了红军外，还应有大约30万军队参加，即张学良的12到15万军队，阎锡山的8到10万军队，杨虎城的3.5到5万军队，傅作义的2万军队)。
(2)党要在红军同桂军、粤军和川军建立统一战线方面开展活动，以便共同同蒋介石作斗争。
详细注释
① 何人不详。（原文注，指中共在香港的秘密工作人员）
② 文件没有找到。（原文注，指香港工作人员的通报原文）
③ 文件没有找到。（原文注，指胡愈之的汇报原文）
④ 谈话记录没有找到。（原文注，指与陈铭枢及其秘书的谈话记录）
⑤ 见第 180 页注②。（原文注，指 1936 年 2 月日本 “二二六” 军事政变）
①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9 卷，第 105—106 页。（原文注，指斯大林与苏联外交官员的谈话记录）
②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9 卷，第 136—137 页。（原文注，指《苏蒙互助议定书》相关文件）
③ 显然，这里指的是 1936 年 2 月抗击日本军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渗透的企图。（原文注，指苏蒙边境冲突）
④ 指 1925 年关于德国西部边界的性质及仲裁的洛迦诺公约，1936 年 3 月 7 日德国单方面撕毁了洛迦诺公约，并派军队进入莱茵河非军事区。（原文注，指欧洲局势变化）
⑤ 原文如此。（原文注，王明自称）
⑥ 高福源。（原文注，指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后成为红军与东北军联络的关键人物）
① 何人不详。（原文注，指东北军提出辞职的六位师长）
② 见第 373 号文件。（原文注，指同期共产国际档案中关于广西派的文件）
① 1936 年 7 月，蒋介石和西南集团首领之间的矛盾演变成公开冲突，1936 年秋首领们通过和平途径得以解决。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一开始表示支持西南集团的行动。（原文注，指两广事变）
② 有关会议的资料没有找到。（原文注，指太原会议相关记录）
③ 指 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1 月间 19 路军在福建的反蒋行动。（原文注，指福建事变）
① 原文如此。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见第 60 页注①）。（原文注，指 19 路军成立的抗日组织）
② 见第 367 号文件。（原文注，指同期关于 19 路军的文件）
③ 文件没有找到。（原文注，指黄埔军官联名信原文）
④ 何人不详。（原文注，指陈铭枢的共产党员秘书）
⑤ 见第 71 页注⑤。（原文注，指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① 何人不详。（原文注，指马占山派往香港的代表）
② 何人不详。（原文注，指 “满洲国” 长春卫戍司令）
关键背景与补充解读
这两份文件是1936 年共产国际指导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核心档案，反映了以下关键历史信息：
组织路线调整（文献 363）：针对 1934-1935 年上海中央局多次被破坏的教训，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要求精简地下机关、建立特派员制度、强调党员职业化与合法身份，标志着中共地下工作策略的重大转变。
统一战线策略成型（文献 364）：王明、康生系统汇报了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阎锡山晋绥军、广西桂系、19 路军等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抗日倾向，提出了 “西北抗日同盟” 的具体计划，为 1936 年西安事变前后中共的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共产国际的角色：两份文件均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共政策的直接指导，尤其是在组织建设和统一战线策略上，既总结了此前地下工作的失败教训，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提供了具体路径。

川康边风云

1983年邓小平视察黑龙江时对时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的靖伯文说：“哦,靖任秋还有这么个儿子!”

