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1983年1月，周南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次年9月担任副部长，后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全程参与了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这篇由周南口述的文章，为读者了解当时的谈判，特别是他由幕后走到台前，正式走马上任中方代表团长之后的一些细节提供了详细史料。
折冲樽俎任首席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前七轮当中，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使得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他们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愿望是不可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英谈判就此一帆风顺了。
第7轮会谈后，英国驻华大使、谈判代表团团长柯利达奉召回国当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继续主管香港的事情。英国换了伊文思大使当谈判代表团团长。这时中方也决定换马，1984年1月25日，第8轮会谈时就让我接替姚广当团长。中英双方代表团原有的团员都没变。
按照习惯做法，每一轮正式会谈只有两天。会谈时，中英双方都一本正经地做正式发言和评论对方的发言，很难深入交换意见和进行磋商。鉴于此，我担任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以后，增加了双方私下的接触和非正式磋商。
英国人的谈判方式是典型的“迂回战术”。对我们提出的基本方针，他们并不明言反对，而是在每轮会谈中，针对每一项议题，掏出几页纸，大谈他们对中方提出的每一条方针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实际上就是要损害中国的主权，维护他们在香港的特殊利益。
这一阶段会谈中涉及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方提出的协议文件草案中明确讲，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英国方面竟然要求删掉。我们说，香港不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难道还隶属于大英帝国政府吗？不行，一定不能删掉！英方还说要在1997年6月30日把香港政治、行政管理权直接交给特区政府，想绕开中央人民政府，来个“私相授受”。我说这怎么行！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手中抢走的，按照中英协议，理所当然地要交还给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绕过中央政府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英方一定要把香港政治、行政管理权先交还给中国中央政府。因此，在1997年6月30日晚上交接仪式上，大家可以看到，英方是先把香港政治管理权交给中国，然后中国中央政府再把高度自治权授予香港特区政府。
外交问题。中方主张，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领事馆，但不能设大使馆。英方却不同意，要求在香港设高级专员公署，即highcommission。我在英联邦成员国工作过，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英国把其设在英联邦国家的大使馆叫做高级专员公署，以表示它的特殊地位。于是，我说，你们提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们只在英联邦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而且只是在那些国家的首都设立。将来的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区，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究竟是什么想法？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后来，英方看这招也不行，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
特区政府的官员问题。这个问题在拟定12条基本方针的时候，没有完全讲清楚。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认为，应该讲清楚，可以保留一些外国人当港府顾问或者低级官员，但港府主要官员必须由在香港有长期居留权的中国人担任。这些“主要官员”指的是特区政府的司长级别的官员。这才能体现香港的回归，要不然还是外国人统治啊！英方就想改这个东西，谈判中要求规定外籍人士可以担任港府行政的高级职员，即司长级官员。我们说这个不行，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除了特首是中国人之外，其他的高级职员还是英国人，照样是英国管治，那不是又跟你们撒切尔夫人的“主权换治权”一样了吗？我们把英国人的无理要求打了回去。乾坤旋转瑞珠还
至此，中国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就剩下了一个公报的形式问题。英方不愿意写这是主权回归，它提出的文本说：“联合王国将在1997年6月30日以前继续管治香港，并将于1997年7月1日起终止它在香港行使的一切管治权力。”而中方则强调这是核心问题，一定要说明英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将于该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商量来商量去，英方提出要搞一个条约，而中方则说不搞条约了，搞中英联合公报的形式。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最后英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仿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签署的《上海公报》的做法，采用了联合公报的形式，在主权问题上采用了各自作出声明的表达方式。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英国开始不愿意写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坚持了一下，后来也不得不同意了。
中英两国代表团逐字逐句商定了《联合声明》的最后文本以及三个附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还有一个关于国籍问题双方交换的备忘录。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由我和伊文思草签，从谈判开始到结束，正好两年，完全符合小平同志一开始提出的要求。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起恢复行使主权。小平同志出席了签署仪式。这之后，中英双方把《联合声明》作为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交至联合国备案。
为什么能够达成协议？后来小平同志讲，首先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有实力做后盾。外交谈判历来是这样，没有实力不行。小平同志说，谈判之所以成功，还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谈判当中中方坚持了原则性又有必要的灵活性，对谈判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记得在中英谈判的后期，除了正式谈判之外，我有时候也找英国代表团团长伊文思吃饭，他请我，我也请他。有一次我问他：“大使阁下，你应该清楚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中国是不会让步的，你们为什么还在谈判当中多次提出那些无理要求呢？”他倒是老实地说：“我们要是不提出来，怎么知道你们一定会不同意呢？”
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历来都是这样的，任何一方总是想争取对它来说是最有利的结果，如果对方过早让步了，就上当了。英国人是如此，我们也总是把比我们底牌更高的“要价”拿出去，来争取比我们底牌更好一点的结果，这才是为国家着想。不能人家一要或施加一点压力，就什么都给，那还行啊！（■摘自《百年潮》周南口述宗道一等整理）无中生有“跛脚鸭”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保持稳定，以便顺利实现1997年的平稳过渡。小平同志担心英国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有问题就可以在那商量，双方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可以反映到中英两国外交部或两国政府再来解决。
