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溯及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岁的婴幼儿，按剩余月数折算领取相应补贴。
这标志着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从“放宽生育数量限制”转向“真金白银激励”的新阶段。
补贴来了，生育率就能反弹吗？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口学专家原新在与腾讯财经《经济大家说》对话时，给出了冷静而深刻的分析。他首先明确“生育补贴的本质是社会福利，只要存在生育行为，就应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
然而，针对我国生育率已跌至全球第三的“超深陷阱”，原新教授基于全球经验指出：“生育率回升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逆势行动’，单靠补贴难以立竿见影。”
作为我国人口经济学与老龄化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原新教授深耕人口科学40余年，研究方向涵盖人口经济学、低生育水平、人口老龄化战略等关键领域，其成果为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优化生育政策等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正因如此，他对生育率问题的剖析更具现实穿透力。
原新教授特意列出一组对比数据：在OECD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丹麦、瑞典等将GDP的3%—5%投入家庭生育支持，50余年的努力，生育率先降后升，在探底后也仅仅将总和生育率（相当于平均每年妇女生育的孩子数）从1.3%左右抬升至1.5%左右；而我国生育率已跌至1.0%，与新加坡、泰国并列全球倒数第三，更深陷“超深陷阱”。育龄女性规模未来30年将减少1亿以上、90后和00后理想子女数已不足1.5个、女性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参与率持续攀升……“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补贴只是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事实上，我国在生育经济支持层面已有诸多探索。在全国性育儿补贴制度出台之前，宁夏、云南、四川攀枝花等地已先行试点地方补贴；同时，0-3岁婴幼儿、子女教育阶段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达每月2000元、赡养老人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每人每月3000元，这些政策均在持续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在此基础上，原新进一步建议，可通过拓展义务教育覆盖范围至学前阶段、提升幼儿入托率和幼儿园实际使用率、降低高等教育成本等方式，拓宽生育保障路径。他强调，育儿补贴不能只盯着直接投入，也要关注这些间接支持。
在他看来，破解低生育困境需超越单纯的经济补贴，构建“婚育家友好”的系统性政策框架。他建议将支持链条延伸至婚姻、家庭建设和代际互助全过程，通过优化托育服务、落实生育假期、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保障等综合举措，系统性缓解家庭压力。
他强调，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即便是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以上，负惯性也将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尽管当前人口总量才刚刚开始，长周期的内生性负增长势能已经形成，“应对人口减量必须与时间赛跑，从今天抓起，当真正感到‘人不够’时才行动，就已经来不及了。”
以下是对话全文：
01生育补贴是公共政策，生育率回升是持久战
《经济大家说》：生育补贴政策作为一种经济激励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生育率下行？
原新：我始终认为，生育福利制度是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生育率处于何种水平，只要存在生育行为，就应当有相应的生育福利政策作为支撑，包括时间支持、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技术支持乃至人文关怀，这是社会公共政策的应有之义。当然，这一原则适用于人口增长需要合理保障的阶段；在限制人口增长的时期，政策逻辑另当别论。
对于当前激励政策能否刺激生育率回升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生育率回升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中国现实，都印证了这一点，需要做持续持久的努力，要综合施策。
从国际来看，过去半个世纪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鼓励人口增长，从政策、经济、福利、时间支持到人文关怀，投入了大量资源。例如，OECD国家中，北欧一些国家在家庭生育支持上的投入已占到GDP的3%甚至5%，尽管经过50多年的努力，生育率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变化，回升的幅度依然有限。欧洲多数国家在21世纪初生育率探底至1.3%-1.4%，最近20多年有所回升，也仅达到1.5%-1.6%，且受疫情等外部因素影响，近年又出现回落。这说明，即便投入巨大资源，生育率的反弹空间也十分有限。