对我的招待很客气。一般干部吃大锅饭，起先由申伯纯陪我吃小灶。日子长了申也转移，开饭我也跑大灶。可邓小平一直很客气，每星期天派人接我去下围棋，还杀一只鸡吃。后来，他知道我的家眷在徐州，就派军区情报处的科长李平去徐州接彭文和孩子们到太行。李平除去接她们以外，还在蒋管区建立点社会关系。1944年11月份，李平把彭文和伯文接到了太行，这次一同来的还有我一个外甥马书田，陈立朝也是这次一同来的。1945年7月李平又把玉仲、叔平两个孩子接到了太行。(叔平附记：我们是在八一建军节前进入冀鲁豫边区的，路过新乡时住在孙殿英部的招待所里。当时我十岁，开始懂点事。因为我对孙殿英怀着刻骨的仇恨和猜疑，招待所送鸡蛋挂面到我们房间来给我们吃，我不敢吃，怕里面下了毒药。临行时孙让他的下属送了几条烟，让我们给爸爸带去。)季洛太小，路上难办，就还放在徐州家乡。彭文1926年参加党，南昌起义后从潮汕逃出来，在江西被动员离开部队，一直以教育工作做掩护，在国民党统治区为党做情报工作。抗战中，在湖南湘鄂赣特委任岳阳中心县委书记。平江惨案发生，她逃脱了国民党的通缉，跑到重庆找党，就想到八路军或新四军所在的根据地去。恩来同志让她到洛阳来，做家属掩护我，她服从组织决定一直留在洛阳新五军办事处。她看不上那些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太太，和那些人周旋对她是一种精神折磨。在我被捕和越狱之后，她一个人领着四个孩子，在敌人环视下，重新拿起教鞭，既为生活，也为职业掩护。国民党放弃洛阳，她又历尽艰辛，逃到我的家乡暂住，哪一天她不是想着到根据地！1945年初，她的愿望终于实现，北方局分配她到冶陶附近的行知学校当校长。从此，她就从事教育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

关于陈立朝的情况。我带着陈立朝，在过黄泛区时(鄢陵或扶沟)与他失去联系，陈立朝又回到巩县，找到陈子坚，经陈子坚告他彭文在洛阳瞿家屯的住处，陈立朝到了彭文那里。等到我回到家乡以后，大约到了秋天，我请同村人纪广椿到洛阳去，他才同去的人和两个孩子——靖伯文、靖叔平一同到了徐州。我离开山东前陈系留在王道处，陈有救我出狱之情，我对他不能不好好对待。在王道处王对他也很好。但陈有些不好习惯，好吃好花钱，给多少钱也不够用，在王处有时拿别人的钱，王也无可如何。我离开王的部队时，因为山东军区要我经过冀鲁豫接通王天祥的关系，还有些工作要做，不好带他，才不得不留在王处，本来是想让他一同到山东解放区，以后他从王那里又回到我家，是在王道起义以后。在家中经人介绍又在那里工作过一段，1944年陈立朝也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经军区——大概是滕代远批准，把他送到抗大学习。1947年陈从抗大毕业，分配到四纵队陈赓部工作，这时是1947年上半年，我正驻在长治附近，距抗大不太远，他经过我那里见到一次，以后就没再见到了。后来听说他在四纵队做排长或连长，解放战争中负伤，离开部队又回到我家里，他在我们那个乡还做了乡长(已解放)，以后犯错误就走了。他回到甘肃永登老家以后，又做过乡长还是区长，以后病故在家乡。

在孙部的这段组织关系，我认为是在周恩来那里。1944年秋末到太行，向华北局负责人邓小平报到后，先恢复了我的临时的组织生活。住在晋冀鲁豫大军区情报处，参加在情报处成立的一个党小组生活，小组成员有申伯纯、张衍、林一。1945年七大期间，总理在延安指示滕代远正式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是任弼时，也和滕代远作了交代。参加七大以后由延安回来的滕代远，对我说：恩来同志和当时任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任弼时同志一起，向他交代，正式恢复我的组织关系。任弼时还交代滕说：靖任秋是个老同志，要多照顾。中央领导同志的话，使我内心感激难忘。滕一面转告我周恩来的指示，同时告我准备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原华北局改组)，要我到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络部工作。这时我才正式过组织生活，我才知道以前的小组生活是临时性质的。

长期在白区做兵运工作，常常要跟国民党特务打交道，以后被捕、越狱，情节曲折、复杂，恩来同志对我信任，使我深深感到党的温暖。但是，组织上对党员热情是一回事；党的组织原则的严肃性又是一回事。因为，我过去的组织关系在恩来同志那里，没有横的关系。党的组织关系，光凭自己说不行，要等恩来同志正式交代，才有组织关系。当然，我被捕和越狱等情节，也应该审查了解。所以，等到滕代远从延安回来，我才正式恢复组织生活。我曾跟邓小平说起，应当对我进行审查，小平同志说：先开始工作，工作就是审查。“工作就是审查”这句话，把我们党的审干精神，表达得非常好，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

