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医院（上）

韦平 · 发表于 2024-8-20 06:24

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医院（上）

老家神潭溪医院大门口那块黑底白字招牌上写的是“高桥公社卫生院”，但大家都叫它医院，觉得这样叫起来顺口。医院在巴中街最好的地段，靠山一侧，位置最高，不怕洪水，每逢当场天那里也是两条街最热闹的集市。

孩童时代，我的身体发育在一帮发小中只能算中下水平，但却很少生病，偶尔伤风感冒拉肚子，我妈大多会用诸如烤背熬姜汤打桐油灯火等土办法解决，很少去医院。很少去医院并不意味着就不和医院打交道，我人生第一次疫苗就是幼儿园老师冷姨带着我们一帮小朋友去医院接种的。走进医院门厅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不少小朋友抱怨不好闻，有的还用小手把鼻子捂住，但我却喜欢那种味道。那以后，我时不时就爱去医院，看人站在医院药房的柜台前抓药，顺便过一把闻中药味的瘾。

公社医院在神潭溪街算得上是大而气派的单位了，规模仅次于公社、学校，和供销社、粮站差不多。新中国成立后，神潭溪乡政府响应政府号召，说服街上几个开私人诊所和药铺的郎中、老板，又把土改没收的地主房产划拨出来，于1953年成立了医院。新成立的医院有罗钦安、岳光家和李长发三个中医先生和抓药的罗正东。在过去许多年间，神潭溪就是个很热闹水陆码头，三四百户人家的两条街不仅商业红火行医买药也很兴盛。最多时街上开有九家药铺，坐堂看病的先生也有七个。九家药铺分别是张敬诚、岳光家、廖兴裕、廖兴喜、蔡斐然、刘祥尧、刘祥介、卢益金、潘元光，七个先生分别是岳光家、罗钦安、刘白泉、李长发、杨胜凯、王方宣、王玉华。

药铺多、看病的先生多，但被人普遍认可的先生只有罗钦安、岳光家和李长发，药铺只有岳光家、张敬诚和廖兴裕这三家。刘白泉看病的手艺虽然得到乡邻认可，但因外出为官，之后又搬家到了华年乡，慢慢地在神潭溪的行医行业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解放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人诊所和药铺被关闭，集体医院成立，三个先生安排在医院坐诊，私人药铺也合并到公社医院。整合后的公社医院，因为有政府支持，功能得以增强，医生除了在医院坐堂看病还要定期下乡做巡回医疗。

1958年，神潭乡更名为高桥公社，医院也随之改成高桥公社卫生院。时间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岳光家因为身体原因不再坐诊，李长发也回了老家，好在岳光家的儿子岳跃东和罗钦安的儿子罗正良被有关部门安排进医院当医生，这才缓解了医生短缺的燃眉之急。在我读小学的1966年，医院共有五个人，三个医生分别是罗钦安、罗正良和岳跃东；抓药的罗正东和护士马少华。俗话说“年老的先生年轻的裁缝”，看病的先生被认为是年龄越老越有经验，所以，那时候人们出于尊敬的原因把罗钦安和罗正东叫老罗先生和罗先生外，把罗正良和岳跃东叫医生。

老罗先生生于1895年，文革开始那一年已经七十一了，也正是因为他的年龄和素来看病的口碑，尽管他当时已经退休且患有比较严重的肺气肿，患病的街坊还是喜欢请他看病。请老罗先生看病的基本都是病得不能下床的病人，对于这样的病人，老罗先生总要坚持去病人家中号脉。手拄拐杖，步履缓慢，走不到几步路就开始踹粗气，边踹嘴里还伴随着长而弱的嘘声，断断续续地有些像吹口哨。

有次上学，我在粮管所库房前的晒场上看见老罗先生手拄拐杖缓步行走，边走嘴里边发出口哨一般的嘘声，心里就想，他看病的手艺那么高，咋就不能把自己的病医好呢。多年后我才知道，“先生医不了自家的病”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像老罗先生这样的医生，他应该是清楚自己得的什么病，能治不能治、治得好治不好其实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老罗先一生带了三个徒弟，除了儿子罗正良，还有街上的苗树勋和陈高明。三个徒弟的技艺各有所长，各有信服他们的群体。只可惜苗树勋因为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而下乡当了农民，没能专职行医；成高明因为编制原因直到1978年底才被安排在平冈公社卫生院。1971年，老罗先生去世，医院看病的全都是年轻的医生了。

读小学后，因为学校离医院很近，我除了喜欢去医院闻中药味外，还喜欢看罗正东抓中药，经常是下午一放学我就一个人去医院，站在药铺柜台前，一边看罗正东给人抓药一边闻药味，感觉那就是一种享受。药铺紧靠医院大门右侧，一排长约五米高约一米五的木柜台安放在地面上，隔开抓药和捡药的人。柜台上方有根可以收放的开了槽的横木，两头削薄可以卡在两边的立柱上，将多块活动木板在横木和柜台顶上横梁凹槽中装上和取下，药铺就算开门和关门了。药铺内三面墙被三个六七尺高的木柜覆盖，一排排四寸见方的小抽屉密密麻麻地镶嵌在柜子里。每个抽屉的前面板安装了一个小小铜环把手，铜环下方贴了一张用毛笔写了药名的白纸条。听老罗先生的徒弟成高明说，《本草纲目》记载了1892味中药，医院药铺四百六十二个抽屉装的只是常用中药，除了一些贵重的像虫草天麻杜仲装在柜子顶上的瓦罐中，还有好多药医院都莫得呢。陈高明口里的四百六十二个抽屉，我一直想要数一遍，可直到我离开神潭溪也没能完成，倒是三个柜子顶上确实放了好多大大小小的青花瓷罐子，里面装的应该就是成高明说的虫草杜仲天麻这些名贵中药吧。

