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二、西汉公孙述城在大小西河河床上
据《大明一统志》载:“公孙述城在邛县,即古邛州。西汉末,公孙述为导江卒正,驻临邛,即此城也。”
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公元9—23年)临邛县属导江(指人工开凿的都江堰)郡(即蜀郡,郡治在成都)管辖。天凤年间(公元14至19年)公孙述任导江卒正(蜀郡首脑)治所设在临邛,期间新筑临邛城,即史称的西汉公孙述城。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公孙述称帝,国号‘成家’,割据蜀郡十二年,临邛归其统治,直至光武帝建武十二(公元36)年。(注:公孙述于西汉末年筑城,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称帝)
(以上摘自张永春《邛崃建制沿革概略》一文)
分析:
原来公孙述早就打算称帝,但根据卓王孙作为邛崃首富,也只能住在城南五里说明,张若城只是一座军事要塞,他想要筑的可能是皇城。再说公元前311年张若所筑的临邛城,到公元14至19年时,这座古城已有三百多年了,可能旧城年久失修,军事设施损毁严重,抑或受到兵燹、洪水灾害,总之,改造旧的,不如筑一座新的;
更可能是公孙述认为,自秦统一六国后,汉朝继续开疆拓土,已然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因而忽视了羌人等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很显然,公孙述筑是为了称帝。
基于以上原因,公孙述新筑了一座临邛城,此城《大明一统志》有载:“公孙述城在邛县,即古邛州城。”
笔者理解“公孙述城在邛县,即古邛州城”的意思是:在秦至西汉时期的临邛县境内,公孙述新筑了一座公孙城,此座公孙城不在原先的张若城位置上,因为南朝萧梁时期临邛县城开始设置邛州治所,所以这座城“即古邛州城。”
此外,古人所说的:“县”、“县治”、“县南”、“州”,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县——指县的境内;
县治——指县的治所所在地县城;
县南——指县城之南;
州——特指州城之内,比如“卓王孙宅在州西”,是说卓王孙宅在邛州城内的西城区。
话说回来,笔者认为公孙城在张若城东边,除利用回龙潭河水作西护城河水源外,还在地名“五墩子”(即王沱,又名黑虎滩)处引东河水作为护城河补充水源。并将张若城之原东护城河(回龙潭)作为公孙城之西护城河,北和东面的护城河则是新开,东、西护城河向南交汇处仍然是石灰包,这是由地理地势所决定的。
而且引东河水作护城河的渠道或堰流是可以行船的,有唐代诗人唐求(今崇州市人,曾任蜀州青城县令,常来邛州与僧道诗人交往唱和)诗二首为证:
《发邛州寄友人》
茫茫驱一马,自叹又何之。
出郭见山处,待船逢雨时。
晓鸡鸣野店,寒叶堕秋枝。
寂寞前程去,闲吟欲共谁。
按:诗中的“出郭”应指公孙城北门,此处因有可停泊船只的渡头,故“待船逢雨时”。
《晓发》
旅馆候天曙,整车驱远程。几处晓钟断,半桥残月明。
沙上鸟犹在,渡头人未行。去去古时道,马嘶三两声。
同理,唐求在公孙城北门离邛“晓发”回乡时,方可能见到“半桥残月”和“沙上鸟”与“渡头人”以及“古时道”的景象。
正因为公孙述引东河水作为东护城河水源,才留下了“五墩子”和“王沱”控水水利设施的地名,及至明末清初,因发生数十年的战乱,邛崃“人民死蓰”而失修,致使东河改道成为西河。
公孙城的城池坐落在现今西河床和西郊工业商住区,东南角城墙离明清临邛城墙西北角不到300米。
清.康熙《邛州志》明确地指出:“西汉公孙述所筑(的公孙城)在今城隍庙右侧,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所谓“路口”即:北城墙根至黄泥巴墩,与南河渡口和石灰包渡口经黄坝村至西北角城墙脚交叉的十字路口。(参见清.嘉庆《州境全图》)
“路口土城是也”,说明公孙城是土城墙,而且这个记载可信。
