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外公
——著名川剧鼓师、琴师斯良培
一生东周与列国,
满腹皮黄并鼓经。
五袍四柱十八本,
演不完春秋三国与唐宋,
唱不尽高昆胡弹灯。
四大公堂,
一招一式万般景,
一板一眼唤三军。
抗日忠魂今犹在,
青龙嘴上风骨存。
外公身前是南充地区著名川剧鼓师、琴师,原南充县(现南充市高坪区)川剧团解放后首任团长。出身川剧世家,其父斯明镜(我的外曾祖)是解放后南充市川剧团建团著名琴师之一,有“川北胡琴”美称。外公自小随父学习川剧打击、丝弦等各类场面乐器和川剧唱腔,十四岁便能熟练掌握川剧“高、昆、胡、弹、灯”五种声腔,能打击数百支鼓乐曲牌,早年先后在成、渝、川北等地搭班演出。青年时期,因抗战爆发,入招国军,42年选编远征军200师(其师长系戴安澜将军),赴缅甸参战,突围野人山,转战滇黔,英勇抗日。解放后,参与组建南充县(现为南充市高坪区)川剧团,并历任团长、琴师、鼓师,七十年代担任南充地区文化局组织的振兴川北地区川剧打击乐培训班指导老师。从艺60余年来,热爱川剧艺术,传承传统文化,专注传艺授业,深得业界敬重、爱戴。外公一生,才艺超群,博古通今、公道正派、淡泊名利、乐于助人、慈善厚德、为人师表。
外公已故去多年,他的一生,经历坎坷而丰富、快乐而严肃,是一个有着丰富故事和经历的人。作为一名抗战老兵,国难当头,没有退缩,奔赴境外和内地英勇抗日,几经生死考验;作为一名从事川剧艺术六十余年老艺人,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年代为老百姓带来丰富的文化生活,培育弟子多人。随着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的各种报道和活动,回想起他以前给我讲述过的关于抗战的一些事情,对他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以前一直就想写点关于他的文章,以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也没有更多的材料收集。对于外公的事迹,我的记忆更多来源于上初、高中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的口述,以及和祖辈们聊天时谈及过的点滴,不过很多的东西都随时间的消失逐渐淡忘了,如果再不写点东西,恐怕记忆会消失的更多。2015年是外公诞辰91周年纪念日,和幺舅一起为他立了墓碑,也算是圆了心头埋藏已久的心愿。
外公少年时随父四处搭班演出,维持生计;青年的时候,由于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国民党逼迫抗日,外公作为家中的老大,自然要去当兵(解放前,国民党在四川抓壮丁,每个家中要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曾经被选作远征军200师,其师长系戴安澜将军,赴中缅边境作战,突围野人山,转战滇黔,参与过云南腾冲保卫战、贵州独山保卫战等,几经生死考验。他所在的部队当时受到过抗日名将卫立煌的检阅。有一部《国际大营救》的电影,他很想看,估计和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有关,可惜这个愿望到故去也没实现,我是看过那部电影,主要是营救美国支援我国的飞虎队的事情。在国民党当兵时,由于外公身材比较魁梧,被安排在警卫连(又好像是特务连,记不清了)。他说和日本人打仗特别艰苦,装备差距太大,很多还是新兵,没怎么训练,就直接拉上前线,牺牲之惨烈。有一次他们团战士拼光了,他们警卫连和后勤的人也全部出动,由于他身高体壮,被作为机枪手拉了上去。战时大多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有时饿着肚皮也得冲上去,胜利后,打扫战场时也会从阵地上捡日本人的大衣、皮靴穿。他给我们讲过一个战争案例,应该是抗战进入最后阶段,当时他们所在部队把一个日本部队围困在贵州一个县城(通过了解查阅一些资料,应该是独山县),他说日本人在县城所修筑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全是水泥浇筑,分地下地上,攻了很久也没攻破,于是就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慢慢消耗他们的弹药和生活物资,日本人被围在里面,也不敢出来,一出来就要挨打,后来只有靠飞机空投生活和战斗物资,由于空投误差太大,有时候投到了他们这边,他们会经常捡到日本人丛空中投来的罐头食品和大衣、皮帽、皮鞋。他说日本人生产罐头很好吃,衣服穿着也暖和。
