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吃人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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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吃人所想到的……

这些日子，八达岭动物园老虎吃人在人世间真的是沸沸扬扬。
前几天，被老虎咬伤女子的父亲和女子本人也接受了记者采访，要求动物园赔偿200万元。
看了网友评论，基本上都是骂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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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 人类对老虎残忍血腥的捕杀概史,好好分析一下!



现在任何人或机构数据都无法证明全盛时期各亚种虎的真实平均指数了!!!!
让那些别有用心,用近代烂数据黑去老虎真实的人无语的证据!!!!


人类对虎的杀戮是惊人的。18—19世纪，俄罗斯军队通过猎杀东北虎来锻炼勇气和枪法。
今天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还能看到这样的巨大壁画：一群哥萨克士兵围坐在火堆旁，烤食一只血淋淋的东北虎。这是对当时猎虎的真实写照。以后俄罗斯猎人又垂涎虎皮的经济利益，而大肆捕杀，这些猎手猎虎经验丰富，携带有火力强大的枪械和训练有素的猎犬，因而对老虎来说就十分残酷。经历长期的乱捕滥杀，以及远东地区的数次**和战争，到40年代俄罗斯的东北虎几乎绝迹。 在中国，猎虎早期是满清封建帝王练兵习武的需要，后来则是经济利益的趋使。
据史料记载，清朝康熙皇帝自1681年起，“岁举秋猕大典”，在关外设立猎场。这种围猎对凡所遇到的动物，诸如鹿、熊、狍等尽皆捕杀，惟猎虎最显“威武”，目的是提高士气以壮军威，以期“威武远扬，塞垣清晏”。
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据资料记载：康熙皇帝自述在58年内（1662—1719年），他自己猎虎135只；乾隆皇帝50年间（1745—1795年），猎虎57只，其他猎杀者尚未计在内，可见猎杀数量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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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20世纪初的30年间我国至少捕杀了1300—1500只东北虎。在黑龙江省横道河子地区，1935年寄居这里的白俄移民狩猎协会一年就杀了老虎73只。建国后从1950年至1984年的35年间，东北虎在中国遭到猎杀的至少有303只，其中黑龙江捕杀105只，吉林捕杀198只。小兴安岭伊春林区原是产虎区，建国后该地共捕杀东北虎35只，其中活捕15只，然而1975年后，茫茫山野已难觅虎踪。
20世纪50年代，吉林南部东北虎仍然活跃，虎啸之声时有所闻。1975年调查时还认为东北虎在吉林有70只，黑龙江80只，共150只。而到1985年航空调查东北虎的踪迹时，黑龙江的东北虎已经销声匿迹，吉林只剩不到20只，幸存的个体大都跑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75年该州有东北虎48只，1984年时只剩下12只。
90年代初一项调查则悲观认为我国的野生东北虎已经灭绝。和国外相比，中国对虎的保护政策不但姗姗来迟，而且成效甚微。1959年2月，林业部发出《关于积极开展狩猎活动的指示》第三条规定：东北虎、梅花鹿等为稀有的珍贵动物，不得任意捕杀，以防绝种，但可以活捉一部分供科研、交流及公园饲养用——尽管这只是一纸空文，毕竟是迈出了第一步，但只是针对东北虎而言，华南虎连这个保护空文都没享有。
相反，就在同一文件的另一条中又提到“应鼓励猎民以根除四害的精神，大力捕杀对人畜和农林作物有害的鸟兽，如狼、虎、豹、熊、野猪等”。这里提到的虎，明显是华南虎。1973年公布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草案）》中才把华南虎定为国家第三类保护动物，东北虎和南亚虎（孟加拉虎）定为国家第二类保护动物，第二类禁止猎捕，第三类控制猎取，也就是说每年猎取多少，在保证资源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有计划的安排。规定虽如此，但事实上华南虎的数量却不是“不断增长”，而是逐年减少到“濒危”的程度（国际组织此前早把华南虎定为“濒危级”动物），虎在许多地区逐渐减少乃至绝迹。
在每年的华南虎皮收购量中，从50年代末的78.6张降到 60年代的30.4张，到 70年代初的3.8张，到1979年只有1张。到了1977年3月，农林部才颁发文件，提出把东北虎列为国家第一类保护动物，把华南虎和南亚虎列为第二类保护动物。但就在70年代末，还有报纸刊登“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在粤北山区，农民用镰刀和斧头杀死了一只“只有1米多长”的未成年华南虎，这只饿得皮包骨的虎，当时正望着远处的猪羊发呆……
