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水悠悠
近几年回过几次老家神潭溪。每次从下两经过都想下车去看看曾经的老街，可总也没能如愿。去年八月堂兄开车送我回老家，经过下两时我告诉他想去看看下两老街。堂兄找个地方将车停好，对我说：“先在桥上看看吧，觉得有必要我再陪你下去看看，”言下之意似乎对那条老街早已失去了兴趣。
站在横跨下两河去往高桥方向的一座公路桥上，三山两街尽收眼底。一座长长的铁路桥从老街背后的山崖中穿出再斜刺里飞架在大河东西两岸，街背后半山上一条高速公路穿山越岭将小小乡镇连通全国路网，纵贯下两新街的还有一条路面整洁的省道。铁路桥、高速公路桥、省道石拱桥和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修建的民居，更将那条由木架黛瓦构成的低矮房屋和青石板铺成的老街衬托得苍老破败。站在桥上双眼环顾，仔细搜寻记忆中的码头、车渡和那颗巨大黄桷树……
因为南江河和高桥河在此交汇，所以被俗称“两河口”；因为区别南江上游另一个同样地名的区镇，所以被政府命名为“下两”；又因为是区政府所在地且通公路，所以小时候无论背力、汇演、还是去南江巴中我们都要步行到下两。
记忆中区政府大楼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高大神圣的建筑。几十级石梯顺坡而上直入一道阁楼门洞，里面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青石板天井和围绕天井的若干办公室。每次去区政府心里都很紧张，不是因为那座门楼，而是因为那个名叫刘运禄的公安特派员。
刘运禄很胖，多肉的圆脸肥厚的耳朵额头宽阔面颊泛红。本来慈眉善目，可却被下两几乎所有乡镇的人拿来吓唬爱哭的小孩：“哭，哭！再哭就让刘运禄来抓你。”这一招有奇效，无论多难缠的小孩，只要听了“刘运禄”三个字，就会立马收声只留一张一闭一开的小嘴不停地嗓气。
小孩子们害怕刘运禄一是他基本不笑，二是只要他到哪里那里肯定有人被抓，——被抓的人当然都是犯了法的坏人。那时被抓的人犯一般都是五花大绑走在前面，刘运禄则一脸严肃一手提着一只乌黑的手枪一手牵着绑犯人预留的一截绳索跟在后面，那种场面对于小孩子来说自然是相当震撼的。
虽然害怕刘运禄，但却对他的手枪非常感兴趣，总是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够用手摸一摸。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群小孩放学回家打高桥公社大门口经过，正好看见刘运禄和公社苗书记在天井里站着聊天。不知是哪位说要去看刘运禄的手枪，于是我们都跟着走进了天井。没人敢直接对刘运禄说想看手枪，一位同学转而求苗书记。一番恳求后，苗书记还真的和刘运禄说了几句话，于是刘运禄便将手枪从裤腰上的枪盒中取了出来，然后拿在手上让我们每个人轮流摸一下。摸枪的感觉很特别，既紧张又激动。当手指触碰到手枪的表面时，有一种冷冰冰和油滑的感觉。从此后，我们几个摸过刘运禄手枪的同学被一街小孩羡慕了好久。
因为可以看见汽车，小时候对去下两特别期待。步行到下两地界一个叫“三十二步梯”的地方，就能看见前方很远处的那段开凿在悬崖上的公路——那时我们习惯叫“马路”。偶尔一辆汽车从马路上驶过，看着汽车后面拖着的一条浓浓的灰尘带，我们就会一路小跑着奔向位于两河交汇处的码头。
一条渡船要摆渡三个码头，常常需要等待较长时间。那时过河是免费的，所以船老板常常因为我们是小孩子而故意拖延时间。于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就齐声吆喝、篡改着歌词吆喝、变换着调门吆喝，惹得好多行路人看新鲜。那时的河水非常清澈，趴在船舷上可以看见十来米深的河底。七十年代初，军队实施“野营拉练”，有天我们在下两码头过河的时候，一位身背冲锋枪手牵一匹高大白军马的解放军战士也在码头等待过河。过河的人很多，大家都主动给解放军让行。原以为马匹上船比较困难，可受过训练的军马在渡船靠岸后又在解放军战士的指挥下一跃就上了船，然后在他的控制下，我们几个人和军马同船过河。有人猜测，解放军战士应该是前来为野营拉练探路的。
过了河就是一片鹅卵石河滩，河滩背后是直上百米高的悬崖，来往的汽车就在悬崖上的公路上来往，站在河滩就能听见汽车的喇叭声。听人说，曾经有一辆大卡车从悬崖上掉落到崖底的河滩上摔成一堆废铁，因为司机在汽车翻滚过程中被甩出车外幸而得以生还。虽然知道坐车有风险，但没有人不对坐车无限向往。每次去下两，只要看见有汽车停放在下两供销社门口，总会充满好奇心地围着汽车打转。记得那时候有两个47队的驾驶员住在下两，一个姓刘一个姓韩。韩姓驾驶员因为说话声音很大，认识他的人喜欢叫他“韩牛皮”。
