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强渡大渡河的遵义籍勇士陈万清陈守刚

熙和盛世 · 发表于 2026-10-15 11:23

强渡大渡河的遵义籍勇士陈万清

陈守刚

2015年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的时候，杨得志将军之子杨建华少将(正军职)来遵义给我提起一件事，在强渡大渡河时，遵义有一个青年是18勇士之一，年仅16岁，叫陈万清。参加红军时家住茅草铺松子坎，要我了解一下此人家中的情况。他想知道陈万清家人的近况，因为杨得志将军是当时红一团的团长，杨建华将军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愫关注这个英雄的。他说，如果找到家人了，在可能的情况下他想走访看望一下陈万清英雄的家人。

为什么杨将军会如此关心此事呢？因为强渡大渡河是红一团担任的主攻任务，当时杨建华将军的父亲杨得志是一团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亲临一团与杨得志团长共同指挥作战。这是一场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这场战斗在长征途中至关重要，现在国防大学等有关部门正在收集相关资料，进一步研究当年强渡大渡河的背景、细节，挖掘红军当年的精神，让后人知道其重要性。

送走杨将军后，我立即到汇川区茅草铺社区居委会、鱼芽村委会了解情况。经过两天的走访，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件事。之后，我又反复去了多次，找了几个年近90岁的老人交流，也没问出一点线索。

当年红军到遵义时，遵义曾有6000余青年响应号召参加红军，陈万清就是其中之一。而据茅草铺的的几个80多岁的老人回忆，只知道茅草铺松子坎一带有人参加红军，但有没有陈万清这个人不清楚。我立即给杨建华将军回复了情况，告诉他没有找到确切线索，杨将军感到很遗憾。直到2017年9月，有一位名叫汪明绪的89岁的老人从海南回来，鱼芽社区通知我说可能这位老人知道情况。我立即赶到汪老先生家，汪老解放前就住在茅草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老人思维还较清晰，我讲了陈万清的情况后，老人陷入了长久的回忆。他说：“当年红军两次进遵义，茅草铺一带到处都住满了红军。红军的军纪很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老乡们对红军有好感。第一次住的时间较长，我那时还不到10岁，还去过红军住的地方，他们有的住在老乡家里，有的住在破庙里、学校里。当时茅草铺是有一些人当了兵，随红军一起走了，松子坎有一家姓陈的有一个男娃儿当了兵，小名叫陈老幺，因家庭很穷，没有上过学，没有学名，年龄也只有16岁，全靠帮人过日子，一直帮有钱人家放羊。红军走后，国民党柏辉章的部队回来了，进行清共清红，陈家人夜半三更就跑了，从此再没有见到过这家人。时间长了，大家也把这家忘记了。”这一线索表明茅草铺陈家确实有人当了红军。

由此，我找到了答案，为什么本地人都不知道陈万清这个人参加红军的事情，以及他家人的具体情况？一是他当时没有名字，大家都叫他陈老幺，二是参军以后马上就离开了遵义并参加了青杠坡之战，三是这家人因为有人参加了红军，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清算、追杀而远走他乡了。因此，找不到陈万清家人的下落就在情理之中。

汪明绪还讲了一个细节，那时，陈老幺要大他七岁，参军时，部队首长问他叫什么名字，觉得陈老幺这名字不好，就问他的排行，他说应该是万字辈。于是，负责报名的首长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陈万清。这事，陈老幺参军后，曾与汪明绪等小朋友们讲过，他有印象。汪老的回忆进一步证明，陈老幺就是陈万清。汪老还记得陈老幺有个哥哥叫陈万林，这与陈万清之后的诉说是一致的。