到80年代初，华南虎的“害兽”帽子才被摘掉，而直到1988年中国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才最终将所有亚种的虎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是，华南虎的命运并没有发生转机——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今天，近三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无法找到野生华南虎的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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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亚优越的自然环境，孟加拉虎的数量一直是所有亚种虎中最多的。但近代以来，孟加拉虎也可能是遭到人类捕杀最多的虎。印度自中世纪后多次遭受入侵，流淌着游牧民族血液的王公贵族们将猎虎作为一种娱乐，后来的英国殖民者更是杀虎杀红了眼，而且用的不是弓箭长矛而是威力强大、虎根本无法抵抗的火枪。在几十上百人的簇拥下，骑在大象背上手持火枪的“猎人”几乎毫无危险，一天猎虎数只也是常事。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猎虎从特权进一步变成了本国中产阶级的炫耀，业余猎手、狩猎旅行社、专职猎人，甚至普通农牧民都参与其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的普查发现全印度的虎只剩下1800多头，政府才出台了禁止猎虎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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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尼泊尔国王Maharajah在11天的狩猎活动中共杀死39只孟加拉虎。1929—1939年间在印度国有森林中取得执照所猎杀的虎有1073只，而同期偷猎及在私人领地猎杀的虎至少要多一倍。在尼泊尔，1933—1934年一年多时间里，国王与其宾客们就杀虎433只。而自19世纪末以来，根据确实纪录，仅仅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的一些王公们就猎取了将近2600只虎。更有甚者，例如中央邦的苏尔古嘎王公，一生共猎杀虎1157只，可谓世界之最。
以下是20世纪以来的部分统计数字：1911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尼泊尔国王Maharajah在11天的狩猎活动中共杀死39只孟加拉虎。1929—1939年间在印度国有森林中取得执照所猎杀的虎有1073只，而同期偷猎及在私人领地猎杀的虎至少要多一倍。在尼泊尔，1933—1934年一年多时间里，国王与其宾客们就杀虎433只。而自19世纪末以来，根据确实纪录，仅仅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的一些王公们就猎取了将近2600只虎。更有甚者，例如中央邦的苏尔古嘎王公，一生共猎杀虎1157只，可谓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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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虎患到虎踪难觅、
公元1682年春，县吏张懋尝率8人赴荣昌县履新。荣昌位于重庆以西，处成渝两地中段，是川东丘陵和川西平原的交界处。斯时，“平定三藩”战事刚刚结束，大清勇略将军赵良栋击溃吴三桂，吴残部退守云南。虽说正是春天，但驿道两旁田园荒芜、万户萧疏，让张懋尝颇感惊心。他清楚，自1644年张献忠入川始，川渝两地就再没消停过，由重庆府到荣昌的阡陌良田，已有近40年无人耕种，田里的树林绵延成森林。好在他率领的人除师爷外，均是精壮军士，熟操刀剑。一行人昼行暮宿，在第五天下午终于走进荣昌洞开的城门，时值黄昏，城内除野草残垣，竟无一个人影。张县吏好生诧异，令军士敲门询问。门推开，冲出的竟是一群老虎！众大骇，一番血肉拼杀，3名军士力保县吏逃出，其余5人当即丧生！
　　这一惊心动魄的往事，载于清《荣昌县志》第十九卷上，它只是川渝酷烈虎患的一个小小插曲。
　　荣昌县曾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上报在册人口仅“143户，男妇286人”，后经1674年开始的“三藩之乱”，全县人丁几乎死绝，作为一个自唐乾元二年（公元758年）即设县治的农耕大县，此时“虽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明末清初发生在川渝地区的虎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虎患，前后历时30年以上。斯时川渝境内战祸惨烈，张献忠、南明政权、清军、吴三桂等轮番捉对厮杀，激烈战事致使生灵涂炭。在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户籍统计中，全川有人口380多万，“这是四川行省人口的高峰，但104年后的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全川在籍人口仅相当于现在一个中等县的人口规模。”
　　因战乱、瘟疫和虎患三重灾祸，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锐减，清代修纂的川渝各地方志，往往用“靡有孑遗”来表述当时人口的极度稀少。由于清初土地长期荒芜，川渝两地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为华南虎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条件。
