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武装叛乱的策划会上,廖祖康还提出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如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都找来,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队伍。
这伙人觉得廖祖康的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廖祖康就主动提出来由他去具体实施。
与此同时,朱永嘉还提出“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及“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的口号,以此煽动群众。
朱永嘉与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等王洪文的小兄弟不同,那些人是搞武的,而朱是搞文的,从抓舆论入手进行叛乱活动。在10月8日这一天,他就先后跑到《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向他们布置任务。
最后,“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还认真讨论了武装叛乱中指挥部的设立问题。
会议最后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
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整个武装叛乱的总指挥和舆论准备,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这里发布,地点设在华山路丁香花园。
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移到东湖招待所)。
看来这场武装叛乱是文武齐下。
徐景贤于10月8日晚下达了准备上海武装叛乱的“指示”: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后,徐景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接着,全市同时下命令调集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两个指挥点。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有的人也许有意或无意地淡忘了那个时代,可是历史却是不能被忘却的!如果这场叛乱得逞,中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也许还得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对于参加这场武装叛乱的证词中说: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当时参加这场叛乱的上海民兵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在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时,曾向法庭陈述了这场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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