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把你个狗的终于给逮到了哇,还说从来都没有偷过我的米,看,看,看,这次起码偷了我不下十斤的米呢。个龟儿子,给老子!
乡村打米坊
邓四平/文
嶙峋的片石堆砌而成的屋基,稀疏的竹篾随意而率性地编成竹墙,鱼鳞似的青瓦片星星点点地掩映在婆娑的竹影之间,一条潺潺的小溪缓缓地流淌而过,小溪之上有一座雕有双龙戏珠的古老的小石桥,“哗啦啦”的溪水穿桥而过汇入河中。就像常常忆起远去的父亲和母亲一样,越过时光的河岸,故乡乡村的打米坊常常在无形之中,步履蹒跚地走进我的梦乡。
三十多年前,老家永兴公社最早只有粮站才有打米坊,后来我们读书的永兴小学也办起了打米坊。那时候,在小学操场上一排长长的瓦房子里面,右边是打米坊,左边便是我们上课的教室。每每一到下课时间,隔壁的打米坊里便会传来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一般地敲打着我们的耳鼓。透过稀疏的竹篾墙和透亮的窗棂,直接就可以看到打米坊里打米的情景。只见宽敞的打米坊里,一头安装着一台拖拉机车头一样的机器,相距四五米远的另一头则安放着一个约半米高的机器,看上去就像一只躺卧在地上温驯的山羊,上面是一个四四方方敞口的铁皮容器,屋外的地坝里放着一台木制的风车。需要打米之时,负责加工的师傅便慢腾腾地将一根宽约半尺有余的黑色皮带套在两台机器光亮的齿轮上,前来打米的乡亲便兴奋异常地双手抱起箩斗,往打米机四四方方敞口的铁皮容器里倒进黄澄澄的谷子。
学校负责打米的师傅名叫罗昌达,他其实以前在学校里上小学数学课。有人说罗昌达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其实也曾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年永兴街上的红卫兵有几个阵营,都声称自己才是毛主席最好最好的好学生,都手拿红宝书宣誓效忠,声称要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宣誓要坚决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走资派。永兴街上的红卫兵阵营常常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要去革公社当权派的命。有一次,罗昌达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颗手榴弹,他悄悄躲在公社会议室墙壁的窗户后面,看到公社干部陆续进入会议室开会的时候,罗昌达便迅速将手榴弹从窗户格子扔进会议室,由于过分紧张,却忘了拉手榴弹的引线,公社干部突然看见一颗手榴弹从窗户外飞进了办公室,都吓到马上趴在地上,但过了很久都没听见手榴弹爆炸,便纷纷从地上爬起来跑出办公室去追撵丢手榴弹的人,但跑出去一看,丢手榴弹的人早已逃之夭夭。过了很多年,罗昌达在一次喝醉了酒之后才将这个事情摆了出来,但大家都说他在吹牛,都说:“你有那么大的胆子?你敢拿手榴弹去炸公社干部?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的人啊!”罗昌达见大家都在用鄙夷的眼光盯着他嘲笑他,他就“呵呵呵”一阵大笑,然后自我解嘲地说道:“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信不信随你们的便!反正那个手榴弹就是老子扔的!只是忘了拉引线!”有学生说罗昌达教数学,好多数学题,他自己都做不来,在黑板上憋得满头大汗都做不出答案。学生家长知道后,纷纷找到学校校长要求换老师。学校校长只好将罗昌达安排到打米房专门去负责打米这个工作了。当来打米的人将黄澄澄的谷子倒得差不多之时,罗昌达便淡淡地问一声:“米倒完没得?”当听到倒完了的回答之后,罗昌达便慢腾腾地走到打米坊最里边的一堵墙壁前,将一个大木板上的电开关铡刀使劲地往下一拉,接着整个屋子里便传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只见一阵烟尘斗乱地动山摇之后,机器的轰鸣声突又戛然而止,罗昌达和前来打米的乡亲逃命似的从屋子里跑了出来,站在打米坊屋檐下的门框边剧烈地咳着嗽,头发、眉毛、胡子、身上,几乎全成了白乎乎的一片,仿佛突然从哪里钻出来的两只白毛猿猴一样,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后来,公社五通村一个姓邓的农民和另一个姓胡的农民也相继开起了打米坊。