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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团”出发前,家住乐山城区的李绍清,男,85岁高龄,听说乐山和井研有同志要到云南滇西战地访问,他专门找到“访问团”,希望到了云南腾冲等地当年远征军抗日战斗过的地方,帮忙打听一下他六哥田继宗的消息,他说:“我成长在解放前的一个多兄妹家庭,我原名田继光,因兄妹8个,家里穷得无法供养,后来把我过继到李家,所以改名为李绍清。我记得当时六哥(田继宗)被抓壮丁当兵去了,我母亲很着急,找三亲四戚借了些钱,准备去把他赎回来。俗话说:人怕当兵,铁怕做针。当兵吃苦受累不说,上战场一颗子弹就叫你乌呼哀哉了。当时我只有几岁,跟着母亲一道去找人赎我六哥,见到我六哥时,我母亲说:“六咡,走跟我回家去。”别看我六哥小,他当时只有十几岁,却说:“妈,我是自愿来的,我要参军上战场,等我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后,就回来和你们团聚,你和弟弟快回去吧!”我和母亲流着泪离开六哥。没过多久,当家里再次探望田继宗时,却被告知他已经跟随部队从五通桥出发了。让李绍清没有想到的是,那次见面竟成了亲兄弟俩的诀别。”
李绍清后来在李家听说六哥田继宗到了云南远征军部队时,主动写信和家里人联系过,说他是在部队给长官当勤务兵,并寄了军饷回来。但当时家里人没有给六哥回信,“不晓得是后来忙于战事,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就再也没有收到六哥的信了。至今74年没有见过面了,也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连六哥田继宗是否还健在,我都不清楚。”不过,这并不影响李绍清对六哥田继宗的寻找。10年前,晚年的李绍清开始四处寻找他的六哥田继宗。“我在五通桥和乐山市的档案馆查找过,也到有关部门去做过登记,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李绍清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你们到云南去遇到远征军老兵,麻烦你们帮我问问,说不定他们知道我六哥的消息。也麻烦你们看看那边的档案或者帮我看看那边的烈士陵园有没有他的墓碑什么的”,李绍清不时地叮嘱记者和“访问团”相关人员,他只想在有生之年得到一个关于六哥田继宗是生是死的确切消息。
遗憾的是,这次“访问团”虽然努力但有负所托,没有能够帮助李绍清打听到他的六哥田继宗的准确消息。
在访问团采访的几位老兵中几经提起,反复回忆均无人认识田继宗,一是因为时间久远,70年前当兵,时光荏苒,岁月蹉跎,就是一个班的战友中,可能也几乎没有人能记住所在班10来个战友的名字。范云中说:“就以我为例,在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战友,一个班的现在也只能说出四、五个战友的名字来,有的战友在我脑海里可能经常闪现,有的音容笑貌都记忆犹新,但就是想不起名字,这种情况正常得很嘛。二是当年同时入伍战友老乡,不一定都分在一个连队,部队历来就有这样的规矩,为了防止各地的“窝窝兵”在一起搞小圈子不好管理,一般新兵训练结束后都要打散分配,有的分步兵、有的分炮兵、有的分通讯兵、有的分卫生兵……不少人一经分散以后,就天各一方,音信全无。”
我们“访问团”一行只能将最后的希望放在腾冲的国殇墓园。3月30日上午,我们“访问团”一行抵达国殇墓园后,就开始分头在国殇墓园门口的中国远征军名录墙上,寻找田继宗这个名字。远征军将士名录墙排列都是比较科学的,一是以部队番号排列,二是以姓氏笔划排列,只要你知道这个人是哪个军、哪个师或哪个团,一找到姓田的,那就是几个甚至几十个姓田的都排列在一起。受人之托就得忠人之事,我把所有姓田的都找完了,只找到一个叫田继登和田树宗两个名字排在一起的,不知这两个人中是否是把名字搞错了?一个是田继宗,一个是田树登?不然,为什么排列得这样巧合。从云南回来后的有一天,范云中陪爱人去乐山三七二(武警)医院动眼睛手术,他把李绍清找来,把他用手机拍的一张照片拿给他看,他说“这可能是当时手写的误笔所致,”,这两个名字里面很可能有一个人就是田继宗,是李绍清(田继光)要找的六哥。
