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心惊肉跳地回望过去的职业生涯，名校本硕毕业，从中小厂产品经理到阿里系P7，一路过关斩将，在杭州置业买房，也目睹互联网从意气风发到“裁员广进”。
5年前，她觉得大厂能给她更多安全感，但30岁、35岁，年龄危机步步紧逼，心态发生了逆转。
身在职场，35岁是一个临界点，职场晋升空间在萎缩，投简历被淘汰风险增加。因此，这个非整数年龄的到来，被广泛称为“35岁危机”。
面对“35岁焦虑”，汤妍觉得，与其等着被“大环境”优化，不如主动出击——离开大厂，考编。在她看来，除了前途相对稳定以外，更关键的是公平。
考公考编普遍适用双盲机制，即面试官和考生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面试时除了能力测验，任何个人信息都不会被提问，包括你的姓名、年龄、婚育状况、之前的薪水。这条以廉政为初心的规定，恰恰给了所有应试者公平竞争的机会。
“铁饭碗”减轻了年龄危机带来的焦虑，但考公考编其实有着明确的年龄限制——过了35岁，可能再也没有上岸的机会。根据《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考公的基本条件是“年龄为35岁以下”。不过，变化正在发生，去年开始，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在省考招录中释放年龄扩宽信号。
今年1月，四川率先发布《征求意见稿》，或从文件上明确要求，取消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认定限制，调整机关公招年龄上限，支持事业单位适当放宽招聘年龄条件，鼓励企业放宽用工年龄限制。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表示，延迟退休后尽快遏制35岁就业歧视现象。
图片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建议尽快遏制35岁就业歧视现象
这给社会传递了一种信号：35岁危机背后的就业困境，的确到了该破除的紧迫时刻了，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就业市场需要对经验丰富的“大龄求职者”宽容一点，公平一点。
01
焦虑的前奏
对35岁的焦虑，很多人在30岁、甚至更早就开始了。
“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公司会进来很多年轻的，跟你同级别的人。”30岁以后，年龄焦虑就开始包围汤妍，她开始不断寻求新的机会。这种焦虑，不源于她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不自信，而是源于整个就业环境。
大厂裁员、面试失利、考公无门……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旦35岁的零点钟声敲响，这些困境就会扑面而来。
事实上，与“35岁危机”矛盾的是，人们进入职场的时间，正在不断推迟。
根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而2016年“十三五”以来的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7年。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开始工作的年龄在不断推后，他们往往只有更短的时间，去应对很快就要到来的35岁危机。
因此，35岁焦虑的前置，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一个正常毕业的本科生，通常是22—23岁。如果选择考研，那么面临就业时，已经来到24—26岁。假设还经历过“二战”“三战”，TA最终走出校园时，也许会是28岁。
而TA将面临的，是与1200多万应届生“同学”竞争就业。不过，此时TA只有一次以应届生身份签订三方协议的机会。如果选择失误，要么放弃校招途径，要么赔付违约金。
7年后，当社会时钟拨至35岁，TA获得了更丰富的阅历与经验，距离退休至少还有20年。但留给TA的岗位选择，反而更少了。
此外，年轻人还会以继续进修考博、考公考编等方式，延迟“就业”的到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2023年，18.6%的大学生选择了“慢就业”。
图片2023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2023年，吴易读完美术硕士，至今仍在坚持脱产考编。年龄眼看就要“奔三”，但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获得更多的选岗机会，吴易不敢随意就业。维持生活的唯一收入来源，是利用周末在画室代课。由于无法交社保，吴易最大的担忧是生病。
近一年来，逐渐有考公考编取消应届生身份认证的呼声和举措。吴易反而更焦虑了，因为这意味着过去两年的“牺牲”，有可能换来更激烈的竞争。
这种不断前置的年龄焦虑，带来了一个“恶性循环”。部分年轻人不敢进入工作状态，低端制造业及高端“科新产业”持续存在人才短缺问题，互联网等门槛适中的行业却被挤得水泄不通。
而互联网也过了盲目扩张的阶段，对人才选拔变得苛刻而冷漠，看似更加稳定且具有保障的“体制内工作”，在不断吸引着年轻人靠近。
