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窦娥冤》：从戏剧矛盾品世界悲剧（张士睿）

abcdefg杨荥 · 发表于 2019-9-11 02:20

《窦娥冤》：从戏剧矛盾品世界悲剧

安徽师范大学张士睿

关汉卿的《窦娥冤》可以说是读者入门元代杂剧必不可少的篇目。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评价它 “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足显《窦娥冤》在元代文学中的至高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的深刻影响。作为传世名作，《窦娥冤》曾被改编为京剧、秦腔、徽剧、影视剧等多套剧本，受到观众喜爱。而其情节规划的艺术精髓，便是源于作家设置的激荡矛盾冲突，完整地塑造出悲情的戏剧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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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买卖矛盾奠定剧情方向

作为开启剧本情节的楔子，这一部分作者在叙述中用精炼的语句引出关键人物窦娥（端云）和蔡婆婆。作者用蔡婆婆和窦娥父亲窦天章的财产借贷纠纷构成主人公窦娥的人身买卖矛盾。窦天章是一贫如洗的穷书生，欠了蔡婆婆的银两尚且还不了，更别提获得上京赶考的费用。幼年失母的窦娥（端云）跟着窦天章权当个累赘，而若将她卖给蔡婆婆，却可换来银两还了却她的抚养事宜。面对这种一举两得的情境，窦天章在“卖与不卖”的矛盾中，合乎常理地以“卖”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作为全剧的铺垫，这样一个不涉及痛痒的矛盾巧妙地为接下来窦娥蒙冤无助最后获得父亲翻案的剧情埋下伏脚。而窦娥年仅七岁便遭父亲卖出，无父无母，寄人篱下的主人公人设显而易见。从读者角度看主人公，在开篇楔子便奠定了凄惨色彩，让人开始酝酿同情的悲伤情调。

二、生死、嫁娶矛盾引出招亲祸端

第一折出场便是新人物赛卢医的独白，杂剧一个人物则是一个情节的符号。而赛卢医则是第二个矛盾——“生与死”出现的关键。这里的生死矛盾是对于蔡婆婆来说的，赛卢医的暗下杀手是第一阶段的矛盾。由于欠了蔡婆婆钱无力偿还，赛卢医想趁机勒死蔡婆婆却因被张驴儿父子撞见失手，这个矛盾就以明确的“生还”结束了。而作者接着用另一个紧张的剧情制造出第二阶段的生死矛盾。张驴儿父子意图霸占窦娥婆媳二人，且以蔡婆婆性命威胁。生乃重中之重，同样是似曾相识的合乎常理的选择：蔡婆婆同意了张驴儿父子的要求并将二人带回家中。

生死矛盾终于暂落帷幕，当读者刚刚松了一口气，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嫁娶矛盾又无缝衔接起来。严守妇道，性格贞烈的窦娥不仅果断拒绝和小张驴儿的亲事，还以严词批评蔡婆婆的所作所为。“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在【后庭花】、【青哥儿】和【寄生草】几段中，窦娥厉言反对再嫁之事，言辞凿凿令蔡婆婆哑口无言。而窦娥的不为动容，正展现出她反抗不屈的性格。但小张驴儿却想法设法逼窦娥下嫁，在这一折结尾处他甚至表态“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接下来，僵持不下的局面自然而然地掀起了全剧的高潮。

三、抗争，顺从矛盾推出全剧高潮

剧本第二、三折描写的是主要情节，为了展现主人公高尚的品格，体现全剧积极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布局构成上，作者别出一格巧妙规划。从小张驴儿找赛卢医买药，到下药后毒错人，以此威胁窦娥再到状告法庭，这一系列的主要剧情都被浓缩到第二折中。而全剧的重点剧情，即为窦娥上刑场前后的一系列表现，则在第三折中被详细地刻画。为了自然衔接这两个详略分明的结构，作者以窦娥在抗争和顺从两者之间的选择作为天平，刚贞的窦娥一如既往的态度终究会让剧情的滚轮滑向斗争与不屈的方向。