因此，对中国生育率未来的回升，我提了“四个心”：信心、恒心、耐心、决心，对生育率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期望短期内创造奇迹，需正视这一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
《经济大家说》:结合您的研究，您认为当前制约我国生育率提升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原新：我国生育率提升面临的多重现实约束深度交织，构成系统性挑战。
第一，育龄女性数量大幅减少且结构老化。当前15-49岁育龄女性约3.2亿，预计到2050年将降至2亿左右，意味着未来30多年将减少1亿多育龄女性。即便生育率保持稳定，生育主体的缩减也会直接导致出生人口下降；即便生育率回升，也难以抵消这一规模的人口基数减少。更关键的是育龄女性老化严重，20-34岁生育高发年龄段的女性，目前约1.8亿，到2050年可能仅剩9000万左右，直接生育者的减少是基础性制约。
第二，生育意愿代际下降趋势明显。根据国家卫健委及大型数据库调查，80后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约2个，90后降至1.58个，00后进一步降至1.46个。而当前生育主体以90后、00后为主，其平均理想生育数仅1.5个左右，本身已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存在显著落差。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1.5%左右的生育意愿，说明实际生育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其中，初婚年龄推迟是重要原因：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10年的24岁升至如今的28岁以上，男性接近30岁，直接压缩了生育空间。
第四，女性不生育比例偏高。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显示，50岁女性中（已完成生育周期），有5.6%从未生育，这一比例远高于多数国家的2%左右，反映出部分女性对生育的主动放弃。
第五，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的影响呈现复杂趋势。从全球规律看，生育率与收入的关系呈“倒U型”：高收入者生育略多，中等阶层生育最少，低收入者生育相对较高，但如今这一曲线整体下移，即无论贫富，生育数量都在减少。
同时，中国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迅速，在校大学生中（含大专、本科、硕士生、博士生）女性占比已超过50%（博士阶段略低），这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伴随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70%以上，职业发展与生育的平衡压力增大，部分女性甚至选择放弃婚姻，进一步影响生育行为。
所以说，无论是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还是建设生育友好社会，本质上都是在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影响的大趋势而动，其效果必然受到多重因素制约。因此生育率的提升注定是一条漫长、艰辛且曲折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关键在于要有长期投入的决心，通过“真金白银”、住房、养育、教育、文化、养老等的综合措施持续发力，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既不低估难度，也不放弃努力，这才是对生育率问题的理性认知。
《经济大家说》：从全球视野看，我国当前生育率在国际上处于何种位置？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韩等国、以及生育率较高的欧美国家相比，呈现哪些关键差异？
原新：当前，我国的生育率已跌入全球最低水平之列。根据2024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数据，韩国以0.7%的生育率居全球最低，波多黎各0.9%紧随其后，新加坡、泰国、乌克兰与中国并列第三，生育率均为1.0%。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生育率约0.9%、中国香港0.8%、中国澳门0.7%，均低于大陆，这不禁让人担忧大陆生育率是否会进一步下滑。从国内情况看，东三省、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生育率已处于极低水平，整体下降趋势十分明显。
从全球人口大国视角来看，全世界16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占全球人口63%）中，中国的生育率是最低的，为1.0%，其次是日本1.2%、俄罗斯1.4%，其余国家均在1.6%以上。与同为10亿级人口的印度2.1%的生育率相比，中国的生育活力差距显著，这一现状亟待警惕。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低生育率已陷入“超深陷阱”：发达国家生育率探底多在1.3%-1.4%，而中国已降至1.0%且尚未企稳。这意味着，从超低生育率中回升的难度，将远大于那些“陷得较浅”的国家。
因此，应对低生育率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无论是政策设计还是行动落实，都需要长期主义的定力。
