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撰写的那些奇人,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老达城那些行为异于常规,为广大市民好奇所关注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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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达城上后街下后街与大北街马蹄街十字路口
老达城翠屏路凤凰头至南门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城市井现况:
达城历史近两千年,历为州、郡、府、行署及县衙治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达城,其道路多系青石板铺成,民居多为穿斗式木构架青瓦木板房,翠屏路、珠市街等少量街道系中西结合的房屋建筑。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屋檐下长竹竿挂满了晾晒的衣服,居民养的鸡鸭在扑腾飞跑,间或有牛拉车路过,刹车时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戴着草帽的下力人,拉着板板车弓腰屈腿前行。贩卖各种小商品的小摊小贩,打着响器,一路吆喝,叫卖声此起彼伏。
河岸民居多系吊脚楼,木柱支撑,系排泄之处。临河兴隆街有10多间木板民房由东向西顷斜,就是不倒。柴市街民居有半边街是依东城墙修建的简易茅草房,住着贫困的居民。二马路黑灯瞎火,是青少年谈恋爱的圣地。
天主堂照片,1964年朱达生拍摄
文华街天主堂(高约40米)是唯一西式建筑,登顶可俯瞰全城。
因电力不足,街头15W路灯忽闪闪,达城人称之为“鬼扯火”。入夏,家家搭凉床睡于街边,屋门敞开,夜不闭户。
老达城市井奇人异事:
20世纪五十年代,达城从解放前的凋敝走向初步发展,转型时期出现了不少奇人异事,有的是旧风陋俗遗留,有的是新风气诞生。那时,居民喜欢坐在自家的门槛上与街邻摆龙门阵,东城发生的奇人故事,不一会儿就被添油加醋地在西城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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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一点:20世纪50年代初,上后街生活着一个流浪汉,四五十岁,不知其名,只知道是外地人,民国时期就流浪生活在达城。他曾二次被抓壮丁,二次逃跑,后因脚残,不再被抓壮丁。他披头散发,一年春秋冬三季,穿一件从不洗涤的油渍黑棉袄,夏天则光裸着上身,盘腿坐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屋檐下卖耗子药,面前的摊位上常摆着几只死耗子,说是耗子药毒死的。不时耍些小魔术,吸引过路人注意,满脸笑嘻嘻,不时端起酒碗,咂巴一口,从早喝到晚,身上散发出酒肉味夹杂着腐臭味。
民国时期,有一个女人想不开,来买耗子药想毒死自己。流浪汉见她神色异常,只卖她一包。她吃后,不见毒性发作,便来找流浪汉算账,说他卖假药。流浪汉说:我这耗子药只能毒死耗子,“争一点”才能毒死人。“争”:在川东北的方言中意为差、欠,即差一点才能毒死人。由此,“争一点”的名字便叫开了。有人写作“真一点”,也有人说他姓曾叫“曾一点”。
争一点的左脚有些跛,走路要拄拐棍,拐棍的底部有铁箍铁钉。有天,两个小混混要收地摊保护费遭拒,小混混想动粗,流浪汉拐棍飞舞,小混混被打得头破血流,落荒而逃。
那时,耗子有些多,白天公然在大街上奔跑,争一点常用木拐棍捕杀,三丈之内,有耗子跑过,他盯准后,将拐棍扔过去,耗子很难跑脱。他将打死的耗子用木棍串起后在火上炙烤,有不少孩子围在他身旁好奇观看。争一点一边吃烤熟的耗子,不时将木棍伸向小孩子面前逗弄,吓得小孩子顿时作鸟兽散,争一点便开怀笑将起来。
有几个喜欢恶作剧的小孩子,买了一颗大火炮。夜晚,争一点蜷缩睡在街檐下,小孩子将火炮点燃,向争一点扔去后就跑,“砰”的一声,争一点在梦中被巨响声惊醒,吓得跳将起来,手持拐棍,欲向恶作剧的小孩子扔过去,最终长叹一声,把拐棍收了回来。
1953年,在达城再也不见争一点的踪影,听说是由政府收容救助遣送回原籍,由当地政府纳入五保户进行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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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一分:20世纪50年代初,达城生活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叫“争一分”。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衣服干净,齐耳短发,眼睛细小,嘴唇略厚,常串走于大街小巷,碰见穿着体面的人,先鞠躬行礼,接着便讨要说:先生,我买东西“争”一分钱,请“拼”(方言“送”的意思)一分钱给我,行行好。人们便叫她“争一分”。
一分钱是最小的货币,对方若没有小钱,便会给“角”“圆”大面额钱。争一分忙不迭地接手后,双手合拢不住作揖:“谢谢!”