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他们特别怕的是，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以后变成第二权力中心，港督就成了“跛脚鸭”，走不动路了。香港老百姓有什么官司、有什么问题就不找港府，而找联合委员会去告状了。
这个问题一直僵持到1984年7月，柯利达这时候也有点着急了，因为到9月就满两年了。怎么办呢？他建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访问。
当时小平同志说，中英联合机构进驻是必需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可以松动。大家可以互谅互让，但必须进驻，晚两年进驻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小平同志还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定1993年公布，太晚了，应该早一点，改成1990年。然后他又讲过渡时期要注意五个“不要”：一、不要动摇港币的地位。二、不要滥用卖地的收入。根据小平同志的这条指示，我们后来在谈判中提出两点：一是考虑到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给港英政府一定的权力批租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英亩，如果超过必须双方达成协议才行。二是土地批租收入必须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归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派人管理，放在银行里存起来保值增值。经过艰苦的斗争，中英双方就此终于达成协议。三、不要增加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搞一些大而不当的基建项目。这样才有后来机场问题的斗争，这个机场就是现在的大屿山机场。四、不要带头转移资金。五、不要自搞一套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前面4条是经济方面的，最后一条很重要，是政治方面的。事后证明，小平同志对香港的事情很清楚，而且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
7月28日，杰弗里.豪一行到了北京，住在钓鱼台。
头一天中午，我约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共进午餐。吃午饭的时候，我打出底牌，但比在北戴河商定的“要价”高一点。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们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来。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在外边，到第四年，即1988年1月1日进驻香港。同时为了照顾你们，1997年之后再过两年半，到2000年联合小组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就撤回方案，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柯利达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不能不严肃地考虑。
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第一道菜刚喝了个汤，英国那边来电话把柯利达叫回去。原来，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他们争取更好的结果，就是要再晚些年才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我们说要1988年进去，英方提出要1993年才进去，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英方又提出联合小组要再晚几年结束工作，想拖到2002年，我们也拒绝了。杰弗里.豪没办法，他见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时候说，1988年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而不是1993年才进驻。
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就坐专列回来见杰弗里.豪。小平同志会见时说协议正式签署之后，中国政府欢迎英国女王来访，并讲了他在北戴河对吴学谦和我讲过的“五不要”，杰弗里.豪保证中方担心的事不会发生，但小平同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说：“还可能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还可能出现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小平同志的预见。小平一怒安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小平一怒安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无中生有“跛脚鸭”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保持稳定，以便顺利实现1997年的平稳过渡。小平同志担心英国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有问题就可以在那商量，双方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可以反映到中英两国外交部或两国政府再来解决。
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他们特别怕的是，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以后变成第二权力中心，港督就成了“跛脚鸭”，走不动路了。香港老百姓有什么官司、有什么问题就不找港府，而找联合委员会去告状了。
这个问题一直僵持到1984年7月，柯利达这时候也有点着急了，因为到9月就满两年了。怎么办呢？他建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访问。
当时小平同志说，中英联合机构进驻是必需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可以松动。大家可以互谅互让，但必须进驻，晚两年进驻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小平同志还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定1993年公布，太晚了，应该早一点，改成1990年。然后他又讲过渡时期要注意五个“不要”：一、不要动摇港币的地位。二、不要滥用卖地的收入。根据小平同志的这条指示，我们后来在谈判中提出两点：一是考虑到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给港英政府一定的权力批租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英亩，如果超过必须双方达成协议才行。二是土地批租收入必须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归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派人管理，放在银行里存起来保值增值。经过艰苦的斗争，中英双方就此终于达成协议。三、不要增加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搞一些大而不当的基建项目。这样才有后来机场问题的斗争，这个机场就是现在的大屿山机场。四、不要带头转移资金。五、不要自搞一套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前面4条是经济方面的，最后一条很重要，是政治方面的。事后证明，小平同志对香港的事情很清楚，而且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
7月28日，杰弗里.豪一行到了北京，住在钓鱼台。