战争是很残酷的,他给我们讲过,在战场上要学会如何通过听子弹的声音来躲避子弹的实战经验,如果听到子弹射来是“噗、噗、噗”的声音,那赶紧要把头埋起来,否则就要吃子弹;如果是“啾、啾、啾”的声音,问题就不大,这些完全是战场实战传下来的经验。抗战期间,不光是装备比较落后,生活也是大问题,经常吃不饱,在部队如何才能吃饱饭,也要有经验才行,到开饭的时候,大家都会拼命地挤着打饭(不像共产党的部队,要排队打饭)。他说,聪明的要先少打一点,赶紧几口扒拉完后,再去满满打上一碗,然后蹲在地上慢慢吃,如果你要是先打满一碗,等你吃完后,再去时锅里肯定是没有饭了,那只有饿肚皮。
后来抗战胜利后,他从所在部队进行休整,他偷偷离开了所在部队。在返回老家的途中又被其他国民党部队抓了去,被抓着后,他开始装傻,什么活也不会干,当官的只好安排他做伙夫,结果他把做饭用的红薯、菜也不洗过,就直接倒进锅里煮,这个故事后来还被传为笑话,不过还是想办法跑了出来(他讲过是怎么逃出来的,但记不起来了)。外公从部队返家的日子异常艰苦,从贵州到四川,那时候没有多少交通工具,也不能在大路上走,怕再次被抓住,只能步行,走小路,一路跋涉、风餐露宿、淌过河流、爬过汽车和煤车、刨过地里的玉米、红薯,现在叫我们去走真的是无法想象。他讲如果遇到河流,他就用踩水的方式(四川一种游泳的叫法,就双手举过水面,光靠两只脚在水里划动)双手举着衣服游过去。后来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到了重庆,然后返回了老家。对于外公离开部队,我认为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那个时候不离开部队,或许他会随国民党部队参加内战,或许投诚到共产党,或许战死疆场,或许跟随部队到台湾,说不清楚。否则后来他也不可能在剧团从事专业工作几十年。
从部队回到老家后,继续重操旧业,在遂宁、绵阳三台、盐亭、南部等剧团搭班演出,后来到南充地区川剧团找他的父亲(我的外曾祖),想加入南充地区川剧团,不过外曾祖推荐他去南充县川剧团。因为解放后,文化活动被掀起了一波高潮,各地都在组建川剧院团,如雨后春笋,都面临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所以,50年代初外公就到了南充县川剧团参与剧团组建,扛大旗,并任首任业务团长、琴师、鼓师。曾经多次率团赴成都、重庆等地参加调演、汇演,也多次率团下到基层各镇、公社演出。那个年代,在单一的文化精神生活层面,听戏是老百姓唯一可以欣赏到的文化节目,所以剧团还有一个政治任务就是经常到各大乡镇演出,按现在的说法算是文化下乡吧。外公对于川剧艺术的造诣非常深厚,来源于自幼勤奋刻苦的学习和训练,既有生存生活的需要,也有对艺术孜孜不倦追求的领悟。高、昆、胡、弹、灯五种声腔深藏腹中,场面上各种打击乐器、几百支锣鼓曲谱运用自如,对戏曲中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文典故信手拈来,可以说吹、拉、唱、打无所不精。七十年代还担任过南充地区文化局组织的振兴川北地区川剧打击乐培训班指导老师,为川北地区培育了一批川剧打击乐人才。我记得小时候过春节随父亲到剧团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剧团在龙门镇上,当时南充县政府所在地也设在龙门),那是小,天天呆在舞台上看大戏,可惜看不懂、也听不懂,就觉得好玩。
对外公的艺术敬仰更多来源于同行、徒弟、长辈的对他的谈论和赞扬。尤其他司鼓,鼓眼准确,姿势优美,领腔嗓音明亮,起腔准、收腔稳。一名好鼓师,是整台戏的指挥,不但要熟悉历史、剧情、各个角色人物,还要精准掌握各个角色的唱腔和伴奏,业内常有三分唱、七分打,半台锣鼓半台戏的说法。他操琴也是深得其父的真传,尤其是西皮,拉得之好,是业内公认的好琴师。作为一个川剧老艺人,外公一生对艺术的追求和传承严格、专注,对徒弟关爱有加,尽可能将所掌握的川剧艺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徒弟,众多徒弟中有学打击乐的,有学唱的,如李在全、李大映、焦远程、杨少俊、陈云华、张碧悟、章碧莲、袁登群......五几年招收的第一批青年学员中,后来都成为剧团的中坚骨干。他在教导学生声腔时,要求要做到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字正观众能听得明白和清楚,字正腔自圆,声腔圆润方能把人物内心表白真情展现给观众,如今虽有花甲之龄的弟子中依旧能唱高难度的唱腔。为人方面教导学生不要与人抢戏,但要唱就要比别人唱得好、唱得精。曾亲自手抄一本300多套曲牌的唱腔赠与一徒弟,其中一些唱腔多达7种唱法。对于同行和同事也是热情、有礼,从不居功自傲,不重功名利益,工作上也是主动让贤、甘当配角,单位调薪也是主动让先调年轻一辈的,所以,深得同事和同行们的尊敬,他们尊称的“斯老师”,一个正直、严肃、专业的老艺人。