02生育率提升需多政策支持，效果的关键在于落地执行
《经济大家说》：那如何提升生育率？我国在提振生育方面，都出台过哪些政策？
原新：实际上，我国提升生育率的政策体系历经多次调整，已从单纯放宽生育限制转向经济社会综合支持，具体演进与举措如下：
2002年吉林省第一个取消了生育间隔规定后，其他省份纷纷效仿，出生人口显著回升。2013年“单独二孩”、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相继实施，出生人口整体增长，2016年新出生人口达到峰值1883万；但2018年后政策效应递减，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21年三孩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仍持续走低，表明单纯放宽生育数量的边际效应已趋于零。
此后政策转向综合支持：2021年三孩政策明确“配套支持措施”；2022年二十大将人口问题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全局；2023年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2024年中央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拓展为更全面的“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可概括为“一小一中一老的政策融合”，“小”即聚焦婴幼儿抚养（托幼、基础教育等），“中”即关注中青年生育意愿（让其“愿意生、能生养”），“老”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努力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安，“融合”则贯通生育支持与人口发展各环节，形成系统合力。
围绕这一综合支持框架，生育政策体系具体举措从多维度展开：
假期与制度保障方面，2021年三孩政策放开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允许地方延长产假，31个省份随即调整人口计生条例，将产假从98天延长至158-178天，同时增设男性陪产假，部分省份还推出育儿假。
经济支持方面，0-3岁婴幼儿、子女教育阶段（直至博士）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均为每月2000元，赡养老人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每月3000元。如今全国性育儿津贴政策落地，此前宁夏、云南以及四川攀枝花等地已先行探索地方补贴。
技术服务方面，针对有生育意愿却因不孕不育受阻的“隐形丁克”群体，部分省份探索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或生育保险，提供至少一次免费或补贴机会（单次成功率约30%）。
普惠性服务方面，已建立5次免费孕期检查的标准化体系，为大龄、高龄孕产妇开设绿色通道，设置心理门诊、推广无痛分娩技术，规范产后母婴关怀流程，提升公共医疗服务水平。
人文关怀方面，社会舆论已彻底摒弃“鼓励少生”的旧导向，转向鼓励生育，家庭与社会对生育的接纳度显著提升。但需注意，“婚”与“育”本是一体，中国作为普遍婚内生育的社会，婚姻是家庭的前奏，家庭是生育的基础，生育是家庭的延续，三者不可割裂。当前政策多聚焦“生育”而对“婚姻”关注不足，未来需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与服务协同，将“生育友好”扩展为“婚育家友好”，形成政策合力。
当然，政策效果的关键在于落地执行。当前部分政策存在“悬在空中”的问题：例如，延长产假在部分企业未能落实，90%以上的孕产妇在产检中被要求做超出免费标准的自费项目（极端案例花费高达几万元，如不必要的核磁共振等），无端增加了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因此，需建立“政策制定—落实—监督—考评”四位一体机制：好政策要有好落实，需明确责任主体；好落实要有好监督，需打通问题反馈渠道；好监督要有好评估，需建立科学考核维度。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生育支持政策真正见效，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3政策可持续性不能只靠直接投入，需拓宽保障路径
《经济大家说》：当前生育补贴高度依赖财政直接投入，而正如您所说，提振生育率需要长效机制保障。如何构建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机制？
原新：关于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我的看法是：不能只盯着直接投入，还应关注间接投入，同时通过政策优化拓宽保障路径。
现有政策中，个税减免力度已较可观，我国个税起征点5000元基础上，每孩每月2000元专项附加扣除对减轻家庭负担作用显著；国家级育儿津贴政策也已出台，多地也在探索地方性补贴。要让这类政策可持续，需遵循“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则，结合多方面制度调整：
其一，优化托育与学前教育供给。当前市场化幼儿园供给充足，但收费偏高；普惠性托育虽能完成“十四五”每千人4.5个托位的目标，但需避免重蹈养老床位“建成易、入住难”的覆辙（部分养老机构入住率不足50%），重点提升入托率和幼儿园实际使用率。
其二，拓展义务教育覆盖范围。针对9年义务教育是否延长至12年，两种思路值得关注：纳入高中三年，或覆盖6岁前学前教育。从家庭压力看，新婚家庭育儿初期负担最重，向学前阶段延伸可能更贴合需求。也有观点提出“10年义务教育”（压缩学制）的可行性仍需探讨。
