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关史实、史观 作者 陶开敏

大石

关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关史实、史观

陶开敏

   【邛崃经纬编者按】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知兴替。一个民族只有不忘历史，正视历史，尽可能真实地保持历史原貌和健康的历史研究生态，才有可能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汲取健康而有益的营养，才可能拥有健康的体魄，才可能有兴旺发达的未来，才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能。陶开敏先生的《正本清源 卫护健康的历史生态》一文，以严谨的治学精神，严肃的史学态度，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充分地依据历史事实，对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以及对他们本身的一些有争议的史实和评价，进行了客观的评说。同时针对时下某些值得商榷的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历史研究现象，提出了“正本清源，卫护健康的历史生态” 的看法，我们认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面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浩如烟海的人物和事件，一旦离开了正确的历史史观的指导，采取历史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背离客观的历史事实和正确的历史史观，在认识和研究历史问题时，必定陷入歧途。只有坚持正确的历史史观，才能正确认识历史，才能从中获取正确、有益的资政教化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作者严肃、严谨的学术精神，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也是本刊一直以来所强调、所坚持的宗旨。藉此也感谢作者对于本刊的支持、肯定和信任。

前     言

   日前，正在外地，被一搞影视传媒的朋友紧急召回，说是和我很有关系的一个严重事件要尽快告诉我！

见面时，传媒好友神情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一个“重大”消息：四川某县，为了张扬他们那个县的一个历史人物，正在组织人马，出大钱，花大力气。又是专家论证，又是搞电影、电视剧本。还圈了一大块地，搞这个名人的故居。既作为该名人的影视拍摄场地，又作为今后的长期旅游景点。

    该传媒友人之所以紧急召见我，原因是，这个正在被他们花大力气张扬的历史人物竟然是——卓文君！不是其他同名同姓的卓文君，而就是那个生于我的故乡——邛崃——为了爱情，不顾严父反对，与司马相如私奔。并且敢于无视世俗偏见“当垆卖酒”的西汉才女——卓文君！

   一段时间以来，受所谓发展经济之累，抢夺真实历史人物——诸如曹操、诸葛亮；以及神话传说、评书话本的历史人物——诸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无法无天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乃至虚构的反面人物——诸如潘金莲、西门庆之类——的出生地的官司，此起彼伏于神州大地，甚嚣尘上，不绝于耳。

   但是，卓文君的出生地，那是被赫赫有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黑字白纸、明白无误记载于同样赫赫有名的正史典籍《史记》，举世尽知，从未有过争议的呀！

    难道两千多年前为了爱情私奔了的卓文君，两千多年后又私奔了？不会又是为了爱情吧！那又是为了什么？为了照料外出打工的司马相如？为了照料为高考异地就学的后代子孙？

    传媒朋友听我不以为然的戏谑，正告我，你不要以为荒唐，他们打的算盘是：即使官司打输了，但是沸沸扬扬之后，他们宣传了！知名度提高了！人不要脸，奈何以脸惧之！我一时无语。

历史与历史功能

   当下的客观现实是，出于经济目的伪造历史，抢夺名人故里；出于政治目的的篡改历史；具有娱乐、教化功能的影视作品，为票房或哗众取宠、或自以为是的对历史歪曲解读、恣意‘戏说’。相当多的历史史实、历史人物在当今的中国，已然面目全非。凡此种种，借用时尚的说法，我国的历史以及相应的史学、史观、史学研究，已经严重“污染”，亟需正本清源，生态维护！

     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的功能又是什么？

     历史，人类行为的沉淀与积累，本应是人类行为的客观记录。以史为鉴，究成败，明得失，知兴替，应该是历史的重要功能。

人类以自己的行为，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让人类自身和赖以生存的社会，能够得以良性、科学地进化和发展。

如果历史被一味地功利，一味地戏说，一味地为各种需要颠来倒去，任意涂抹。成为了哈哈镜，失去了真实性，没有了严肃性，还是历史吗？还有借鉴意义吗？

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行为评价

    临邛才女卓文君与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自从大史学家司马迁把它庄严地彪炳于青史之后（见《史记 – 司马相如列传》），在我国广为流传，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它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扬。