韩师傅喜欢将车停在下两食品站对面一处马路较宽的路边检修。只要看见他检修车辆，我们就会围拢过去看稀奇。韩师傅对人围观既得意又矜持，常常颐指气使的大声驱赶，于是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站在车头叶子板上将引擎盖里密如蛛网的各种管线扯下又连上。心想，如此复杂的机器他都能进行修理，心里虽然并不喜欢他，但却由衷的觉得韩师傅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韩师傅常常对围观他修车的小孩子呵五吆六，一些调皮的小孩常常远远地大声冲他叫“韩牛皮”。这时，韩师傅就会冲着叫他的小孩大声对骂：“狗日的！韩牛皮，咸（四川话发han音）牛皮，老子那天把你个狗日抓到起就要把你捶成‘淡牛皮’！”
后来，有听说在下两供销社工作的我们的发小双娃子和韩师傅的女儿谈上了恋爱，这真的让人有些羡慕嫉妒恨了。有个驾驶员的岳父，就可以坐车到处跑还不要钱，还可以坐驾驶台——那时我们把驾驶室叫驾驶台；那个和我好我就要那个坐车，那个不和我好我就不要那个坐车，那该是多大的威风啊，你说！所以，那时候在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心里，有人和县委书记的女儿谈恋爱并不会引起多大反响，可有人和驾驶员的女儿谈恋爱那就是天大的喜事闻，因为当时普通百姓对驾驶员的崇敬一定是胜过县委书记的。
每天，下两有一班从巴中开往南江的班车，临时上下点就在木船社大门前。每次看见旅客上下客车，内心对他们十分羡慕。那时候，我们都认为坐车一定是一大享受，要不为什么那么多人挤破头的往车里钻呢！
七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学校都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到暑假，各公社小学都有节目被选拔到下两区去汇报演出，——简称“汇演”。有一年暑假，我们高桥小学的好几个节目都被选上去区里汇演，记得那次是徐和雍老师带队。
吃过午饭，徐老师带着我们去位于犀牛桥对面的区医院买润嗓子的“润喉薄荷片”。跟在徐老师身后来到区医院那道被人戏称为“延安窑洞”的圆形拱门处，心中便油然升起一种崇敬。崇敬源自小时候在下两医院工作的一位名叫陶志平的医生。因为他会剖腹产、割疝气之类的手术而被下两人民广为传颂，口耳相传被逐渐神化，于是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也对这位从来没见过面的医生心生敬意。陶医生调走后又来了黄鹏飞、夏时珍、张广敏等医生，而这些医生的医术更是被下两人民所推崇。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日，高桥街道八大队有个五六岁的小孩突然得了一种怪病。一会儿惊呜呐喊、一会儿沉默不语、一会儿大哭大笑、一会儿又倒地人事不省，凡是见过小孩表现的人都说这肯定是撞见厉鬼了，纷纷建议孩子父母快去找端公先生来杠神。在公社农技站工作的孩子父亲，在一番犹豫之后还是急匆匆地将小孩抱到公社医院。那天正好张广敏在高桥做巡回医疗，一番诊疗之后给小孩打了一针，然后开了点药并告诉父母孩子是感冒产生的惊厥并无大碍。两天后小孩果然痊愈，但街上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认为张广敏不仅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更是一个道法高超的术士，多年以后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
从医院出来，徐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两颗润喉片，并告诉我们下午五点前可以自由活动，但一点要好好保护嗓子。听说可以自由活动，我们高兴的不得了，便在岳小娃子的带领下去犀牛桥那边看汽车。桥面碎石铺就，晴天汽车跑过就会尘土飞扬，我们一群人站在桥头靠食品站一侧，见到车辆过来就高举双手朝驾驶员挥舞，根本不顾眯眼的灰尘。如果偶尔看见一位驾驶员正眼朝我们瞟一下，我们内心就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冲着汽车挥手不停直到转过木船社那道弯消失不见。就这样在过了好几辆汽车之后，居然有一辆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司机随后还探出头来冲我们说了声“谢谢”。这可让我们受宠若惊，迅速围拢过去向驾驶员“叔叔，叔叔”地喊得山响。
