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是如何打开的？

夜半挑灯看吴钩

苏共20大后，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在边界线上的摩擦不断加剧，我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每连200人）提前埋伏于珍宝岛，所以1969年3月苏军在珍宝岛事件中吃了亏。

珍宝岛事件结束后，苏方伺机报复。不过，苏军报复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精心选择了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

1969年8月13日，苏军300余人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苏方一侧，伏击了我军30余人的边防巡逻队，无一生还。

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的代表受命探询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文章，制造舆论，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

苏联高层历来在军事思想上信奉先发制人，显然，自报复行动之后，苏联不仅加紧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到采取先发制人的做法。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看来并不在毛的预料之中。据《周恩来年谱》记载，毛要求陈毅、徐向前等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和美苏的动向，判断苏联有无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

珍宝岛事件爆发后，苏联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毛和中央都相当紧张，意识到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的战略观念。例子就是苏军曾武装入侵捷克，这表明它随时也都可能发动对中国的陆空袭击，甚至是实施核打击，中国必须未雨绸缪。

据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记载，毛这时也感到了原子弹的威胁，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

8月27日，中央和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8月28日，军委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9月25日，军委根据毛的指示，进一步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具体研究落实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的战备问题。会议开了三天。

9月30日，国庆节将至，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然袭击，林彪当即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甚至还秘密调派直升机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场上准备紧急疏散毛等最高领导人。此前，林彪还担心要不要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
*不过，国庆节平安无事。节后，林彪就率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前往张家口地区检查设防情况，周恩来也特地要求总参整理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军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作为参考。

随后，毛明确指示，在京的领导人以及党政军领导机关应紧急疏散。据郑谦的《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记载，毛10月14日即去了武汉，林彪16日去了苏州，周则率领留守北京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以致于周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罕见的出现了空白。

不仅仅是领导人的疏散，据郝生章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记载，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

而且，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威胁，现在这样的认识却行不通了。当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不久，瑞典大使问周，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由此可见，1969年中苏冲突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

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但苏联的危险依然存在。面对苏军的核威胁，毛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下决心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于是，自1969年12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接触，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