从故宫博物馆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可知,北宋京城开封也是土城墙,文物专家们正是根据城墙鉴定出真伪的——伪品《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墙是石头,而真品《清明上河图》的城墙是土城墙。
旧时的衙门都是北偏东朝南开的,清早中期时,邛崃衙门右侧是学道街,学道街尽头以西隔几座庙宇才是城隍庙,位置即原善恶坝。(详见清.嘉庆《州城图》)而清末复建的城隍庙,在学道街的尽头,(1951年被拆建为城关粮站)但总体地说,城隍庙右侧是善恶坝(一说常绿坝)善恶坝之西北角城墙外即“土城是也”的“路口”。
路口向东至北城门;向西至张若城遗址“黄泥巴墩”;向南至南河码头和石灰包码头;路口以北应是公孙城东边城墙外沿,在原拱辰乡三好社。(详见清.嘉庆《州境全图》)
路口以西原有一条“明.嘉靖十九(1541)年(所筑之)堰西河以灌南亩”的“张公堰”(约从今省运司64队至啤酒厂入明清城之西护城河)至城南“以灌南亩”。应是修复原公孙城的东护城河,因由张纪主持,故名张公堰。(清.嘉庆《邛州志》)
而在“明宏治间(1488至1505)知州董杰”即己引原公孙城东护城河之水源,作为明临邛城护城河的水源,并命名为“文脉堰”。
正是这个错误的决策,公孙述把新筑的临邛城置于平原靠腹心的地方,使其成为一座四面受敌、易攻难守的孤堡,以致在后来的年代中,临邛城几番落入夷人之手,从西晋永嘉5年至西魏废帝二年,临邛治所不得不迁至崇庆县三江镇和依政县(现牟礼镇永丰村)成为侨县长达240年之久。没奈何“团鱼孵蛋老远哨”,名义上保留着邛州(或县)的称号。
公孙城其城市的中轴线:南从西桥东头,北至省运司64队,北城门口即林凤庵。
南城墙应在北环路与啤酒厂一线以西;北城墙应在“黄泥巴墩”与64队以北约200米一线;西城墙在西河中心;东城墙在西环路延伸线以北。南北长约2.5里,东西宽约1.6里,(均为目测)城池应是长方形。
为了求证公孙城北城墙在“黄泥巴墩”与省气车运输公司64队一线,笔者特地于2013年5月11、13日前往查访,在距该队以北约200米的西河堤边(斜对西岸的黄泥巴墩)发现有一处在建工地,此工地暂停无人值守,但见挖掘过的沙卵石地基上遍布五色土之大小不等土块,土块非常坚实,明显经人工夯筑过,其中还混杂有黑色的原木朽木,挖掘过的地面上隐约呈现带状分布的黄泥。
笔者在地面上抠出两块陶团,在黄泥巴中取出两块陶片,黑土中取出一点朽木。(均见彩照)
堆积的五色土块经多方打听,了解到是十多天前从君平广场处的在建房产工地——古川上苑2期和白兰地工地运送到此丢弃的,系工地挖掘地下车库时挖出。
据说古川工地还挖出了一根十多米长,一人不能合抱的树干(有人说是乌木)。由于两个工地挖出的深坑周边已用水泥砂浆糊了一遍,看不出地层关系,只知道是由表土、黄泥、黑土、砂卵石分层分区位构成,如果再细问,皆讳莫如深。
因为管理部门要求施工方在开工前要作地况调查,并提交地况报告,施工中若有考古价值的发现应立即停工,并主动向文管部门报告等待确认。
无论以上堆积物出自本方,还是来自君平广场附近的哪一个工地,均可佐证笔者的推测——公孙城在大小西河的河床上。五色土可能是公孙城城墙基础,或者古代大型建筑夯土,因本地表土层均为浅褐色沙壤,以下均为沙卵石,再下层可能是黑壤土。
笔者又认为公孙城南城墙在北环路与啤酒厂一线以西,下列两点中所包含的几个记载可佐证这个推论成立:
1、在清.康熙《邛州志》所载“西汉公孙述所筑……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以西的地方,曾经有过一座久负盛名的唐龙兴寺,这座寺庙坐落在今啤酒厂东北方。
啤酒厂在原先的小西河上,小西河故河道即现今的西郊工业区。
小西河的形成,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农历八月三、四、八及十九日,先后四次大洪水,各河同时暴涨,几至全县成灾……出阝江的李染房冲成正流,同时冲成了小西河。”(摘自王文彬先生《邛崃境内河道的变迁及其防治》文)
1946年6月,出阝江突发大水,在小西河东侧张公堰旁(啤酒厂东北,离西北角城墙约300米)冲出了唐代龙兴寺石刻佛造像和其它珍贵文物共278件,其中大部分收藏于现四川大学博物馆。