就在3月30日上午,由于范云中寻人心急,过于投入,等他找完“名录墙”后,扭头一看,糟了!访问团一个人也没有了,他急忙去问国殇墓园的守门保安,保安说“不知道”。他又跑到墓园的办公所在地去问,这时一位女干部才说:“可能进墓园了,走,我带你进去吧!”等他找到“访问团”时,他们已基本看完了墓园,准备开始祭奠仪式了。
随后,我们“访问团”记者又找到了国殇墓园的管理方,通过他们的数据系统进行了再次寻找。管理方工作人员说:“中国远征军名录墙,目前收录了103141名远征军士兵姓名,是目前国内最全面的远征军人员资料。”虽经墓园方工作人员用最科学的方法查找了几次,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没有找到田继宗。“如果只知道一个人姓名的话,是很难找到的,因为除了档案丢失外,当时也有部分远征军士兵是顶替别人的名字来当兵的,并非全部都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国殇墓园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我们诚恳地说。由于国殇墓园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修建的,和现在解放军的烈士陵园不一样。国殇墓园的墓碑上只有军衔和姓名,并没有籍贯,所以“访问团”一行并未分清墓园里究竟有哪些远征军英烈是乐山籍和四川籍的,因此,墓园方无法进行统计,要找也无法进行。他们说:“川军肯定是有的,因为当时几乎每个部队里都有川军,俗话说:无川不成军嘛!并且人数还不少,就像电视剧《滇西1944》里面马成龙带领的几个侦察兵里面,就有一个叫小猴子的是你们四川人。所以这里应该葬有很多你们乐山籍的老兵,但很遗憾,无法准确查找”。腾冲国殇墓园方工作人员和我们访问团一行人都是满脸的无奈。
3月30日上午,“滇西行访问团”在参观和祭奠完腾冲国殇墓园的抗日阵亡英烈后,在一个小餐馆简单的吃了一顿便饭,就直奔腾冲县清水乡良盈村芭蕉关山寨,拜访和看望一个原籍乐山地区(现眉山市)青神县张坎乡的远征军老兵张体留老人。这次我们在滇西的一系列参观采访和看望等开展活动的地方,都是不通公交车比较偏僻的山村里,但张体留的这个芭蕉关还是比我们前几天到杨友富(镇康县半个山村)要好得多。只向开面包车的女司机问了几次路就找到了。在芭蕉关山寨的一座木质结构的房屋前,我们看到一个身体硬朗、中等身材、不弯不驼、思维清晰、一口川音的老人,他就是88岁的远征军老兵张体留,他除了耳朵从五年前就有点不好使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病,脸膛黑红黑红的,这是云南高原上特有的肤色,是一种健康的标志。
张体留1927年出生在青神县的岷江边上,1940年他13岁时就到青神虎渡溪货运船上当学徒。因为民国时期公路运输不发达,水路运输的生意相当红火。次年四月他和几个老师傅一道送货到叙府(今宜宾)时,上岸就被抓了壮丁、送到宜宾管兵役的师管区时,接兵的长官说他年龄太小,人又长得矮,不想要,当地抓丁的保长说:“冬瓜没得口都要长,一年小,两年大,到部队去当两年兵不就长大了吗?你不要就算球,你认为现在的壮丁好抓啊!”接兵长官没法,只好将就收了。当时没有汽车坐,只有穿着草鞋一站一站的走,经盐津、大关、昭通等地,把脚杆都走肿了,脚底起泡了,遭不住整的就病死在半路上了。1943年张体留所在的壮丁队新兵,终于来到云南大理的弥渡军事训练基地受训,经过三个月的步兵队列和摸爬滚打,到训练结束时,他就成为预二师六团一营一连的班长(时年17岁不到)。
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开始准备渡怒江攻打腾冲,那是张体留带领全班第一次参加战斗。初上战场,听见枪炮声就吓得浑身发抖,只知道叫往哪里冲就往哪里跑,见了日本兵就瞄准打枪。他后来经历了怒江战役和攻打高黎贡山的两次战役后,就有了一定的作战经验。张体留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团来到高黎贡山的朝阳地区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同时负责攻打高黎贡山的日本守军,在长达几天的阻击和攻打过程中,张体留所在部队曾多次与日军发生交火,战火由胶着型转为拉锯战,打得十分惨烈和悲壮。由于国军弹药不足,他们始终被日军火力压制,对峙了几天后,村中的支前老百姓,都是傣族,才把弹药运到了山上。