原来，驾驶员从陕西开车过来，要到下两食品站卸货而向我们问路。在我们近乎癫狂的热情中，驾驶员被我们带来食品站内的停车场。因为青元子舅舅罗开孝是食品站的工作人员，他屁颠屁颠地跑去把他舅舅喊来与那位驾驶员接洽。随后我们又自告奋勇地帮着将车上并不太多的货物卸了下来。自愿做这一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向伙伴们炫耀，——能为驾驶员做事是何等荣耀。
卸完货我们一直不愿离去，不是想要什么好处而是想等着给驾驶员说再见。不多时，办完事情的驾驶员从办公室出来开门上车，我们也伫立在汽车两旁准备目送他离去。关门、发动汽车，却没见汽车移动。正在我们纳闷时，驾驶员探出头来操作陕西话要我们上车。天呐，他居然要我们上车，这不是在做梦吧！没人问去那里，更没人问为什么，我们齐噗噗爬上了汽车的货箱。驾驶员从驾驶室探出头来说，驾驶室可以坐两个人问谁愿意下去。我们面面相觑然后眼睛齐刷刷的看着岳小娃子。不知是因为幸福来得太过突然还是觉得驾驶员太过神圣而不敢和他同坐一处，岳小娃子犹豫片刻后对驾驶员说：“叔叔，我们喜欢站在上面。”
我们大多是平生第一次坐汽车，汽车开动那一瞬间好像整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实在用语言无法形容。司机开车拉着我们在杨广坝转了一圈，然后在犀牛桥头将我们放了下来。争着抢着和驾驶员说完再见，再挥舞双手送别驾驶员，直到汽车消失在木船社的拐弯处，我们的双手依然没有放下。
汇演在区公所大楼后面的礼堂里。我们有四个节目，记得其中一个是黄明和重庆知青刘玉学合作的高胡笛子曲，还有一个是几位老师集体创作的有关农田水利的歌舞。那天晚上，我们演出特别卖力，四个节目有两个获得了嘉奖，这让徐老师高兴不已，演出结束后把我们结结实实地表扬了一把。
十来岁时，每逢寒暑假我们要被父母押着去下两背力。一百斤的货物从下两背到高桥可以挣六毛钱，可以买四斤多米，够四口之家吃上一周。能够让小孩子背的货物除了摔不坏的农具就是盐巴。暑假天背力很辛苦，行走在似火的骄阳下，很快衣服就被汗水浸湿，但十几个小孩子一路说说笑笑很是快乐。为了鼓励，父母会在下两街上的国营食堂为我们买一个六分钱的肉包子或者肉饼子。那时候粮食供应紧张，肉包子肉饼子里面还要垫一层红苕面。包子饼子参杂了红苕面就会影响口感，但对于常常吃不饱的且被父母称之为“饿痨鬼”我们，那确实是难得的美味。
供销社发货仓库在公路下面，离邮电局不到一百米。在等待发货的时候，我们喜欢跑到邮电局里去看那个名叫叫刘伯钊的人头戴耳机坐在一个满是插孔号牌电话塞绳的人工交换机前面一边操作一边接电话。看着刘伯钊一只手不停地将塞子从圆孔中插进拔出，另一只手在操作台上不停地扳动一排被我们称之为“发芽子”的电键，心中便有打电话的冲动。
因为父亲和哥在县城工作，在一帮发小的撺掇下，我鼓起勇气对刘伯钊说要给南江打个电话。看了一眼站在玻璃窗外怯生生的我，刘伯钊从头上取下耳机，然后将一个电线扯出来，要我捏住电线末端的铜制塞子并嘱咐我说一定要捏紧否则电话就打不出去。手里紧紧抓住塞子的那一刻，我不仅紧张更是自豪，而所有发小也都无一例外地向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正在我满心憧憬着如何给老爸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感觉捏住塞子的几根手指像是被马蜂蜇了一下，剧烈的疼痛通过抖动不已的手臂迅速蔓延全身，随即我便跳起双脚飞也似的将手中的塞子猛地甩了出去。看见我的反常举动和被我用力甩出的、连接在长长软线一端的金属塞子在空中来回大幅度晃荡，一群发小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为什么，就看见刘伯钊一边收塞绳一边大笑不止。受到如此愚弄，我心里不但不恨刘伯钊，反而觉得他能够和我说话开玩笑是对我的另眼相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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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2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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