其三，降低高等教育成本。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通过助学金、奖学金等机制，减轻大学生及研究生家庭的学费负担。
其四，强化就业支撑。稳定的工作与收入是家庭组建和生育的基础，也是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撑，需持续夯实就业对家庭的托底作用。
此外，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也至关重要。其核心是通过社会化服务替代家庭小型化后弱化的传统家庭功能，形成社会层面的支持网络。当前超50%儿童由祖辈隔代照料，这种家庭互助实则为社会减负，释放了中青年劳动潜能，而法律并未规定祖辈必须承担育儿责任，理应得到社会认可与保障，包括精神褒奖和适当经济支持。
从长周期看，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障、公共养老服务、长期照护保险、养老医疗等），让老年人安享晚年，也是对家庭的间接支持。因此，婚育支持制度需立足全人口、全生命周期视角，打通婚姻与生育相关政策的衔接，避免部门分割与冲突，形成系统政策链。
但需明确的是，生育支持不可急功近利。为了提升生育率而“不择手段”，是否背离政策初衷？我始终认为，婚育支持政策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应是一套完整、连贯的一揽子政策体系。
更重要的是树立超前理念：支持年轻人组建家庭、步入婚姻、生育子女，不能仅盯着“催婚催育”这个直接目标，否则易引发反感。即便年轻人选择不结婚、不生育，社会对单身、家庭组建的理性支持也应存在，婚育友好是对所有人的友好。社会最终要形成的是“生育友好型公共环境”，对生育者、对每一次生育行为，乃至不生育的选择，都应给予尊重与相应的保障，避免歧视少生者、不生者，从而体现政策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今年“7・11世界人口日”，联合国的主题是“赋能青年，支持他们在公平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环境中寻找伴侣、组建家庭”。这一主题给我的启示是：中国在支持年轻人结婚成家时，必须拓宽政策目标，支持青年人成家，是因为他们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而非单纯为了催婚催育。
这种定位的转变，才能让年轻人真正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也才能让婚育支持政策更易被接受。
04生育政策为未来储备人口，养老政策为家庭提供稳定支持
《经济大家说》：您刚才提到生育政策应与养老政策相结合，那么对于这两者之间的联动，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比如可以出台哪些政策来促进它们相互作用、形成合力？
原新：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的联动，核心是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既减轻年轻人的婚育压力，又为老年人提供稳定支撑，形成代际良性循环。当前国家已在推动两者协同，而养老政策的完善是这两种协同的重要基础。
我国已构建起“三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险框架，明确了责任分担机制。具体来看，三支柱体系中，第一支柱是覆盖各类群体的基本养老金，由政府承担保基本的责任，兜底、保基本、普惠、制度可持续；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作为基本养老金的补充，规模相对较小，体现就业单位的社会责任；第三支柱聚焦个人责任，强调个人在养老规划中的主动性。包括政府设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在个人收入条件较好的中青年时段，个人应主动为未来养老储备资产和配置资产，个人要做好保障自己老年期品质生活的第一责任人。目前，国家推出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是重要载体，规定个人每月可缴纳1000元，这笔资金享受专项个人所得税减免，且提取有严格限制：仅可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移居国外、丧失劳动能力或不幸亡故（由继承人提取）这四种情形下取用，避免了个人储蓄的随意性（比如有人可能因一时消费冲动动用养老储备）。
这三者以“政府与个人为主体、企业为补充”构成哑铃型的养老金体系，保障了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持续。
同时，多层次内涵体现在政府兜底保障和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市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金融产品，供公众自主选择；家庭传承孝亲文化；个人则需承担晚年生活质量主要责任。这四个层面的协同，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
在养老服务领域，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已推行，其核心是清晰界定政府责任边界，清单内的项目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基本职责，清单外的需求则由市场、家庭和个人共同分担，改变了以往责任模糊、过度依赖政府的局面，体现了基础性、普惠性、共担性、系统性。