“此后,我们团和其他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步炮协同作战,反复对日军的据点和工事进行强攻和冲击,在我炮兵对铁匠房高地堡垒的轰炸中,一发炮弹还把一名日军负责高黎贡山战役的高级指挥官打死了,日军顷刻成了无头苍蝇,乱作一团,各自为阵。我军乘势组织各路部队全面进攻,随后经过远征军多路部队的激烈苦战,终于把盘踞在高黎贡山的日军精锐部队全部击垮。见情况不妙,日军选择了退出高黎贡山和腾冲守敌会合组成混成联队,死守腾冲城,我又带领全班战友随部队开始攻打来凤山和腾冲县城。这两场战役都是恶战,经常打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飞沙走石,血流遍地,死尸满巷,很多战友都倒在了滇西这片焦土上。”张体留这样告诉大家和记者。
由于日寇在腾冲到处修筑起了明碉暗堡,易守难攻,恶战数天未果,美(盟)军再次调用飞机轰炸,终于将腾冲的城墙炸开一个缺口,国军充分利用这个缺口作为突破口,相互掩护冲进城内,张体留率领一个班的兵力,随部队一起在城内跟日军展开了巷战。由于四川人个子不大,但灵活机动,跳跃自如。他的一班人伤亡不大,终于在1944年9月14日,随远征军大部队一起团结战斗,以勇猛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夺回了沦陷了两年多的腾冲城。
在取得腾冲战役胜利后,只休整了两天,张体留又带着全班随部队一同前往芒市、追赶败退的日军,他带着全班战士在攻打芒市冲锋时,被一个日本人甩来的手榴弹碎片划破了头。当时只感觉被小石块砸了一样。一个战士看见了说:“班长,你脸上有旺子(血)流了下来。”我用手一抹,看到一手是血,知道挂彩了,头一下就昏了。事后,张体留被战友抬下了战场,大约在野战医院治疗了10多天时间,伤愈后又重返抗日战场。”回到我所在的班里时,原来的战友牺牲得只剩下几个人了,我始终带着他们随部队一起一直在滇西战场将日军打败并赶出中国。至今在我额头上仍然留有一道伤疤,我永远记往对日本人的仇恨。”张体留饶有兴趣地聊起了他和战友们活捉日本兵的故事:
那是1944年4月,张体留和10多名战友一起执行任务时,发现有10多个日本兵在村子里抢老百姓的东西,但是由于我方人数太少和带的弹药不足,带队的排长给我班下令不准发动攻击。当时我给排长说:“排长,我班的战士都很年轻,而且经过几次实战经验。加之日本人抢东西的都是败退的散兵游勇,而且可能饥饿所致,不用怕他。”排长见我讲得有道理,最终同意开枪。我班战士个个义愤填膺,正是为以往牺牲的战友报仇的最好时机。我立即命令全班战士迅速分散抢占有利地形,近距离开枪射击,很快就将往日不可一世的日军消灭。当我们准备打扫战场撤退时,发现一名掉队的日本兵,正提着两只鸡从房内向外走了出来,我叫大家围上去抓活的。战友们一拥而上将其活捉,把那个日军吓傻了,举起双手,乖乖的当了我们的俘虏,并被押送到团部。我们受到了上级嘉奖。
1945年,在滇西战场彻底消灭日军后,张体留所在的部队接到了调防东北作战的命令。“大家都知道这是要调我们去打内战了。战友们都私下议论,打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可以,去北方打我们自己的同胞就没有意思了。当时我们的连长也很有同情心。”他认为这些跟他多年出生入死的战友们,没有死在滇西抗日的战场上就算命大了,如果再跟他去东北打内战,他也实在不情愿。他口里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内心里默认了:你们能跑就跑,能逃就逃吧!张体留对我们说,他的一个班10来个人,基本上跑了一半(几乎都是云贵川湖等南方人),当逃兵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被抓回去不是挨打就是挨骂,平时表现不好的,还有可能被枪毙。他和几个战友跑出部队后,就分散四处流窜,各谋生路。