据最近泸定县党史办研究的资料和泸定县兴隆村委会提供的情况中进一步得了解到，陈万清因伤留在泸定后为了不暴露自己又改名叫陈银章。解放后，1951年、1964年、1975年他曾经返回遵义寻找自己的亲人，但都无功而返。这一点也反证了陈老幺参军后，家里人受到牵连，亲人都因此走散。汪明绪说，1964年陈万清回来寻亲时，找过他，并给他讲了他现在住泸定县兴隆村，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查，改名叫陈银章。汪明绪邀约了几个伙伴一起帮助陈万清寻找过家人，但事隔29年了，茅草铺一带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家人露过面，加上此时的遵义流动人口大，确实无法找到家人，陈万清只有百般不舍的离开了遵义。这与陈万清给龙家的叙述是一致的。

1935年5月24日，红军行至安顺场为滔滔奔流的大渡河所阻。此时，前有大渡河后有敌追兵，同样的季节曾经发生过历史惨剧，石达开在七十年前曾率十万大军在这里被清军围剿全军覆没。蒋介石知道红军的行踪后，断言：“红军将步石达开第二”。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流经四川，注入岷江。河道两岸地势险峻，自古有“天险”之称。蒋介石又下令坚壁清野，把船全部收到北岸。红军也知道石达开的故事，知道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时机。红军决心不重犯他的错误，他们飞速行军，先头部队请当地的彝族人带路通过狭窄的山道，迅速悄悄地奔向一个叫安顺场的地方。指挥员从高处俯视河岸，惊喜地发现有一只渡船正拴在河边，还没有被敌人毁坏。指挥员十分高兴，趁着夜色，把驻守安顺场的守军消灭在梦中，部队迅速控制了安顺场渡口。

红军不信邪，只有坚定的信念。毛泽东也断言，共产党不是石达一，红军不是太平军，我们一定能渡过大渡河。总参谋长刘伯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亲自到安顺场指挥强渡大渡河，并坚信红军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打破蒋介石的美梦。

5月25日，按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要求，17名红军组成先遣部队，将以一叶小舟，强渡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官方的记载和孙继先营长的回忆中，17名勇士中有一个贵州籍的战士，名叫陈万清。但在当地人的说法中，陈万清就是受伤后留在泸定县兴隆镇定居的老红军陈银章，因担心被国民党发现而改名的。然而，因年代久远，又疏于对人物资料的管理，关于陈万清（陈银章）的信息资料无从查找，两者是否为同一人成为历史之谜。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经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当晚，红一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一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100多米，水深湍急，高山耸立。在红军到达之前，川军第五旅第七团一个营抢占了这一地区的有利地形，正在构筑工事，凭险防守，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

1935年5月25日凌晨，红军开始强渡大渡河。当时的大渡河河水上涨，浪高流急，激起的水浪有1米多高，河床大雾蒙蒙，水中礁石密布，暗礁无数，明礁也有好几块，这些石头像笨重的狗熊一样，黑乎乎地蹲在水里，虎视眈眈看着红军，让人生畏。

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对怎么渡河已经有了办法。依大渡河的水情，要渡河必须由当地非常熟练的船夫亲自驾船才行。他安排参谋在安顺场找了一位最有经验的船工，并委托他帮忙联系十多名船工。冒着敌人的火力渡河是可能要命的，刘伯承专门交待参谋，对这些船工的工钱要优厚，万一发生不幸，要给予补偿。

刘伯承多次用望远镜观察对岸的敌军，对岸本来是陡峭的石壁，后来石壁被凿开，用石头砌成一条小道作为渡口。小道是用石块铺成的，估计有几十个台阶，台阶非常陡，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在台阶的顶部是蒋军的防御工事，工事是一间用石头围起来的房屋和两个大碉堡，碉堡旁边还有几条兵壕。经过前期侦查，刘伯承已经知道，驻扎在防御工事里的是川军的一个营，他们在对岸守株待兔，一旦我军渡河，他们就会凭借占据的有利位置进行阻击。

刘伯承准备挑选一支突击队强渡大渡河，在强渡的时候集中强大火力进行掩护，在他的亲自指挥下，重机枪、轻机枪在岸边一字排开，射手也进入了阵地。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调来了迫击炮。但迫击炮只有4发炮弹，这4发炮弹一发都不能浪费。为了提高命中率，他点名要赫赫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亲自操作，并叮嘱道：“我们就这几发炮弹，你一定要打准，把碉堡给我炸掉，压住敌人的火力！”

