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神潭溪那人系列之——刻章匠廖兴寿

韦平 · 发表于 2025-11-18 09:44

故乡神潭溪那人系列之——刻章匠廖兴寿

听老辈人说，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廖兴寿十几岁就在神潭溪街上刻章，到解放那年他已经在街上至少做了二十年刻章手艺活儿了。

廖兴寿的父母在街上开百货铺子还兼卖草药，日子在神潭溪街上算中等偏上。廖兴寿出生时父母特别高兴，不仅因为他是头胎而且还是个儿子，对他就有了很多遐想和期待。

作为热闹的水陆码头，神潭溪街上一直没有专职刻章匠人，究其原因就图章需求量少，挣钱不多，靠雕刻图章很难养家糊口。需求量少并不是没需求，店铺、商号、钱庄、乡绅以及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需要图章作为签字画押的印信。为了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有个巴中恩阳的雕刻匠人会定期来街上为人雕刻图章。刻章匠姓简，因为脸上有几颗白麻子而被人叫做“简麻子”。四十岁出头的简麻子，每个月来神潭溪替人刻图章时就借住在廖家。白天在廖家商铺大门一侧搭个小桌子揽生意，晚上就在住房内熬夜刻章。

五六岁的时候，廖兴寿就对简麻子的雕刻手艺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站在一旁观看刻图章不仅聚精会神有时候还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开始时父母对儿子喜欢图章雕刻并没在意，可几年私塾下来，廖兴寿对图章的兴趣有增无减，甚至还告诉父母他要拜简麻子为师学刻章时，才回过神来要对他的行为加以禁止，——长子必须继承家族生意，图章雕刻虽然是一门手艺，但在神潭溪这样的小地方，别说靠刻章养家糊口，想要填饱自己的肚子也难。

面对父母的禁止，性格倔强的廖兴寿根本不为所动，父母又劝说简麻子另找别的住处，但还是没能阻止儿子偷偷去找简麻子学艺。本来简麻子是想收廖兴寿做徒弟的，但父母反对最终没能收成。做不了师徒，简麻子却并不拒绝传授技艺，从工具制作、材料选择、各种字体、多种刀法以及图章风格，几年下来无一遗漏地全部传给了也。有一天，当父母偶然看见了儿子雕刻的图章后，知道再反对也是徒劳，便随他去了。

那以后，父母虽然不同意儿子拜师但却默许了廖兴寿学习雕刻，偶尔兴起也给他一些资金上的支持。几年下来，廖兴寿就这样“偷师学艺”，不仅学会了图章雕刻的多种刀法、字体、材料选择和材料处理等工艺，还在简麻子的指导下制作了不少刻章工具。有一天，当廖兴寿在自家门口正式摆摊替人雕刻图章后，简麻子告诉他，你就是神潭溪的第一个刻章匠人了。父母去世后，廖兴寿不仅靠刻章手艺挣钱吃饭，还结婚生子用这门手艺养家糊口，只是雕刻图章是个冷门，他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

我第一次亲眼所见的图章，是1965年春我妈花五角钱找廖兴寿刻有她名字的私章。我妈说，她的醪糟生意要缴税，粮站对醪糟摊每月有额外酒米供应定量，这些都需要盖章。长方形的图章长约两厘米宽约一厘米高约四厘米，上面刻了我妈姓名的三个字，至于图章是什么材质，有人说是梨木的，可能就是所谓的黄花梨吧。私章拿回来我妈蘸上红色印泥在一张旧报纸中缝盖了好几次，以确认效果。看着鲜红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我好像感觉那盖在报纸上的印章给我妈的名字增添了一种庄严的气氛，心中便有了一种圣神。

读小学后，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廖兴寿的家门口经过，本来很喜欢看他雕刻图章，可廖兴寿脾气大，只要发现有小孩看他雕章，哪怕离他有两三尺远，他不是横眉冷对就是大声呵斥，所以，即便像我这样喜欢看他刻章的小孩也只能站在街对面远远地观看。听老辈人说，因为用图章的人少，公家的图章又不找他雕刻，所以廖兴寿的刻章生意挣钱有限，他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家。1958年他唯一的兄弟被政府要求下了乡便把房子借给大哥廖兴寿居住，也是因为没钱维修，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那处房子已经破败得摇摇欲坠了。

喜欢看廖兴寿刻章，是喜欢看他专注的样子，但更喜欢的却是觉得雕刻在印章上的字都是反写的，这让我很感兴趣。一张黑黢黢的小方桌搭在家门口，坐在一个矮凳上，因为躬身将头压得很低，使得鼻梁上架着的一副老花镜随时会滑落的样子。将经过粗加工的印章模子放到一个书本大小的硬木架子上，用多根硬木条和硬木楔子进行固定，之后在一个长方形的放了十几二十把不同规格不同大小雕刻刀具的铁皮盒子里选出一把，一番审视之后就开始下刀雕刻。右手握住雕刻刀在印章上缓慢且用力地划过，左手大拇指按住刀刃下端以控制雕刻纹路的走向。我猜想，雕刻印章时廖兴寿手上使的劲一定很大，因为站在离他一两米的地方我都能听到刻刀划过印章模子时的“吱吱”声。

文革开始后，廖兴寿的刻章生意也跟着好了一段时间。大串联的红卫兵队伍中，一些人会在街道专门为外地红卫兵设置的免费吃住的接待站做短暂停留，当他们知道街上有刻章匠人后就去找廖兴寿刻章，因为红卫兵喜欢在《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扉页上加盖私人图章，红色印章配红宝书，在当时很时尚。红卫兵大多来自县内其它乡镇，他们中不少人的家乡并没有雕刻图章的手艺人。

