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人民委员会（张闻天）、革命军事委员会（朱

川康边风云

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人民委员会（张闻天）、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关于武装保护秋收的决定
（1934 年 6 月 29 日）
秋收快要到来了。今年的秋收正当国民党匪军直接进攻我们基本苏区，在我们英勇红军及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同敌人进行残酷的决战的关头。万恶的蒋介石，陈济棠等匪首，在今年秋收时，必然要用一切方法组织割禾队，抢粮队，并且利用苏区逃跑出去的地主富农，在匪军掩护之下来抢掠以及烧毁我们的谷子，以便这样来解决他们自己极惨的困难，而使我们自己没有粮食吃。反对国民党匪军抢掠烧毁的动员群众的口号是：“武装保卫秋收”，“不让一粒谷子落到国民党白鬼子手里”，“把每一粒谷子收集起来，保障红军的给养”。
各级党与苏维埃政府必须将这些动员群众的口号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通俗的宣传鼓动，吸收每一个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为了他们自己的谷子，参加到运动中来，并且最具体的组织这一运动，使运动得到成功。所有地方的群众武装都应该在党与苏维埃的领导之下，全部动员起来，为保护群众自己的谷子而战，并且使这一群众的武装斗争同粉碎敌人五次 “围剿” 的基本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必须使每一个工人与农民了解，只有完全粉碎敌人五次 “围剿”，我们的秋收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
为了保障秋收运动的顺利完成〔成〕，党中央与人民委员会，特有如下的决定：
一、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下组织 “武装保护秋收委员会”。这一委
七、文稿（续前）
员会在以区区委书记，区苏主席，土地部长，粮食部长，区苏军事部长，团长，少先队组织长，以区委书记负责，在县亦依照这一原则组织，在作战分区所在的地方还有军分区的代表参加。

在省则由省委书记，省苏主席，军区负责同志组织委员会，领导全省秋收工作（在战委下亦应有同样的委员会）。委员会内的分工：党特别注意于发动群众参加运动与整个运动的领导，军事部分军区以及军区特别注意于地方独立部队，游击队，赤少队，模范赤少队等的动员，苏维埃则特别注意于谷子成熟时间与收集的先后，劳动力的调剂，运输的管理，收藏的地点，土地税谷的征收与保管以及收买新谷等工作。委员会必须在各地秋收以前两个礼拜内组织起来。谷子成熟最早的区域如福建的上杭，新泉，汀南，粤赣的会昌，门岭，赣南之登贤①，零南以及赣县之南部，在那些县区中现在就应该成立委员会，立即开始秋收的准备。

二、需要武装保卫秋收的区域，首先是边区与战区以及刀匪活动的区域，各军分区分区与军事部，必须有计划的调动地方独立部队，游击小组，保卫队在秋收区域之外积极活动，阻止敌人大部队的前进，打击与消灭敌人的游击队，刀匪与铲共团，并捕捉他们的割禾队。所有参加割禾的模范赤少队都须随身拿着武装。在高山上应设立了〔瞭〕望哨，设置炮位，在一声号炮之下，所有模范赤少队都应该立即集中起来，拿着自己的武器，配合地方基干部队同进攻的敌人作战。其他赤少队队员以及群众即在自己武装掩护之下，迅速割稻随运，使一粒谷子不落到敌人的手里。
三、必须调动劳动力到秋收成熟的区域去，来争取秋收的迅速的完成，这里首先应该将红军家属的以及红军公田的谷立刻割完，把他们运输到此〔比〕较安全的地点，然后帮助群众割稻随运。劳动力的
注释
① 1934 年 3 月，为纪念 1933 年 8 月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罗登贤，中央决定将信康县（机关驻地在于都岭背）改名为登贤县，管辖原属于都、赣县、安远、会昌等四县的一部分地区。
八、文稿（续前）
调剂，一般的以县为单位，首先应该调动的是模范赤少队。在那一区的谷子首先成熟，并在敌人最大威胁之下，立即调动其他区的模范赤少队去帮助那里的群众收割。只有特别必要时，则可调动毗邻县份区域的模范赤少队。各个补充师以及教导团，在没有别的特别重要任务时，应积极参加秋收运动。在比较安全的中心区域，则除调动模范赤少队帮助秋收外应尽量发展劳动互助社的组织。
