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恋是不可避免的吗？

alan出家了 · 发表于 2015-9-12 07:32

今年二月，哈佛大学宣布将禁止学校教职员工和本科生之间所有的哪怕自愿的“浪漫或性”关系，不管学生是否选了该教授的课程或者隶属同一学院（但教师仍可约会不是自己学生的研究生）。自去年美国教育部宣布将要调查55所高校，看是否存在违反1972年的教育法修订案第九条（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可能违反联邦法律的对性暴力和骚扰投诉的处理”的行为后，各大学陆续出台了此类法规。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该变化。今年初，西北大学电影教授劳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发表在《高等教育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的一篇文章使得她陷入了麻烦。她认为，禁绝师生恋爱关系是家长式的作法，它只会让学生越来越幼儿化。

基普尼斯的文章标题为“性偏执袭击学院”，它挑战了将教授看作是性侵犯者的看法，这一言论引发了各界的愤怒。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基普尼斯举了一个西北大学哲学教授的例子。这个“黑暗而有争议”的投诉来自一个本科生，该教授被指控在一个艺术展览上把她灌醉，然后猥亵了她。基普尼斯提到这个教授还与另一个研究生有牵扯，他也承认他们曾经约会过。那位哲学教授到底和他的两个学生发生了什么并不是基普尼斯的重点，她更关注大学以苛刻的眼光来看待师生关系。像很多人际关系一样，它难以清楚划界。官方套路的确会在某些事例中适用，但它对很多人而言也会带来不公平，特别是这个套路使学生丧失渴望和自我决策能力，学生就好像醉酒的人或孩子，在这种意义上不能允许与教师幽会。就如哈佛大学的政策所言，“即便一开始在大学里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体之间已经同意发展浪漫的或性的关系，但那个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因为其特殊的责任感和教育使命，都应该为这种非职务的行为负责。”我们怎么能够用否认年轻人感情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情感呢？

师生相恋小史：渴望和爱自教育开始就已在师生之间展开

根据古典学者丹尼尔·门德尔松（Daniel Mendelsohn）描述，在古希腊有一种“文学修辞”，它很像中世纪理想的宫廷爱情，不过是围绕着一个男孩和一个老男人展开。门德尔松说，“这和一个古老的习俗有关：为了接受贵族式的军事训练，你会把一个新兵蛋子和一个老兵一起送进山。”陷入迷恋的人叫做“爱者”（erastes），他用礼物和爱情诗追求被动的男孩——“被爱者”（eromenos），直到男孩不情愿地投降，尽管男孩并不会在这个行为中获得快乐。他们的结合是一个公平交易，人们做这类事情并未感到羞耻。直到孩子开始长胡子了，这时他自己也可以成为爱者。这类事情不是希腊教育预期或必须履行的部分，但它们发生时也不需要偷偷摸摸，作为一个习俗，它可以加强代际之间的关系。

在柏拉图《会饮篇》（Symposium）的结尾部分，英俊高贵的雅典青年亚西比德讽刺地引用了这个传统。亚西比德是机灵又野性的，他想成为苏格拉底的爱人。亚西比德自称被打败了，为苏格拉底的话“震惊和着迷”。然而他的企图最终化为乌有，苏格拉底关心的只有对话，他指责亚西比德把他自身的英俊看作是购买他这个老男人智慧的一枚硬币：“你想把真实作为美色的回报。”他们的玩笑是世俗的嘲讽的，并不会让任何一方遭受严重伤害。这次交换反映出了教学的欲望并不总来自爱者，被爱者同样也有可能引发情事，吸引力不仅通过美丽也可以通过智慧来传播。根据亚西比德所言，苏格拉底曾经凭借他口才产生的绝对权力把整个雅典征服，但是到了中世纪，伴随着欧洲大学的产生，谈论老师和学生之间危险的“权力差”变得荒谬了：大部分的教师作为荣耀的仆人存在，被聘请来教授富人家的孩子。然而当学生是女性而教师是男性时，就危机四伏了。

