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nathan Anderson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还从未见证过类似于亚洲在20世纪后半段的经济发展速度。1950至1980年期间,日本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8%,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实际上,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该国这段时间折合成美元的经济规模每隔6到7年就会翻一番,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是相当惊人的。而这还只是亚洲经济增长大戏的序幕。几年之后,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以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齐头并进。1960至1995年期间,香港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7%,韩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8.1%,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8.4%,台湾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8.6%。在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准小龙”们的经济增长率也不逊色多少。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比工业化国家快几个数量级,比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要快许多。到上世纪80年代,当世界上那些更富裕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时,亚洲经济仍在以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速度增长,人们由此不禁怀疑, 难道亚洲发现了世界其他国家都忽略了的经济增长秘笈? 抑或亚洲找到了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亚洲是一个奇迹吗?
突然之间,“亚洲增长模式”的说法开始出现在各商学院的学术报告厅里,各种学术研讨会上,但最频繁出现的地方还是大众传媒,《日本是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和《上升的太阳》(Rising Sun)等一时间都成了热门书籍。亚洲增长模式究竟是什么?观察人士们在此问题上虽然各持己见,但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亚洲做什么,都会比那些消费驱动型、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的西方民主国家干得好。相互盘根错节的亚洲企业可以不必讨好外部股东,因此反而能够取得更好的业绩。
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和社会凝聚力比西方重视竞争的“个人优先”模式更能营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氛围。人们当时主要担心的是,亚洲的经济发展会持续优于其所有邻近地区,长期而言世界其他地区将跟不上亚洲的发展步伐。
当然,那时也有对亚洲发展模式发出抨击的人,而他们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些人眼里不仅亚洲经济的高增长不是奇迹,而且亚洲的发展经验都是骗人的谎话。
他们认为,亚洲国家引导银行将廉价资金填鸭似地注入到企业中,并且将外国竞争者拒于国门之外。亚洲货币的汇率被显着压低,这使亚洲国家获得了不公平的成本优势。亚洲国家的政府奉行重商主义,通过压制进口而将由此获得的巨大贸易盈余用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这些因素或许会导致资源的大规模错配,但只要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继续对亚洲产品来者不拒,就不会出乱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才开始运用正式的经济工具来分析上述现象。他们的发现使上述对亚洲发展模式的两种不同看法都无法继续成立,他们的工作还产生了现代国际经济学一项最为知名的研究成果。
这些学者是从分析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的,这一模式在几乎所有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提及。
从本质上说,只存在3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劳动力,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资金,第三种是将劳动力要素和资金要素以更好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可以使任何水平的物质投入都能取得更理想的经济增长。最后一种方式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促进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发展。
用这一增长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地检验“亚洲模式”的优劣。如果亚洲真的产生了奇迹,即找到了全新的经济增长之路,那么这一地区8%以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很大一部分应来自于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如果这一高经济增长率是通过政府实施高度干预型的扭曲政策实现的,那么总要素生产力将呈现负增长,要是这样,那就表明亚洲实际上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不断毁灭价值。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测算各国的增长数据,而在积累了30年的统计数字之后,他们终于有机会在整个地区检验所谓“亚洲增长模式”了。埃尔维恩•杨(Alwyn Young)是最早一批对亚洲四小龙经济模式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在九十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得出了两点非常有趣的结论:
首先,该地区TFP的平均增长速度实际上非常一般。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亚洲和欧、美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其TFP在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在1.5个百分点左右。这一地区有些国家做的好些,有的差些,但总的结论非常清楚,那就是:亚洲并没有发现什么奇妙的新的增长“秘方”,而其生产力水平也不比发达国家差。所谓亚洲“奇迹”实际不过如此,而指责亚洲国家“欺骗”世人的人也是言过其实。
不过,如果生产力因素并非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那么该如何解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增长上的差异呢?在这方面杨得出了他的第二个重要发现:亚洲经济增长的出色表现几乎全部可以归结为其极高的创造资本的速度,它的速度是美国或欧盟国家的三倍还多。简单说就是,亚洲增长快是因为投入的多。
当然,你完全可以想像,这样一个结论一定会引起很大争议。亚洲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它找到了什么新的足以震惊世界的发展道路,而主要是因为它大量投入资金(还有,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工厂)。对此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句流传很广的总结,那就是该地区的成功是靠“勤奋,而不是天才”。
若真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亚洲从哪里找到那么多的资金呢?而且各个国家都能如此一致?要知道亚洲毕竟是个相对多样化的地区,这里既有泱泱大国,也有小到仅一个城市规模的国家;有些国家很富,有些很穷。日本和韩国依靠国家主导的银行和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将国民储蓄引向生产性投资领域;台湾和香港的经济环境要自由得多。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政治结构上更有着很大不同。然而各经济体却实现了基本相当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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