与此同时，养老金融与银发经济的布局也在深化，这一安排源于消费主体的结构性变化：当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亿，占总人口22%，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将突破4亿、占比30%，2050年前后实现现代化强国时可达5亿、占比40%，若生育率提升不及预期，到70年代这一比例可能更高，老年人正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核心。
更值得关注的是，50岁以上“银发群体”在2030-2070年间将长期保持6亿以上规模，占总人口比例超过50%，构成潜力巨大的市场。激活这一潜在市场的关键是提升老年人消费能力与意愿，尽管部分高龄群体仍有“存钱留子女”的传统观念，但50后、60后、70后作为改革开放受益者，其消费观念有望随步入老年而积极转变，同时也需关注低收入老人的消费困境。
此外，长期护理保险的推进也在完善养老保障网络，针对生命终末期可能面临的失能或半失能状态，我国自2016年起在14个城市试点，2020年扩大至49个城市，目前覆盖1.8亿人，未来有望全国推广，使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从“五险一金”扩展为“六险一金”，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网络。
在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方面，促进“老有所为”已成为政策重点。
一方面是正式参与，当前60-69岁低龄老人近1.7亿，93%健康状况良好，且随着教育水平提升（2023年大学学历占比达17.7%），我国推行了“渐进、自愿、弹性”的延迟退休政策：计划到2040年，分阶段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延至63岁，女干部从55岁延至58岁，女职工从50岁延至55岁，个人可在区间内自主选择退休时间。另一方面是非正式参与，比如支持隔代照料（可给予精神褒奖与经济便利）、社区志愿服务（如北京“朝阳群众”参与治安维护、担任学校辅导员）、自主创业（如开办托管小饭桌、成立小型企业）等，这些都是积极的社会参与形式。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参与，社会的责任是创造机会、搭建平台，让老年人自主选择，这也是当前的工作方向。
总体而言，应对人口问题需立足全生命周期，养老政策为家庭提供稳定后方，生育政策为未来储备人口，两者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实现“年轻人愿意生、能生养，老年人安享晚年”的良性循环，这也是完善人口发展支持体系的核心所在。
05直接催婚催育不可取，生育率提升需积极的文化氛围
《经济大家说》：您刚才提到文化氛围的营造，而像上海、江苏等地生育率较低，广东生育率则处于全国前列。这是否说明，经济发达与传统文化保留的结合，对提升生育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呢？
原新：除了经济因素外，弘扬传统文化精华也很重要，尤其在婚姻与家庭层面，对“大家庭的美好与氛围”等积极文化的宣传应持续推进。
中国人并非天生不愿生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家庭还愿意生育六七个孩子，如今却有年轻人连一个也不愿生育，这种转变颇为迅猛。但从全球看，生育率下降是人类共同趋势：即便是曾普遍生育六七个孩子、如今仍保持五孩以上水平的非洲，生育率也在走低。若将生育率下降比作一场“跑道竞赛”，各国只是起步早晚、速度快慢不同，有的跑跑停停，有的持续向前，终点都是低生育率。
中国在这场“竞赛”中堪称“加速者”。多数发达国家从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到进入低生育率用了8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中国从1968年生育六个以上到1991年降至两孩以下仅用了23年，1992年后，我国彻底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种快速转变的核心，是孩子在家庭中的经济与社会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
比如，“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大幅淡化，很少有人再将养老完全寄托于子女；家庭姓氏传承的意义也在弱化，孩子对家庭的经济效用和社会效用减弱。过去，即便生育较少，人们也会为延续香火坚持生育，这也是过去四十多年出生人口较多的原因之一。而现在，“男孩女孩一样好”“女儿也是传承人”的理念得到倡导，很多地方也在实践中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有的夫妻婚前约定，两个孩子分别随父母姓。这种观念与做法的转变，对生育选择影响深远。
此外，自媒体发展带来的舆论环境影响也需关注。如今短视频平台上，婚育话题多聚焦“带娃难、养娃累、结婚成本高”等现实压力，而宣传家庭温情的内容相对匮乏，即便有，也多是“老人备好年夜饭却等不到子女回家”这类场景，更难见孙辈绕膝的画面。这种舆论倾向的潜移默化影响不容忽视。
这也是我反对“直接催婚催育”的原因。比如此前“婚育知识进课堂”的提议引发较大争议，本质是忽视了年轻人的真实需求。我始终认为，年轻人组建家庭需要社会支持，但这种支持不能以“必须结婚、必须生育”为唯一目的，即便有人选择结婚不生育，社会也应给予同等支持。
生育率难以回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观念的转变是漫长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过去半个世纪，“少生优育”的国家倡导已潜移默化影响社会认知；如今转向鼓励生育，仍需时间消化和调整，这个过程离不开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共同努力。
06生育支持政策需以“家庭为本”，强化父亲的育儿角色