二十一、邯郸阵前策动高树勋起义

根据党中央的意见，北方局改组为晋冀鲁豫中央局，下面成立联络部，由申伯纯任部长，我任副部长。

就在这时，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消息传来的时候是夜间，太行山上一片欢腾，村里敲钟、放炮，奔走相告，热闹了一整夜，我也通宵未眠，激动了一整夜。

八年抗战的胜利，是我们军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这一胜利果实应当属于人民。可是，蒋介石不但垄断接受投降的权利，而且调兵遣将，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大规模的内战。抗战刚胜利，他竟命令八路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收缴日伪的枪械。相反，而要日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不许抗日军队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他一面装出“和平”姿态，电邀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一面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将他原来躲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军队，以受降为名，紧急空运来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蒋介石部署了大量部队进攻解放区。首先是盘踞山西的阎锡山，于10月初指挥所属13个师的兵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我太行军民奋起反击。驻在这一地区的原是八路军的一二九师。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靠游击战与敌人周旋，装备是很差的，那时的一二九师，人数在二十万以上，但全军只有六门山炮；一半以上的团都只有几门迫击炮和几挺机枪；很多新参军的战士，还使用大刀和梭镖；有步枪的也只有几发子弹。当然，部队也缺乏大规模正规作战的经验，可是，部队的政治觉悟高，全军上下，都理解“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而战”的伟大意义。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集中了部队三万一千多人，又调集了民兵、自卫队五万多人参加上党战役。我军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特点，避开敌人火力，而搞近战、夜战；用刺刀和集束手榴弹对付敌人的火力点；逼敌步步收缩，并相机布置战场，调动敌军，在野战中歼灭他们。10月12日上党战役大获全胜，共毙伤敌五千余人，生俘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以下官兵三万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六百多挺，长短枪一万六千多支。

上党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在我根据地的腹心地带抢占战略据点的企图，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改变扩大内战的方针。到10月中旬，蒋介石部署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增加到八十万。他派遣了四路大军向我华北解放区进攻，计：一战区胡宗南部沿同蒲路转正太路，开到石家庄；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所属的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共四万多人，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集结新乡一带，沿平汉线北犯，还有后续部队五个军正向新乡开进。王耀武部队沿津浦线北犯，从徐州进占济南；傅作义部沿平绥线东犯，迫近张家口。这四路向华北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平汉线是其中的主力。显然，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重大。为了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必须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打击。这个担子，落在晋冀鲁豫军区身上。

晋冀鲁豫边区，是较大的解放区之一，它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区四个根据地。平汉路有一大段在该区内，自安阳以北全部为我军控制；津浦路和同蒲路是该区与华东解放区及晋绥解放区的接界线，所以，该区是国民党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还在9月上旬，上党战役开始的时候，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就沿平汉线集结，和冀南、太行军区的部分兵力，加紧肃清新乡以北的平汉线上的日伪军，以求完全控制一段铁路，为迎击北上蒋军准备战场。因此，上党战役刚刚结束，部队还没有得到休整，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赶紧把部队调到平汉线布置迎敌。我军是被迫应战，集中了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六万人，动员上十万的民兵，准备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进犯之敌。诱敌军第一梯队到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河套的多沙地区，先打第一仗，歼其一部，然后逐次歼灭。

