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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老村干部退出村庄政治舞台，一方面是村级治理的社会基础（年轻人外流，村庄从内卷化到空心化）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村级治理的主要工作（中心工作、监督问责）发生变化。乡镇也在积极推动村治主体的变更和村级治理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谁来治村，谁不治村，也值得关注。
一、普通农民不治村
普通农民家庭中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外出务工，且很多人并不满足大专及以上学历，入党等条件。当然这主要是农民家庭的生计，农业收入降低的情况下，农民家庭多数通过年轻的两代家庭进城务工，老人在家务农养老方式进行家庭经营。这一部分人不参与治村，一来选举条件达不到，二来公共权威不足。在当前，农村选举干部，农民自己都会认为不是富人，说不上话。自己的经济没搞好，带村民怎么致富。这也就是说，普通农民当干部已经是过去老一代村干部可能产生了。当前的富人当干部，评价村干部的体系在乡村社会舆论都存在经济代表能力的“政治正确”。农村群体分化，普通群体竞争不过，自然也很正常。
过去很长时间，普通农民也无法治村，但是因为打工经济兴起之前，村庄社会的农民群体之间是去分化的，大家的经济收入差不多，生活方式，行为逻辑也基本类同。村干部更多是在村民日常交往中涌现出的富有公心、乐于奉献的道德型权威。这样的人一般也是富有经验的干部，领取误工补贴而非工资，个人生活在村与村民频繁发生交往，按照事件开展治理，所以“村干部也算不上干部，是大家的当家人。”
但是当前，农村社会发生分化，外出的普通农民更愿意关注家庭生活，维持生计，长期不在村，政治效能感不高。但是他们如果参与回村治理，村民选举中不具备认可基础，没有能力就没办法致富。乡镇干部也不支持，因为这一群体回村无法为治理带来增量。
普通干部被排斥村庄政治格局，一方面是乡村社会变化带来的经济权威取代道德权威，另一方面是国家发展目标下的乡村致富，双强、双带工程带来对普通农民的排斥。
二、规模大户不治村
很多人讲，随着农民外出，土地流转率提升，国家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鼓励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方式来经营土地，这就能够吸引到相当部分本地或者在外打工或者经商，具有一定资本和经营能力的人成为大户。这些大户由于在村发展，自然而然也能够成为村庄社会的精英，能够被推向村干部队伍。在中西部地区，确实存在一部分大户同时也担任村干部的情况。这样的大户，我们也称之为中坚农民，他们当村干部，具有多重优势，一是本地人，熟悉地方情况；二是通过农业和日常生活，和在村在外农民发生联系，具有社会基础；三是利益在村，生活在村，能够了解群众的诉求；四是能够配合政府完成资源和项目落地，以及完成信息统计等。
随着村干部坐班化和职业化的推行，中坚农民或者大户不再愿意当干部。坐班化意味着村干部没办法兼业种植，干部被困在党群服务中心，在一些地方，当干部待遇四五万，远远不如自己承包种地挣得多，故而，大户不愿意参与竞选。我们在中部某乡镇调研发现，当地大户种植四五百亩甚至上千亩土地，他们不仅规模种植，为了增加抗风险能力，还经营粮食收储等，无暇参与村治。并且，职业化又要求村干部熟练掌握电子化、文牍化等使用电脑系统操作的能力，这些对于擅长种地的大户而言，是存在技术排斥的。故而，职业化和坐班化进一步排斥了可能产生的内生型干部，政府转而通过进一步提升待遇，以类体制的保障和流动晋升的发展机会赋予，吸引年轻人特别是宝妈和大学生群体回乡当干部。
三、富人不治村
在东部地区，富人参与治村，一来是满足个人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精英的转变，利用村干部身份获取政治资源积累，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二来是个人发展向好之后，意在通过当干部回馈桑梓，通过自己的资源注入和关系经营，带动乡村发展。
但在我们调研的一些乡镇，对一部分商业经营老板访谈之后，富人也存在不愿意治村的情况。一是，村干部本身属于少数，作为一把手的书记职位更是少之又少，竞争比较大。二是，作为富人的村书记在国家规范化建设和监督下乡的背景下，已经很难有非正式操作的机会了。三是，很多富人本想着将乡村作为经营平台，发展农业、文旅等，最终很多人失败了，乡镇意在将书记套牢的情况比较多。在中部某省乡镇调研，该乡镇的所有村书记都被乡镇或多或少欠了几十万元到数百万元的债务。书记职位成为鸡肋。一些书记说，越当干部越穷，当了一届亏了几十万。