四、必须注意我们帮助收割的谷子，除红军公谷外，是群众的私有财产，因此帮助收割时，要将各家群众的谷子分别清楚。收藏的地点，要依据战争的环〔坏〕境和参照群众自己的意见来规定，不应强迫。但苏维埃政府的公谷，则须依照粮食部决定的计划，运输到豫〔预〕先建立的仓库保存。苏维埃政府的财部与粮食部，必须在收割时，征收土地税谷并进行收买新谷与借谷运动。
五、秋收委员会的整个计划，首先应在省内（与战委内）讨论决定。各县根据这一总的计划，定出本县的计划，各区更根据县的总的计划，定出区的计划，在总的计划之下，各方面还须有最具体的行动计划与集中的地点，仓库的所在地，以及武装队伍的配合。各级委员会必须派出特别有组织能力的干部到各县各区各乡去检查那里计划的执行状况，并随时给他们以修正与具体指示，特别重要的，是不要损失一分钟时间。
中共中央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
革命军事委员会
6 月 29 日
根据 1934 年 7 月 7 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 211 期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3—327 页）
九、中央组织局及中央粮食部给洛口指示信
（1934 年 7 月 1 日）
接寿南同志6月 24 日的报告，关于洛口问题的一部分，已经陈潭秋同志作了简单的答复，但那一答复，过于简单了，特再有如下的指示：
第一，洛口收集粮食的计划，数字的规定，比任何县都多，这是依据于战争的需要来决定的，洛口计划的能够完成与否对于北线红军给养的保障有着决定的意义，你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最迅速的速度来完成中央所给予你们的伟大的神圣的任务，红军在北线作战，洛口已经供给了不少的粮食，（原来的存谷及买的借的）但依靠于广大群众拥护革命战争高度的热忱，现在的计划仍有充分可能完成的，你们应当有这样的坚定信心，不过你们对于下层的情形，应当有其具体的了解，即是说你们应当了解各区粮食的实际情形，按照各区粮食的多寡来正确分配各区应收集的数目，按数目的大小来分配突击力量，这并不是说洛口群众没有粮食，而是说需要按照实际可能来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办法。[color=var(--w-alink)]收起

川康边风云

1931 年 3 月 27 日于上海
与莫斯克文、斯皮里多诺夫①和向忠发同志的谈话
……
关于彭德怀和黄公略
问题已在政治局研究过。我们认为这是明显的挑拨离间。彭 [德怀] 和黄 [公略] 在（湖南省）湘潭长大，他们的家人还住在那里。可能是：何键逮捕了这两位同志的家人，以便向他们施加压力，现在他还放出谣言，似乎是这些同志自己把家人送往长沙。
奥斯藤②：这两位同志现在是否知道这是挑拨？
答：当然知道。中国报纸报道了从飞机上撒下的传单，上面谈到彭 [德怀] 和黄 [公略] 叛变。
来自闽西的消息
护送布雷利斯基③和科穆纳尔④的信使⑤已经返回。他们俩是 3 月 15 日到达闽西的。到那里是很容易的。在 15 日到达闽西的路上，在上海和汕头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在从汕头到大埔的途中遇到的人不多，但还是有人。那里有很多传教士。在乡村有不少基督教教堂。传教士来来往往几乎没有阻碍。从大埔坐船到了下一个村庄，那里有我们的同志。科穆纳尔和布雷利斯基等待一位外国同志⑥，他们安排人在 3 月 23 日或 24 日去接这位同志。但是，挑着担子把物品运往那里非常艰难。小商贩很愿意把火柴、食盐和煤油从白区运往我区，因为这些商品在苏区价格昂贵。不过军阀们禁止这样做。因此他们对所有货物都检查得很仔细。很难将无线电设备运到那里。机器包装成 12 包，每包都需要两名苦力运送。不可能逃避对物品的检查，这意味着将它没收。
我们从 12 军得到了很不好的消息。科穆纳尔和布雷利斯基没有寄来书面报告，但信使讲了以下情况：
以傅伯翠为首的主力已经脱离 12 军。傅伯翠是福建的农民领袖，地主的儿子。他现在正在我区招募部队同我们斗争。[他拥有] 约 400 条步枪。由于在农业和经济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傅伯翠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得到了进行反对我们的工作的极好机会。他们拼凑了所谓的 “新共产党”。工作常常是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进行的。主要口号是：“打倒苏维埃政权！”、“打倒共产党首领！”、“反对红军！”、“农民协会万岁！”、“自由贸易万岁！”、“第二国际万岁！”。