《经济大家说》：您刚才提到，随着社会发展，越发达的国家往往生育率普遍偏低，其他国家也因此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那么，在这些政策中，有哪些做得比较好、值得我们借鉴的呢？
原新：其他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中，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核心在于构建平等、友好的家庭支持体系：
婚育支持政策的一个重要落脚点是推动家庭内部平等参与，尤其强化父亲的育儿角色。北欧国家的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它们通过制度设计明确男性的育儿责任，例如设置强制性父亲专属假期，同时允许夫妻灵活分配共享假期。这种做法不仅促进了家庭性别平等，更让父亲直接参与育儿过程，从根本上分担家庭育儿压力。
另一个关键是破解“母职惩罚”，即女性因承担主要家庭照料责任，可能面临职业中断、长期失业风险等困境。这一现象源于“照顾家庭主要依赖母亲”的传统文化，但这种传承在现代社会弊端渐显。平衡女性的家庭角色与职业发展，绝非家庭单方面的责任，更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政府可通过弹性工作制、育儿支持等政策引导减少职场对育儿女性的歧视，市场则需提供托育服务、远程办公等友好环境，让女性在承担家庭责任时，不必牺牲职业发展。
归根结底，生育支持政策需立足“家庭为本”，构建覆盖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连贯政策链。这些政策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生育率，更在于帮助年轻人稳定家庭发展，让他们在婚姻与育儿中获得幸福感，对未来更有信心。这才是政策的核心目标，而非单纯为“推动生育”而施策。
07人口负增长趋势下，未来经济将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经济大家说》：展望中长期，我国人口发展将呈现怎样的趋势，从经济视角看，这种人口发展趋势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哪些结构性影响？
原新：关于人口发展，我结合“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人口素质的提升是未来人口发展的重中之重，核心在于“以质量替代数量”，即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中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双千万时代”：2019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突破1000万，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也超过1000万。这一趋势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十五五”期间，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都会稳定在1000万以上，这一结果由当前在校生规模决定，甚至未来十多年可能仍会维持这一水平。
由此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2023年我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已达2.5亿，预计到“十五五”末即2030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长至3亿人以上，意味着每5人中至少有1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阶段迈入了普及教育阶段。如今，对许多年轻人而言，问题已不是“上不上大学”，而是“上什么样的大学”。
未来，教育水平将持续提升，人口健康状况也会不断改善，人口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是大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的结构性优化与质量提升是亟待推进的重大改革。回顾多年来高校发展历程，那些盲目扩张、缺乏特色的院校往往面临困境，而985等优质院校的地位则相对稳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部分高校培养的学生与市场需求脱节，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错位，导致就业匹配度不高。如何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教育质量，是未来必须解决的关键课题。
与高等教育发展相呼应的是，加强职业教育同样至关重要。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愈发迫切。当前，中等职业教育已进入“超2000万存量”时代，年均新增约500-600万毕业生。但即便如此，中等职业教育仍显短缺，如今社会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岗位招不到人，核心症结就在于缺乏技能型、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者，这正是中等职业教育供给不足导致的。