成立联络部，就是准备对国民党军队作策反工作的。邯郸战役开始，申伯纯、我、朱穆之、李新农以及原来情报处一部分干部都从麻田到了塔岗口，面向新乡，准备深入敌军内部做工作。因为平汉线形势紧张，我野战军刚刚组成，我方调集的参战部队中，路西的尚在开进途中，主力当中只有路东的一纵赶到。一纵当即奔袭敌人，但因准备仓促，战果不大。10月23、24日，敌军北越漳河，连陷磁县县城和县属的马头镇，继续向北进犯。这时，我军参战部队才大部赶到，二纵以两个旅控制邯郸以南地区；三纵则集结于邯郸以西，太行军区的部队集结于磁县以西，以夹击的态势，准备向敌发起进攻。25日晚，一纵攻克中码头。由于敌军依据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以周围的树木作鹿砦，结合暗堡火力封锁，我军火力弱，又缺乏对这种目标作战的经验，在突击中伤亡较多。总的说我军进展不大。

上党战役，阎锡山欺负我们是游击队出身，不长于打正规战。上党一战，我们把它打下来了，我军士气很高。但是，这次来的不是阎锡山那样的“土”军阀，而是有全副美械装备的蒋介石“中央军”。刘伯承司令员说：咱们不能“啃硬核桃”呵！能不能打赢他？怎样才能打赢他？正是全军上下都在考虑的问题。

刘伯承、邓小平的司令部，此时早从上党地区移到接近平汉路的峰峰煤矿。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到司令部去。我到峰峰司令部先见到刘伯承，他首先给我介绍情况。这次国民党进攻平汉路的部队是：马法五的四十军(原庞炳勋军)、鲁崇义的三十军和高树勋的新八军。高级将领中，还有老西北军的军长李旭东。这三个军是蒋介石北犯的第一梯队，都是原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旧部，但三十军已经变成蒋介石的半嫡系了，四十军和新八军还是杂牌。高树勋那时已是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军长，地位变高了，三个军看起来得听他指挥。这三个军兵力大、装备强，久经训练、长于防御是其优点，但系新到，深入解放区，地理民情不熟，不擅野战；又远离后方，供应困难，加上派系不一，杂牌部队历来受歧视，内部矛盾重重，都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我军方面，野战兵团虽组成不久，装备较弱，而且经上党战役之后未经休整，不过系胜利之师，士气极高，又控制了一大段平汉线，作为诱敌深入的战场，还有群众基础，得到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支援，具有歼灭敌人的根本条件，国民党军想打通平汉路是做不到的。刘伯承一面谈情况，一面沉思走动。他说：“我们不能只打军事仗，也要打政治仗呀！”我明白他讲这话就是要我们从这些部队内部做工作。

我意识到平汉路这一仗的成败关系重大，而当前的形势的确是严峻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问我了解不了解这些来犯的国民党部队？来犯之敌的三个军中，我认识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我和高树勋是在共同反蒋抗日中结识的。那是1933年察北抗战时期，我在孙殿英部队，驻防于沙城，冯玉祥派高树勋为代表到沙城见孙殿英，孙要我和高树勋一起到张家口见冯，参加冯玉祥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就职典礼。察北抗战失败后，高树勋常住天津，有时也到北平。我们有时在孙殿英处见面，有时在别的场合也见面，和高树勋在反蒋抗日上有共同语言。谈话之间，平常不好谈的，从反蒋谈起，也还可以谈谈。我把这些情况向刘邓汇报，他们就向我提出，要设法和高树勋见面做做工作，是否去高树勋那里一次，跟他谈谈利害，可以明确告诉他，想打通平汉线是做不到的。我欣然接受了任务。刘伯承司令员用毛主席的话动员我：“毛主席有电报来，指出这个仗一定要打好，如果打不好，我们又要再进山，中国革命就要推迟二十年。”这更加使我感到责任重大。

但是，高部究竟在哪里？首先要找到部队的位置，才能研究如何进去。要弄清部队的位置，只有在火线上摸。办法无非是占领对方一块地方，抓几个俘虏，这样来摸清楚。刘、邓把准备编成六纵的陈锡联同志找来，让我和他一起活动，让他和我在火线上侦察高树勋部队。我们的部队那时已经打到马头镇以西，采取逐点歼灭和渗入袭扰等打法，削弱敌人，并夺回了敌占的部分村庄。我们从夺回的一个村庄老百姓处听到新八军有一个团，正好驻在马头镇西北十几里处的一个村子，团长叫田树青。事有凑巧，据我们了解，这个田树青以前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脱党，但没有干过坏事。田团驻马头，高树勋的军部肯定就在后边。