    我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陆游、田况、汤显祖等都曾经尽情的咏颂过它：“知音偶一时，千载为欣欣，上有汉武皇，下有卓文君”（汤显祖诗句）。“华阳女士论先达，唯有临邛一酒垆”（王闿运：《湘绮楼琴歌》）。在他们的笔下，卓文君是可以和汉武帝齐名的古代妇女的先达和楷模。

    宋、金以后，戏曲勃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又被编成舞曲、戏剧，而付之管弦，上演于红氍毹。在当代，更有影响，传播更为广泛的电影、电视诞生之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又以电影、电视的形式，更为广泛、更为形象地呈现于荧屏。

据统计，从宋朝到现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戏剧、影视剧本已有六十多个。

    这个故事为什么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它有什么奇异的魅力能如此深地拨动人们的心弦？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对于事情本身，赞之者称为“千古佳话”；污之者骂为“淫乱”。并有人因此得出“蜀女多淫”的奇怪结论。

     在近代，由于时代的进步，由于人们对于自由、人权、爱情的理解和尊重。卓文君为了追求爱情与司马相如私奔的行为，以及不离不弃的长相厮守，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理解、赞扬和尊崇。

    1923年郭沫若先生的话剧《卓文君》问世。在这部作品中，卓文君第一次以一个叛逆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郭老认为文君私奔相如“完全背叛了旧式的道德”，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冲决封建罗网的“很好的标本”（见郭沫若：《<卓文君>后记》）。

   1957年，郭沫若先生为邛崃文君井公园亲笔题词，在《题文君井》词中再次颂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   

郭沫若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把这个题材的着眼点，放在反封建——“在家不从父”这一点上来刻画文君的性格，在那个时期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虽然在今天，当我们客观地、仔细地研究各种史料之后，无论在思想性，还是在历史的真实性上，这一点上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由此之后，在卓文君被赋予“反抗封建前驱”的政治光环之后，对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这一段爱情故事，无论史学界的专业人士，还是普通民众，基本上都持正面态度。

    不过，对于事件的当事人，至今仍然看法不一。尤其是对于司马相如，被指责为 “贪图钱财”、“忘恩负义”、“帮闲文人”的说法，从古至今一直不绝于耳。

    不久前，某大学教授、所谓知名汉学专家，还在收视率甚高的央视《百家讲坛》，称司马相如此举，动机不纯，是“骗财劫色”。

作为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大学教授、知名专家，不能不清楚此一说法的无聊、无据、荒谬。其所以这样，不排除如明白人所指那样：不过是哗众取宠，博知名度、收视率而已。

    基于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作为事件发生地的乡人、志史，对此应该依据史实，作出客观、公正的表现和反应。

     笔者曾经对这一段历史有过一点探索，谨将有关司马相如、卓文君以及《白头吟》之类问题的探寻所得，以一方之言，投书贵刊。

关于司马相如

    对于司马相如，如前所述，从古至今，负面说法颇多。除了前述某著名教授所说：司马相如对于卓文君的动机、目的是“骗财劫色”，当然行为卑劣，人品丑陋之外。还长期被人指为封建阶级的“帮闲文人”、“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

    司马相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历史故人，没有了话语权，就可以信口雌黄，随意泼污。也不应该因为他是家乡人而偏爱、护短。应该有的态度是:依据史实，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而对于司马相如的正确评价，事实上也事关对卓文君的正确评价。

一、司马相如的婚姻态度与爱情观

    司马相如，字长卿。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公元前156年，司马相如离开四川，时年24岁。期间曾经担任汉景帝的“带刀侍卫”。此后，又成为梁孝王的座上宾。

“西汉文章世所知，相如宏丽冠当世”。那时的司马相如可谓文武双全，风华正茂。应该说，艳遇机会是很多的。至少，以他的名望，不愁找不到一个绝色女子。但他却没有婚配，也没有出过“桃色新闻”。而偏偏在落魄还乡，客居临邛时爱上了身为寡妇的卓文君。

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婚姻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其择偶标准确实是：“贵在相知心”。

二、司马相如的操守

    司马相如在汉景帝和汉武帝身边前后长达十多年，但并不得志。除了在元朔元年（公前128年）出使西南夷临时挂过“中郎将”衔外，长期担任的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写到：司马相如“善著书”，而“不慕官爵”，“故其仕宦，未尝可以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说道：“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司马迁和鲁迅先生对于司马相如，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人品、人格，评价都是非常正面的，也是非常科学、非常客观的。

