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写什么，怎么写，是她的自由

连体钞 · 发表于 2020-7-14 09:00

　　方方写什么，怎么写，是她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这话是著名评论家鄢烈山先生说的。当然，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作为读者或者评论者，有没有权力要求一个作者必须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老话题了。

　　鲁迅就认为，一个作家写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他写得真实，就有价值。他打了一个比方，比如我们到饭店吃饭，我们可以评论饭菜好不好，但我们不能要求厨师改变职业。就是说，你可以说这饭菜不好，但不能对厨师说，“你为什么做厨师？你怎么不去扫大街？”——这样说话是没道理的。

　　老作家茅盾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有人指责作者“没有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茅盾指出，“这就等于要求作者改变作品的题材，未免违背了文学批评的常规。”

　　这意思就是说，当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没有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青春之歌》描写的就是后一类知识分子。而那位批评者指责杨沫，“你为什么描写后一类知识分子，怎么不写前一类知识分子？”这就等于要求杨沫改变她的小说的题材了。而批评者是没有这个权力的。

　　最近我在本论坛上看到了一篇跟帖，是转贴，被转帖者说成“第一篇讨方檄文”。其实这篇“檄文”还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方方日记只写了武汉人民的悲伤和无助，没有写武汉人民的自助和努力。这话符合事实吗？当然不符合事实。在方方日记里，既有对隐瞒疫情的官员和训诫李文亮的人的愤怒，也有对冒着危险坚持工作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警察，清洁工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赞美；有对无助的病人的怜悯，也有对居民中的志愿者们为解决民众买菜问题而表现出的热情和智慧的赞扬。她还针对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健康人隔离的问题，外地援助的蔬菜如何处置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建设性的意见。写得很全面嘛！

　　所以，有一位外国人士说：“方方日记表达了武汉人民的不屈的精神”。

　　最后，我用方方日记中的一段话做为本文的结束。

　　“再扯几句闲话吧。想起很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我们有个文学社，经常会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讨论来讨论去，根本达不成共识。后来我有点不耐烦，背地里给这些讨论题取了个名，叫“老三篇”。这三个话题是：歌颂与暴露问题，喜剧与悲剧问题，光明与黑暗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会问题、描述了人间悲剧以及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就是反动作家。那是1978年到1979年的事。在没有结论的前提下，不知什么原因，大家也不谈了。后来，年级还搞了一次大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好像也没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时间慢慢过去了，我毕业，我工作，我成为职业作家，有一天发现，别说我们当时的同学，就连整个文学界，在这些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你都可以写。重要的是你写得好不好。所以有时我在演讲时，也说，很多问题，不用讨论，时间会给予答案。

　　而这一次，我突然发现我错了。尽管42年业已过去，时间却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文学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些问题上。那些对我的无数叫骂，不就是因为嫌我在这场灾难中，没有歌颂，没有写喜剧，没有写光明面吗？这种轮回，想想也蛮神奇。”（摘自《方方日记》第5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