在我们与地方性的富人们访谈中发现，多数富人更愿意通过专注自己的经营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访谈过的一些富人都说自己每年都会给乡村捐钱，作为社会救助或者村级发展经费。这些富人也作为乡贤，会参与村级建设的研讨会议。富人们不在村但仍然可以通过捐资和献策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完成向公共权威人物的转型。相比之下，村书记们还要求着他们来支持工作。而在当地富人对村书记职位不感兴趣的原因是，当地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富人通过在市场打拼，公平公正地可以发展起来，对政府和村级组织所掌握的资源并不依赖。
我们在东部一些地区看到富人竞选村书记，有些富人投入上百万都有可能选举不上。这种激烈的背后原因是，村级本身具有的集体经济和集体可以掌握的资源很多，以某村为例，该村有厂房上百亩，公寓两三栋，每年集体经济收入上千万元，村书记竞争，意在获得集体经济的支配权。以及这些地方的富人积累经济资源，和村级组织的厂房，乡镇政府所掌握的政府等有关系，这些富人也属于家庭作坊扩大版的经营者，对于政策和资源比较敏感，这是关键。
所以，富人群体之间的划分也很重要，上层富人不参与治村。中层富人参与治村，一般都有利益动机，在基层监督考核强化带来运作空间缩小的情况下，中层富人参与治村也变少。
四、青年治村和职业村干部的兴起
老一代的农民精英逐渐老去，新一代的农民精英因为分化和流动，存在村干部培养选拔后继无人的情况。但是国家权力下乡、资源下乡，基层需要村级组织有得力的人来担任干部，共同完成工作。村干部待遇的提升，流动机会的增加等加强了对于本地在外务工、大学待业、回家生育抚养小孩的年轻人。一是，每个村回来的年轻人多少不一；二是，乡镇对干预村干部的选举意愿和能力增强。由此，推动后备干部制度招考出现并推广。年轻人通过考试实现竞争和排他，一部分更擅长文字、材料工作的人被选出来进入村级组织跟班学习，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发展入党，被选为两委干部，被推向主职干部等，实现了流动。问题是考试存在户籍的不确定匹配，又不能按照村来招考（有些村按照户籍人口无人报考），为了确保干部素质的提升和干部队伍的平衡，乡镇范围内的跨村任职也形成了。由此，村干部完成了从村民选举为主到镇政府考试统筹为主，村庄内生到跨村任职，老干部到职业干部等系列的转变。
职业青年干部群体具有一些共性。一是年轻化和高学历化，这些人主要是当前难以在城市就业，想要获得体面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年轻人，村干部职业化之后的待遇和工作坐班为主对其具有吸引力。二是工作重心向上，群众工作能力缺乏，即便是本村的年轻人，对于地方社会关系和地方社会情况是不了解的，更何况是外村人。这些工作主要是服务于上级。三是生活安排城乡走读，村干部工作存在不确定性，但多数情况下，能够周末轮班，平时下班可以保证，这些年轻人多数在城市和乡镇有房子，居住在村外，打卡式到村上下班比较突出，这些很正常。四是村级发展进一步依附于乡镇政府，如果说传统干部是村民当家人和国家代理人，和基层干部有争论空间，可以自治。富人治村和乡镇形成利益共同体，相互都在谋求利益，富人要政治资源，乡镇要经济投入，二者关系互惠平衡。当前，职业村干部的出现，特别是待遇的财政拨付，村干部彻底被收编，村级组织成为乡镇政府的下级，村干部成为办事员的趋向明晰化。四是基层治理的形式主义加剧，如果说传统时期，上级要考核，但村干部没有能力做材料的话。现在的年轻干部对于电子系统、文字材料等是拿手的，进一步增加了基层自证的工作力量，办事留痕、尽职免责在基层就可以完成，基层就进一步失去自主能力，按照上面的办，全过程留痕应付就可以不被问责成为必然选择。
事实上，无论是普通农民，富人还是规模大户，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允许兼业的情况下，村级治理的低成本是可以实现的。而职业化发展起来，这一势头不可能改变，村级治理的成本，基本运转，干部待遇等都成为较高的成本，基层治理陷入高能耗危机。在基层财政和村集体发展较好的情况下，这些地方保运转没有问题。但进一步下行呢？保运转压力如何化解。
这些问题的根本思考是：村级治理是否需要职业化？我们也清晰知道，乡村回归传统自治不可能。是否可以探索半职业化或者村干部队伍减员。半职业化是给村干部兼业机会，相应的待遇为一个劳动力务工收入的一半左右，另一半则要干部在兼业中获取。减员是村级治理的事务精简之后，乡村干部可以减少，或者进一步推动合村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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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4 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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