纵观司马相如一生，他不是那种一心想当官，而曲意逢迎，谄媚取宠之徒，他是一个有操守的人。这和历史上，乃至时下，某些为了获取一点蝇头小利，不择手段，而逢迎，而钻营，摇唇鼓舌，招摇过市，沽名钓誉。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出卖灵魂的“御用文人”、“帮闲文人”、“无良文人”、“伪文人”，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

三、司马相如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

    “不歌而颂谓之赋。”汉赋由楚辞脱胎而来，是我国古代脱离原始歌舞的纯文学作品。

“赋体物而浏亮”，状貌写景，铺陈百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同时，也“讽喻劝戒”。

    司马相如开一代汉赋之先，是当之无愧的汉赋奠基人，他的艺术成就是相当高的。他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等，气势恢弘磅礴，语言富丽堂皇；铺张扬厉，不拘文法，颇有创新精神。

    汉唐以降，不少大诗人、大作家都受过汉赋的影响。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司马相如：“不师古辙，自攄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

   郭沫若则认为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是可以和屈原、贾谊争光的。（见郭沫若话剧《卓文君》剧本）。

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评价道：司马相如引领的《汉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而“在描述领域、范围、对象的广度上，确乎为后代文艺所再未达到。”

     当然，也因为司马相如的这些作品描写的是帝王权贵们豪华的生活情景、恢弘的狩猎场面，而被批评为“御用文人”、“帮闲文人”。

对此，我们应以正确的文学观和正确的历史观，来加以认识和说明。

      首先，从文学形式的特征来讲，《赋》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乃在“极力夸扬、尽量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其中又特别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环境事物和物质对象：壮丽山川、巍峨宫殿、辽阔土地、万千生民，都可以置于笔下。”“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荣、商业的发达、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人物的气派、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赋中无不刻意描写，着意夸扬。”等等。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必然反映。

     司马相如创作活跃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太平盛世，著名的“文、景之治”，西汉的鼎盛时期。他所看到的是国家的强盛，体察到的是泱泱大国之风。壮美的山川，华丽的殿阁苑囿，帝王打猎的威武场面，这些自然成为他的描写对象。 其所表现的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这种胜利使文学和艺术也不断要求全面地肯定、歌颂和玩味自己存在的自然环境、山岳江川、宫殿房屋、百土百物以至各种动物对象。

    这种文学形式的创作特点是：所有这些对象都作为人的生活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对象化存在于艺术中。人这时不是在其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而完全溶化在外在生活和环境世界中，在这种琳琅满目的对象化的世界中。

      综上，无论是从文学形式的繁荣、进化，还是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表现、描摹，乃至于文学艺术功能的丰富、延伸，《汉赋》在我国的文学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司马相如作为《汉赋》的奠基人，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同他的文学成就一样，是极为光彩，毋容诋毁，不可磨灭的。

四、司马相如的政治主张和是非观

    除了文学成就之外，司马相如一生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在汉武帝时“奉天子节，出使西南夷”，处理在当时已经发生的西汉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西汉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汉夷杂居，民族矛盾尖锐。当其时，由于地方官员的不当处置，造成西南少数民族的骚乱和汉民族的恐慌，甚至危及到地方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

   汉武帝授命司马相如以天子的名义，出使西南夷，进行处理。司马相如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和平的方式，很快并且很好地安抚了骚乱的少数民族和恐慌的汉族，避免了战争的发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汉武帝之所以派遣司马相如代表他出使西南夷，是因为司马相如对于汉王朝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历来主张：“遐迩一体，中外褆福”。力主汉王朝与邛、笮等少数民族通好。

    我国古代，对待少数民族是平等对待，友好相处；还是侮慢、歧视？对于民族矛盾 ，是“剿”，还是“抚”？是敌对、镇压，还是和平解决？历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政策。司马相如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充分展现了他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正确的政治主张。这种观念和主张，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完全正确的。

