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俄罗斯药店的货架上，抗抑郁药如Zoloft（舍曲林）、氟西汀和阿米替林的销量正以惊人的速度攀升。根据俄罗斯咨询公司DSM的数据，2025年，俄罗斯抗抑郁药销量达到2230万盒，比2024年增长36%，较2019年疫情前几乎翻了三倍。
这场已经持续了近四年的战争，不仅吞噬了数十万俄罗斯青年的生命，更让俄罗斯全民陷入了抑郁症。
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充斥着焦虑、恐惧和无助。独立媒体Mediazona与BBC通过公开来源记录的俄罗斯士兵死亡人数已超过17.7万，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35万以上。加上伤残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心理代价已远超肉体创伤。
战争开始的时候，俄罗斯人的情绪复杂，震惊，恐惧中还有一些自豪感。街头爆发了一些抗争，但很快就被铁腕镇压，到了现在，俄罗斯人只剩下恐惧和麻木了。
纽约新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尼娜·赫鲁晓娃（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曾孙女）在2025年10月的《时代》杂志文章中写道：俄罗斯人从最初的震惊，到绝望，再到对镇压的恐惧，最终陷入冷漠和投降。
她讲述了俄罗斯23岁女白领的斯维特拉娜的故事。
她们在莫斯科一家书店见面，斯维特兰娜一边喝着从柏林进口的“蜂鸟”咖啡，一边笑着说“我很幸福”。
但很快，斯维特兰娜就说了实话。
战争爆发时，她20岁，参加了抗议活动，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为此哭了几个月。最终，斯维特拉娜报名参加了哈佛和斯坦福教授开设的在线心理课程。“每次VPN被屏蔽，我就换一个，”她告诉我，“我还是会访问那些被禁的、‘不受欢迎’的内容——比如我的DozhdTV、Meduza新闻、Politico和BBC。”
她押注的是时间。“这些掌权的都是些老家伙，”斯韦特兰娜告诉赫鲁晓娃，“他们会比我们先死。”
这种“假装正常”并非孤例。药店药剂师柳德米拉告诉赫鲁晓娃，她每天能卖出上百盒镇静剂。她说：“人们说自己幸福，否则会被指控叛国。实际上，他们内心充满压力。”
马德里圣卡洛斯临床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家伊雷妮·德拉维加·罗德里格斯（IrenedelaVegaRodríguez）告诉《时代》周刊：“抗抑郁药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处理轻度或中度抑郁时，它们有时明明不是必须的，或者还有别的治疗方案，却被当成了首选方案。”
她进一步解释道：“在考虑用药之前，优先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现在的另一个误区是：人们倾向于把日常生活中的烦恼、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些根本不可能靠吃药解决的事，都当成病来治，试图用药物去‘摆平’。”
在俄罗斯，氟西汀的价格约为2美元，而一盒28片的舍曲林（Zoloft）的价格约为7.73美元。据俄罗斯猎头网站HH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俄罗斯人的平均年薪约为83000卢布（约合10,900美元），月薪约为908美元。
所以，俄罗斯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买药摆平自己，假装一切正常。
退伍军人群体尤为惨烈。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安娜·齐维列娃承认，20%的退伍军人患PTSD。临床研究显示，战争退伍军人PTSD发病率可达25%-50%。俄罗斯缺乏终身支持网络，尽管“祖国捍卫者基金”拨款18亿卢布用于心理援助，但实际覆盖有限。许多退伍军人面临失业、酗酒和自杀风险，家庭暴力事件激增。
高通胀和制裁让普通民众苦不堪言。2025年，俄罗斯GDP增长仅0.6%，远低于前两年的4%以上。石油价格下跌导致预算赤字扩大，中央银行将利率维持在16.5%以上以遏制通胀。同时，劳动力短缺加剧：数百万青壮年被战争或移民“吸走”，国防工业工资暴涨，却挤压了民用经济。
在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下，俄罗斯诞生了“模仿文化”。
由于欧美品牌撤离，俄罗斯纺织服装制造商不得不填补市场空白，最终纷纷模仿H&M以及其他消费者喜爱的品牌，例如优衣库、MassimoDutti和J.Crew的风格。
成了“模仿文化”的典范。西方品牌撤离后，本土时尚如Line、Befree仍用英文名，模仿H&M风格。
俄罗斯顶尖时装设计师品牌——Line、Befree、LoveRepublic——都使用英文名称和拉丁字母。尽管政府官员一直要求公民拥抱一切俄罗斯元素，但餐馆、电影院和剧院的样貌几乎与战前别无二致。
为了更方便地监视俄罗斯公民，政府正在推出一款“国家级”即时通讯应用，以取代外国的即时通讯应用Signal和WhatsApp。这款俄罗斯应用不仅使用了中国、美国和印度的代码拼凑而成，而且尽管它大肆宣传，却有一个英文名字：MAX。
赫鲁晓娃称：“普京宣称俄罗斯已实现‘经济主权’，但新模式不过是服务战争，而建筑、采矿和汽车业正面临崩溃。”
俄罗斯用战争换来了“稳定”，却付出了全民抑郁的代价。药店的繁荣，掩盖不了灵魂的空洞。或许，正如斯维特兰娜所言，时间会带来改变。但在那之前，这个国家已深陷抑郁的泥沼，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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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19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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