爱慕苏格拉底的雅典青年亚西比德。

十二世纪的法国学者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爱上了爱洛伊斯（Héloïse d’Argenteuil），为她的美貌和智慧而倾倒。他以教授爱洛伊斯换取住宿的方式住进了她叔叔家，他们相爱了并育有一子还秘密地结了婚。爱洛伊斯的叔叔对阿伯拉尔的行为很是愤怒，派了一群暴徒闯入阿伯拉尔的房间，阉割了他。阿伯拉尔成了修士，在他的敦促下，爱洛伊斯成了修女。于是他们开始了著名的通信，其中有的是充满爱意的，有的是宗教指令，这两个部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文学传统中，她的信也是鲜有的女性向导师表达热情的案例。爱洛伊斯的叔叔认为他可以通过阉割阿伯拉尔来扑灭她的爱，然而她却告诉阿伯拉尔：“我的叔叔凭借性的脆弱性来衡量我的美德，认为我爱的是作为男人的你而不是真正的你。如果以前我对你的感情不是那么纯粹，如果在那些日子里我不是全身心地爱你，即使在那时我也是把你的心看作最宝贵的，男人的身份象征是我最不看重的。”

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女子逐渐要求高等教育，而阿伯拉尔和爱洛伊斯的幽灵也若隐若现。女子大学里教员都是女性看上去很安全，而且女同性恋的可能性那时候还没进入家长的视线，一些权威人士也并没有很看重这个问题。然而，当一些杰出的女性进入了男性大本营时，就偶尔形成了不平凡的合作关系。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阿伦特（Hannah Arendt）于1924年在马尔堡大学相识相恋，当时她18岁，而海德格尔已婚且年龄是她的两倍。海德格尔并没有打算离开他的妻子，这给阿伦特带来了痛苦。阿伦特的一生中为他付出很多，在他参与纳粹的事件闻名后，虽然阿伦特有足够的理由公开否认她的前情人，但是她仍然没有推倒他，相反，她为他辩护。究竟是爱的残余还是天才阴影的挥之不去造就了她的容易操控，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仍在争论。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著名师生恋。

二十世纪中叶大量女学生涌入高校，性观念的缓和给无良男教授创造了理想环境。安德烈·德沃金（Andrea Dworkin）在20世纪60年代来到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他将它视为 “典型的妓院”：男教师、著名艺术家、作家潜入学生的卧室是理所当然的事。德沃金的话也许夸张了些，但是的确反映了当时大学的声誉。与他大约同时代的诗人和散文家凯瑟琳·诺里斯（Kathleen Norris），回忆起作为本宁顿的本科生时回应，“哦，那在山上的小红妓院。” 诺里斯后来陷入与一名已婚教授的外遇，她发现“这鼓舞了我，刺激我的不仅仅是性，还有理智。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但是该男子竟然是一个“花花公子”，为了新欢甩了她，她被击碎了，但也就释然了，在某种程度上她觉得自己解脱了，但是更为脆弱的年轻女子也可能决定将全新的自我建立在谎言之上，并且陷入绝望。

历史告诉我们，禁止教授和学生之间的情色渴望将如同试图禁止校园八卦那样可笑，但是纵容这种欲望又是另一回事了。最起码，导师和学生之间的联系会导致不公平的发生。当师生之间发生情感时，学校当局并不会总认为学生是受害者，而只是在试图挽救他们这个机构，应对来自抗议、家长和诉讼的麻烦。一旦出了问题，教授会被看做是错误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书面上的政策规定学生不能自由地选择和教授在一起，但是在实践上，他们把定义该关系是自愿或是被迫的选择权放在了学生的手上。学校的管理者并不会因新法规产生的寒蝉效应（the chilling effect）而失眠，这也难怪教授们揭竿而起，而且据我所知教授们经常受到学生追求者的围攻。一个女人的磨难是另外一种冒险，这是一个炫耀能力的机会。他们能否决断到底是什么情况，却变成了学校的事。毕竟，他们都是成人了嘛。

（杨梦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