    司马相如的是非观，在其文学作品中也有明确的表现。如前所述，文学是现实的必然反映，以司马相如所处的时代，“他所看到的是国家的强盛，体察到的是泱泱大国之风。壮美的山川，华丽的殿阁苑囿，帝王打猎的威武场面，这些自然成为他的描写对象。”即便如此，司马相如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坚持汉赋的“讽喻劝戒”功能。以其代表作《子虚赋》为例，他在描述壮美山川，帝王恢宏狩猎场面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诸侯王“恃宠居功”，“逾制越轨”，“奢侈无度”，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

    他在过宜春宫时写下的《哀二世赋》，指责秦二世“持身不谨”，“信馋不寐”，终于亡国亡身，得到了“魂无归而无食”的可悲下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以文学形式批判秦王朝的文章。同时，这既是对秦王朝的批评，也是对汉武帝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发出的警告。

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司马相如正确的政治见解和正确的是非观。对于正确评判和正确认识司马相如是很有价值的。

     纵观司马相如一生，作为汉赋的奠基人，他在文学，尤其是汉赋方面的成就是辉煌的；作为朝堂官员，其政治主张和政治理念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为男人，他的人品和操守，他对爱情的忠贞和婚姻的严肃态度，是值得才女卓文君为之作出惊世骇俗的追随之举，同时也是值得我们为之赞美和称道的。

我们应该为四川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而自豪。

关于卓文君

   卓文君是邛崃历史上，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

   截至目前，能够直接表现卓文君文学才情的文学作品——诗文之类。除了传说中的她在司马相如故去之后所写的《祭文》和传播甚广、实际与她毫不相关的《白头吟》之外，事实上杳如黄鹤。

        但是她的作为，完全不影响她作为才女的光辉形象。她的“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化艺术之才。

她与司马相如的结识，是在司马相如作客临邛，与县令王吉赴卓府宴请时。相如在席间弹琴吟唱《凤求凰》，文君“窃从户窥之”，初识相如。

   当时的卓家，‘富甲天下’，每天到她们家来的人应是各界人士，且络绎不绝。以卓文君的身份、地位，当然不可能对来他们家的人，都会像司马相如的到来一样，让她产生“窥视”的兴趣。

    而其时的司马相如，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能够吸引卓文君的，显然只能是司马相如的文才。司马相如的作品主要是《赋》，《赋》的很多用词用语，即使今天来看，也是相当偏狭、晦涩的。卓文君当时年仅18岁，能够看懂，并且能够欣赏，其文学、文字的功力和才气，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卓文君在大堂之外听闻司马相如所弹的琴音之后，“心悦而好之”。显然“通晓音律”，而且能够听出“弦外之音”，足见造诣颇深。由此，足以说明，卓文君在文学和文化艺术方面是具有相当才气的。

   体现卓文君“才女”的第二个方面，是她不同凡响的胆识、行为。

    行为是思维和见识的必然反应。出生豪富的文君，当时虽然寡居，以她的身份、地位和家庭情况。如果听从父亲的安排，不愁再找到一个有才、有貌、门户相当的人。然而她却无视世俗的眼光，不顾父亲的反对，甘心抛弃优越富裕的物质生活，自作主张，与落魄、贫穷的司马相如私奔，结为同心。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郎才女貌的一见钟情；更不是男欢女悦的浪荡苟合。而是两人因琴心而相通，同心相印，同明相照的结果。

    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互为知音的基础上的。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一经相爱，虽有封建礼教的强大压力，世俗偏见的冷嘲热讽，仍然不动摇，不屈服，信守前盟，相爱到老。

    这种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坚贞的，是值得后人赞扬、讴歌的。尤其是在当下，几乎一切情感，包括曾经被视为“最圣洁”的爱情情感，都被彻底物化、量化、功利化的社会形态下，更加难能可贵。

    而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需要相当的眼光、勇气和胆识的。

    说到这里，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关于文君的私奔还有另一种观点。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在公元前一、二百年间的西汉时候，那时封建礼教还没有那么严苛，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没有那么严格。因此，文君的私奔不会感到很大压力。这种观点最早来自于明朝的李卓吾对文君私奔的论述。（见李氏《藏书》《儒臣传》三十七卷）