80年代初,外公从剧团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去专职教徒弟,几年后就回到西充乡下老家开始养老,小时候我经常看到父亲拿着一个红色小本本去乡上粮站为他买配额的米面油,我记得那个红色本本上干部退休证几个字。80年代的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落后,除了农耕,其他娱乐设施几乎没有,不像大城市里,可以玩耍的地方很多。外公大部分时间就是喝茶、抽烟、喝点小酒、听收音机、打牌(老家叫“长牌”)、下棋、偶尔钓下鱼,到兄弟家串串门、摆龙门阵,当然也会帮着外婆干点农活,生活很闲淡、自在、规律。在我的记忆中,外公生活上有三大爱好,喝茶、抽烟、听广播。
他每天有雷打不动的固定作息动作,每天早上七点过和下午2点过的收音机新闻联播、评书节目,通常是早上很早起床,泡上一杯浓茶,坐在椅子上抽着烟,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评书。在80年代的农村有收音机的家庭基本很少见,更不用说电视机,可以说收音机成了外公休闲的最好伙伴,什么隋唐演义、水浒传、杨家将、七剑下天山、七侠五义等等;中午午休后,重复早上的动作,基本上一年中天天如此,直到后来慢慢农村电视普及后,才慢慢丢掉收音机。有时我去了也会偶尔跟着他听上一会,不过小时候听不懂,纯属凑热闹。特别是在他在听收音机的时候,是从不允许旁边有人插嘴说话,影响他听书,我想这就是专注力,这也是多年来作为舞台上的乐队指挥者长期养成的习惯吧。当然,中央广播电台下午2点过有一档儿童节目叫小喇叭(如果同龄人的话应该听过这档节目,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还是会放给我们听。
外公喝茶泡的是很浓的茶,小时候偶尔调皮会偷偷尝一口,喝起来特别苦。他说“茶有百害,唯有一益,就是对眼睛好;蒜有百益,唯有一害,就是对眼睛不好”。他烟瘾很大,去他家经常看见地上是一堆划过的火柴棍(那个年代没有打火机)、抖落的烟灰。最早是抽散装的烟丝,抓一丁点,往烟袋眼里一塞,用火柴一划,燃了后,用嘴大大吸一口,然后吐出来。因为烟丝少,而且只能抽一口,然后就吹掉,再塞、点火、吸、吹,不断重复着,那种感觉想必很过瘾。那时候,在农村纸卷的烟基本上很少,这种抽烟丝在农村还是比较高级和新鲜的玩儿,是外公从外面里带回去的,后来有纸烟了,就改抽纸烟,毕竟还是方便,几乎一天一包,只记得那个时候外婆给他买烟,随时都是一条一条地买,不过都是非常便宜的那种。
小时候,对外公的映象就纯粹是我的长辈,一个在外面经历丰富、见过很多世面、非常健谈却又很严肃的老人,除了家里有客人来访或逢年过节家族聚会时,经常听他们在讨论什么国家时事、外面的新鲜事情,其余时间在家里不太爱说话,很严肃,没有人敢跟他开玩笑。他不太怎么逗我们玩,但难免有时还是会象跟屁虫一样,屁颠屁颠跟在他后面。后来我长大了,跟他聊天说话会多一些,下下象棋、陪他说说话,他偶尔会给我讲一些他年轻时在贵州那边抗日打仗的经历。随着上大学、参加工作,开始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后,才晓得外公一身的川剧艺术是那么的宝贵,只可惜,我是什么也没学到,他也没主动教过我,不晓得为啥,哪怕是学点皮毛也好,想起都是感到很遗憾。
我亲自经历外公打锣鼓、拉胡琴、吹唢呐的次数很少,闲暇时光或逢年过节的时候,外公和他几个兄弟也会一起打围鼓热闹一下。外公家族算是川剧世家,据老一辈讲,祖上曾经有一套自己的演出班子和行头,外曾祖有着“川北胡琴”的美称,解放后南充地区成立川剧团被聘为专业琴师,五几年曾随团赴京参与川剧汇演。外公兄弟四人,受祖辈影响,都非常热爱川剧艺术,可能因为外公排行老大,深得外曾祖传承最多,所以只有他一人在专业剧团工作,属于专业的艺人。其他三兄弟都是业余爱好,二外公和幺外公在农村,但凡农村红白喜事、农村文化演出演出(皮影戏),那他们也是专业人员。三外公在攀枝花工作,能打、能唱、能拉,算得上是资深的川剧玩友。下一辈中,我幺舅虽然顶外公的班,在剧团工作过几年,但他学的是武生,随着剧团的解散,后来也没有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绵阳工作的堂舅,一直喜欢川剧胡琴,能唱能拉,现在退休后也会跟一帮玩友专职操琴,也算是资深的川剧玩友。再下一辈,到我这一辈,基本上就断层了。
可能是在剧团呆的时间太久了,或许对艺术有一种厌倦,外公退休在家的时候,不太喜欢热闹,偶尔会陪弟兄几个打打围鼓,或村里哪个宗室的老人去世去打打场面,也有乡镇剧团(原古楼业余川剧团)慕名请他去指导教学,其余均是一个人悠哉清闲地过着平静的生活。外公在村里深受晚辈和相邻的尊敬,俨然一个世外老人,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