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曾经的惧怕和依赖
记忆中，小时候最惧怕的人不是我爹而是老师。
记忆中，小时候最依赖的人不是我娘同样是老师。
读初中的时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时学校因为北京有个叫黄帅的学生给老师写了一封信而在全国所有学校掀起了一股反潮流的风暴，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变得不再像读小学时那么神圣了。再后来，下乡读书参加工作继而为生活打拼，曾经让我惧怕也让我依赖的老师们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几十年的职场打拼，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无数次在原本那颗柔软的心脏上划满了道道伤痕，一度时间甚至忘却了小时候那些让我又惧怕又依赖的老师。
前两年，在一个微信群里，我无意中见到了差不多已经淡忘了的小学时期的高老师和徐老师。很快，尘封的记忆被激活，几乎是同时，心里燃起了要找个机会去看看他们的冲动。
第一个见到的是陈老师。陈是当年我就读的高桥小学的教导主任，也是我们当时的语文老师，退休后住在巴中。在巴中城区一家酒店的茶楼上见面时，陈老师看上去虽然还是我二十年前在下两中学校门前那次短暂相见时的样子，但却明显的苍老了，——不仅脸上皱纹增多，以前笔挺的后背也有些弯曲了。
陈老师是我们当年最惧怕的老师，而且没有之一。之所以惧怕不仅是因为他是教导主任，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上课历来以严厉著称。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听了太多关于陈老师如何调教调皮学生的传言，有时在廊道里偶尔与他相向而行，甚至都不敢正眼看一眼。之所以不敢正眼看他，是因为偶尔调皮而被陈老师盯着看到时候，他那双眼睛比刀锋还逼人！后来陈老师成了我们班级的语文老师，对像我这样的调皮学生的严厉自不待言，但我更多的感觉却是他对教学的认真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尽管依然对他有几分惧怕，但更多的却是一种依赖，一种晚辈对长辈的依赖。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陈老师不仅要对学校的方方面面进行管理，更主要的还要教书育人。记得那时候，我们一个班有四十多个学生，每次作文课，每篇作文他都要仔细阅读批改，几乎一半以上作文他用红笔修改和批注的文字居然比作文本身的字数还要多。那时，我们除了觉得老师特别严格和认真之外并没有别的想法，如今回想起来，批改如此大量的作文，他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毕竟，当时陈老师教的班级并不只是我们一个。
读小学二年级我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写信，自觉写作文要比别人好一些，有时还洋洋自得地将作文拿到在下两中学读初中的春二姐跟前显摆。本以为春二姐会一边读一边赞扬，却不料她在扫了两三眼后，将作文本往桌子上不屑的一扔，然后丢下一句“满嘴口号流水账又臭又长！”受此打击，多少削弱了我对作文的兴趣，甚至有时候对作业也是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有一次上语文课，陈老师对几篇作文进行点评，因为之前点评的都是几个写得好的同学，所以我也就懒得听。浑浑噩噩地坐了一回儿，突然一个熟悉的题目让我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一听题目就知道是我的“大作”，心里那个慌乱啊，巴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渐渐地发现陈老师并不是在出我的丑，而是在借我的作文评说那里写得好、那里需要改进、什么地方还要更加深入、那些句子可以删节，渐渐地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同学都专注地听着他的讲解。那一次，陈老师最后的结语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孩儿们，刚学写作文，不要怕人家说你记流水账喊干口号又臭又长，你能写多少写多少，只要写得出来你就是英雄！到了你能够把你想说的想要描述的都能记下来写下来的时候，再慢慢学着提炼学着精彩学着如何短小精干。没有又臭又长，何来又香又短。”
那时候，陈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家长将孩子送到学校，我们做老师的必须要花一两年铲毛坯子，再花一两年过细，最后的一两年就是上釉子烧窑了。”一个老师，能把学生当成自己手中精心制作的瓷器，用工匠精神去塑造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这是何等的匠心独运啊！
陈老师语文课上得好，毛笔字写得好，篮球打得更好！只要不下雨，一年四季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学校都会在大操场上组织一场篮球赛，这一活动几乎吸引了全街道所有机关单位的篮球爱好者，陈老师自然也就成了篮球赛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球场上陈老师英姿勃发活力四射，只要到了球场他很快就成了观众追逐的焦点，并因此让我的好多发小也变成了篮球爱好者。在一次公社组织的篮球比赛中，因为对手犯规致使正在带球奔跑的陈老师摔断了左手。小时候对骨折这样的重伤内心很恐惧，看着豆大的汗珠从陈老师额头上滴落时，紧张中也在脑海中想象着骨折可能出现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可我们看到，陈老师在众人的协助下经过简单处理，然后又被扶到“滑竿”上往下两医院护送，整个过程他不仅没有呻吟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参加工作后，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没有想到退缩，这是不是得益于老师的身教言传不敢肯定，但陈老师那次受伤后的坚强表现，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地印迹，至今还能清晰记起。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本来还想和陈老师多聊一会儿，但考虑到年近八旬的老师身体欠佳，只好和他依依惜别。看着被老伴搀扶着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在心中默默祝福陈老师健康长寿。