   我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在京剧《卓文君》的剧本创作时，也曾经说到：“在私奔这一主要情节上，只宜于简练处理：听了琴而相爱，就下了决心，就私奔了，不必有太多的思想纠结”。

   对此，我们也必须进行客观的、理性的、科学的分析。

    大体上也许可以说，汉时的封建礼教，确不如后来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以后，“存天理，灭人欲”，那样的严密和残忍。但这只是相对而言。我国自从“周公制礼”之后，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的推进，“男女交言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女子从一而终”等等封建伦理道德已很严重了。卓文君又是一个寡妇，面临这样的世俗观念和严苛的父亲，当她要下决心私奔时，怎么能够没有精神压力？没有内心的矛盾和思想斗争呢？

     更为重要的是，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明确写到：“（司马相如）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

“ 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这九个字，非常准确、非常生动、非常形象、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卓文君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斗争。

    问题在于即便如此，卓文君仍然选择了与司马相如私奔，更说明了卓文君的勇气和胆识。

    同样需要勇气和胆识的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卓文君毅然与司马相如回到家乡临邛“开酒店”，“当垆卖酒”。即使在今天，不要说“卓氏铜钱半天下”的卓家‘富甲天下’，即使普通的‘富二代’、‘千金小姐’，能够这样做、敢于这样做的恐怕也不会多。

   另外，司马相如在出使西南夷时，所发布的《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书，对应该如何正确处理西南夷的问题，谈得非常透彻，非常有见地。既充分展现了司马相如正确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智慧，也充分说明他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非常了解。司马相如对这些情况的了解，这些观念的形成，不会从天而降。

    据《汉书》记载：汉时，“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妖僮美妾，填乎绮室，列乎深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撰文说道：“西南夷生活穷苦，自秦灭巴蜀时起，向来被卖为奴隶，称为‘僰僮’，奴隶主卓（王孙——卓文君之父）、程（郑）两家的大量家僮，主要来源就是被卖的西南夷人。”

    司马相如这方面的信息来源与正确观念的形成，除了在短暂的客居临邛期间获得外，更多的来自于朝夕相处的、与西南夷接触更多、感受更多的卓文君。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卓文君的政治才情。

    有不少人习惯将‘才女’的‘才’，狭隘地界定为‘文才’，千方百计地企图搜寻卓文君遗存的诗、文。以致尽管传播甚广的《白头吟》，其实与卓文君毫无关系，但相当一部分对此有研究、有兴趣的人士，至今仍然坚持说是卓文君的传世作品。除了种种原因之外，更多的是力图以此作为卓文君‘才女’的证明。

     迄今已经两千多年的西汉，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除了知名政治家和知名文学家之类，一般人要留下传世文存，殊属不易。

    其实，通过前述，已经充分说明：卓文君，通晓汉赋，且精通音律；不畏世俗偏见，做事有主见，有胆有识；且具有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主张。凡此等等，已经非常雄辩地证明了：卓文君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才女！大可不必仅以诗文佐证文君是否“才女”，进而为此大费周章，不能为而强为，没有而强有。小心以伪为真、滥竽充数，以讹传讹，遗误后人。

关于《白头吟》

    由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初始艰难而不易。因此，对于他们婚后是恩爱始终，白头偕老，还是出现过危机？司马相如是否有过背叛的行为？是否忘恩负义？等等。出现过多种说法，且以司马相如的“不忠”、“负心”、“忘恩负义”的负面说法居多。

    细观，对于司马相如的这种负面传说，所以不绝于耳，所以延续扩大和长期传播。在很大层面上，源自于对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行为的不以为然者、坚决反对者。包括“好事文人”的幸灾乐祸和“粪蛆心理”——如果司马相如“偷欢”、“越轨”，“忘恩负义”而成为“负心汉”，卓文君勇敢的爱情追求，换来“痴心怨妇”悲剧结局，他们可以愉快地从中获得私意的满足。

     悲哀的是，问题在于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源头出自所谓卓文君所作《白头吟》。

   司马相如在婚后一度“移情别恋”，卓文君作《白头吟》以指责、规劝的传说，最早见于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

   葛洪在文中称:“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妻，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依其所述，《白头吟》内容如下:‘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止，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徙徙。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并有附书：‘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木，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随后再补写两行：‘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据说，卓文君哀怨的《白头吟》和凄伤的《诀别书》，使司马相如大为感动，想起往昔恩爱，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并给文君回信：

