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局、西南军区以很大决心和魄力突击抢修雅安至甘孜600多公里路段

川康边风云

为保证上述方针的实施，西南局、西南军区以很大决心和魄力，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进藏物资补给运输问题。 首先是“不惜一切代价修路”，突击抢修雅安至甘孜600多公里路段。

1950年初，公路从成都只通车到雅安。由雅安到泸定，国民党政府时期曾修筑过简易公路，但因年久失修，简易公路的路基、桥梁大都毁坏，不要说汽车，连人畜也很难通行。

1935年蒋介石为了堵截红军北上，将雅安至康定公路作为机动运兵通道，限期修筑通车。1935年6月开工，仅修至天全就停工。

1938 年4月，蒋介石再度令行辕拨款，再次组织施工，到1940年10月15日粗通泸定。当天即从天全开出一辆小客车和一辆大卡车，16日到达泸定。然后小客车用船运渡过大渡河，经人推、拉、抬，20日到达康定，以此标志“公路通车”。这一段筑路工程历时四年半，征集人工13万余人，民众饱受劳役之苦。时称“路工死亡三千，负伤者六千”，换来的仅是公路虚假通车的舆论宣传。① 解放后，才真正开始这一段公路的修建。


1950年4月初，西南军区工兵司令员谭善和②指挥6个工兵团陆续投入雅（安）甘（孜）公路的施工。

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设立了雅甘工程局，统筹修路勘察设计和经费、材料供应工作，并以3000民工参加修建。经两个多月的突击奋战，于1950年6月5日将公路修至康定。原来预计7月通车甘孜，部队即可向前开进。西南军政委员会雅甘工程局（雅甘工程处）详细情况
雅甘工程局（正式名称为雅甘工程处）是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建设初期的核心工程机构，是十八军进藏后勤保障的关键支撑力量。
一、机构基本概况
表格
项目        详情
正式名称        雅甘工程处（俗称 “雅甘工程局”）
成立时间        1950 年 2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成立）
上级隶属        初期受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 / 西南公路管理局领导；后受西南交通部、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部双重领导
更名沿革        曾先后改称 “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工程处”“川康青工程处”，核心职能始终围绕雅安 — 甘孜段公路抢修
核心使命        抢通雅安至甘孜段公路，为十八军进藏提供后勤运输通道，保障 “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的战略要求
二、成立背景与战略定位
时代背景
1950 年初，西藏和平解放提上日程，十八军奉命进藏，但雅安以西的旧川康公路因年久失修、塌方损毁，仅能通行至雅安，后续路段完全中断。
当时的核心矛盾：部队进藏需要大量粮秣、弹药、装备，但公路不通，全靠人背马驮，根本无法保障补给。
战略意义
雅甘段（雅安 — 甘孜）是康藏公路的 “生命线”，也是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吴忠、郄晋武部）的补给命脉。工程处的成立，就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打通这条通道，解决 “后勤跟不上” 的致命问题。
三、组织架构与施工力量
核心指挥体系
由西南军区工兵司令员谭善和统一指挥，统筹六个工兵团的施工部署；
地方工程力量与部队协同，技术上受西南公路工程局指导，行政上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管理。
施工队伍构成
主力：西南军区 6 个工兵团，承担桥梁、隧道、塌方路段等硬骨头工程；
协同：十八军各部、西康军区部队、数万民工，分段抢修路基、清理塌方；
专项：下设泸定大渡河桥工所，负责修建康藏公路第一座钢结构悬索桥（1951 年 6 月建成通车）。
四、核心工程任务与关键节点
1. 核心任务
抢修、改建雅安至甘孜段公路（雅甘段，全长约 699 公里），重点解决：
二郎山、折多山等雪山路段的塌方、积雪清理；
大渡河、雅砻江等江河的桥梁架设；
旧路拓宽、加固，达到军用车辆通行标准。
2. 关键时间线
表格
时间        关键事件
1950 年 2 月        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雅甘工程处
1950 年 4 月        全线正式开工，数万军民投入抢修；十八军先遣支队同期从雅安西进
1950 年 10 月        雅甘段主体工程贯通，保障昌都战役的后勤补给运输
1951 年 6 月        泸定大渡河钢索桥建成通车，彻底打通川藏咽喉
五、历史贡献与影响
保障了十八军进藏的后勤生命线
雅甘公路的抢通，让 689 匹骡马、大量粮秣物资能从雅安运往甘孜，直接支撑了北路先遣支队的行军、昌都战役的胜利，以及后续部队进驻拉萨的补给。
奠定了康藏公路全线建设的基础
工程处摸索出了高原筑路的经验（高寒缺氧、地质灾害应对），培养了第一批高原筑路技术人员，为后续康藏公路全线贯通提供了关键支撑。
孕育了 “两路精神” 的雏形
数万军民在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雪山峡谷中，以简陋工具打通天险，正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 的 “两路精神” 的早期实践。
补充说明
部分史料中 “雅甘工程局” 是对 “雅甘工程处” 的俗称，正式文件中以 “雅甘工程处” 为标准名称；
该机构后续整合为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的一部分，穰明德任政委的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成立后，雅甘工程处的工作由其统一统筹。