高老师是高桥小学的算术老师，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教过我一个学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学年，可我们那个班上的好多同学都对她印象深刻。尽管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同学相聚时几乎还能记得高老师当年给我上课时的一些细节，有的同学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模仿高老师上课时的一些习惯性动作。一次和几位儿时的玩伴聚会，天南海北中又谈到了小学的老师，在谈起高老师的时候，青元子说：“我小时候最怕算术，每次考试能够及格就是万幸了。有一次高老师在上课之前，对之前的算术作业做点评。当点到我的名字时，还以为又像以前的老师那样又是批评，却发现高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几道算术题不仅完全正确，书写也很工整。记忆中，那好像是读小学以后第一次被老师表扬。从那以后，我对算术有了兴趣，虽说后来的算术说不上多优秀，但至少在以后的学期，我的数学在班上算得上中上水平。要不是当年读书时的数学底子，前几年参加省城的建筑监理师资格考试怕是没有那么顺利。”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正赶上文革最疯狂的时期。因为出生地主家庭，小小年纪处处感受到歧视和白眼，心里渐渐变得厌学。那时候，内心的自卑让我对周围的人和事变得敏感多疑，反应到脸上和语言中就是自傲和不可理喻。记得高老师刚来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甚至还因为她对我作业潦草的规劝和她发生争执。面对桀骜不驯的我，高老师并没有计较，而是通过辅导作业多次和我谈心，把我的数学作业当着范本在班上表扬，甚至在我哥回家时被她请去一起商量如何让我放下内心的负担专注学习．．．．．．感谢高老师，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候，正是高老师的出现才让我没有在厌学的路上滑得太远。
高老师在高桥小学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好多学生和高老师的关系特别融洽，特别是班里一些女同学更是对高老师产生了依赖情节。在后来的同学聚会中，有两位女同学回忆，由于那时特别依赖高老师，甚至有好多不愿给父母讲的话都会找高老师倾诉。虽然高老师离开高桥并没有声张，但那两位女同学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硬是将高老师从高桥一路步行送到了元潭。回忆起高老师给我们上课的那段经历时，那几个女同学眼里明显有些湿润。
得知高老师住在温江，于是决定前去拜访。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高老师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明快响亮，极具穿透力。虽然相隔将近四十年没有见面，但在高老师居住的小区，我们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得知我的车停在小区外面的路边，高老师担心安全，一定要陪我出去将车停到一个汽修厂的专用停车场。只见高老师和修理厂的一位年轻小伙子说了几句话后，对方居然让一位驾驶员将自己的车开出来给我腾位置，看得出高老师在这里同样受到各方人士的尊敬。
高老师还是当年那样健谈。坐在客厅里，她和我先是兴高采烈的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接着又聊起这些年彼此的经历，然后她又谈起子女和孙辈，爽朗的笑声不时在客厅回荡。在高老师的客厅里，一架立式钢琴引起了我的注意，原以为那是子女曾经学习用过的，高老师却告诉我那是她退休后买来学习的。原来，高老师退休后不仅练习钢琴还学习跳舞，现在她是社区的文艺骨干；老伴周老师退休后坚持练习字画，客厅里悬挂的字画有好多都出自周老师的手笔。客厅外有个好大的露台，里面种了很多花草，俨然一个袖珍植物园。高老师告诉我，那个露台是她家的，里面的花草乔木也是她和老伴共同栽种养护的。看得出，高老师夫妇的退休生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雅致恬淡。
晚饭后，高老师夫妇一定要坚持在瑟瑟的秋雨夜中送我出门。当我开动汽车时，担心我找不到出口，高老师居然不打伞走在车前给我引道。在车灯的映照下，绵密的秋雨反射着灯光，将高老师不时回头的身影和一张笑脸幻化成一幅十分生动的“雨中指路图”。是呀，高老师曾经就是我的引路人。而今，高老师夫妇对生活的热爱不又在给我们这些刚刚退休的人指引着今后的路吗。
徐老师是几位老师中见面最多的一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徐老师在东榆小学教书，我们一帮高桥小学的发小大多在南江县城工作，无论有事没事，去徐老师那里几乎成了我们度周末的惯例。