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肖华受命和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一道，指挥部队抢渡大渡河。他来到一营作战前动员，他告诉大家：大渡河的下游有敌兵两个团，上游的泸定城有敌兵三个团。这里两岸都是高山，河宽近三百米，水深约二十米。加上山洪爆发，河水暴涨，浪涛汹涌，河面宽阔，根本无法架桥，要想过大渡河，只能靠渡船。而河底礁石林立，一不小心就会被撞，船毁人亡。当他询问一营的战士们有没有决心，谁愿意参加突击队的时候，战士的求战热情让他十分感动，大家争先恐后报名参加，连火夫也踊跃报名。肖华和一营营长孙继先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请示团长杨得志。杨得志为了节约时间，增强凝聚力，决定在一个连里集中选16人作为突击队，经过精挑细选，在二连选了16名勇士作为突击队员。

16名突击队员就要征战了！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给16名壮士送行鼓劲，只见16名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站成一排，每个人身上捆着手榴弹，端着机关枪，背后挎着大刀。

据孙继先营长回忆：就在突击队列队准备出发的时候，队伍后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哭声：呜……呜，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一名小战士跑了过来，直奔向孙继先面前哭哭啼啼。大家一看，原来是二连的通信员陈万清。陈万清说：“跟着部队这么久，我还没参加过一次突击行动，不行！我也要参加！”陈万清一边抹泪一边坚持要参加突击队。

孙继先回忆，这个陈万清是遵义人，时年16岁，在遵义会议期间参加红军。参加红军前靠给地主家放羊为生。1935年1月，陈万清怀着对地主的恨，把羊献给了急需补给的红军，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伯承一下愣住了，这个小战士太年轻了，他不忍心让他去参加很有可能有去无回的战斗。但营长孙继先看到陈万清态度坚决，又声明自己水性好，非去不可。营长被这位年轻的战士感动了，批准了他的要求。陈万清高兴得直跳，飞快地站到突击队的队列中。就这样，强渡大渡河的人员从16人变成17人。

1935年5月25日上午，突击队第一批共9名战士登上小船，孙继先给刘伯承报告了准备情况，刘伯承看了看对岸，再看看怀表的时间，命令道：“开始进攻！”9点整，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赵章成打出的炮弹精准地飞向对岸，神炮手果然名不虚传，每发炮弹都击中了敌军碉堡，所有轻重机枪一齐吐着愤怒的火舌射向敌军，掩护渡河的勇士们。

突击队队长、二连连长熊尚林一声令下，船工划船开始渡河，对岸的守军发现红军要渡河，赶忙组织火力进行拦截。战友们焦急地注视着这艘小船，心里不停地喊，快点、快点，可是越是着急船好像越是慢，敌军的子弹嗖嗖地打在船边，溅起阵阵水花。

其时，敌军的碉堡已经被赵章成的炮弹炸毁，剩下的残军也被我军强大的火力压住了，险情不是在对岸而是在河里。渡河的水流非常湍急，小船在河水的冲击下上下摇摆飘动，几次差一点撞上礁石，船上船工吃力地用竹篙撑着船，掌控着船的方向。刘伯承这时也顾不上危险，从指挥所走到岸边，司号员看到首长来了，为了保护首长，停止了吹冲锋号。

刘伯承不悦，问道：“为什么停下来？继续吹！”战士们知道，首长的意思是宁可暴露自己，吸引敌军的火力，以此掩护渡河的战士。同时，也为17名壮士鼓劲助威。肖华眼疾手快，赶紧从不知所措的司号员手里抢过军号，甩了两甩便挺着胸膛吹了起来。