从教育整体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成功借助人口数量优势，支撑了年均近9%的GDP增长，创造了持续40多年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一过程中，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构建了一个以高劳动参与率为特征、以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
展望未来，劳动力数量将呈下降趋势：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会从当前的8.8亿逐步减少，预计最终稳定在6.4亿左右。不过这一总量依然庞大，比2050年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还要多。因此，对“劳动力短缺”的说法需谨慎看待：数量减少带来的“稀缺性”是必然趋势，但不能简单等同于“短缺”。二者的区别在于，“短缺”属于价值判断，需要结合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对比才能界定。
这种变化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型，逐步替代过去的劳动密集型模式，随之而来的是用“高劳动生产率”替代过去的“高劳动参与率”。
简言之，未来经济将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这意味着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充分释放劳动力素质提升的潜力，推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升级为人力资本大国，最终建成人才大国。这正是人口质量层面的核心议题。
从人口数量来看，2021年我国人口达到峰值14.13亿，2022年起连续三年减少，累计减少432万人，当前总人口为14.08亿。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未来虽可能因短期因素出现波动，比如2024年出生人口比2023年多52万，这与前一年结婚对数增加相关，2023年结婚768万对，较2022年的680万对有所增长，而结婚人数增加得益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此外，也与“龙年偏好”等文化因素有关。但人口减量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逆转。
那么今年的情况会如何？
去年的结婚对数仅为611万多对，较前一年的768万对明显减少。由此来看，今年的出生人口必然会比去年更少。
从人口自然增长的基本面来看，2022年起我国年死亡人数已突破1000万，且此后再也不会回落至这一数值以内。而出生人口早在2022年便已跌破千万级，进入百万级区间。出生人口为百万级、死亡人口为千万级的结构性差异，直接导致了人口负增长。
当前人口负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已然形成。这种趋势的根源可追溯至1991年：当年我国生育率降至2.0以下，1992年后持续低于更替水平。这意味着，当一对夫妻生育的子女数量不足2人时，人口内生性增长动力便开始积累负增长势能，每一代人的数量都少于上一代，长此以往必然走向负增长加速。
那为何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人口没有立即减少？
这源于人口正增长的惯性。过去30年（1992-2021年），我们在逐步消解人口正增长惯性的同时，也在持续积累人口负增长势能。如今人口已转入负增长，未来还需相当长时间释放这30年积累的负增长势能。打个比方：即便现在中国人开始生育三四个孩子，人口负增长的惯性也需20-30年才能消除，之后才可能转为正增长，更何况当前生育率远达不到2%以上。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显示：目前我国生育率约1.0%，2035年预计为1.1%，2050年升至1.2%，2100年达到1.4%。即便未来80年能逐渐实现生育率1.4%的目标，挑战依然不小。
在这一前提下，2030年前我国总人口应能维持在14亿以上；到2050年，大概率在12亿到13亿之间（联合国预测为12.7亿），这一数字并不陌生，2000年我国人口就是12.7亿，相当于用50年走完“上升又下降”的曲线后回到原点。
12亿到13亿人口少吗？
当然不少。到本世纪50年代，中国依然会是全球仅有的两个人口过10亿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印度，届时人口可能达14亿-15亿，中国则降至12亿多），仍是人口大国。这也是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原因。但如果再往长远看，人口减少的趋势会更明显，可能从12亿降到6亿-7亿，这将会对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为何生育率即便达到1.4%，人口仍会持续减少？
核心在于“迭代加速减少”的规律：一代人比一代人少，下一代的生育人口自然更少，这种效应经过两三代叠加，会像复利公式一样形成加速减少的趋势。
人口规律显示，人口负增长存在阶段性特征：早期减少幅度相对温和，后期则会加剧，且生育率越低、低生育率持续时间越长，后期减量就越大。这是全球共性，并非中国独有。
不过中国有其特殊性：多数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人口规模已较小，而我国是在14亿人口的基础上开启负增长，即便未来降至12亿多，规模依然庞大。这一特点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值得关注，但更需注意的是，不能简单以人口数量衡量国力。
人口负增长已成为必然的长期趋势。对中国而言，二十大提出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要带着12亿到14亿人口完成现代化，这与其他国家路径完全不同，在城乡结构、收入结构、文化结构、民族结构等方面都将面临特殊挑战。
