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和谐的社会，广州海归城管回应外国警察批评

那是多羞涩 · 发表于 2012-2-3 16:13

对于《外国警察谈广州城管形象》读者们有很强烈的反响，其中多数认为中国城管形象不佳。就此笔者采访了海归城管干部老陈，听听这位曾经在新加坡和香港担任过城管类工作的“过来人”观点：　　我曾听说有位中国文人因为说过“中国需要西方殖民三百年”而获得某个国际大奖，而这些人回过头来却骂我们城管“军阀”煽动民众情绪，这就是“小人”的典型例子。然而，从历史发展看，中国人的确存在着旧陋习与现代化对抗的纠结情绪，这是当前城管工作要特别注意的。当年八国联军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批公共厕所，但中国人仍选择随地解决，许多人被八国联军用刺刀压着进厕所学会了如何使用，这也是一种文明变革的形式。文明很美好，但却带着许多无奈和痛苦的过程。别说远的，就说说香港这么近的地方，你看到有人乱摆摊吗?你看到过违章人群围攻城管员吗?香港人也摆摊，比如在女人街那里就有很多，但人家每一条规则都遵守;你看看人家美国的摊贩，每天或周末都按规则到斯沃密(摊贩广场)摆摊，摊贩与摊贩之间都划好了界限，相互尊重，有统一的卫生和投诉管理。你再看看我们广州的摊贩，卖禁卖品的有，卖私宰肉产品的有，卖变质肉烧烤的有，卖赃品的也有，当然不可否认多数摊贩并没有涉及贩卖违法品，但他们乱摆乱买本身损害了其他公民的利益，妨碍了别人的文明生活方式，这也就是城管人员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城管员都来自当地市民人群，是典型的“子弟兵”，这个机构的成立弥补了警察的部分职责，这个动议原本就是在八十年代由市民们提出来的。当时，许多店铺因为摊贩霸占铺面前的空间而发生争执，告到了市政府来，由政府出面和居委会组织形成了最初的城管队伍，然后慢慢发展成了如今规章制度严明的城管体系。你想想，广州是个典型的“店铺经济区”，这千万个店铺是市民的利益所在，你一个违法摊贩硬是堵住了店铺门前，你卖苹果一斤三元，他就卖两元五角，你要交铺租水电费和纳税，他什么都不用交，这难道是社会公平和文明吗?
　　外国警察说我们执法力度不够，而我们网络上却有许多人说我们蛮横，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观点不一样。也正因为我们这些城管员都是当地居民的邻里街坊，我们从小在一起上学，在一起挤车，在一起维持治安，相互之间有一种默契，这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我们中国人一起挤车并不是我们喜欢那样，但为了让大家都能上车，大家互相之间就得忍让一点，男男女女的拥挤在一起却极少发生问题，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美国人在站立时之间通常必须保持三尺的距离，在公共汽车上也互不相碰，否则宁愿不上车，在新奥尔良洪水时，一万六千多人一起住在体育馆里，结果平均每天发生六件强奸案。这就是两个民族文化差异的典型例子。也正因为这种不同的国情，美国等西方国家采用了严格的执法方式解决问题，而我们依然以协调沟通和规劝等多种方式结合达到执法结果。作为城管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百姓的需求和文化特性，一方面我们同情那些没有恶意的摊贩，另方面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纳税人利益，许多矛盾和怨言都由我们挺身而出承担下来了，这避免了摊贩和店铺之间的直接冲突，这是城管工作对于社会和谐的一个贡献。
　　那个外国警察的某些观察是正确的，比如在处理违章建筑方面我们做的很不够，但这也是我们的管理体制有“政出多头”问题所导致的。在广州一年前便开展了查处拆除小区违建的工作，当时拆了一些违章楼，结果半年后这类建筑又冒头了，我们又去拆了一轮，如今这些建筑更多了，真是“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在美国，有个华人建房子，建好后由城管科来验证，发现前面的墙壁向街道多延伸而来四寸，结果被强令把整个房子前面拆掉重建，一点其他余地也没有。在中国就算延伸了四米，加盖了四层，还不是挺着不肯拆?我们很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有的违章建筑违法者骂我们，打我们，还拿瓦斯罐威胁我们，但为了社会稳定和谐，我们忍气吞声，把所有骂声和怨言都承受起来，让这个社会走向文明的阵痛都疼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头。我们很明白绝大多数公民是支持我们的，但中国人的支持是用“沉默”表达的，说“不”的很猛烈，说“是”的人只用“不吭声”的Passive Support(被动性支持)，这也是我们社会文化特色，我们很明白这点。有的店铺主常常偷偷给我们报信，并主动侦查那些违法摊贩的活动，这都是向我们表达支持和爱护。
　　展望未来城管工作，我们很清楚这是个任重道远的担子，我们肩上承担这我们中华民族逐步改变陋习走向文明社会的责任，但同时也承担着照顾百姓情绪和平衡不同人群利益的担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握好分寸，保持社会和谐，这就是我们城管员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