姓邓的农民名叫邓怀荣,姓胡的农民名叫胡生从。前来打米的人常常开玩笑把胡生从喊成胡豆虫。邓怀荣的打米坊开在永兴老街的场口上,胡生从的打米坊开在公社大桥的桥头旁,两座打米坊的下面有一片两三个篮球场一般大小的斜坡,这片斜坡就是永兴场的猪儿市场,每到逢场天很多人就背着背篓、挑着箩斗、牵着猪儿到这里来卖。猪儿市场里面一片人声鼎沸,猪儿的尖叫声,人们讨价还价的声音,吵成一片,热闹非凡。猪儿市场的旁边有一座雕着双龙戏珠的小石桥,潺潺的小溪水从石桥下面淌进永兴河。每天前来打米的乡亲络绎不绝,一大早便听见打米坊里传出“隆隆”的机器轰鸣声,直到深夜仍在加工。实在加工不过来,打米的师傅便吩咐前来打米的乡亲将装满谷子的箩斗留下,说是加工好了之后再来挑走。有人放心不下,说是师傅加工完了后会偷米。常常有人悄悄地发着牢骚说:“咦?我挑的一百斤谷子来,怎么只打出这么点米,狗日的坏家伙肯定偷了我的米的。”因为没有证据,因此也只能是悄悄地发发牢骚罢了。家乡的乡亲大多淳朴厚道,有时候,即使当场抓了个现形,乡亲们也顶多朝着打米的师傅笑骂一声:“哈哈,这回把你个狗日的终于给逮到了哇,还说从来都没有偷过我的米,看,看,看,这次起码偷了我不下十斤的米呢。个龟儿子,给老子!”说完,一阵笑骂,最后还是乐呵呵地交了加工费,乐滋滋地挑着打好的米晃悠晃悠地离去了。
其实,很多时候,打米坊里自己也加工干面出售。打米坊的师傅将黄澄澄的麦子倒进一个磨面机里加工成雪白的面粉之后,然后在一张又长又宽的木头案板上加水和面,反复揉搓之后,再将面团放进一台加工挂面的机器,机器里便会吐出雪白的面条来。瀑布似的喷涌而出,接着就手拿一根又一根尺余长的竹棍穿过面条,耍魔术似的操起面条,挽过来,又挽过去,挂满十余根竹棍之时,才用剪刀“嚓嚓嚓”地剪断面条,另一人马上端起挂满面条的竹棍,挂在屋外竹篙制成的架子上晾晒。往往只需晒上一个红花大太阳的时间,润湿的面条便就成为了雪白的干面。加工面条的师傅,便又将竹棍和晒得焦干的面条一起收回打米坊,平放在案板上,用一把锋利的菜刀将干面统一切成二十多厘米长的面条,然后用废书纸将干面裹成圆柱状。一般裹成两斤一把,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山,就可以出售了。说是出售,其实更多的时候常常是保留着以物易物古朴而原始的交换方式。一到乡上的逢场之日,乡亲们常常都是背着大口袋小口袋的麦子前来兑换干面。一般是一斤麦子兑换七两到八两干面,附带收取几分钱到一角多钱不等的加工费。
那时候,故乡的乡亲们每逢逢年过节或者走亲戚,大多喜欢背上一个花花绿绿的布口袋,稍微时尚的就是背上一个黄颜色的帆布口袋,口袋里装上一包一斤的白糖和一包一斤的冰糖,外加两把各两斤重的干面,这便是走亲戚的礼物。年轻的小伙在街上赶场时,如果看中了自己中意的姑娘,就会辗转找到媒婆前去说媒,第一次相见自然要送礼物,除了冰糖、白糖、干面,干面上还要贴上二指宽的一绺大红纸,如果女方收下礼物,则表示女方同意这门亲事。如果对方将礼物全部退还给客人,则表示不答应这门亲事。
小时候,每天傍晚时分,当各家各户炊烟袅袅升腾之时,慈祥的父亲便会放下裁缝铺里的活计吩咐我们:“去我们家的红苕地里掐点红苕尖儿回来,今天晚上我们全家吃面条!”我们兄弟姊妹们一边欢呼雀跃着在红苕地里掐苕尖儿,一边偷偷地刨上一两根红苕,拿到河里洗了,当作最美的零食美美地享受。当香喷喷的红苕尖儿面条端上桌来,我们总是风卷残云一般将碗里的面条“呼啦啦”地吃了个精光。慈祥的父母和蔼地看着我们,总是又将自己碗里的面条又挑一些分到我们的碗里来。
因为情不自禁地想起往昔岁月里全家一道其乐融融吃面条的往事,因此也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故乡的打米坊。如今,故乡的打米坊早已荡然无存。越过时光的河岸,但那些关于打米坊的星星点点和丝丝缕缕的往事却永远如雕刀一般镌刻在了我的记忆最深处。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温暖和感动宛如泉水,总是不断地涌上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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