反对我们的第一次暴动是在广州起义周年之日⑦在傅伯翠的领导下进行的。此后又发生过另外几次骚乱。科穆纳尔和布雷利斯基到达当地的那一天，还发生了一次暴动。五名武装人员出现在我们的司令部，司令部工作人员感到害怕逃跑了。傅伯翠的人夺走了 10 条枪，解除了警卫的武装，还拿走了钱和食品。他们寻找我党的书记和司令部长官⑧，打算把他们杀死。傅伯翠的另一些人在墙上写了标语。布雷利斯基看到一个人在墙上写 “第二国际万岁！”，便问他这是什么意思，那人说弄错了，于是他就改写了 “第三国际”。在乡村贫农中作口头宣传时，傅伯翠的人使用了这样的口号：“你们为苏维埃政权奋斗了三年。现在你们没吃没穿。这是给你们的钱，拿去吧，给自己买点吃的穿的。” 他们把钱散发给穷人。显然，这些钱是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
虽然这个地区的政权表面上在我们手里，但实际上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很小。不仅党的工作，而且全军的工作在那里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的在那里只是 700 条枪。我们没有在那里进行任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苏维埃政权很脆弱。我们的同志找到了傅伯翠组织的名单。逮捕了约 100 人。我们军队的同志中有许多人同傅伯翠搞在一起。整个 [苏] 区的共青团委员会，除书记⑨外，全都同傅伯翠串通一气。在审问时他们什么也不说。傅伯翠还散布谣言，似乎我们的整个党组织都处于他的影响之下。根据获得的消息，那里有另一个 [苏] 区委员会，书记就是傅伯翠。他的省组织位于厦门附近的英卡尔卡⑩，据傅伯翠说，这个组织具有全国性质。我们没有收到关于这个组织的任何材料，就其工作方法而言，这个组织很让人想起江西省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⑪。
可以认为，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的同志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试图给傅伯翠施加压力，甚至是现在，当他杀害我们的同志的时候，那里的同志还在给他写信，请求他返回到我们这里来。
敌人竭尽全力要使红军和共产党在群众的威信扫地。敌人力量很强，可以占领整个闽西地区。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占领了所有城市⑫，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并在 [苏] 区内部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中央（苏）区的力量过分忙于自己的事，不能提供帮助。政治局认为，从闽西派人到中央（苏）区是很容易的，已派许多人到那里去了。
他们计划也经这条线路把外国同志送往中央（苏）区。但是，现在没有经闽西前往中央（苏）区的道路。除科穆纳尔和布雷利斯基外，还有 20 名同志在等待前往毛 [泽东] 和朱 [德] 活动区的机会。
贺昌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他给闽西的同志寄去一封信。我们在闽西的力量太弱，不足以消灭敌人的力量。他们甚至不打算这么做。他们正在山区寻找通道，但眼下还没有结果。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问：你们对所有这些事件的看法如何？
答：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应该立即派一名同志带着开展群众工作的指示前往那里。那里有足够的工人来进行政治工作；以前派去的所有同志应该在那里留一个时期。我们应该派一名军队的同志到那里去。我们在那里的部队应该避免对敌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纠正我们的政治 [路线] 上。应该武装农民中工作的正确方法和策略，解决土地革命的任务。组织和武装农民，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力量。要对我们的贸易策略作出修改。在目前形势下，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最正确的措施。这个问题还没有在政治局进行讨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奥斯藤：我们将在我们 [远东] 局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下次会晤时我们再谈。