要进高树勋部，不单要考虑我们的人身安全，首先还得考虑跟高接不接得上头。按常情推断，两军对垒，向对方说明我们与他们的上级有关系，要去找他，遇到这种事，下级是会向上汇报的。可是，国民党军队中已经到处都插进了特务，这些人既向高树勋汇报，就会也向有关的特务汇报，这样，就须防止因特务的活动而使我们接近高的计划遭到破坏。根据田树青的经历，经考虑，觉得从这里进高树勋部队找高比较好，于是决定从他的防区打入。经研究后就从火线上接近田树青的阵地，我就写了一封给高树勋的信，希望和他见面，派了一名侦察员去送。这位侦察员不带武器冒着枪林弹雨，十分机警地边喊话边前进，侦察员接近寨子，要求当面说话。田团放他进去了，就这样进了马头镇。半天工夫，侦察员带着高树勋的口信回来了，约我通过田团到他那里会晤。

川康边风云

这批档案均为 1928-1935 年间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原始通信、报告，核心围绕皖北暴动、杨虎城与中共关系、陕南红军谈判三大主题。以下是逐篇全文转录与注释。
一、《皖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2 月 21 日）
全文转录
一、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
皖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①
（1928 年 2 月 21 日）
中央局鉴：
这是一封紧急报告。
（一）皖北最近之政治状况 —— 高培伍部②约六千余枪，驻阜阳、颍上、蒙城以至江苏萧县，驻地分散，内部分裂复杂，极易破坏。杨虎臣部③驻太和及亳州，枪约三千，甚腐败，内部不相统属。杨近表示清党，在亳州与红会冲突，被其缴械者八百支。杨之附庸有肖之楚一师，住〔驻〕太和境内，有枪千五百，亦系代表豪绅武装。方振武近日开往归德以东，谋占豫东及皖北。柏文蔚之兵力，既不相属，又甚分散，亳州、涡阳、正阳关、蚌埠、寿州均驻扎少许，并与陈调元准备冲突。所以说皖北统制〔治〕阶级的武力非常薄弱，很易破坏。而且蒋介石、冯玉祥、方振武之势力，也不易达到。
（二）社会经济状况 —— 皖北各县，如阜阳、亳州、霍丘等县，均有很大的地主。地主非常专横野蛮，到处有土劣作恶，压得农民叫苦连天，铤而走险，有红、黄行会之组织（以亳州为模范）。小军阀不住的勒索农民，土匪也骚扰着。所以农村中革命的条件非常具备，农民革命热减，一触即高腾万丈。
（三）吾党组织之经过及现在政策 —— 当初十军及十九军均有不少同志，但因离党过久，无法组织，后虽组织而不能拔出旧政策。及至去年十二月初旬，河南省委派人到十军，交到中央重要文件，八七告党员书等，由十军转至十九军。以后，杨军即开始新的工作。至今年一月二十日，河南省委第二次派人来送文件，并作指示，十军同志讨论多时不决。至二月初旬，杨虎臣勾结蒋介石将要清党，非常明显。因于二月九日晚，在太和开紧急扩大会议。在会议中发现了以前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并严厉惩戒之。会议结果，产生临时皖北特委，执行 “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 之任务。一方〔面〕派〔人〕告河南省委，请其注意并转知中央、安徽省委，向此间派人。闭会以后，太和和十军中组织完全秘密，发展成绩很好（士兵占六分之五）。亳州派人去建立组织，发动工作。萧县因环境很好，也派四位得力同志前去指导。蒙城、颍上、霍丘均以〔依〕次派人整顿。韦金同志奉命来阜阳组织特委常委，到达以后，顺路整顿了流集（属阜阳）工作。四天以内，建立了十个农村支部，介绍了四十余农民同志，即刻成立区委。昨今两日以来，农民完全处于革命的热潮上边，几有一触即发之势。韦金进城以后，又看了全阜阳工作之重要，即刻成立临时县委，整顿十九军驻阜各部队内之工作。昨夜有一度负责同志会议，一致同意即刻发动土地革命，必能扩大至于全皖北，破坏十军及十九军，引导五六百万农〔民〕。但若能发展至于此种程度，即非中央亲加指示不可。如何？俟复。皖北数百同志所亟盼望。
临时皖北特委书记韦金（魏野畴①）
特委代号：万德盛
特委通讯处：阜阳县高小校长转魏子云
一九二八・二・二一
（《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11 页。）
详细注释
① 文献出处说明：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原件刊印，原件上注有 1928 年 3 月 3 日收到字样。
② 高培伍部：即高桂滋部，原为十九军，1928 年 1 月 13 日改为四十七军，本文中仍按习惯称为十九军。
③ 杨虎臣部：即杨虎城部，番号为第十军。
④ 魏野畴（1898-1928）：原名魏凤标，化名魏子云，陕西兴平人。1920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年组织 “共进社”，1923 年初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是西安地区党、团组织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陕甘区委宣传部长，1928 年 4 月 9 日阜阳暴动失败后牺牲。