在高桥小学读书时，徐老师同样是我们一帮小学生心中很惧怕的一位老师。当时的徐老师年轻帅气，不仅课讲得好，喜欢自己琢磨在当时的学校比较流行的各种小实验，比如自制920添加剂和植物嫁接，还爱好钓鱼和文艺。学生们之所以怕徐老师，是因为不管他平时多喜欢你，只要你有不对的地方，他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当面进行批评，——尽管他批评你并不是大声武气，语言甚至还比较缓和，但好多挨了批的学生都说：宁愿徐老师打我一顿，也比他轻言细语的批评要好受得多。虽然徐老师对待不听话的学生比较严厉，但课余时间却喜欢和我们一帮小学生玩耍逗乐。每年夏天，在放学后、周末、或者暑假，我们最期待的就是和徐老师一起到河里去钓鱼。在河岸边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师生之间没有了在学校时的严肃，每遇爬坡上坎，涉水过河，被徐老师或是拉着手臂或是扶着肩膀的时候，徐老师更像是一个对小辈关怀备至的大叔。
文革那几年，学校成了了宣传队，经常下乡或者到临近的公社演出，徐老师既是领队也是我们一帮业余演员的安全监护人。有次徐老师带队去下两汇报演出，为了让我们在演出时有好的表现，徐老师去区医院为演出的所有同学买了“润喉薄荷片”并一再叮嘱如何含服如何保护嗓子。那次演出，我们得了第二名，但更让我们感动的却是后来听说那些“润喉薄荷片”是徐老师自己花钱买的。小小药片，虽然算不上什么大的花销，但足见徐老师的细心周到。
上初中时，学校在徐老师的倡导下建起了一个简易实验室，主要是用酵母对麦麸进行发酵然后蒸馏制取920饲料添加剂，——据说添加到猪饲料里可以让猪快速增加体重。实验室里有好多试管和一些各种形状的瓶瓶罐罐，因为实验室对当时一个还没有通公路的公社小学来说，算得上是个稀罕物件了，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徐老师能够让我们进入那个小房间去做实验。因为实验室每次只能容纳四个人进入，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那个房间的。为了尽量让更多的学生都能到实验室去亲自动手做一次实验，徐老师只能自己不休息而在课间时间让更多人的学生去那里实习。
被同学叫去实验室是我正在上课的时候，在无数次期待中终于等到可以去实验室了，我激动得有些不能自己。之所以激动一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像这样的活动基本都是排斥在外的；二是因为我比较调皮，经常是挨批的对象，学校一些活动也不会被允许参加。在实验室，我和另外三名同学一起在徐老师的辅导下用烧杯在酒精灯上做了一次蒸馏实验。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当我在进行实验时徐老师手把着手教我如何点燃酒精灯。虽然实验室非常简陋，可那次去实验室做实验的经历，让我感到学校好多老师并没有对我另眼相看。
后来徐老师因工作调动去了东榆小学，但他和我们这些高桥学生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距离的变远而淡化，相互之间的联系反而有增无减变得更加频繁。海娃子一家的生活因为他父亲身体不好而比较艰辛，经过一番努力，徐老师终于为海娃子母亲在东榆小学找到了一份做饭的活计。很快，他们一家人都在东榆小学立了足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在徐老师去东榆工作的那几年，高桥街上的好多发小也陆续初中毕业，没有下乡的大多会跑去东榆找徐老师。虽然徐老师不可能为每个人都找到工作，但从徐老师那里得到的鼓励和短时间的资助却给发小们迈向社会的第一步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和指引，这也是后来我们在县城参加工作后常常结伴去徐老师那里聚会的主要原因。那时候，每次去徐老师那里，大家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每次去，徐老师爱人刘老师不仅要给我做饭吃，几个爱喝酒的发小甚至还常常喝的酩酊大醉，将徐老师的房间搞得一塌糊涂．．．．．．
在成都双流一个小区见到徐老师夫妇时，离我最后一次在南江中嘴大桥附近他的自建小楼相见也已经过去三十几个年头了。那天本来打算下午去徐老师那里，但一早就收到徐老师询问是否出发的微信。为了不让徐老师老俩口久等，我吃过早饭就出门去看望徐老师夫妇。在小区里见到徐老师时，几乎没有一点年代感，徐老师熟悉的面容看上去稍微老了一些，整个形象还是记忆中那么挺拔健硕，衣着依然还是当年那么一丝不苟。虽然是三十多年后的再次相见，我们都没有感到哪怕一丁点的陌生感。坐在徐老师的客厅里，爱人和刘老师拉开了家常，而我则和徐老师聊了个昏天地暗。
一口气聊了两三个钟头，回过神来，却发现刘老师和我爱人面带别样的微笑看着聊性正浓的我们师生俩。原来，不知不觉中，我们早已聊过了饭点。在徐老师的盛情相邀下，我们去了一个雅致的餐馆。饭桌上，爱人悄悄告诉我，徐老师心脏不好，不宜长时间说话。幸好有爱人提醒，否则饭后我一定还要和徐老师聊个昏天地暗。在和徐老师道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一些当年的学生常常到双流他家相聚，并告诉我看看什么时候他邀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再次到他家相聚，对此，我欣然同意了。
回到成都的儿子家，几位发小在看了我在朋友圈发的老师照片后与我发起了群聊，其中一位女同学提议说，看看什么时候，把当年高桥小学的几位老师请到南江搞一次聚会。对于她的建议，我未置可否。老师们大多年过七旬且居住分散，有的身体状况欠佳，即便他们愿意出行，旅途劳顿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最后，我在群里发了一条微信：如果你还惦记着当年的老师，就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吧，不为别的，就为他们曾经是我们既惧怕又依赖的人！
韦平 2019年11月17日下午于成都儿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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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9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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