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李大钊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英译文为胡适翻译 1911年6月l1日，陈独秀、李大钊等亲自到北京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等地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宣言说：“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左：(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宣言最后说：“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当日，陈独秀被暗探逮捕。8日，陈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对沈钩儒等人进行审理，硬说他们和西安事变有密切关系，事先与张学良有“勾结”。
张学良同情救国运动，曾与沈钧儒等有过一两次接触，共同讨论过抗日救亡问题，在“七君子”被捕的前几天，全救会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中央援绥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揭示的主张，与全救会的主张又完全相同，并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等人。
据此，起诉书对沈等罗织“十大罪状”，其中一个重要罪名，就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致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
“七君子”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们，除在答辩状中驳斥了起诉书的诬陷之词外，还在法庭上据理抗争，与检察官翁赞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致要求向张学良进行调查。但翁一再重复老调：“已在起诉书上载明，不必调查。”此时，被告的20名辩护律师全体起立，表示抗议，审判长朱宗周宣告暂时退庭评议。
1938年秋，鹿钟麟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成立冀察战区，设立河北省政府。鹿钟麟上任后，便以省政府的名义要求取消冀南行署，并制造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格部队与抗日部队间的军事磨擦。
1938年12月以后，张荫梧部队连续袭击八路军，暗杀入路军人员，活埋抗日军人家属，包围抗日县政府，赶跑民选县长，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吊打和杀害民选的村长等。
1939年6月11日，张荫梧竟然袭击驻在冀中深县的八路军后方机关，修杀人路军干部和战士400多人，制造了深县惨案。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以《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发出指示。
指示指出：各地在抽调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此外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并注意在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区域后，立即召集和训练培养本地干部，对于工人、职员及大中学生的招收、训练工作，应即着手加紧办理。所有老干部一般着重从城市和地委以上高级机关中征调。
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乌兰夫为第一住院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全国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
学院的任务是为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及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中级干部；研究和介绍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问题；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编辑、翻译工作。学院创办初期，只有一个军政干部训练班和语文系的藏语班，学员300多人，1952年设立了有20多种语言专业的少数民族语文系，并建立研究部，开始从事民族问题研究。
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的东方语文系藏语、维吾尔语等专业的部分师生和清华大学社会系师生、燕京大学民族系师生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部分民族语言、民族历史的研究人员也调入学院，加强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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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11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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