头一天中午，我约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共进午餐。吃午饭的时候，我打出底牌，但比在北戴河商定的“要价”高一点。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们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来。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在外边，到第四年，即1988年1月1日进驻香港。同时为了照顾你们，1997年之后再过两年半，到2000年联合小组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就撤回方案，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柯利达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不能不严肃地考虑。
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第一道菜刚喝了个汤，英国那边来电话把柯利达叫回去。原来，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他们争取更好的结果，就是要再晚些年才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我们说要1988年进去，英方提出要1993年才进去，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英方又提出联合小组要再晚几年结束工作，想拖到2002年，我们也拒绝了。杰弗里.豪没办法，他见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时候说，1988年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而不是1993年才进驻。
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就坐专列回来见杰弗里.豪。小平同志会见时说协议正式签署之后，中国政府欢迎英国女王来访，并讲了他在北戴河对吴学谦和我讲过的“五不要”，杰弗里.豪保证中方担心的事不会发生，但小平同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说：“还可能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还可能出现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小平同志的预见。小平一怒安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小平一怒安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乾坤旋转瑞珠还
至此，中国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就剩下了一个公报的形式问题。英方不愿意写这是主权回归，它提出的文本说：“联合王国将在1997年6月30日以前继续管治香港，并将于1997年7月1日起终止它在香港行使的一切管治权力。”而中方则强调这是核心问题，一定要说明英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将于该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商量来商量去，英方提出要搞一个条约，而中方则说不搞条约了，搞中英联合公报的形式。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最后英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仿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签署的《上海公报》的做法，采用了联合公报的形式，在主权问题上采用了各自作出声明的表达方式。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英国开始不愿意写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坚持了一下，后来也不得不同意了。
中英两国代表团逐字逐句商定了《联合声明》的最后文本以及三个附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还有一个关于国籍问题双方交换的备忘录。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由我和伊文思草签，从谈判开始到结束，正好两年，完全符合小平同志一开始提出的要求。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起恢复行使主权。小平同志出席了签署仪式。这之后，中英双方把《联合声明》作为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交至联合国备案。
为什么能够达成协议？后来小平同志讲，首先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有实力做后盾。外交谈判历来是这样，没有实力不行。小平同志说，谈判之所以成功，还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谈判当中中方坚持了原则性又有必要的灵活性，对谈判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记得在中英谈判的后期，除了正式谈判之外，我有时候也找英国代表团团长伊文思吃饭，他请我，我也请他。有一次我问他：“大使阁下，你应该清楚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中国是不会让步的，你们为什么还在谈判当中多次提出那些无理要求呢？”他倒是老实地说：“我们要是不提出来，怎么知道你们一定会不同意呢？”
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历来都是这样的，任何一方总是想争取对它来说是最有利的结果，如果对方过早让步了，就上当了。英国人是如此，我们也总是把比我们底牌更高的“要价”拿出去，来争取比我们底牌更好一点的结果，这才是为国家着想。不能人家一要或施加一点压力，就什么都给，那还行啊！（■摘自《百年潮》周南口述宗道一等整理）无中生有“跛脚鸭”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保持稳定，以便顺利实现1997年的平稳过渡。小平同志担心英国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有问题就可以在那商量，双方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可以反映到中英两国外交部或两国政府再来解决。
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他们特别怕的是，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以后变成第二权力中心，港督就成了“跛脚鸭”，走不动路了。香港老百姓有什么官司、有什么问题就不找港府，而找联合委员会去告状了。
这个问题一直僵持到1984年7月，柯利达这时候也有点着急了，因为到9月就满两年了。怎么办呢？他建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访问。
当时小平同志说，中英联合机构进驻是必需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可以松动。大家可以互谅互让，但必须进驻，晚两年进驻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小平同志还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定1993年公布，太晚了，应该早一点，改成1990年。然后他又讲过渡时期要注意五个“不要”：一、不要动摇港币的地位。二、不要滥用卖地的收入。根据小平同志的这条指示，我们后来在谈判中提出两点：一是考虑到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给港英政府一定的权力批租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英亩，如果超过必须双方达成协议才行。二是土地批租收入必须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归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派人管理，放在银行里存起来保值增值。经过艰苦的斗争，中英双方就此终于达成协议。三、不要增加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搞一些大而不当的基建项目。这样才有后来机场问题的斗争，这个机场就是现在的大屿山机场。四、不要带头转移资金。五、不要自搞一套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前面4条是经济方面的，最后一条很重要，是政治方面的。事后证明，小平同志对香港的事情很清楚，而且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