二、《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1928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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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②
（1928 年 3 月 25 日）
皖北特委：
马同志来③，接到你们的报告。关于皖北的情形，我们能知道的。总结的有下列几点：
皖北现在高、杨、方、柏④一般小军阀杂色军队统持〔治〕之下，他们利益相互冲突，是明争暗斗的。同时他们军队的组织很不坚强，我们有可能的来分化他们或破坏他们。
皖北以前为战区，现在又为这许多军队驻扎。农民所受的压迫与剥削是非常大的，加以地主又向农民进攻，农民〔被〕逼迫得要起来反抗，这是必然的。
皖北党的组织很薄弱，在几部分的军队中虽然有些同志，但在工农基础上是半健全的，亦可以说才开始发展与组织。
根据上列的情形及党的策略，中央对于皖北特委有下列的指示：
本党现在的策略，简要的说是发展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皖北农民既受此等严重的压迫与剥削，而统治皖北的一班杂色军队，地位又极动摇，自然有引导农民暴动的可能。但是我们的暴动，亦决不是无计划的盲目的暴动，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对于发动皖北各县农暴，皖北特委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
发展群众斗争。领导群众起来反对捐税，反抗军差拉夫，抗租抗粮，反对高利贷，引起普遍的杀土豪劣绅、地主官吏、收税吏、团防党领袖，烧毁其房屋，缴反动武装，同时加紧城市工人运动。一乡起来时，即由群众选举乡苏维埃，没收土地，割据一乡。一县起来，即割据一县。各县斗争都起来了时，即可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个的皖北割据局面。
发展党的组织。在斗争中尽量的发展党的组织，大批的吸收勇敢的工农分子入党。
建立指导机关。除皖北特委应健全其组织外，各县各区指导机关亦须建立起来，务使党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同时指导机关须参加工农分子。
建立好的联络。皖北特委为安徽省委的一部分，自然是应受省临委的指导，一切斗争应与安徽省整个的斗争贯通一气。六安、寿县、蚌埠等处与皖北毗连，同时党亦比较有点力量，尤须切实的联络。同时皖北特委还应与河南省委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军事工作方面。过去在高、杨部下工作的同志，承袭过去在国民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至〔致〕把高、杨当作左派，公开活动，不注意士兵宣传。这当然是过去工作的错误。现在把彩色浓厚的同志都自动的退出，分散〈到〉各地做农运，这是对的。但亦不是凡军官都退出，只留士兵，其可留的下级干部等还当留着。
军事运动新政策的主要条件，是在党的新政策，是工农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为了在反动军阀统治之下秘密的增长武装力量，我们必须在工厂里、农村中组织秘密的农工红军；必须秘密的给工农群众和党员以武装的训练；必须组织群众的红色恐怖队，反抗白色恐怖的压迫；必须很技术的有计划的布置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需条件；必须在工农武装秘密组织中避免个人的英雄的无组织的指导，要充满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斗争形势〔式〕；更必须的是对于敌人 —— 统治军阀 —— 的武力施以无姑息的破坏和分裂。在分裂和破坏工作中，我们应一变从前巩固所谓国民革命军的态度，改作做侦探、作间牒〔谍〕、鼓动兵变、破坏军纪、勾引队伍逃走、引诱士兵卖枪、煽动兵士反抗官长、谋害官长、以至完全瓦解的种种工作。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反动的一切军队，一方面仍应想种种方法秘密的进去，做下级军官，做兵士，进行这种破坏和分裂的工作。假使我们所鼓动的兵变和勾引的士兵能够成为一种力量，我们当然立即组织在农工的武装组织之内，进行斗争和暴动的工作。但是这种力量，我们必须认清是工农暴动的副力。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广大的工农群众自己起来。没有工农群众广大的起来，专靠一部分的兵变或已拿枪杆的队伍，工农暴动〈是〉不会发动起来的。所以军事力量必须是群众力量的副力。在暴动时，必须号召广大的群众参加，使他们来拥护暴动，切不可存武力包办一切的观念。
根据这第六条军运的原则，现在存在高、杨部队中的同志的任务，是时时准备一连一连、一排一排或个人拿起武器，跑到工农群众中，帮助工农暴动。但是究竟何时动作，当然要乘机会，如皖北农民或皖北附近的农民起来时，或军队互相冲突时，或开动时，或作战时，均可动作。但必须估计全盘的情形，非不得已时应受安徽省委命令才可动。
