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兵陈通州,距离京师不足50里,一时之间朝野震动。僧格林沁临危受命,率领3万蒙古铁骑戍守京师东部咽喉八里桥一带阻击英法联军。
可是,英法联军已经装备了最新的线膛步枪,打重甲骑兵犹如打羊;英法联军又在战地后方布置了一排大炮,在大炮阵列之下,就是城墙也能够轰倒,更何况是铁皮包肉的满蒙骑兵?
僧格林沁是晚清少有的最能打的将军,被称为马背上的王爷、满清帝国最后的武士和“国之柱石”。僧格林沁手握3万铁骑,而英法联军总计不到8000人,僧格林沁感觉良好,率先带领铁骑发起冲锋!
然而,不久,僧格林沁的满蒙铁骑却成为了敌军的活靶。在英法联军的大炮和新式火枪之下,骑兵最多也只能冲到敌军阵地之前50米处就会连人带马一同倒下,满蒙铁骑简直毫无还手之力。此役,横行天下的满蒙铁骑当场就有3000人被杀,而英法联军仅付出了5人的微小伤亡,而这几个人还是死于失控马匹的铁蹄之下……
2、
僧格林沁和满蒙铁骑在北京城外被打得满地找牙,大清再无可战之将、可打之兵,虽然留京善后的恭亲王那时不到30岁,他是一位桀骜不驯非常有血性的王爷,但恭亲王和晚清的著名政治家文祥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
条约签订以后、英法便如约退军,归还了北京城,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约的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洋人在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恭亲王及文祥,意外的从与英法联军打交道的经验中得了三个教训:
第一: 大清名将僧格林沁和满蒙铁骑居然在自己家门口被洋人打败,恭亲王及文祥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不承认西洋军队的牛逼不行。
第二:最意外的是,恭亲王及文祥发现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是大清自强的机会。
第三: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京城沦陷意味着国亡,英法联军虽然占了北京,并非为所欲为,《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也守信义,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狼子野心,不守信义”——对付洋人并非没有办法。
3、
1861年8月,咸丰病逝,6岁的同治帝继位,军国大事全仰仗恭亲王和文祥。于是,根据他们吸取的以上的三个教训,马上为大清制定了一个新的强国方略:
第一: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是自强之道。
第二:自强需要时间。在没有自强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力避战争,力戒挑衅洋人,切莫高喊“厉害了,我的清”。
既然强国方略已经制定,关键是落实:
1861年,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1861年,中国新学起步,恭亲王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
1861年,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1863年,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1866年,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1870年,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1873年,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1873年,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1875年,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1876年,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学习造船和驾船;
1881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1882年,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1883年,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1886年,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1888年,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1889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从以上强国建设的项目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军事建设,目的是国防近代化。但国防近代化首先需要近代化的军器;其次是近代化的军器必须有近代化的技术人才去驾驭;三是近代化的军队和近代化的军器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另外是近代化的国防需要强大的财政来支持,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
所以,恭亲王及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在实施强国方略时,并非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建设计划,他们只是在强国之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需要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
4、
大清自强没有错,强国的方向也没有错,但强国之路必须坚持走下去,只有走到尽头然后才能生效。
恭亲王及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经过自强一段时间后,他们突然发现,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军器、交通、教育、经济,更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换言之,近代化的军器、交通、教育、经济必须有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来配套。否则,大清的强国方略就必然半途而废!
政治和国民是中古时代,其余是近代化,中国近代化的命运可想而知!
时代进入19世纪,不少人虽然明白,中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接受西洋文化不可。然而,恭亲王及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却无法做到,他们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很快就无法向前了。难怪近代化之父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