　　当三百多年前川渝地区虎患成灾时，森林中的野物已经不能填满华南虎硕大的胃口，它们成群结队地走出森林，前往村庄、城镇摄取食物。暨南大学历史系学者刘正刚在调查客家移民史时，对川渝虎患做过考证，认为虎患多以城镇为主，“这与陕晋地区虎患多发生在山区不同。陕晋虎患是流民在开发山区的过程中形成的，川渝虎患则因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往深山避难，反而使城镇空虚荒凉所致。”　　
……　　除史籍外，那些在战乱中侥幸逃生的文人及外来官吏，对虎患也做了详尽记述。康熙初年，四川广安文人欧阳直著有《蜀乱》一书，记述了虎患的情况，“蜀中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在他眼中，这些老虎或一二十只成群，或七八只同路，既可逾墙上屋，又能浮水登船。有一年夏天，欧阳直乘船经宜宾去泸州，见长江两岸的沙滩上，又肥又壮的群虎多如牧羊；船靠泸州时，又见数十只老虎“逍遥江边，鱼贯而行”。
　　清初画家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初死于虎患的人口做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为蜀乱始，川南死于献者十之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之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之三，死于摇黄（十三家）者十之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之二三，死于摇黄者十之四五，死于瘟、虎十之二三，而遗民数万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之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虽说古人的数据概念比较模糊，但我们还是能大致找到一个换算依据：四川人口从明末的380多万到清初的60万，总计减少约320万，如果将“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到“十之二三”进行折算，可知当时有三四十万至八九十万人丁“死于瘟、虎”，如果再取其中间值，可基本推测死于虎患者在20万到40万之间。因此，专家们的基本结论是：当时整个川渝地区的华南虎，总数不下一万只！
　　川渝虎患直到康熙末年才趋平缓，主要原因是“湖广填四川”而来的移民，在恢复生产、开垦荒地的过程中，捕杀了大量的华南虎。
　　相对于成都平原老虎的消失，重庆山地的老虎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从清初到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地区虽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垦，但华南虎的栖息地并未遭到毁灭性破坏。“那里紧靠南川大山，当地老一辈村民大多见过老虎，上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进山剿匪时，屡与老虎遭遇，不得不动用机枪，打死了不少。”
　　老虎最后一次现身重庆主城是1930年春，地点在金汤街原唐式遵公馆。唐时任川军32师师长，当天中午正在公馆内大宴宾客，忽然一只老虎越墙而入，客人惊恐躲藏，唐急取步枪射击，将虎击毙。次日，宴会继续，因有虎肉上桌，美其名曰“虎宴”。除主城外，上世纪40年代老虎在重庆近郊仍大肆活动。“那是1944年深秋，日军猛攻贵州，独山吃紧，密存贵阳的原故宫国宝由16辆军车紧急运往陪都，我负责看守。”曾任国民党军宪兵排长的宋子敬告诉我，“国宝到重庆后存放在巴县一品场的石油沟，没想到这里居然是个虎窝！”据宋回忆，“我们驻守在石油队留下的空房里，老虎经常从箭滩河对岸游过来，卧在后窗外，抓耳朵、打喷嚏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不过，只要你不招惹它，它也不会咬你。”
　　万州区梨树乡村民方绍舟，可能算重庆最后的杀虎者之一，他一生中杀过7只老虎，被誉为“打虎英雄”。方最后一次打虎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阴雨天，老虎叼走他妹妹家的羊，方穷追五六里，将老虎活活打死，剥皮后，得净肉七十多斤。
　　由此可见，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重庆境内还有野生华南虎。据重庆城口县外贸局的收购单据显示，1981年当地还收购到虎皮1张，收购价50元。此后，老虎仅残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了。
　　三百多年来，川渝野生华南虎从上万只到如今再也找不出一只活物，足见人类的能耐。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野生华南虎尚余4000头，因“除四害”大开杀戒，仅1956年全国就收购虎皮1750张！今天，全国圈养的华南虎仅剩70余只，加上业界估计的“野生虎约20只”和全莉在南非进行野化驯养的几只，总计不到百只。当仅存的华南虎多以近亲繁殖苟延残喘，野生华南虎即将全部灭绝时，重读当年虎患史，竟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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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闻：1957年湖南“百虎围村” 打虎王出山扫虎患