7月28日，杰弗里.豪一行到了北京，住在钓鱼台。
头一天中午，我约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共进午餐。吃午饭的时候，我打出底牌，但比在北戴河商定的“要价”高一点。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们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来。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在外边，到第四年，即1988年1月1日进驻香港。同时为了照顾你们，1997年之后再过两年半，到2000年联合小组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就撤回方案，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柯利达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不能不严肃地考虑。
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第一道菜刚喝了个汤，英国那边来电话把柯利达叫回去。原来，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他们争取更好的结果，就是要再晚些年才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我们说要1988年进去，英方提出要1993年才进去，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英方又提出联合小组要再晚几年结束工作，想拖到2002年，我们也拒绝了。杰弗里.豪没办法，他见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时候说，1988年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而不是1993年才进驻。
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就坐专列回来见杰弗里.豪。小平同志会见时说协议正式签署之后，中国政府欢迎英国女王来访，并讲了他在北戴河对吴学谦和我讲过的“五不要”，杰弗里.豪保证中方担心的事不会发生，但小平同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说：“还可能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还可能出现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小平同志的预见。小平一怒安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小平一怒安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无中生有“跛脚鸭”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保持稳定，以便顺利实现1997年的平稳过渡。小平同志担心英国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有问题就可以在那商量，双方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可以反映到中英两国外交部或两国政府再来解决。
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他们特别怕的是，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以后变成第二权力中心，港督就成了“跛脚鸭”，走不动路了。香港老百姓有什么官司、有什么问题就不找港府，而找联合委员会去告状了。
这个问题一直僵持到1984年7月，柯利达这时候也有点着急了，因为到9月就满两年了。怎么办呢？他建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访问。
当时小平同志说，中英联合机构进驻是必需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可以松动。大家可以互谅互让，但必须进驻，晚两年进驻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小平同志还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定1993年公布，太晚了，应该早一点，改成1990年。然后他又讲过渡时期要注意五个“不要”：一、不要动摇港币的地位。二、不要滥用卖地的收入。根据小平同志的这条指示，我们后来在谈判中提出两点：一是考虑到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给港英政府一定的权力批租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英亩，如果超过必须双方达成协议才行。二是土地批租收入必须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归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派人管理，放在银行里存起来保值增值。经过艰苦的斗争，中英双方就此终于达成协议。三、不要增加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搞一些大而不当的基建项目。这样才有后来机场问题的斗争，这个机场就是现在的大屿山机场。四、不要带头转移资金。五、不要自搞一套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前面4条是经济方面的，最后一条很重要，是政治方面的。事后证明，小平同志对香港的事情很清楚，而且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
7月28日，杰弗里.豪一行到了北京，住在钓鱼台。
头一天中午，我约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共进午餐。吃午饭的时候，我打出底牌，但比在北戴河商定的“要价”高一点。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们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来。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在外边，到第四年，即1988年1月1日进驻香港。同时为了照顾你们，1997年之后再过两年半，到2000年联合小组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就撤回方案，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柯利达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不能不严肃地考虑。
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第一道菜刚喝了个汤，英国那边来电话把柯利达叫回去。原来，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他们争取更好的结果，就是要再晚些年才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我们说要1988年进去，英方提出要1993年才进去，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英方又提出联合小组要再晚几年结束工作，想拖到2002年，我们也拒绝了。杰弗里.豪没办法，他见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时候说，1988年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而不是1993年才进驻。
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就坐专列回来见杰弗里.豪。小平同志会见时说协议正式签署之后，中国政府欢迎英国女王来访，并讲了他在北戴河对吴学谦和我讲过的“五不要”，杰弗里.豪保证中方担心的事不会发生，但小平同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说：“还可能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还可能出现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小平同志的预见。小平一怒安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小平一怒安天下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客户端下载
发表于 2007-7-25 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