莫斯克文：也许，同志们有点夸大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过，那里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不能加强我们巩固的根据地，而敌人将有可能改进自己的手法来对付我们的中央（苏）区。考虑到闽西的局势，莫斯克文决定改变自己的路线，他将取道湘西南前往。那里有叛乱的 20 军。他希望在该军工作一段时间，使它的优秀部队回到红军队伍后，就去朱 [德] 和毛 [泽东] 那里。从上海到茶陵需要 10 天，然后到朱 [德] 和毛 [泽东] 那里还要 10 天，总共需要 20 天。
来自第 7 军的消息
有一位同志⑬从该军经广东来到这里。详细报告还没有收到，但我们知道，1930 年 9 月第 7 军已有 5000 人，3000 条枪。该军决定回朱 [德] 和毛 [泽东] 会合。因此它从广西到了湘西南。
他们从湖南南部返回广西，后来他们又去了粤西北，然后到达粤北。这位同志离开该军时，他还在广西西部。他们行军 2000 多英里。在途中该军没有在工农中间进行任何工作。它只有一项任务 —— 同毛 [泽东] 和朱德会合。它不止一次地同敌人作战，但都遭到了失败。现在该军只有 1000 人、700 条枪。
所有材料将寄给远东局。
收到了前往贺龙部队的梅塔洛夫⑭的信，信中说，他将晚到 5 天（因乘船困难）。今天他应到达贺龙那里。
关于古德科夫⑮：目前还没有收到关于去第 1 军的古德科夫及其一行的来信。从第 10 军（赣东北）获悉，罗章龙成功地在那里建立了联系，并已开始工作。
不久前前往第 10 军的政治委员⑯被怀疑是罗章龙的支持者。
远东局关于第 20 军的决定⑰。今天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同意。他们将就建立 [相互] 信任和同罗章龙作斗争的必要性问题作一些补充。这个决议⑱将以政治局的名义发给红军各部。
……
（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0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1931 年 3 月 28 日于上海 秘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摘录）（节选）
……
我要谈一谈苏维埃运动的问题。在上一封信⑲中，我提到第一次全面进攻总体上对我们有利的结局。据何应钦（陆军部长）统计，南京部队这一时期在江西省同红军的斗争中遭到了以下损失：死 2 万人，伤 2 万人，转到红军方面的士兵大概也是这么多人，他们部分地弥补了红军队伍的有生力量在交战时受到的损失。这第一次进攻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无可争辩的是，我们丧失了部分地区，但是由于红军的加强和我们的主要苏维埃根据地的巩固，我们却成长壮大了，这也是不容争辩的。如果考虑到我们不仅不得不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而且同时还要同内部的反革命作斗争，反对那些企图从内部来腐蚀和消灭我们的改组派和其他分子的话，那么这些事件的意义就变得更加明显了。现在我们拥有什么呢？有三个自己的根据地：（1）朱 [德]— 毛 [泽东] 的中央（苏）区；（2）贺龙的湘西北、鄂西南地区；（3）近来已变成一支强大力量的（在鄂豫皖交界处的）第 1 军⑲地区。此外，我们在湘南（第 7 军）、闽西（第 12 军）、赣东北（第 10 军）、赣南等地还有约 12 个小苏区。现在有哪些敌军部队在调来对付我们呢？对付朱 [德]— 毛 [泽东] 的有南京政府调来的 20 万部队，对付贺龙的有不下 6—7 万人的军阀士兵，从南北两个方面夹击第 1 军的有政府军。很难说，有哪些部队调来对付我们的其他军。在第一次进攻时敌人使用了空军和电线⑳，现在使用了毒气弹。南京已拨出 150 万元来收买红军的一些指挥官。此外，南京还企图吞并农民并许诺把从苏维埃政府那里得到的全部土地都留给他们。显然，南京正使用计谋、技术装备和大量有生力量等一切手段来摧毁苏维埃运动。但所有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苏维埃运动仍在发展和加强。