抓药的罗先生住在离南江街不过两华里的干河坝，五十岁左右的年纪，高个子，很瘦，夏天偶尔把“三条筋”的背心提到胸前，就能看到他肚子上的肉皮松松垮垮地贴到两排清晰的肋骨上，透着阳光似乎都能看到肚子里面的肠肠肚肚。别看罗先生很瘦，他却是个脾气好有耐心的人，虽然平时说话不多，但给抓药的人说起药的熬法、喝法总是不厌其烦，按抓药人的说法就是“枝枝说到叶叶上”。按中药的副数，罗先生将裁好的报纸铺在柜台上，瞟一眼药单子，转身走到三个木柜子的某一个跟前，眼睛看都不看就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抓出一把切好的中药，转身来到柜台前，将抓满药的手朝每片报纸上一点一抖，中药就被均匀地分摊在每片报纸中了。

有的中药比如硫磺，需要捣成粉，再用报纸片包好备用。药铺捣药用的是一个高不过六七寸最上沿直径不过三四寸的老旧铜质小碓窝，看上去比较精致。听人说那是解放前药铺老板张敬诚家的传家宝，因为他祖上从道光年间就在街上开药铺。对于比较名贵的中药，比如虫草、藏红花、天麻等等，罗先生就要用秤称重量。药铺用的秤是一杆小巧的“戥子秤”，尺把长的骨头材质秤杆不过筷子粗细，小而圆的铜秤盘很有些年代感。罗先生用戥子秤称中药，基本都是一称就好，从没见他往秤盘里添加或从里面拿出。看得多了，就有人对他用戥子秤称重量产生怀疑，认为那不过就是掩人耳目做给抓药的人看的。有一次，有个回家探亲的工作人员去医院抓药，其中就有虫草，见罗先生又是一称就准，他便委婉地想要验证罗先生称的重量。罗先生对人家的要求毫不在意，笑眯眯地将戥子秤拿给对方看，结果还真是分毫不差，那人便说罗先生是个“一抓准”。

医院的医生除了给病人看病，为少年儿童接种疫苗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我第一次接种的疫苗是牛痘，之后又接种过结核病疫苗和小儿麻痹症疫苗。每次接种疫苗或打预防针之类的，医院除了留一个医生值班外其他几个医生就要全体出动去小学校。小孩子怕打针，更怕男医生打针，认为男医生打针一定比女医生用劲更大更痛，所以我们一帮小孩子更喜欢让马医生打针。二十多岁的马医生叫马少华，是医院的护士，白白胖胖的体型，和蔼可亲的面容，给小孩子打针时总是一脸微笑动作轻微。几句安慰的话一说，很快就能让你消除紧张平静下来，所以，每次打疫苗，马医生跟前的小孩子总是排起长长的队伍。

我第二次接种的是结核病疫苗，因为发小爱娃子曾经得过肺结核。以我的认知，便自然而然地把结核病和肺结核联系在一起。听老师说肺结核是传染病，但我们一帮小孩子和爱娃子在一起玩耍时却没有什么忌讳，只是他偶尔发起病来的样子，看起来让人有些害怕。爱娃子偶尔犯病，先是脖子伸得老长好像长时间憋气后想要努力呼气的样子，接着就地动山摇地咳嗽，先是咳到满脸通红脖子粗继而咳到脸色发紫，一副死去活来的样子。因为有了这样的感性认知，当学校告诉我们要接种疫苗时，我们一帮发小都很积极。

接种结核病疫苗是在手臂上用钢针横着划两条血印后，又在两条血印中间竖着再划一条血印，最后点上疫苗药水就算接种成功了。过程虽然简单，但因为要用钢针划肉，有的还要出血，让我们有些害怕。那一次，我又主动到马医生跟前排队。因为彼此认识，轮到我接种疫苗时，马医生将我左手的衣袖脱下来露出手臂，用酒精棉签在手臂上来回涂抹消毒，边消毒嘴里还不停的对我安慰鼓励：“等会儿我要用针在这里划几下，会划出三道血印哦。有点痛，我知道你是个勇敢的娃儿，一定不会哭是不是。好了，我现在要划了，害怕就把头转过去不看，不看就不怕了。”不知是马医生的动作比较轻微，还是我想要充当一回英雄，整个过程我虽然感到了一点疼痛，但嘴里却没有哼一声。

都说肺结核传染，但我们一帮发小天天和爱娃子在一起玩耍打闹，却没见那个被传染，这应该是接种了疫苗的缘故吧。爱娃子爸刘祥尧是个中医先生还开过药铺，爱娃子的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也慢慢恢复了健康。治好了病的爱娃子，不仅个子长得快，体力也比我们一帮同龄的发小更强壮。最让我们羡慕嫉妒恨的就是他打篮球的技术出类拔萃，小学三年级居然就能投中三分球。初中毕业后，公社组织篮球队将爱娃子选中，在全区选拔赛上，区篮球队又看上了他，但因为一米七二的身高不达标没有入选。公社爱打篮球的魏书记对爱娃子特别喜欢，每次和爱娃子在一起打篮球就会感叹：“爱娃子，你娃要是个子长到一米八，能不能当个专业队员我不敢说，但县球队我是一定要推荐你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