02
错配感
2024年，汤妍已经是阿里系P7员工，“35岁危机”迫在眉睫。
在这个年纪要想再升一级，不仅要付出拼命的代价，更关键的是，还得看机遇是否青睐你。
她发现，即便是年轻化程度最高的大厂，也开始变得臃肿。很多项目甚至做到一半，就会突然被砍掉。年初定下的目标和策划，到了年底可能早就不复存在。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35岁后的年龄增长，很大程度上都伴随着薪资的下降。
如果把收入峰值看作是劳动力的黄金年龄，那么，根据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微观数据库（UHS）的数据，自1990年代以来的30年里，中国的“黄金年龄”从55岁持续下降到35岁。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则显示，近三十年里其黄金年龄在50岁左右。
汤妍听从了朋友的建议，选择尝试考编，一次性上岸成功。尽管上岸后收入也有大幅度的下降，但胜在稳定无忧。
在这场关于35岁的焦虑博弈中，有人选择裸辞，有人选择出国，有人换了赛道。其中，既能够维持体面，又符合家庭价值观的“考公考编”，热潮还在不断创下新高。
根据公开信息，2025年国考，有341.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86∶1，相较于去年，增加了38.3万人。
图片2025年，国考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258.6万人/图源：视觉中国
尽管无法得知具体年龄分段数据，但多地公务员、事业编制招录中“30岁以上考生占比上升”的趋势明显，部分岗位甚至出现“大龄化”考生集中的现象。豆瓣、小红书等热门社交软件，开始密集讨论“如何在30岁之后成功上岸”。35岁的程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她在35岁的尾巴上了岸。
程泽在房地产公司待过8年，后来进了科技公司，也创业开过餐厅。生活在小城市，程泽发现职场生存空间肉眼可见地迅速萎缩，在企业里，基本找不到奋斗的方向。
她的孩子已经在上小学。虽然有一些自由收入，让她不至于被财务问题完全困扰，但她还是想要寻求一个更稳定的“保底选项”。
然而，大龄考公，对已经有职场经验的人而言，产生了显著的错位感，甚至让他们在考公群体中有些“格格不入”。在一次考公培训中，程泽就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那是一次无领导小组模拟面试。程泽本来因为当天没吃早餐而无心参与，但在过程中，她看着一群本该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对着应试问题一板一眼地回答，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愤怒。
她忍不住发言，在实际生活中，一个问题怎会这么死板地解决？真实社会要如何按照“事前、事中、事后”去给你腾出准备空间？如果依据标准答案来，一个简单的“规划”，恐怕一两年也做不完，效率将会非常低下。
但没有人理解她的情绪波动，他们说：“可这是考试。”
尽管境遇和所处城市不同，但汤妍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被迫收起了互联网里活跃的思维，在流程规定内按章办事，严格遵守上下级之间的分寸感。有一次，领导用手写批示了意见，她花了两个小时，努力地认清楚那些龙飞凤舞的字体，才把修改版本誊抄进了电脑。
在大厂，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年轻人追求考公考编的意愿，和盲目改换赛道之后产生的不适应感，实际上是一种需求的错配。对于一部分群体而言，考公是35岁就业危机下的被迫选择。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谈到，这事实上是一个人力资本层面的极大浪费，“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长期地工作和积累”。
03
直面危机
从事HR工作的李露，对年龄危机很是敏锐，因此，应对起来也更加从容。
早在35岁时，李露就开启了副业，做兼职保险销售。这份职业之外的工作，至今还在给她提供生活的底气。
此外，她还会在社交账号里积极分享，一边发布岗位招聘信息，一边写职场笔记，从人事角度帮助网友缓解职业焦虑，包括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明确自己的就业需求。
她认为，要减少自己的年龄焦虑，首先是保证自己过往的工作履历有一定竞争力，但更重要的是自身状态，坚持锻炼，保持年轻的精神面貌。
事实上，中国近4亿城镇就业岗位中，80%以上仍由民营企业提供。选择不上岸的多数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在民企保持自身竞争力。
当然，跟李露一样，副业正渐渐成为不少人的备选项。南京大学的一项调研显示，国内在职做副业的人超过8000万。《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也显示，81.7%的受访青年感到身边做副业的年轻人多了。