而且这是在尽管有错误、有对我们路线的曲解、有苏维埃运动的种种弱点和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是不少的。有时你看一些材料，会觉得奇怪，实际情况远远胜过任何想象和实践中所犯的错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是确丵无疑的。我举出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的一些例子，我是根据最近的材料这样做的。首先是关于富农的危险。在闽西，我们的组织允许在苏维埃内自由建立富农派别。来自湘西的报告说，那里 2/3 的政府机构成员是富农。在另一个地方，“青年先锋队” 向富农的挑衅屈服，要求他们毁掉庄稼。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犯类似的错误，我们在同富农的斗争中使用了不正确的方法。例如，我们在 1 军的报告㉑中可以看到：“我们同富农和中农作斗争时，认为即使农民手中剩余产品不多，那也表明他是富农。结果，农民不想拥有足够数量的产品，不敢耕种比满足他们直接需求所必需的更多的土地。” 另一方面，在中央（苏）区，朱德和毛泽东也提出了 “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 的口号，并且用一些行政命令取代组织对乡村贫农的组织工作和对同富农的群众性斗争的领导工作。这些口号只能吓唬农民群众并使他们疏远我们。所谓的改组派问题与此有关。从所有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危险。他们组织得很好，在苏区内内部拥有以刘湘分子为代表的坚实基础，得到外部反动派的支持，相当精明地玩弄手腕，不惜利用所谓的 “左” 的口号，不仅渗入到苏维埃机构，而且还渗入到工会和党的机构。从有关报道中可以得出结论，改组派在 1 军的所有领导机构中都有自己的派别，在湘鄂西也一样，他们在中央（苏）区有自己的基地，他们是第 1 军分裂的原因。
我想援引一个事例，当湘鄂西部地区秘密处决 2/3 的改组派首领时，引起了群众的疑惑，因为他们对改组派一无所知，不理解这些措施的性质。因为有以下情况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据了解，在这个地区我们的党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这在群众中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在我们的苏区还不够稳定的情况下，有我们党的机关的秘密部分当然是有益的，一旦我们的红军被迫撤退，这一部分可以继续工作。但我应当补充一点，我们从来没有产生过我们党组织可以在相当广的苏区内秘密地存在的想法。
接下来谈一谈在实践中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实行土地普遍平均分配。但在某些地区通过上面命令强制实行的，没有相应的准备，没有考虑农民群众的情绪。而在另一些地方则相反，土地是根据富农的倡议分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闽西流行的口号是很明显的问题，这一口号是：“抽多补少，不抽肥补瘦。” 这个口号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土地是根据数量进行分配，而不考虑其质量。另一方面，不抽 “好的” 富农、大地主和绅士的土地来补给 “坏的” 贫农或农业工人。在第 1 军地区平均分配土地时，所有人都有份，连原有的地主也有份，只是不分给农业工人。后来这个错误纠正了，也给农业工人分了土地。虽然当时颁布了禁止使用雇佣劳动的法令，在这个地区，还给红军战士分了地，但是当红军战士在军队服役时禁止使用雇工耕种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土地无人耕种成了荒地。此外，该地区还在三路线影响下还规定每个村都必须建立国营农场。是的，后来这些农场都撤消了。土地分给了农民。
现在谈一谈苏区的工人状况和工人政策。除原有情况，我还可以补充哪些新的情况和必须注意的呢？有以下情况：在湘西赤和衙口（音），地方组织举行了工人罢工。该地区特委（最高党委）匆匆忙忙来纠正这一 “错误”。它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地方组织罢工的做法，并说服它，“在苏区绝对不允许号召工人举行罢工。” 在关于 1 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那里有军被厂和服装厂。但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们没有组成阶级工会，没有参与政府和苏维埃的工作。” 其次，在成立了工会的地方，多数工会又出现了绝大多数企业主都混在其中的情况。至于农业工人工会以及乡村贫农团，我们了解到某些地区形成了这类组织的萌芽，不过对于它们的工作，也跟它们的活动结果一样我们一无所知。
