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书本去抗日
口述 唐泽安 整理 肖卫兵 陈显福 韩松林
我叫唐泽安,1920年9月14日(身份证上是1923年9月14日,有误)出生,家住营山县丰产乡永兴村。
小时候,我先后在乡下私塾 、朗池高级小学和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在县城读初中时,我经常看报上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文章,特别是东北三省已找不到一张安放课桌的地方了,许多学生放下书本,投笔从戎,救国救亡。这对我震动很大,心中就萌生了放下书本去抗日的念头,我先后说服了父母和兄弟。
1937年5月初的一天,保长到我家派壮丁,我马上就报了名,和乡里其他壮丁一道,在营山师管区住了几天,等凑足了壮丁人数后,就从营山县城出发,经蓬安、南充、遂宁到成都,走了7天多。到成都的第二天,我被编入第22集团军第45军第225师675团3营,军长是邓锡侯,师长是杨晒轩,团长是刘家仲,营长是李约兵。我在步兵连当步兵,领了一支中正式步枪和几十发子弹,营里配有82炮和60小炮。
编完队,我就随部队到河北待命。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3天,我随部队开往卢沟桥附近。在我们到卢沟桥的前一天,蒋介石就发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饶,必抗战”的命令,同时命令部队“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我和部队死守在阵地上,狠狠打击着日军的一次次进攻。许多工人、学生和附近的居民为我们送来了慰问信、慰问品,帮部队运送伤员和弹药。我是新兵,打枪都是在战场上学会的,看见很多战友为了救国救亡不惜牺牲,我也不怕豁出性命,决心同日军血战到底!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战斗打得最惨烈的是7月29日上午,日军纠集了1万多人,在100多门大炮、几十辆装甲车和上百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军各个阵地发起了猛攻,虽经浴血抵抗,但最终北平还是沦陷了,我和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
1938年3月底台儿庄战役爆发,我和部队奉命立即开往台儿庄参战。
在台儿庄与日军作战的20多天中,我们先后经历了台儿庄外围战、巷战和反击战。最激烈的是巷战,我军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记得在一条巷道中,我们连遭遇到30多名日军,虽然我们在人数上占优势,但日军的武器好,一个个又像亡命徒。我们也不怕死,敢打敢冲,敌我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打到最后,我们连只剩下30多人,子弹也快打完了,连长就命令我们取下枪上的刺刀向日军冲去,与他们展开肉搏战。我被一个日军摔倒在地上,他正用刀刺我,不料他在我身上倒下了,原来是我们连的一位战友在小鬼子背上刺了一刀,才救了我的命。那次巷战,我们连只剩下10多个人,日军除逃跑的3人外,其余全被歼灭。在战斗中,我右手被日军子弹擦伤,自己简单处理一下又投入了战斗。
在台儿庄反击战斗中,日军用飞机和大炮疯狂地炸我们,牺牲的战友遍地都是,血流成河,但我们作战英勇,终于打赢了反击战。
台儿庄战役后,我和部队在山西休整了几个月,对补进的新兵进行了训练。
1939年7月初,我和部队的一个营奉命驻守一段10多公里长的黄河。日军在我们驻守的对岸渡口附近抢劫了很多船,几乎每天都用抢来的船运送武器弹药、军需物质和兵员到前线,日军派了一个中队驻守在渡口。
我们只要一看见日军的船只就用炮轰击,日军无法从河面向我们进攻,也用大炮轰击我们。敌人炸,我们就躲进掩体,或转移阵地,日军白白消耗了弹药。几天后,日军调来1个中队,从我们阵地后面发起进攻,我们既要轰击日军的船只,又要防御背后的日军进攻。一天后,我军调来一个团的部队,从日军后面包围,日军腹背受到攻击,不到两天就败退了。
日军没办法,就隔几天派飞机炸我们。敌人很狡猾,在炸我们时,船只就快速通过我们防守的河段。我们在吃了一次亏后,就朝前转移炮兵阵地,等日军飞机飞走,我们才炮击日军船只。
就这样,我们在那一段黄河边上阻击了日军船只几个月,直到那段河封冻。
1940年底,我被调到文工团当文书,兼做团员的思想工作,随团到前线演出,现在我还能哼唱很多抗日歌曲。我们根据真人真事编了很多节目到部队演出,我编的一个小话剧演了好几年,一直作为团里的保留节目。
1943年夏天,我被调回原部队1营留守处当文书,主要负责筹备抗日物质、统计和发放军饷、登记《将士死亡名册》,同时还要宣传抗日、为战友代写书信等,一干就是两年多。
日本投降那天,我和部队在四川广元驻防,亲眼看见日军放下武器,垂下头。我们班长跑过去打了一个日军两耳光,营长把他拉回来,告诉他不能虐待俘虏。班长说,日军杀了我的姐妹,营长说那也不行,还关了那位班长两天禁闭。
抗日胜利后,我随部队参与了国民党发动的内战。
1949年11月,我和部队在四川彭县向解放军投诚,编入60军,在营部当文书,随军参加了南方各省的剿匪战斗。
1950年5月,我被批准复员回家,先教了两年书,后被推举当村农会主席,现享受抗日老兵相关待遇。
撰稿 韩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