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公安厅长”祁同伟饮枪自杀之后,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的自溺身亡,再一次让“寒门”这个词,牵动着曾经是寒门以及现在是寒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神经。
但是,这个悲剧的核心,不是寒门,而是其他。
从杨宝德自身的因素来说,他的性格,存在着问题。根据中国青年报题为《寒门博士之死》的报道,杨宝德生前常被导师要求帮忙处理私人琐事,包括陪吃饭、挡酒、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接人、陪逛超市、装窗帘,等等。
这些明显在教学范围之外的要求,严重伤害到了杨宝德的尊严。但是,性格内向的他,纵使感到无比的痛苦,也不敢说一个“No”字,直至让痛苦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勇于选择死亡,却不敢去反抗,这是软弱,这是逃避。
然而,正如一千粒沙子就有一千种形状,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性格。不同的性格,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是存在着优劣,但造物如此,“差异”是这个世界的自身属性,我们绝不能因为与外部世界相处得如鱼得水是一种美德,就要求所有人的性格都该如此,不如此就是一种罪过。
因此,我们在为杨宝德的性格感到可惜的同时,更应该追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如此残酷,以致一个人,仅仅因为内向,仅仅因为软弱,就通向了死亡。
在追问过程中,看到了幅旧照片,前北大周校长在领导视察时,于人缝之中露出一张灿烂的笑容;这张灿烂的笑容,在网友的解读里,是满脸媚笑,是一脸堆欢。
一瞬间,我找到了答案:杨博士之死的秘密,就藏在这张笑脸里。
这张笑脸,是几千年来“权力至上”的象征。贵为北大校长,其学识、见识、级别够高了吧?可是,在面对更高级别时,他照样低至尘埃。
有权高于无权,大权高于小权,是条处处通行的法则,贯穿了官场商界和校园。
按照通常的理解,象牙塔内的师生之间,固然因为传道授业解惑的缘故而有了“上下”之分,但他们的人格依然是平等的,不存在从属关系。
然而,在“权力至上”这个强大磁场里,与其他关系一样,病变与扭曲是它的宿命。
杨博士与他的导师之间,就是如此:在“权力至上”的染缸里,私德很差的导师,滥用老师的身份,把学术上的权威,肆无忌惮地向生活领域渗透转化,压榨学生的劳力,摧毁学生的尊严,把学生当成了家奴恣意着自己的权力快感。
其实,在系红领巾阶段,“权力至上”就以听话、服从、守纪律的面目,和杨宝德以及他的千万同龄人见面,深入骨髓地塑造着他们,扼杀着他们的创造力和反抗精神。
就算他能鼓起勇气刚烈反抗,胜算非但渺茫,还相当可能是起义未果前途已然夭折——我想,就算换上了财大气粗的王思聪,为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学位,面对如此导师的如此淫威,照样得屈服。
当然,王思聪那与寒门截然不同的贵门气场,本身就足以让导师不敢踏出施行淫威的第一步,所以这个假设事实上是有关没有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说,“寒门”的确是个令人心酸的标签。
所以,杨博士的“忍让”,是个可以理解的几乎所有人都会作出的现实抉择。只是,心理强大者能忍到了最后,“化茧成蝶”,在不同位置上成为施虐别人的人生赢家;而心理脆弱者,则只能绝望地浸泡在冰冷的深水里。
一个称得上“文明”的社会,有着诸多的标志,其中之一,就是它得容忍下不同性格的人生存;它可以给予具有优点的性格以褒奖,也可以给予带着缺陷的性格以惩罚,但至少,不能把他们逼上绝路。
不想再有寒门博士自溺这样的悲剧,不想继续与文明遥相对望,就要让周氏笑容减少或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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