或许有人会问：人口数量问题要到“后天”才凸显，何必现在着急？
但人口问题的“时间滞后性”决定了：当真正感到“人不够”时，再刺激生育已来不及。因此，必须在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和环境时就行动，人口减量应对要从今天抓起，不能等明天，更不能拖到后天。
第三，要突破结构性问题。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不仅体现在总人口数量上，各细分群体规模也十分可观。
首先看少年儿童人口：目前0-14岁人口为2.22亿，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将减少至1.2亿，减少幅度达1亿。尽管有人认为这一减少可控，但需明确的是，到本世纪中期，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人口超1亿的国家也仅20多个，我国少年儿童人口规模依然庞大。
再看劳动力人口：虽将从当前的8.8亿减少至6.4亿，但伴随智慧化、数字化、科技化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影响正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就业形势更趋复杂，创造新就业岗位成为重大挑战。
另一大群体是老年人口，其规模增长趋势尚未停止。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亿，占总人口22%；预计2035年左右将超过4亿，占比30%；2050年前后可能达5亿以上，占比40%-42%（2054年或达5.13亿峰值，占比42%），这一趋势难以逆转。此后，随着90后、00后逐步进入老年阶段，老年人口数量会有所减少，但到70年代仍将维持在4.8亿以上。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也加剧了养老复杂性。过去退休后平均养老周期约10年，如今已延长至20年以上。不过，未来30年在社会老龄化趋势下，老年人口仍有活力，如何通过延迟退休、鼓励非正式社会参与等方式开发这部分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让他们继续贡献社会，是未来的重要课题。延迟退休、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应运而生，而这一切的发展，都取决于人口素质的持续提升和人口结构提供的机会，这无疑是积极的一面。
此外，生育率的提升是人口总量保持与结构改善的前提，没有生育率的提升，两者都无从谈起。
最后看人口迁移流动：我国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明显。2023年，31个省市自治区中24个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覆盖率近85%；即便通过人口流动调节，仍有20个省份常住人口减少。这些减少的省份多为河南、山东、四川、湖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也是传统的劳动力主要输出地，人口多流向广东、上海、浙江等经济高地。就业是人口迁移的主要驱动力（婚姻、教育等次之），这种流动符合“人往高处走”的规律，人们向有潜力的地区聚集，而这些地区也需稳定就业以留住人口，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沿海地区和经济高地正是主要流入地。
2021年我国公布的流动人口为3.84亿，占总人口27%以上；农民工规模达3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7%，表明我国已处于较高城镇化阶段。人口流动带来了积极影响：促进人口与经济空间协调，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农民工在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远高于农村）。但同时也引发“城乡倒置的老龄化”问题，理论上城市生育率较低但预期寿命更长，老龄化水平应低于农村，实际却相反。因80%以上流动人口是农村青壮年流入城镇，农村呈现“早老、快老、更老”态势。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23.8%，比城市的15.8%高出8个百分点。农村将率先迎来老龄化高峰，但其在经济基础、制度保障、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应对准备远落后于城市。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补齐农村养老短板”，农村无疑是未来应对老龄化的难点和重点。
总体而言，人口素质提升、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分工合理等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一定人口规模作为保障。人口活力是衡量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这一点需要我们有清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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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8-8 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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