我们问他:“你们当时怎么不往四川跑回家呢?”他略停片刻说:“说得轻巧,担根灯草,谈何容易啊!当时的逃兵,跑出营房,既没有带衣物,又身无分文;再者回四川山险水恶,道路崎岖,千里迢迢,说不好还会病死在半路,成为孤魂野鬼。我们逃跑时心里就打好了主意,只要找到一个不再打仗,能容留逃兵,靠劳动生存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了。还好,我从半夜开跑没有跑多远,就到了现在居住的腾冲芭蕉关,我肚子饿得咕咕响,天亮时也不好跑了,我进村对一家人讲明,我是个逃兵,四川人,现在跑不动了,想要饭吃。这家人很同情我,就说‘你跑了一 晚上肯定饿极了,进来吃碗稀饭吧。’饭后,我总觉得要给人家干点活感谢人家一饭之恩。于是我脱下军装就去帮他家挖了一上午土,他家看我人老实年轻,是干活的好把式,叫我不要再走了,说:‘你穿一身黄衣裳出去,万一被抓住还要去当兵打仗,何苦呢!不如就在这里,等以后你的部队走后再说。’我一听,说得有理,就在他家暂时住下,每天就穿上当地的农民衣服到附近农村当长年打短工。后来有几次当地保长带着乡丁来清乡,查访有无逃兵在此地躲藏。由于受到当地群众保护,都安然无事。大家见我干活老实人也忠厚,后来姻缘巧合,经人介绍撮合,我22岁时与芭蕉关山寨的姑娘张彩纯结婚成了家。以后陆续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现在孙子和重孙子都有了,我这个乐山人就算是在这里永远安营扎寨了。今年元月,我在志愿者们的关怀和帮助下,还回到乐山(眉山)的青神老家看了一看,了了我心中多年的愿望和梦想。”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临别时,我们问:“张老,请问一下,你们逃离军营时,有没有一个叫田继宗的战友也跑了?”他沉思片刻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但是当时跑的人很多,大家的厌战情绪很大,由于刚打败了日军,大家都陶醉在胜利之中,纪律比较松懈,从上到下管理都不是很严,今天跑几个人,明天跑几个人,大家都不怎么当回事。因为当时战争伤亡惨重,部队的减员都很大,战友基本都是将各个部队的未伤残人员凑合补齐为整团整师的编制,虽然互相还暂时认不完,但大家都有同病相怜的感觉。后来逃兵跑凶了,上级才管严了。当时我们跑出来的人,根本分不清方向和地点乱跑,有部分可能跑到缅甸或印度那边去了,也可能都在云南边境一带,但目前大多数的都已过世了,只有少数的远征军老兵还在。如果在今年这个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好时期都还找不到,可能以后就更难找罗!”
告别张体留后,我们滇西行的目的基本实现。于是赶回昆明,再从昆明返川。到了昆明,潘光远的姐姐来看我们,并招待吃饭。
4月1日,饭后,我们正找车去汽车北站,上长途回乐山。一面包车开来,女司机很瘦,很热情,80元上车。大家上车后,开了几十米,换上了一个男司机,自称是广安人。不到二十分钟,就叫我们下车,说是到了,还给我们指了路径。我们按他的指点,找到的却不是北站,也有长途,却明显是私车。我们知道上了当,又顾了车,30元,很快就到了。大家都议论着,相信了四川老乡,吃了亏。看来,我们都放松了警惕。
大家一路都议论着滇西战地行的感想,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被日本强盗的屠杀惊醒了,凝聚成了血肉长城,成为了建立新中国的巨大力量,也成了中国从此走上繁荣富强的转机。这大约是日本强盗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果。直到夜里十一点,我们才回到了乐山,下车后,大家握手而别。井研的几位又坐曹垒的车乘夜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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