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死无全尸”四个字时，相信很多中国人的“表情配置”是这样的：恶狠狠、咬牙切齿、心中还带出一丝丝发泄的快感。虽然各种千奇百怪的迷信说法，早已被现代科学证实为“怪力乱神”，可是器官及遗体捐献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随着时代的进步，为了公益捐出几百毫升血，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相比起来，将器官与遗体和盘捐出，在不少中国人看来还是“细思极恐”。为此，中国在器官捐赠及尸体解剖方面长期存在来源不足的问题，导致很多本可挽救的生命无奈逝去。 有人说，这是东方文化惹的祸？可不一定。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日本，民众争先恐后捐献遗体，居然出现了大量过剩的情况，医疗机构头痛不已甚至叫停，真让人感叹“饱汉不知饿汉饥”。 在日本，遗体捐赠被称为“死马当活马医”的重要前提。比喻虽不甚恰当，却道出了器官及遗体捐赠对提高日本医疗水平的重要性。据统计，日本作为医学发达国家之一，全国医科类大学过百，均设有尸体解剖课程，而用于解剖的尸体高达98%是来自民间的踊跃捐赠。 上世纪50年代之前，遗体大多来自不明身份死者或无人认领者，数量稀少，供不应求，一度让日本各大医疗机构急得挠破头皮。1958年，东京大学“白菊会”成立，开启日本现代正式意义上的“遗体捐献”。虽然损害和破坏遗体在当时也被视为“大不敬”，但是随着国民科学意识与公民责任的不断增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遗体捐献对医学医疗的贡献率就已经达到60%。而今，遗体捐献者直线飙升，迫使众多医疗机构不得不设定捐献者注册限制，向猛增的遗体捐献“叫停”。 究其原因，随着医疗机构设备和人员减少，器官及遗体的保管和事后处理成本不断增加，而医学分类进一步细化，也让不少医学机构年均可接纳遗体需求和能力大幅下降。自愿捐献器官与遗体，本是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却因过剩在日本成为新麻烦。而另一方面，民众的捐献热情却丝毫不减。 首先，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生死观念发生颠覆。日本自然灾害多发，近年依然势头不减，甚至还出现类似3.11东日本大地震、关东洪水等特大型灾害。天灾面前，妻离子散，家庭破碎，直面死亡，也刺激着日本人重新审视生与死的问题。加之日本社会近年流行的“终活”风潮，生前更加淡定、积极、开放地考虑身后事的做法被众多日本人所推崇。在其眼中，能够以己之身帮助其他人及医学发展，自然成为最具价值、最有名份的“临终死法”之一。 其次，“百事”意识的淡薄化。随着日本社会少子化、老龄化、小型家庭化等加剧，合家而葬、落叶归根等葬礼、火化等传统仪式和文化逐渐形式化和空洞化，人口减少和家族情感联络缺失，也催生了更多的“独死族”。调查发现，愿意捐献器官与遗体的人当中，表示自己“无墓可入”“无亲族可商量”的不在少数。 最后，减轻经济负担。在经济大势逐渐低迷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死不起”，殡葬成为一笔不小的开支。更多日本人对此既有现实尴尬和担忧，也多怀着“给子孙和亲人添麻烦”的心理负担。由于医疗机构接纳器官与遗体后，会在使用后负责火化剩余部分并安葬，免费的遗体捐献在经济上也划算。 不得不说，日本在鼓励器官与遗体捐献上是很有一套的。每个国民的小小医保卡上都会醒目写明三个选项：“我在脑死亡及心脏停止后捐献器官”、“我在心脏停止后捐献器官”、“我不捐献器官”，要求持卡人在上面选一个划圈。只要你去看病，拿出医保卡来，你的选择就一清二楚。如果选了“我不捐献器官”，你能否承受住每次去看病时，医护人员“这个人只顾自己”的眼光，能否承受得住配偶子女不小心看到你医保卡时，会给他们留下的自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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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6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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