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标题很矛盾。
是的,经济这东西,就如同少男少女的初恋,先要给它放飞的自由,它才会飞回来小鸟依人。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5月15日,在娃哈哈电商平台启动发布会上,董事长宗庆后表示,要解决就业问题,应该限制农产品进口,让农民工能够回家去种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我想这样可以减轻城市里的就业压力。
但毫不客气地说,宗庆后开出的药方,完全是“张三头痛医李四”!甚至可以说,他开了一剂毒方,不仅会毒害了中国的农村,也可能会毒害了整个中国一段时期的未来!
他很会赚钱,他也在特定的时期赚到了第一桶金。但是,他的种种言论透射出,他脑子里的宏观经济学,是一团浆糊。一遇到困难,就跟老中医一样,只会在故纸堆里找“验方”,毫无创新思维可言。
“限制农产品进口,让农民工能够回家去种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张药方果真可以减轻城市里的就业压力?
我们姑且不说限制农产品进口可能带来的种种国际贸易弊端,先只从国内的视角来说。
让我们看一组资料。(以下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网络,可能不是非常准确,但可以作为非专业参考。)
1、首先,在现代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下,农业占总GDP的比重,以土地辽阔的三个农业大国:中国和美国、加拿大为例。
据2018年美国上半年的数据资料显示,农业占GDP总量的比重约为0.83%,广义工业占GDP总量的比重约为18.57%,而服务业占GDP总量的比重约为80.6%。服务业包括金融、科技等产业在内。
同期中国的农业产值占GDP总量的比重约为5.27%。
而据2002年的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农业和农业食品占GDP总量的比重在三国中最高,约为9%。
可见,在科技和工业、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从单纯经济产值的角度上说,农业早已不是最为重要的那个产业,无论中外概莫能外。
2、现代社会背景下,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
美国约有200万农林渔猎从业者,占比1%不到。农业从业者人均80公顷耕地,那么每个农民就拥有1200亩耕地;但假设总耕地面积是2亿公顷,那么这一数字将变为1500亩。目前没有关于美国耕地面积的具体数字。
加拿大的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14%,也就是75万人到80万人的样子。这个比例已经比美国高了很多。
我们当中国和美国的可耕种面积一样,再估计中国有2亿(仅仅只算2亿!)人从事农林业,那么平均耕种面积就是美国的1/100。
3、所以,就算忽略因为农业科技和设备的差异带来的产值差,那么中国农民的平均产值也只有美国农民的百分之一。
如果要如宗庆后所言,中国的农产品价格起码要提高100倍,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才能赶上美国农民;同时基于中美两国人均GDP的差距(按约1:5算),中国的农产品价格起码要提高20倍,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才能赶上全国的平均收入!
而且,如果中国农业的从业人员不止于2亿呢?农产品价格应该提高多少倍?细思极恐!
还有,眼看着别人不遗余力地发展制造业、服务业,而我们,却要在土地上浪费数十倍、上百倍的劳动力!
这,可能吗?
科学吗?
现实吗?
基于以上三点,是不是可以看出,介于农村人口的现状,单靠农业来“拯救”数亿农村人口的未来,是不现实的。如果农业从业人员过于庞大,再发达的农业科技、再好的农业生产模式,也是有心无力。
如果一定要将农民用一条又粗又壮的绳子拴在土地上,那么,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农业大国梦”吧。至于我们挂上中等发达国家牌子的那个时刻,也只能无限期地推迟了。
既然将人数众多的农民拴在土地上不现实,那么,有什么理由阻止他们涌向城市?除非,我们不怕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也不担心社会两极化带来的不安定会影响到城市和社会的平稳发展。
在现代经济中,一个行业对从业人员的束缚力,如果强大到令从业人员无力挣脱约束实现自由的迁徙和转行,那么,这个行业必然在与其他同行的竞争中落败——这不是什么经济学家说的,本人说的而已。
人员的自由流动,就跟流水不腐一般,可以令一个行业充满活力与生命力、创新力,可以令个人在与市场的碰撞中,找到一个最契合自己的位置,也可以令市场的某个位置,找到最适合它的人才。
所以,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就在于他们可以找到一条路,这条路可以令农民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可以平等地、不设单独门槛地参与工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和其他一切行业;并且,随着农民这个最大的流动人群的迁徙,相应的社会福利可以如影随形: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等;而且,这种福利,不应该与城市房产挂钩!
诚然,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中远期目标,但没有人可以否定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至于如何才能令农民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如何才能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我们人微言轻,而且话越多越讨人嫌,所以,就交给既武装了盔甲又武装了马甲的专家去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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