‘诵之嘉吟，而回予故步。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

    此后不久相如回归故里，两人安居林泉。
    既有“正文”，又有“《附书》、《补写》”，还有司马相如的“回复”，以及事情的最终结果。前因后果，煞有介事。似乎事实清楚，仿佛证据确凿。

     此说一出，后世一些人即对此津津乐道。于是，文君成了“痴心女子”，相如成了“负心汉”。更有甚者，有的戏剧剧本还写司马相如欲占当初为他们传书带信的文君侍女“红萧”。

    凡此种种，一代文宗、具有正确婚姻观、爱情观的司马相如成为了喜新厌旧，忘恩负义、品质恶劣的无耻之徒。

   《白头吟》真的是卓文君因为司马相如对于他们来之不易的爱情、婚姻的背叛，愤而书写的吗？答案完全是否定的。

    首先，在两汉史籍中，完全没有这一记载。

    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历史正章典籍。主要描述、记载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剪裁记叙上，可说是惜墨如金。而他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却花了不少的笔墨，细致而形象地记述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相识、相知；为爱情无视礼法，私奔；为生存，不顾世俗偏见，“当垆卖酒”；以及此后，卓王孙的转变；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的风光场景和辉煌的政治成就，等等。

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这位大史学家，对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忠贞爱情，由衷的欣赏和赞美。

    司马迁仅迟生于司马相如三十多年，可说是同时代人。又曾亲自到过临邛一带。如果确实发生过《白头吟》一类的事，不能不有所闻；如果确有其事，治史严谨，对于汉高祖的记叙描述宁肯接受残酷的“宫”刑，也要秉笔直书的司马迁，是断然不会不做记载的。

反观葛洪，与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隔两百多年，且所从事的职业是行医及炼丹。在为文的严谨性、严肃性和治史的真实性、可信性上，与司马迁及其所著的《史记》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事实上，《西京杂记》仅是葛洪在其职业生涯中，道听途说搜集的“野史”，是完全不足以採信的！

   同时，从司马相如的经历和为人看，葛洪的说法也属编造。

   如前所述，司马相如在24岁时，即已担任汉景帝的带刀侍卫。其后又在景帝之弟梁王身边，前后十多年。其时的司马相如，文武双全，风华正茂。以他当时的名望地位，要找到一个有财、有貌的女子并不困难，但他却一直没有成家，而且没有“桃色新闻”。

   他与卓文君结婚后，一直相亲相爱。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司马相如“奉天子节”，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南，衣锦还乡。曾经坚决反对    女儿与相如结合的卓王孙，欣然前去拜望他们俩夫妻，并“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这也充分说明了，司马相如在地位发生变化以后，仍是信守前盟，与文君相爱如初。根本没有《白头吟》一类的事情发生。

    后来，相如托病辞官，闲居茂陵。这时的他已是晚年，还患上了现代医学也不能治疗的糖尿病，这时的司马相如还会去寻花向柳、抛弃文君吗？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再从《白头吟》的内容来看，更不可能是卓文君因为司马相如的“变心”所作。

   《白头吟》文中末二句：“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音‘依’）？”当是本文重点。显然批评的是，那个（或那种）不“重意气”，为了钱财抛弃妻子的男人。

    如果如葛洪所说：“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妻，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显然是在司马相如担任茂陵令时。而这时的司马     相如已非当年不得已而“流落回蜀”，“家徒四壁”、“当垆卖酒”的穷光蛋。在政治仕途上，已是奉过‘天子节’，出使过西南夷，担任过中郎将。经济上，也是在“富甲天下”的岳父大人卓王孙“厚分女（其妻卓文君）财”“与男等”之后，怎么可能因为“钱财”而抛弃“富有”的卓文君呢？

    事实上，《白头吟》是古乐府辞，民间谣讴。

    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音乐专著《宋书·乐志》中明确记载：“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时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是也。”