第二折中，小张驴儿诬陷窦娥药死人还以此威胁窦娥下嫁他。“你教窦娥随顺了我，叫我三声的的亲亲的丈夫，我便饶了他”，小张驴儿有恃无恐的话语尽显其奸恶狡诈的反面形象。他口中的 “官休”和“私休”，就是喻示“抗争”和“顺从”，在这种胁迫面前，窦娥毫不犹豫地接受对持公堂的局面。在这里，窦娥坚强善良的品格被不断深化，最后在第三折中形成一位宁死不屈的贞烈妇女形象。

来看全剧的高潮第三折，作者直接给出抗从矛盾孵化出的最终结局——窦娥有心抗争，无力反抗，最终含冤枉死。而选择了抗争，却不得善终的情节，真真切切地呼应“窦娥冤”的剧名。在矛盾中求生，却死于矛盾，这种激烈的戏剧冲突正是悲剧典范的点睛之笔。全剧情调在窦娥被推至刑场后达到顶峰，作者继而大笔一挥，书写“三桩宿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实实在在地呼应“感天动地”的剧名。剧情的高潮虽然随窦娥之死平复，而读者们忿忿不平的情绪却被窦娥感人至深的行为激化，而大家等待的“圆满大结局”，便随着另一矛盾的出现如期而至。

四、沉冤昭雪矛盾化解终结局

在坚贞面前刚烈不屈，在善良面前矢志不渝，在冤屈面前呼天动地，作为中国古代贤德女子的化身，主人公窦娥的冤死往往无法满足人们向往美好的普遍心理。作为戏剧作品，不仅为了迎合大众诉求，同时也旨在呼应全剧主旨——善恶终有报，楔子中的窦天章再次上场，由他产生的沉冤与昭雪的矛盾也出现了。

窦天章以提刑肃政廉访使的身份出场，窦娥的鬼魂向父亲诉冤，冤狱平反，小张驴儿受刑。这里的矛盾实际上是通过窦天章从侧面进行制造的，不同于前面的正面挑战，这种化解冲突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矛盾的冲击效果，所以造成的是不算完美的“圆满结局”。

作者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矛盾的制造者和化解者，而主人公窦娥则贯穿全剧的每对矛盾。正是由于买卖、生死、嫁娶、抗从、昭雪这一个又一个矛盾接连产生，在两个对立面中的抉择步步牵动着情节的走向，才能让全剧相当完整地得以展现。在悲剧作品中，正是有精彩的矛盾塑造，才让全剧情节发展充满浓厚的悲情效果。