在动作之先，在军队中的组织，须绝对的秘密。兹另寄士兵工作方法一份，即遵照执行。
应尽可能多送工农同志去当兵，并在士兵中发展组织。
以上诸点，不过是中央现时之想到者，其余一切一切，应随时受安徽省委的指导。
中央
二月二十五日
（《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15 页。）
详细注释
① 文献出处说明：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原件刊印。
② 马同志：指马子敬，当时任中央交通。
③ 高、杨、方、柏：高指高桂滋；杨指杨虎城；方指方振武；柏指柏文蔚。
三、《中央给东京市委信》（1928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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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东京市委信
—— 关于市委名单及几个人的入党问题
（1928 年 10 月 9 日）
东京市委：
收到你们的来信兹特答复如次：
……
三、杨虎臣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的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指明两点：（一）目前党的任务主要的是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暴动，而不是马上就要实行总暴动。总暴动是我党的前途，目前尚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尤不是每个同志一加入就要派回暴动。（二）每个党员加入后如在工作上有需要时，党仍须调其往他处工作，不给某个同志以固定时期的休养。
……
十月九日
（《张守宪：〈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2 页。）
详细注释
杨虎城入党问题背景：1928 年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批准其入党，但因国内革命形势变化，最终未完成正式入党手续。信中明确指出 “总暴动目前不是行动口号”，反映了八七会议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策略的调整。
四、《溥泉给中央的陕南工作报告（节录）》（193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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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泉给中央的陕南工作报告（节录）**①
（1934 年 2 月 20 日）
（1）与十七路军妥协问题：由于四军②的急速壮大，由于刘存厚、田老鼠③的毁灭，由于蒋、杨④冲突的不可免（十七师抢第一师的饷，孙蔚如在会议上在一师代表的面前骂中央军，以及两方互相暗杀间谍等），杨军很需要同我们妥协。据说他们同四军已经约定互不侵犯。但是他们恐怕四军不是诚意的。他们一两月来，由我们的关系，来正式谈判。除据报杨虎城已由西安派人去北京找我党外，并由杨之参议杜斌丞二次向特委本身张同志⑤提出妥协条件：1. 可以联合解决胡宗南；2. 在四军失败时可以划陕南几县驻防；3. 释放在押政治犯。如果陕南党同意的话，他们可以送我们的人到四军去接洽。我们的意见是：妥协是可以的，但是条件最好要能实行对日作战协定的三个条件，再加上允许抗捐税及游击运动，允许我们宣传组织自由。最低的是单纯的军事互不侵犯，这也与我们击败主要敌人的战略相符合。这里我们有一个必须记住的原则，就是用一切努力，争取党可能的公开活动，然而一刻也不能忽视秘密工作。为了同中央交通站（联系）非常不便，我们除一面等你们指示外，我们将要由不负重要〈责任〉的比较能要外交的同志，同敌人随机商谈。
（2）工作委员会匿〔移〕到西安问题：由于二十六军不允许再继续脱离党的领导，由于陕北同关中道下级党部和游击队的必须去整理，由于汉中同中央交通太不便利（除乘大汽车外，起码八九〈天〉旱路，而且三条路都有土匪），文件很难带来，我们主张四月内搬到西安，以便领导全陕西和陕甘青的工作。因为此时汉中党各级党部已经可以比较健全了。如果还要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留下一个人多住个把月（如果中央能派一个比较健全〈的〉同志往西安的话，我就可以暂留汉中）。
（3）向你们要干部问题：据说陕甘青、陕北、关中的组织关系有相当庞大，汉中群众斗争情形是非常急迫和高涨。党的军事（军运）工作，已经有了好的开始。特别是警卫团，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在里面（办）的报、新剧团、读书班、讲演会、讨论会、训练班，有的已开始，有的〈在〉切实准备，都是公开的。照我们的估计，如果党领导正确的话，从游击战争到汉中苏区的创造，已经不是很远的事了。中下级干部，可以在 “新的任务、新的干部” 的教训之下提拔培养出来。但是上级领导干部，如军政委等，既需要政治上能独立领导；又需要实际工作中有具体办法，三两个月中都难培养起来。这里我们当然一方面加工制造，另一方面还希望你们供给两个。我看陕西的工作，实在有更顺利的条件，中央应当再抓紧一点。警备〔卫〕团办训练班，里边知识分子同志虽多，政治科目就没有人真能胜任。各省有不好分配工作的知识分子同志，可以送给我们三五个，好的还可以来写些文章。