在嘹亮的冲锋号中，小船乘风破浪，驶过河流，抵达对岸……

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第一批战士艰难渡河后，又将渡船拉到北岸渡口上游，顺急流边划边漂，最终才将渡船划回南岸渡口，由孙继先率领第2批战士继续向北岸发起冲锋。

渡船在波浪中颠簸前进，周围满是敌军子弹激起的浪花。快接近对岸时，守军展开反击，企图将渡河战士消灭在河滩上。生死关头，在南岸负责掩护的神炮手赵章成及时开炮，一炮命中敌方核心阵地，红军顺利击溃对岸守军，控制了渡口，确保了先遣队安全渡河。

先遣队顺利渡河后，又在下游安靖坝找到2艘破损的木船。经修缮后，动员当地77名船工“人歇船不歇”连续摆渡几天几夜，将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的7000余人顺利渡过天险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名勇士，他们是：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三班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四班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朋、丁流民、二连通信员陈万清、一营营长孙继先。

中央纵队主力赶到了，这个时候河水更加湍急，摆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风高浪大水急，运一船人过河需要三四个小时。按这个速度，只凭这几条小船，要把全军人马和给养运过河去，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长官莫停留！”回忆起小时候奶奶给他讲过的故事，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长宋福刚记忆犹新。他的曾祖父宋大顺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宋秀才”，因十分了解当年太平军兵败大渡河的历史和当地情况，被红军请到营中介绍水情。他力谏红军迅速渡河。根据情报，后面的追兵马上就要到了，毛泽东亲自听取有关情况后在安顺场研究决定，沿河两岸分东西二路人马同时向泸定桥开进，强占敌人驻守着的泸定桥。就这样，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也随之打响！

四川甘孜州人民医院的退休医生龙昌平，老家在大渡河边龙巴铺。当年红军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夺取泸定桥，龙巴铺是必经之道，龙昌平根据母亲程清惠生前的回忆，对红军强渡大渡河一战进行了整理记录。

渡过大渡河的红军组成右路军，在总参谋长刘伯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下沿东岸溯河而北上，策应左路红军飞夺泸定桥。当部队到达龙八铺石门坎时，遭到国民党二十四军袁国瑞旅、杨开诚团的阻击。石门坎地势险恶，左临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靠峭壁悬崖，是一道天然屏障，激战由晨至午。下午，红军改变战术，敌人三面受攻，伤亡惨重，全线崩溃。在激战中陈万清的右腿被炸断，不能随部队行军。据龙昌平母亲回忆：当时龙巴铺有一座三圣宫庙，住满了红军医疗队和轻重伤员，其中在龙八铺石门坎（现泸定县兴隆镇海子山）的战斗中，陈万清的右腿重伤，无法行走，跟不上部队，只得留在当地养伤。

龙昌平说：红军队伍一走，当地乡公所的官员就回来了，开始清共清红、通缉留下的伤残红军，有人为了领赏，向清乡队通风报信说有红军伤员藏在三圣宫。紧接着，乡公所的清乡队便在夜里突然包围了三圣宫，搜查红军伤员，三圣宫的会首闻讯，暗中派人翻过围墙，把陈万清送到了我家。父亲和会首是好友，就收留了陈万清。后来，陈万清腿伤感染化浓。龙家又将陈万清转移到几十里外的得妥乡外公家里养伤。陈万清在得妥住了一年，养好了腿伤。风声平息了，陈万清改了名叫陈银章，回到龙巴铺龙昌平家中，一住就是12年。对于改名一事，根据龙昌平和他的哥哥龙昌明的回忆：当年陈万清在外公家养伤，为了掩人耳目，拜大舅为干爹，大舅为他改名为陈银章。陈银章一直到70多岁才对外透露，自己的原名是陈万清，老家在遵义茅草铺，直到去世，仍就未将名字改回。

“从1936年到1948年，陈银章就住在我家阁楼上，我们兄妹几个都叫他陈老哥子。”龙昌平说：1948年，母亲为29岁的陈银章说了门亲事，陈银章结婚后，就离开了龙家，自立门户。在此期间，陈银章于1951年、1964年至1984年期间先后三次前往贵州遵义寻亲，他找过儿时的朋友帮助，都没有结果。