据参与发掘的成恩元教授在1981年所写的《邛崃龙兴寺遗址遗物的发现和研究》论文论证:该寺最迟创建于唐初,极盛于中唐、晚唐,彻底毁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的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根据其中一件铁制云板刻有“至元正十口年口月口口”(至元、至正为元世祖、元顺帝先后同用的年号)说明龙兴寺在元代还存在。(见骆其南与徐学成先生:《龙兴寺初探》文)
2、笔者之所以认为龙兴寺在公孙城的东南方,是根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卓王孙宅在州南五里”,再根据瓮亭公园“乃卓氏宅址”的结论反推出来的。
这里有必要叙说瓮亭公园的来历,并以此来确定卓王孙宅址的位置:
据清.康熙《邛州志》载:“在州南旧县中有卓氏钱瓮。明初城中掘出,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宏腹,脚有籀文,明时掘地得二瓮,皆贮五铢钱,乃卓氏宅址,州人因建亭以藏之,名瓮亭。”
这是明初重大考古发掘成果的记载,清楚说明此“乃卓氏宅址”,正好互为映证“公孙述城”和“卓王孙宅”的准确位置和距离,还能证实此“卓王孙宅”确实曾经在史称的公孙述城之“州南五里”的地方。
试为设想:
从现今西街上段的瓮亭公园侧门出发,经西街至西桥头,再折北行至啤酒厂一线设想中的公孙城南门,进城后再到城中心的衙门口,这一段距离不是有五里吗?
小时候父母就这样告诉笔者:“从衙门口到(老)南桥两个点的距离是五里。”
当然这是一条直角线两端的距离,古道可能不是这么直,而且唐代的一里长度也不是如今国际规定的500米!
再说县南这个概念不应理解为正南,泛指的是县城位置的南边。比如邛崃人说邛崃在川南,而实际上邛崃在四川(原先四川省包括重庆地区)的西南,四川属于南方,实际上四川在中国的西南,但是四川在秦岭之南,中国的南北分界是以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的。
至于宋.《太平环宇记》记载:“卓王孙宅,在州南五里,基方十里。”笔者是这样理解的:在县城南边方圆十里的地盘上,基本上都是卓家的产业,包括房产、商铺、田地、山林、码头、船只、矿山、冶铁、铸造、制陶等作坊。
只怪古人惜墨如金,用词过于精练,害得现代人为此争论研讨。还应怪明末清初那场特大洪水将东河改道,大小西河先后湮没了被朱元璋一度夷平过的公孙城,进而使这座近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古城荡然无存。更应怪频仍发生的战乱,让我们失去许多珍贵的史料,留下一些无考的历史谜题。
还好,已经发掘出的唐初龙兴寺遗物和公孙城的零星记载,为以上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提示。
3、清.嘉庆《州境全图》标示的古道是从临邛城东门进,北门出,顺城墙根经“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的地方,西行至“黄泥巴墩”以北的喻坎,经梁机房上山岗至葫芦湾,再经孔明、平落、夹关太和至芦山;或经马湖、油榨、火井、镇西山通往芦山太平场;还可经石坡、水口至芦山大川镇。间接说明公孙城南城墙在北环路与啤酒厂延伸线附近。
4、北宋文同在任邛州通判时,曾有诗描述临邛城夜景:“向晚无公事,身如太古闲。县楼明月照,樽酒对南山。……”笔者试想:在西河坝处的“县楼”上“樽酒”对两里路外的南山,不是更比在今临邛城中的鼓楼上“樽酒”,对土地坡一带的“南山”要更贴近、更现实吗?
文同作为画家,观察事物不会舍近求远,明明是晚上,近处又没有南山,却偏要说对南山,不可能吧?(说明:这仅是笔者的思考,无意于批驳他人观点。)
以上两个部分中的观点和推测,尚待通过考古发掘后下结论,笔者只是提供线索和思路而已,若推论成立的话,或可将邛陶的历史从南北朝时期上溯到秦早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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