李露此前在一家上市房地产公司工作，做到了人力资源总监。对于年龄的危机，她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
那家公司的规模很大，自有员工加上外包，大概有一万人，像一个“庞然巨物”，厚重的体量，要求它的内部经脉都必须以精准而有序的节奏运行。
比如，每一个岗位都会有严格的招聘标准，如果超龄的话，就需要总裁特批才能招进来，对简历的要求也更加苛刻。以李露所在的房产物业行业而言，经理级必须在35岁以内，总监级最宽放到40岁，总经理级别不能超过43岁或者45岁。
李露虽然熬过了35岁危机，但还是在40岁这一年收到了裁员的通知。
好在，一家离她居住的地方只有20分钟车程的企业，很快向她抛来了橄榄枝。年薪下跌了40%，而且单休，没有公积金。但是，几乎只权衡了片刻，李露便同意入职了。
因为，对这个阶段的她而言，可能不是她多么需要钱，而是她的生活还需要一份工作。
在短暂的空窗期里，李露每天都会规律地做家务、跑步、煮饭、遛猫，一切依然充实。这源于她对财务问题的“不焦虑”。
李露还有提前退休的规划。50岁以后，她想去环游世界，或者，写一本书。李露一直爱好写作。但以前的工作天天加班，她几乎没法抽出完整的精力认真去写。
现在，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下班后私人时间。
04
重拾信心
最近一个月，程泽反复地看到有关“AI公务员”的新闻。她意识到，似乎“铁饭碗”是不存在的。唯一能够称作稳定的，是自己一直保持学习的能力。
现在，她不再在乎自己的年龄，而是将更多注意力投放在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赡养上。她也不再把小城市视为“弱势”，这里的低竞争压力，优美的风景，都让她下意识地感到轻松。
她相信自己会有能力面对未知。即便将来还是要走出体制，她也能够依靠自己重新打开一片天地。比起将来能不能提前退休，程泽更享受自己在工作中的感觉。她不担心进入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保持学习和钻研的状态，“怎么都能有一口饭吃”。
而汤妍也并不将成功上岸视作终点。如果生活得非常不开心，她还是有可能再次出发。对未来，她保持开放的态度。
996的工作环境，和35岁的年龄歧视，带来的是并不友好的求职环境，让热爱并深耕某一行业的人被迫转行。对汤妍来说，上岸后按部就班的工作，也相当于抹掉了她过去几年在互联网的工作成果。
因为，即便是到了“中年”报考编制，也只能严格按照大学专业申请岗位。可实际上，一个成熟的“社会人”，六七年的工作经验，远远超出了在大学学习的时间。
公平的路，不应该以错位和弯路抵达。
冯帅章在采访中说：“中国人民是很勤奋的，学习效率很高，工作也很努力。但是，过度勤奋就变成了内卷。我们要更多地去思考一些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平衡。”
比如，劳动法可以完善关于就业年龄的规定，从立法层面规避年龄歧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但目前，还没有针对年龄提出的明确条款。
从世界经验来看，美国国会在1967年出台了《就业年龄歧视法案》（简称ADEA），其中明确规定，“在工作通知和广告中，包含年龄偏好、年龄限制或规定年龄是非法的”。多国都在探讨更合理的法案，如英国出台了《雇佣平等（年龄）规则》，韩国为了缓解老龄危机，也颁布了《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
但仅仅通过立法或者政策引导，也许只是将歧视变得更隐蔽了。冯帅章提到，我们应当增加对大龄劳动者进行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其次鼓励创造更多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
尤其在AI时代，尽管AI的“认知”能力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在非认知能力方面、社会情感能力方面，大龄劳动者具有更多优势。
另外，社会保障制度应当提供托底作用，包括医疗、教育、就业政策等各个方面，都应该进一步改革，使其变得更加灵活有效。尤其是民营经济的良好发展，也带来了很好的作用。
冯帅章谈到，我们正处于一个调整重构的时期，利用这个阶段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再出发，步子就会走得更稳，国家会发展得更好。
“现在不断优化的就业政策就是一些信号，虽然不能马上改变每个人具体的状况，但它就是一种趋势。我们可以对未来更有信心。”
（除冯帅章外，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6期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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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5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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