为了帮助陈银章在泸定安家落户，龙昌平的父亲在任龙巴铺小学校长期间，安排陈银章做校工。不料，陈银章结婚才三年多，爱人就病死了。他有个孩子不满5岁又病死了。“后来，陈银章一直就是孤身一人，我们龙家算是他仅存的亲人了。”

龙昌平回忆：陈银章和龙家来往不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龙家被指雇用长工，出租土地，剥削老红军，是封建地主。陈哥子不愿和我们划清界限，也受了连累。龙昌平说，当时眼见龙家蒙受不白之冤，陈银章当众证明说，龙幺爸、幺婶冒着坐牢的危险救他，还治好了他的伤，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能说是剥削红军？“多亏了陈银章的证实，我家才没被划为地主。”龙昌平说。

“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父亲被打倒后不堪冤枉受辱，投河自尽。陈银章带着他们几个孤儿寡母，沿大渡河奔走近百里，寻找父亲遗体，我们心中无比感激”！虽然那时龙昌平才一岁多，但母亲时常说起这件事，对这一点，龙昌平记忆特别深刻。

如今，龙昌平已是古稀老人，每每提及幼年的经历，仍然忍不住感谢陈银章。他说，“因为陈银章和我家及我外公划不清界限，加上他没有文化，所以，虽是英雄，但总得不到表彰、认可重用。”

2005年，86岁的陈银章因病离世，由于陈银章与家乡失去联系多年，未留下任何个人文字信息，他只记得有一位哥哥陈万林，龙昌平曾委托在贵阳读书的侄子去遵义打听，一直查无此人。陈万清死后就地掩埋在他生前居住的兴隆村附近。当年埋的坟很普通未立碑，2008年，县民政拨款，重修坟墓立了碑。

“考虑到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们兴隆镇党委、政府就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还立了墓碑。”兴隆镇党委副书记余峰称，陈银章确实是当年长征中失散在兴隆的红军，但无法查证陈银章就是17勇士之一的陈万清，只能在墓碑上写老红军陈银章。

龙昌平却不甘心老哥子一直隐姓埋名。2010年，红军强渡大渡河胜利75周年，他向大渡河战斗遗址所在地政府石棉县发去邮件，希望对方对此进行查证，认定陈银章17勇士的身份。然而，因年代久远，对方未能找到关于陈万清的信息资料，也无法证明陈银章就是陈万清。

但是在陈银章晚年，断断续续给晚辈们讲述了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与一军团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战士报》第186期一篇题为《牲部强渡大渡河的十七个英雄》的文章是完全一致的。

十八勇士之一孙继先回忆： “我一生参战无数，强渡大渡河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战！”按照孙继先生前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在当年的安顺场撒入大渡河。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在回忆录里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我们挑选了17名同志组成奋勇队（即突击队），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连长熊尚林带队9人，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同志带队，我在第三条船上。”“我们可以把奋勇队17位同志称为勇士，若把当时的营长孙继先同志算进去，称18勇士也没有错。”
遵义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当年参加红军的青年中，我们为有陈万清这样的好青年感到骄傲自豪！他不负历史，不负人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今天必须传承好革命先辈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同时，我们更为有龙昌平这样一家深明大义，敢于冒着杀头之罪拯救红军生命的百姓而骄傲。我想，红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正是因为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这个基础。因为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从而有几十个船工冒死送红军渡河，这是“得道多助”的表现，也是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深得人心的重要体现。

作者简介：陈守刚，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贵州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副会长，贵州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国防教育宣讲员，遵义市关工委宣讲团成员，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遵义长征学会会员，遵义市委党校客座教授。宣讲长征故事、红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党建课程1300余场，听众达150万人。著有《遵义记忆中的女红军》《远去的彩虹》《追寻》《春之梦》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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