    依据上述分析可知：葛洪所著野史《西京杂记》中，所谓卓文君以《白头吟》指责司马相如企图“忘恩负义”、“另觅新欢”的说法，是完全不真实，不可信，也是完全不可取的。

    大诗人杜甫曾经赞叹道：“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 酒肆人间市，琴台日暮云。……归凤求凰意，寂寥不可闻。”诗人一方面尽情歌颂相如对文君坚贞不渝的爱情，同时又感叹世风日下，这样高尚、美好的爱情故事已经很少听见了。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面对封建礼教的强大压力，世俗偏见的冷嘲热讽，仍然不动摇，不屈服，信守前盟，相爱到老。这种感情确实是高尚的、纯洁的、坚贞的。

   就历史的本质真实而言；就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言；就这一故事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起的作用以及人类追求自由、爱情、人权的普世价值而言。诗人的这些赞扬、这些感慨是意味深长的，见解也是非常深刻的。

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以及他们美丽的爱情故事，笔者十分欣赏、十分赞同，临邛已故名士王根源先生的一幅楹联：

“从落拓中识奇才，富不淫，贫不移，千秋共赞文君美；在青史上留鸿爪，书可传，赋可法，万世同钦司马才。”

后  记

   历史，既是人类过去生活的客观记录，也是现实生活的教科书。同样，今天的现实生活，也必然成为未来的历史。今天现实生活的客观记录，也必然成为未来生活的教科书。

    因此，历史研究和历史记录都必须要遵循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不尊重历史和古人，不尊重现实，为了需要，随意编造，肆意歪曲，不仅违背历史和生活的真实，也必然失去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健康、良性发展，重要的指导、借鉴作用。

笔者高兴地看到，邛崃市志办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成功地创办了辅佐性刊物《邛崃经纬》，常态化地进行史料的收集。

    上世纪后期，历经磨难的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盛世修志，《邛崃县志》开始新时期的编纂。笔者曾经参与其中。由于事隔经年，世事恍惚，再加上各个政治运动的影响，资料的搜集，特别是真实的资料收集，成为当时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一项工作，名曰“抢救”。虽然花了不少人力、物力，也“抢救”了一些，但仍有很多宝贵资料未能收集到，殊属遗憾。

   《邛崃经纬》不以篇幅大小，不计题材、体裁形式，仅以作者的亲历、亲闻，收集、记录发生于当代的，乃至于历史的，有关邛崃的各种、各个，真实的、点滴的社情、世情见闻。日积月累，由点成线，形成“经纬”。

“经纬”即为“坐标”。正确、真实的“经纬”，形成正确、真实的“坐标”，正确、真实的“坐标”，形成正确、真实的历史。

   通过《邛崃经纬》耐心、艰苦的努力，必然为邛崃提供一段真实可信而又全面的历史图卷。如果因此而形成持之以恒的传统，则《邛崃经纬》之于邛崃，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作为巴蜀四大古城的邛崃，那时即已成为方圆数百里的货物集散地，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十分辉煌、发达。除了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这一对光彩照人的夫妻，以及他们精彩感人的故事，引人深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都还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人物。——包括在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中一直作为对立面的卓王孙——他的经营、他的“产业集团”、他的“富甲天下”；以及贯穿人物的县令王吉——他的为官、他的从政，等等。

   华夏历史源远流长，历经多朝多代，何以以‘汉’为族名，称之曰‘汉族’？

   同样，华夏有语言文字的历史，悠久漫长，何以以‘汉’冠名，呼之为‘汉语’?

   事实是：这些，都与古临邛，密不可分。这也是今日邛崃‘以文兴域’，发掘邛崃历史文化真正应该着力的地方。

     笔者将陆续以严谨、严肃的治学探寻所得，奉献于贵刊，与贵刊一道，为邛崃的今天和未来，贡献真实的点滴。

   最后，步王根元先生联，赞，并寄望贵刊：

    于混沌中清本源，功不贪，利不移，今人治学当藉此；

     在志史上留鸿爪，书有据，言有理，后世研探可寻踪。

大石

陶开敏先生的《正本清源 卫护健康的历史生态》一文，以严谨的治学精神，严肃的史学态度，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充分地依据历史事实，对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以及对他们本身的一些有争议的史实和评价，进行了客观的评说。同时针对时下某些值得商榷的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历史研究现象，提出了“正本清源，卫护健康的历史生态” 的看法，我们认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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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用好卓文君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