（《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18 页。）
详细注释
① 文献出处说明：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原件节录刊印。溥泉即刘顺元，时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
② 四军：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③ 田老鼠：指四川军阀田颂尧。
④ 蒋、杨：蒋指蒋介石，杨指杨虎城。
⑤ 张同志：即张德生，时任中共陕南特委宣传委员。
五、《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193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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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①
（1935 年 12 月 5 日）
虎臣②先生总指挥阁下：
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系因阁下不顾信义，杀戮徐方代表，是以有汉中之役。徐海东同志亦云，如阁下不派唐嗣桐、张汉民等过为已甚，则消灭唐、张两旅之事亦不至发生。敝军由南而北，志在抗日。张学良卖国性成，于其百零七师、百一十师覆灭之后，复令董英斌六十五师之众侵入苏区。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星夜逃还合水。鄙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听，则其后患不堪设想。乃闻阁下之孙、冯③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敝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绥靖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如言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椎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卖国戮民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派别及过去异同，不问其是否红军，不问其是否白军，不问其是否友军，不问其是否敌人，不问其为国民党，为共产党，为其他任何党派，只要其决心抗日反蒋，无不引为同志，愿与之联合。凡属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专此布达，即希卓裁。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详细注释
① 文献背景说明：此信由汪锋专程送交给杨虎城，是中共中央与杨虎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
② 虎臣：即杨虎城，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③ 孙、冯：孙指孙蔚如，时任三十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冯指冯钦哉，时任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
关键背景梳理
这批档案完整呈现了中共与杨虎城关系的演变脉络：
1928 年：皖北特委在杨虎城部队中开展兵运，魏野畴领导阜阳暴动失败牺牲；中央指示东京市委为杨虎城办理入党手续，因形势变化未完成。
1934 年：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十七路军在陕南秘密接触，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中共陕南特委推动双方联合反蒋。
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彭德怀致信杨虎城，正式提出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为后续西安事变奠定基础。
需要我把这批档案按时间线整理成一份事件与人物关系对照表，帮你更清晰地梳理皖北暴动到西安事变的完整脉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