abcdefg杨荥 · 发表于 2019-9-11 02:32

浅论《窦娥冤》震撼人心的悲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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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窦娥冤》中的悲剧主角窦娥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着名的悲剧典型，她善良敦厚又坚毅刚强，敢于向黑暗社会作斗争。作品通过善恶的斗争，以善良的窦娥毁灭告终，表现了作者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和对黑暗的封建社会的强烈控诉与抗议，使得窦娥这一形象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价值和意义。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学术界公认的、特征鲜明的悲剧杰作，历来被评为元曲四大悲剧和中国十大悲剧之首。王国维说：“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是从中国和世界戏剧史的高度做出的评价。
　　在元代，社会秩序失范，官吏贪墨，阶级冲突和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冤狱重重，悲愤屡屡发生。关汉卿紧扣当时的社会现实，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在剧中成功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典型。剧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是最具有震撼力和典型意义的。
　　对于“悲剧”的定义，前哲时贤多有探讨。美学上真正意义的悲剧性在于：悲剧冲突是正面主人公与暂时强大的邪恶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冲突，结果是以主人公的受难、失败乃至死亡形成的悲剧结局，来唤醒人们的悲痛、怜悯、同情以至崇敬的感情，从而激发起人们那股潜流在灵魂深处的良知。历史上大部分悲剧均是这样的，悲剧主人公都是一方面有正义善良个性特征，有美好的理想愿望，另一方面又必须使他们遭受种种迫害而不屈服，最后为了理想而拼搏献身，体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人性美和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因此，悲剧一向被称之为崇高的诗，恩格斯和鲁迅曾经对悲剧下过这样的定义：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窦娥冤》就是一部极具震撼力量的悲剧经典名着。
　　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所谓“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窦娥冤》中，便是窦娥的生活愿望。窦娥是一个温顺善良的弱女子，但她的性格中又有倔强刚强，敢于反抗的一面。
　　窦娥是人生苦难的化身。她出生在书香之家，家境贫寒，三岁丧母，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父亲为了抵债，七岁时忍心将她出卖，做了蔡婆的童养媳，使她成为高利贷的牺牲品，这加重了她幼小心灵的创伤。她在蔡家平淡地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岂料十七岁成亲不久，丈夫便亡故了。一个二十岁无儿无女的寡妇从次开始面对着无边的苦难。
　　这时她的生活愿望是：守节尽孝，用今生受苦以修来世。俨然一个封建社会孝女、节妇的典型。这是窦娥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但每个人都应当有选择生活道路、决定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这种选择不妨害他人，其他人便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强迫其改变。从尊重人的权利、顺从人的意愿角度说，窦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有价值的”。然而，饱受折磨的窦娥万万没有想到，她一生中最大的苦难还在后头，窦娥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却被张驴儿和官府粉碎了。
　　在剧中，窦娥的婆婆蔡氏以放债来收取“羊羔儿利”，无力偿还其债务的赛卢医起了杀蔡婆婆之心，蔡氏在危难之际意外地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可是，张氏父子不怀好意，乘机要将蔡氏婆媳占为己有，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怀恨在心，趁蔡氏生病，暗中备下毒药，伺机害死蔡氏，逼窦娥改嫁；可是，阴差阳错，张的父亲误喝有毒的汤水，张驴儿逼婚不成，药死了自己的父亲，并以此诬陷窦娥杀人，窦娥没有屈服，她一身清白，不怕与张驴儿对簿公堂，选择了“官休”。
　　这时她对官府的期望是：是非分明，执法公正。这是自从法律产生以来，人们一直渴望实现的心愿，也是考察一个社会吏治明暗的唯一标准。可是，窦娥的这个愿望被官府粉碎了。
　　经历过人生磨难的窦娥，本来很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她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孝顺有加，也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如果生活没有波澜，她会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一个贤惠的媳妇的。但蔡氏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后，竟半推半就地应承了张氏父子蛮横无理的“入赘”要求。面对张驴儿的强暴行为，窦娥没有委屈顺从，而是以蔑视鄙弃的态度与张驴儿针锋相对。在这里，她的抗争，不仅仅是恪守妇道，更是一种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行动。尤其是当张驴儿借张老头暴死事件作为霸占窦娥的筹码时，她相信官府不会容许这灭绝人性的衣冠禽兽的胡作非为，所以，她要与张驴儿“官了”，以为官吏会主持公道，会维护她的清白与名声。然而，窦娥没有想到，她所处的生存空间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她所寄予希望的官府，竟是一团漆黑。楚州太守桃杌残民以逞，滥用酷刑，将无辜的窦娥打得“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为了使蔡婆婆免受毒打，窦娥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不得不含冤招认，无辜受罪。“法场”一折，窦娥敢于牺牲自己的性格和体恤亲人的细致感情结合在一起，更进一步展示了她的高尚情操。被押赴刑场时，她央求刽子手绕到后街去走，“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这就是窦娥的悲剧性格。她的遭遇，典型地显示出善良的百姓被推向深渊的过程。