她是附近县城一位旧军官的姨太太。1949年,解放军进入四川,国民党部队溃败,旧军官丢弃她后私自潜逃,争一分流落达城。1953年,政府设立临时收容所,提供基本食宿,将争一分遣送回原籍。
尹凉粉:20世纪50年代前,南门码头是州河重要港口,上游宣汉及下游重庆、合川、南充、渠县等地的物资都在这里集散,很是繁华。
南门码头有间卖凉粉的青瓦木板民房,内有几张小方桌,卖凉粉的是一位姓尹的老大爷,头缠泛白的蓝帕,身系围裙,清瘦,佝偻着身子,蓄留几根山羊胡,圆脸庞,眼睛细小,满脸慈祥。
他是营山人,于20世纪40年代初翻越铁山迁徙来达城卖凉粉。开初,他挑着担儿沿街叫卖,或在街边,或在十字路口,担儿一放,四面八方的顾客就来了。最后,他落脚南门码头,船夫、纤夫、浣衣女、客商都爱吃他的凉粉。小孩子最喜欢吃手掌凉粉,将凉粉打在手上,放上油辣子等调料,吃得满嘴油腻,舔吮手指,吃完后嘻嘻哈哈地到河边去洗嘴洗手。
他的凉粉制作精细,从磨粉搅制到调料、配味都有独到之处,用栀子水替代清水调浆,凉粉呈黄色,煞是可爱,人们品尝后无不称道,尹凉粉便有了名气。1956年公私合营,公家在南门码头租店,由尹大爷经营,后来取名川北凉粉。
尹大爷取凉粉用旋子刮刀,他右手持刮刀,顺着如盆状的凉粉座上旋刮,长短整齐,粗细均匀。手抓起来放进碗里,刚好一碗。最后,只见他高举红黑发亮的陶瓷嘴壶,耍杂技般一圈一圈地浇淋红油,结束时手腕抖动,没有一滴红油遗漏。后来,川北凉粉迁址荷叶街,不见尹大爷,也就不见旋刮出的凉粉刚好装碗,更不见杂技般的浇淋红油技艺。
陈钵儿:中等个头,目光威严,锅铲头发型。一年四季,无论严寒酷暑,打着光膀子,满身的疙瘩肉,穿着短裤衩,垂着双手,拳心向后,牙齿紧咬,摇晃着身子前行。冬天,大街上穿着棉大衣的老人,总会羡慕地望着他光膀子的身姿。他不断地吼叫:“好的!”头还不时向旁边歪斜,仿佛要撞什么东西。原来他是一个习武之人,在练铁头功,路上只要遇见大树或电杆,就要上前用头撞击。
他住荷叶街桑树巷,在南外一家厂里做翻砂工,每天上下班都要途经荷叶街、上后街、文华街、通川桥。有人编故事说,老通川桥栏杆上那几十个小石狮,都是被他用头撞烂的。
有天,通川桥北头,三个恶少欺负一个卖菜的农民,陈钵儿上前制止。恶少挥拳打来,陈吼叫着“好的”,低头朝对方撞去,顿见恶少捂住流血的脸落荒而逃。
第二天,这三个恶少想结交陈钵儿为朋友,手持两斤肥膘肉,在通川桥上谄媚相送。陈摆手拒绝,恶少执意要送,跟随纠缠。陈钵儿性起,将两斤肥膘肉从桥上扔进州河。三个恶少眼望州河水,目瞪口呆。
后来,陈钵儿在大街上行走,就会有些青少年跑到他的面前,伸出大拇指学他吼叫“好的”,他微笑示意,附和喊叫“好的”。
朱六番:达城有一位姓朱的麻友,系麻将桌上的常胜将军,每次牌桌上以最小最快的六番和牌,让那些做大番的麻友防不胜防。由此,达城麻友叫他“朱六番”。
六番即麻将数番“六番”。达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打麻将时兴“数全番”,有一番、二番、三番,数下去乃至上百番,也叫数全花。“数全番”其实是一个无法封顶的数法。主要大番有大三元、四方会、清一色、十三幺等,若要和牌最基本数要六番。
朱六番中等个头,面带微笑,理学生头,眼睛细小但充满睿智。那个年代,茶馆等公众场所不允许打麻将,麻友打麻将多聚集在家中,一般是三朋四友。麻将系竹子和骨头制作而成,手工搓洗。虽说是小打小闹,但还是有人喜欢出老千作弊。
朱六番于1958年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达城算是高知分子。麻将桌上他盯下家,避上家,顾对家,观察分析对方,从不做大番,根据手上的牌迅速组合而和牌,从而躲却了那些作弊或大番。他虽是麻将桌上的常胜将军,但赢不了几个钱,应了小赌怡情。
打麻将无常胜,朱六番算是另类,有人请教于他则说:“麻将输赢,七分手性,三分牌技,我人生不做亏心事,牌运眷顾我而已。”他还说:“学老千万万不可,大家在一起娱乐,不要输掉了自己的人品。”
有天,大家在牌桌上玩得正酣,有位麻友的亲戚来告知其久病的父亲去世了,顿时,全屋愕然,有人站立欲离去。这位麻友眼睛有些湿润,赶紧说:“别忙,将这圈打完。”朱六番犹豫,这位麻友坚持说要讲规则。朱以最快的速度和牌,然后将桌上自己的全部牌钱送给这位牌友,并叫全桌的麻友陪同去吊唁。
从此,麻将桌上再也不见朱六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