解放后，政府宣布华南虎为“四害”之一，除虎如同剿匪，使用人海战术，还组织专门的打虎队，由解放军和民兵协同作战，赶尽杀绝。例如，1956年冬，福建的部队和民兵捕杀了530只虎、豹，江西的南昌、九江、吉安以及抚州捕杀了150多只老虎。1959年冬，贵州有30多只虎、豹遭猎捕。1963年广东北部共捕杀了17只老虎，雷州半岛也有17只被捕杀。1953年至1963年，有一个专业打虎队在粤东、闽西、赣南共捕杀了130多只虎、豹。在围歼华南虎的战役中，涌现出许多打虎英雄。其中，最为猛烈的是湖南。

在一份1956年2月3日出版的《湖南日报》的一个角落里，集中了五篇报道，分别讲述了5个县市饿虎伤人伤畜的事情。其实从1952年开始，湖南全境就几乎同时爆发了一场凶猛虎患。在湖南林业志中，对当年这种状况也有记载：近到长沙岳麓山，远到沅陵官庄，新化、安仁、耒阳乃至通道，湖南数十个县市传来虎患急报。虎患最严重的是耒阳县，据当时的报道，整个1952年，该县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伤家畜以千计，其中更发生一天之内老虎连吃32人的事件。

于是，一场消除虎患的战斗打响了。

在耒阳县，打虎队队长是“打虎王”陈耆芳，县里不仅给猎人配发枪支，还定下每人每月300斤粮的补助标准。而且，每次打虎行动结束，县城必定要开大会庆祝。

随着耒阳这种大规模打虎行动有组织地展开，此后7年，耒阳共打到猛虎168只。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的五分之四都是“打虎王”陈耆芳率队所猎。1953年，陈耆芳创下平均每10天打虎一只的纪录。7年间，他打到猛虎138只。

1957年底，陈耆芳因为打虎数量惊人，被请去北京，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成为湖南当之无愧的“打虎王”。

百虎围村

这一年，当地报纸还报道了一件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奇事。

1957年9月的一个午后，湖南通道县高坪村雪峰山南麓一个不足80人的小村庄，来了一位30出头收山货的汉子。这位货郎名叫谢耀宗，他前脚进村，后脚村外就出了大事。

先是牛突然都冲回来了，接着狗都不叫了，村头有人拼命敲锣，有人在惊叫。高坪村这天午后经历了223年建村史上最惊魂的一天！村子陆续被大批老虎围困，老虎们非但不肯散去，反而越聚越多，最后达到上百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三个昼夜，最终饿虎们竟然无视村民燃起的火堆和锣声，狂风般冲进村中，将所有牲畜洗劫一空，并且还顺带叼走了一个不慎走出屋门的小女孩。

资料记载，那名见证通道县遭遇百虎围村的货郎谢耀宗，已于1986年去世，他的儿子、现任湖南《发明与创造》杂志主编的谢长华，于2006年写出了《猎神与虎王》一书。据他推测，当时可能是有一只虎王率领这群老虎来围村。

在谢长华的记忆中，父亲谢耀宗每每提起此事，总是一脸难以言表的惊异。在雪峰山上浪迹了八年的谢耀宗曾告诉儿子，按理说“一山不容二虎”，出现这样大规模的群虎聚集，历史上绝对是闻所未闻的，更何况“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这简直不是他记忆中的华南虎。这么多老虎冲进村子，将牲畜洗劫一空，这在历史上也没有相似的记载。

发生这么严重的虎患后，陈耆芳这位顶尖高手被派到了这里。经过一段时间后，当地再也看不到华南虎的踪影了。

当年打虎四招

据记载，打虎队一般装备有步枪、虎网、铁叉等武器。打虎的方法除了常见的枪击、叉刺、棍打外，主要有下列几种捕杀的方法：

一、网围

侦悉老虎伏卧的准确地点后，用虎网把那块地方圈围起来（留下一个出口，派人守住出口，另分派人在网罗处四周敲锣打鼓呐喊，虎受惊从出口逃亡，被伏守者击杀）。

二、陷阱

南方称陷阱为“虎漏”。即在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挖一个深坑，上面用细树枝架着，再铺垫泥土、树叶等物。在陷阱的一边另搭一个小棚，门对着陷阱。棚内拴一只小羊。小羊离了群，自会不停地叫唤，叫声把老虎招来。老虎要叼小羊，就要经过陷阱口，自会“漏”进陷阱里。

三、铁夹

东北也称“虎套”，铁夹一般大而坚固，安装在老虎经常过往的地方，用铁链系于大树等物上，再盖上腐叶等进行伪装，老虎若踩中铁夹，将被铁夹夹住足爪而被擒杀。

四、埋炮

把炸药安装于竹筒等物内，藏于猪腿等食物中，饥饿的老虎馋吃猪腿时引起炸药爆炸，常被炸得血肉横飞。 http://y1.ifengimg.com/e01ed39fc2da5d4a/2013/1122/Logo.gif

来源：凤凰网江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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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曾经虎患严重，老虎从南太武游到鼓浪屿来吃人

一次无意间中发现华南虎的英文名是AmoyanTiger，即厦门虎（Amoy为厦门的拉丁名），这让我惊讶不已，查阅了一些史料后发现确实如此，这是因为华南虎最早是由美国人卡德威尔发现于厦门岛而定名的，因此可以说厦门与虎有着很深的渊源。