当一个人处在顺境中时，关心别人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当一个人处在最困难的境地，特别是处在生死关头，仍能不顾自己的安危，去关心别人，这就难能可贵了。窦娥是一个行将就死的人，她想到的却是不要让婆婆看到她无罪被杀而伤心。仅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她的善良敦厚与舍己救人的高贵品格了。与婆婆话别的一段唱：“念窦娥服侍婆婆这几年，遇时节将碗凉浆奠！你去那受刑法场尸骸上烧些纸钱，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这是窦娥与婆婆生离死别痛苦心情最恰当的表现，它既表达出窦娥负屈衔冤而死的凄惨，又反映了几年来婆媳俩相依为命，她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也写出窦娥对她那年轻亡故的丈夫的怀念。这些都体现了她对亲人的爱，是她性格中柔的一面。可见，对自己的亲人，窦娥异常温存，关心备至，不惜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事实粉碎了窦娥的一切梦想：官府并没有覆勘，“天地”也没有为她伸张正义。一切希望和幻想都破灭之后，窦娥开始对人生进一步思考，严酷的现实使窦娥认识到不仅仅是一个楚州太守贪赃枉法，造成她的冤狱，而且是天下衙门都一样的昏暗，百姓们无不受害蒙冤，“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由只否定楚州太守到否定所有官府，对原以为“公正无私”的天地鬼神也开始了怀疑和否定。第三折的[端正好][滚绣球]两支曲子就是她怨天咒地的心声。刑前她慷慨激昂痛斥天地日月，诅咒赃官酷吏“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惠枉做天……”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自身遭际的感叹，发展为对善恶对立、贤愚颠倒的社会现实的怀疑和不满，对世俗观念里最为神圣威严的天地日月鬼神表示了抗议和否定。这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受愚弄最深，也最善良的人民的觉醒。觉醒后的窦娥在行动上有了崭新的面貌，表现出百折不回、死生不渝的抗争精神，向命运，向不公平的世道宣战。
　　窦娥本来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人间的不公，更使她怀疑天理的存在。面对冰冷、罪恶的屠刀，窦娥以凄厉而大义凛然，热血喷涌、怒火万丈之浩然正气向苍天发下三桩誓愿：“一愿三尺白练高杆悬，一腔鲜血红天帘。二愿天公怜我泪哭干，山阳无雨旱三年；三愿上天念我窦娥有冤，天降三尺大雪掩埋我窦娥的尸体。”她声明：“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第三折[耍孩儿])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象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她猛烈地指责天地鬼神不分清浊，混淆是非，致使恶人横行，良善衔冤。窦娥对神权的大胆谴责，实质上是对封建统治的强烈控诉和根本否定。她那似岩浆迸射如山洪决堤般的愤激之词，反映了女主人公的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也折射出当时广大人民的反抗精神，激发世人对不平世道的愤慨，催促世人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社会而抗争。因此，《窦娥冤》所表现的反抗性，是时代的最强音。
　　窦娥并没有提出惊天动地的口号，也没什么宏伟的人生目标，她只是从自身条件出发，提出了能够生存下去的最起码的要求。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窦娥是贞节、贤孝的化身，具有苦己利人、舍己为人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长久形成的美德，剧作家把这些被民族群体认可的美德赋予女主人公，就使女主人公的毁灭更能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愤慨，产生敬意，从而接受道德的洗礼，净化心灵，使之与主人公的美好品德出现共鸣，激发起人们反抗邪恶的自觉和勇气，这正是悲剧价值的体现。
　　在现实生活中窦娥没有力量保卫自己，也没有复仇的手段。她的抗争之所以有力，之所以震撼人心，在于她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从这个角度看，窦娥是强大的，官府可以杀死她，却不能使她屈服，不能打倒她。她是用自身的毁灭来肯定和张扬了有价值的东西。窦娥悲剧形象的价值，不在于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而在于对旧的现存社会提出了怀疑。为正义和理想而斗争而进取，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悲剧精神的实质是悲壮不是悲惨，是悲愤不是悲凉，是雄伟而不是哀愁，是鼓舞斗志而不是意气消沉。悲剧的美，属于崇高和阳刚；正因为这样，悲剧才是战斗的艺术。”马克思说过：“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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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与喜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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