廖兴寿雕刻的基本都是私人印章，公章需要到县城有资质的雕刻店雕刻。私章雕刻，不同爱好不同用途也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有的喜欢玉石印章，有的喜欢硬杂木印章，字体也根据个人爱好有多种选择。雕刻一枚印章，根据不同材质、字体、大小和字数，价钱在五角到三块之间。最便宜的就是我妈用的那种小的三个宋体字的梨木印章，每颗五角钱；最贵的就是半寸见方两寸长的玉石篆字印章，一颗要三块钱。因为石头硬度大，雕刻起来很费事，雕刻一颗这样的印章需要大约三天时间。只是那时候使用玉石印章的人不多，廖兴寿一年也刻不了几颗。

我见过廖兴寿雕刻的最复杂的一样东西是他给学校雕刻的主席木刻头像。1968年快放暑假的时候，高桥小学要制作一个主席木刻头像作为印版，然后通过涂抹油墨将头像盖印到白纸上，如此就可以大量印制主席头像了。将图样交给廖兴寿，他看了之后表示，雕刻倒是可以，但木板必须用他提供的，学校给他的柏木板他不能用，说是主席头像是很神圣的，一尺见方的柏木板容易开裂，那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还说，因为是伟大领袖的头像，雕刻大约需要半个月，加上材料需要二十块钱。和教导主任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将价钱压到十五块。暑假前夕，在超期差不多一周之后廖兴寿终于把伟人头像的木刻雕像完成了，涂抹上油墨试印了几张样品，在场的老师学生看了都说很像很好看，特别是主席军帽上的五角星和领章被老师特地涂上红色后，整幅头像看上去更加生动。

也就是学校那次雕刻伟大领袖的木刻头像，我才从老师口里知道了廖兴寿更多有关刻章方面的内容。听老师们议论，雕刻图章不仅字体要好看更重要的是要有艺术品味，所以对雕刻匠人自身有很高要求。如果雕刻匠人自己的字写得一般，雕刻的图章无论怎么用功也没用。如果只是作为印信的私人图章，对刻章匠人来说并没有多少难度，宋体字是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一种；但如果是藏书或字画印章，其风格就有诸如汉铸印、将军印、泥封印、切玉印等等，字体就有诸如篆体魏碑金文甲骨文等等，雕刻刀法也千差万别，像什么阴线阳线仿古复古冲压滚切等等。老师们对图章雕刻的这些描述我之前闻所未闻，感觉特别新奇，但也有老师说，廖兴寿雕刻技法尚可，但写字功夫却很一般。

廖灿家是廖兴寿的独子，虽然比我大七八岁，但因为同住一条街，时不时他会和我们一帮发小一起上山捡柴。上山捡柴大多喜欢捡拾干树枝，但廖灿家却喜欢砍一种活的被我们叫做“黑塔子”的硬杂木树干，说是他爸可以用来雕章。从廖灿家口里，我知道他爸雕章的材料除了黑塔子树外还有梨子木紫檀木和红木甚至廖灿家从河坝里捡来的质地细腻通体微微透光的所谓玉石。无论木头还是石头，雕刻之前都要经过处理才能使用，比如黑塔子树，先要放到荫凉处慢慢阴干，选出比较粗大的没有皲裂的剥去树皮涂抹上桐油又放到荫凉处让其再一次阴干，如果还没皲裂就可以放到粪坑里进行为期至少半年的浸泡。浸泡后的木材等再次阴干后还要挑选没有结疤没有皲裂的才能用于雕刻图章。廖灿家说，木材经过浸泡后才不会裂口才会更柔韧耐磨，雕刻的字看起来才圆润。与处理木材不同，玉石先要用醋泡，等石头表层软化后才能雕刻，而醋泡所需的时间，廖灿家说他也不晓得，只听他爸说，泡的时间长了玉石表层会起层报废，时间短了容易把刻刀弄坏，总之一句话，刻章不是个轻松的活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刻章的人逐年减少，廖兴寿也和街上几个做“跑跑生意”的一起背起刻章工具到周围乡镇摆摊揽生意。接下的活儿，廖兴寿会带回家在夜晚雕刻。我当时正在学校读初中，有天晚自习结束回家，正好从半开的门缝中看见廖兴寿坐在桌子前头戴老花眼镜刻章，有发小便想来点恶作剧，要将半开的门使劲推一下看看廖兴寿有什么反应。原以为推门后，年迈体弱的廖兴寿不过就是对着夜空大骂一通而已，哪知道他却立刻从桌子后面跳起身来，随手抓起放在桌子上的手电筒就追了出来。

从廖兴寿边追边骂的声音中听出了他要拼命的口气，我们都不要命地往前跑。跑到三合泥坝时，廖兴寿也很快追了上来，我们只好跑到新戏楼下停放的几排新棺材下面藏身。誓不罢休的廖兴寿一边晃着手电筒一边大声叫骂，惹得好多街坊出来向他询问原委。得知情由后，不少街坊纷纷指责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行为。因为回家比正常时间晚，我妈劈头盖脸对我就是一顿臭骂：“那么造孽的人，在街上从来不惹事生非，你个砍红脑壳的短命的也去惹人家。人家坐在自家屋里雕私章把那个惹到了？逗猫惹骚的就不怕阎王老爷收了你吗，咹！”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逗廖兴寿了。

1978年改革开放后，做小生意的个体户迅速发展，雕刻私章的人也跟着多了起来，廖兴寿终于等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好日子。生意突然爆火虽然让廖兴寿很高兴，但挑灯熬夜却透支了这个年逾七旬老人的身体，两年后的1980年秋他病倒了。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廖兴寿的大女儿把他接到了自己家中照料。

1982年初，廖兴寿去世，此后，神潭溪街上就再也没有专职刻章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