厦门是早期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当时有很多英国人在厦门采集各种动物标本，比如，厦门产的鸟类模式种有13种，位居全国第一。这些动物标本也包括华南虎，不过早期的标本大都运到国外，因此流失了。”尽管华南虎的模式标本最终是1905年在湖北武汉汉口制成的，但这并不影响华南虎的学名当中的第三个拉丁词amoyensis还是采用华南虎的最早记载地——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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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厦门有许多的虎故事。据明代何乔远所著的《闽书》记载，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同安县有虎患”，这应该算是厦门境内比较早的虎踪记载了，而华南虎的最早记录也在厦门，时间为1858年，此后在其他城市也陆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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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7月3日，上海《申报》报道“厦门近来颇多虎患”，1882年1月18日又以“厦门虎患”为题追踪报道，同年7月至1889年4月，还载有关于老虎现身厦门周边地带的多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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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最后十年间，以1894年的虎患闹得最凶。4月2日的《申报》载：“现在厦门狮山、白鹿洞、虎溪岩各山麓，时有山君出入，竟于初十日傍晚拦入街市，在（靖）山头地方将某姓之猪母一头衔去，至白鹿洞山下花园墙外，饱食头、蹄并腹中五脏等物，仅余中段半截及后腿一段而已。细察虎之脚迹，乃在狮山后东边山麓一带，并有狮山乡民亲见山君往来……”
这次虎患，延续了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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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20日和9月4日的《申报》又出现厦门虎患的报道，用的是“谈虎色变”的标题。据报道，老虎藏匿于狮山，“时至曾厝垵后山一带攫畜伤人。”村民们到南太武延聘8位猎人前来搜捕，经于8月20日打死一头雄虎，重200多斤。但只隔两天，又有一头母虎在山头咆哮，还咬走狮山农家的一个小孩。又有厦门虎踪的报道。这次老虎在塔头、曾厝垵一带活动，还曾咬去一个小孩。
1902年7月21日《台湾汉文日日新报》曾报道厦门又有虎患，说不知何时狮山又来一虎，“斑斓其色，硕大无朋；朝伏暮出，衔牛豕无算。乡人惴惴相戒，夕阳未下，则严闭户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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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4月15日黄昏，一只厦门虎从鼓浪屿隔海的南太武泅游而来，头上还顶着一束稻草，在离鼓浪屿港仔后不远的海面上一起一伏。第二天早上，被当时鼓浪屿工部局巡捕击毙在日光岩脚下、中华路附近的一条巷内（见图片）。这条巷后来被称为虎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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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2月出版的《民钟报》也曾刊载一条《厦岛猛虎伤人》的消息：“近来厦岛忽发现猛虎，日间多藏匿于禾山曾厝垵等处岩石林木之内，夜间则出没人家近地伺食牲畜。闻前夜在曾厝垵，有一人立门前了不提防，竟为猛虎所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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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925年，万石岩虎踪出没，厦门虎患又起，相继有居民、孩童，还有驻军一个排长葬身虎腹。.那时万石植物园醉仙岩附近有个山洞，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岩石堆叠而成，洞内宽敞整洁，洞径迂回曲折，光线忽明忽暗。1925年12月14日，有一只老虎竟“胆大包天”，光天化日之下蹲在“仙岩”石上东张西望。
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闻讯派警察队荷枪实弹赶来，老虎饮弹毙命，被抬到司令部口（今工人文化宫前）旷地“展览”。当晚，这头重200多公斤的老虎被宰杀，司令部官兵和地方官绅食其肉而寝其皮。
为了炫耀“战果”，警察队拍了死老虎照片，到处张贴，还在“仙岩”上竖立刻有“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警察队殪虎于此”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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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盛夏一个晚上，又有一头厦门虎出现在市区靖山头（即今镇海路与新华路交叉处），掠杀人畜，后以猪为饵，将其围堵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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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前后，据当时的《厦门日报》报道，后浦一陈姓人家的小猪被老虎叼走。随后，关于老虎的踪迹就逐渐变少了，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因厦门建海堤，需要大量采石，南太武和海沧区鳌冠村等老虎栖息地都是石材区，炸石头吓坏了老虎，它们就跑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有一些老虎的消息，当时包括厦门在内的不少地方都在推崇打虎英雄。后来，基本上就完全没了老虎的踪迹。

今天，全球仅剩余90只华南虎，却全部都不在这座最早发现华南虎的城市——厦门。曾经多少厦门人儿时的梦想做一名打虎英雄，如今梦碎了！

四川手机网友00

这场官司将是一场生动的普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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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手机网友00 发表于 2016-10-14 09:50
这场官司将是一场生动的普法课。

是的。你觉得哪个有道理？是动物园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