现在谈谈贸易。普遍都在议论停滞以至日益加剧的危机。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这与客观形势有关，而另一方面，这是我们在实践中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我举湘西和鄂西为例，那里没收了所有的商品，甚至包括农民个人的衣服。结果谁也不想，谁也不敢经商。
在第 1 军地区内有同样的思想，还有自由市场货币的不足，农民把钱藏起来，因为他们害怕把他们看成富农。我可以继续列举这类事实。但我担心，你们会对我们的苏维埃实践产生片面的和悲观的看法。实际上，我们有不少非常英雄主义的、理智地考虑到劳动群众情绪的、给整个旧的半封建社会关系体系以最深刻的革命震荡的例子。但如果我谈论这些或多或少流行的病症，那我就要提醒你们注意以下一点：在许多地区，“苏维埃” 运动只需要扩大，而不需要深入的口号仍然很流行。在实践中扩大苏区的这一口号意味着唯一的任务是放弃实现土地革命的重大使命。同时农民的局限性也表现得很明显：地方主义，不想在村周围以外的地方继续进行斗争。有一旦取得局部胜利就要结束斗争的错误的和危险的情绪和观念。党组织消极被动，它本身就受到了这类情绪的感染。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我们同国民党军阀的胜利斗争，而且对于能否把这一斗争提高到更广泛的反帝斗争的高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做不到这一点，苏维埃运动自然不可能取得胜利。所有这些缺点必然会在红军队伍中反映出来。在群众工作开展得不好和在苏维埃政策方面犯过较多错误的那些地区，建立起坚强红军的任务自然变得难以实现。相反，在那里甚至可以看到我们力量的削弱。例如，去年秋天 14 军解散了。10 月，12 军有 2000 名红军战士开小差，而 11 月又有 800 人开小差。实际上，20 年事件㉒也可以用这些原因（上面列举的缺点）来作说明。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相应的教训。这一点你们可以从专门的信件中了解到，信件副本㉓将送去。
二、全文注释（按序号）
① 莫斯克文、斯皮里多诺夫：分别为周恩来、张国焘。
② И・А・雷利斯基：即奥斯藤。
③ 原文如此。应为布林斯基，即任弼时。
④ 王稼祥。
⑤ 何人不详。
⑥ 何人不详。
⑦ 1928 年 12 月 11 日：指广州起义周年纪念日。
⑧ 何人不详。
⑨ 何人不详。
⑩ 英卡尔卡：疑为厦门。
⑪ 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即 AB 团。
⑫ 原文如此。可能是电词 —— 译者。
⑬ 何人不详。
⑭ 梅塔洛夫：疑为库丘明。
⑮ 何人不详。
⑯ 何人不详。
⑰ 见第 330 号文件。—— 原编者注，即 1931 年 3 月 18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召回事变的决定。
⑱ 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回事变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202—209 页）。—— 编者注。
⑲ 见第 325 号文件。—— 原编者注，即 1931 年 2 月 22、23、28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
⑳ 1931 年 1 月中旬，红 1 军与红 15 军合编为红 4 军，所以，此处准确的说法应是第 4 军。以下同。—— 编者注。
㉑ 原文如此。可能是电网 —— 译者。
㉒ 在本文的《中国的内战与苏维埃运动》一文中提到的是 4 军（见江亢虎：《中国革命》第 287 页）。
㉓ 原文如此。可能是河口。—— 编者注。
㉔ 可能是第 330 号文件。—— 原编者注，即 1931 年 3 月 18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召回事变的决定。
㉕ 原文如此。可能是副本。—— 编者注。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这篇文献按主题（闽西问题、土地政策、红军状况）重新整理成一份清晰的要点总结，方便你快速把握核心内容。需要我整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