但适逢夏季，阴雨连绵，二郎山段公路塌方，车辆行驶受阻。

1950年6月下旬，第十八军将在川西剿匪的第五十四师一六二团调至天全二郎山地段、第五十三师一五八团大部调至天全至两路口地段，担负公路维修和物资装卸工作。

1950年7月下旬，突发暴雨山洪，冲毁了飞仙关等8座大桥，使公路运输完全中断。


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随即组织力量紧急抢修。在高山缺氧、气候寒冷、河水刺骨的条件下，部队登高山伐木运料，下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桥，日夜奋战，月余时间完成抢修8座大桥的任务。

与此同时，北路先遣部队第一五四团主力和军工兵营也参加由甘孜向道孚修路。


8月25日，雅安至甘孜公路通车。总计开挖土石方27万立方米，建桥梁195座、涵洞678道。军工、民工万人参加施工，伤亡650余人。

雅甘段公路通车，为举行昌都战役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在修路的同时，支援司令部着手建设甘孜后勤基地，政委胥光义①亲自组织运输工作。在雅安至甘孜沿途设立兵站。三四月份，支援司令部以3个汽车团、3个辎重团（骡马、胶轮马车）分段进行运输。当时汽车仅有200辆，且多破旧不堪。6月底，西南军区增拨汽车850辆，其中有从苏联进口的新嘎斯车350辆，极大地增强了运输力量。在雨季道路泥泞、二郎山等地区路基经常塌陷的情况下，汽车部队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规定的运输任务。7月中旬，大渡河桥尚未架成，汽车部队将汽车分解成几大部件，用橡皮舟运过河去，再组装起来。两个月内共分解、组装汽车300余辆，有力地保证了泸定至甘孜段的汽车运输。分解汽车过河时，有两次运汽车的船脱出滑索冲入激流，汽车部件落入河中；班长陈瑞盘勇敢地潜入冰冷刺骨的大渡河里，用钢索拴住汽车部件，将其拖拉上岸，受到支援司令部的表彰，被记一等功。 8?下旬公路通车甘孜。为减少畜力运输，又以一个工兵团和一五四团两个营抢修甘孜至竹庆的马车路。9月上旬，马车路初步建成，当即以3个马车连259辆大车向前紧急运输物资，军、师负责人乘坐的吉普车也加入了抢运行列。辎重团的2380匹骡马和藏族群众的牦牛则担负竹庆至金沙江畔邓柯、德格的运输。至8月底，从甘孜方向共向前运送物资11664吨：计被服装具吨、食品（干粮）吨、武器弹药吨、汽车材料吨、汽车油料7090吨、卫生材料116吨、通信器材吨、工兵器材吨，另有银元及人民币183箱以及其他物资吨。所运到的粮食，除入藏部队及支援部队食用外，各地兵站尚有一批存粮。共支出人民币7673亿元（旧币），内包括黄金三千两，银元2611931元。②这些，为进行昌都战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车、马车运输外，还组织了大批牦牛运输支援进军。军前指、先遣部队和支援司令部的主要领导，以很大精力对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德格土司降央白姆、康南富商邦达多吉①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动员藏族上层人士参与支前，组织藏族民工进行牦牛运输。张国华于6月底在康定宴请邦达多吉，9月与夏克刀登同行至甘孜，宣传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协商动员组织牦牛运输等事宜。在昌都战役前后，刘振国除了抓战时政治工作外，还兼管运输支前工作。1951年3月初，刘振国与夏克刀登商妥，在玉隆召开附近头人参加的运输会议，动员群众继续大力支前，组织牦牛运输，以保证前方部队的补给需要。 为加强西康地区的支前工作，西南局指示西藏工委暂时兼管康区部分地方工作，决定张国华、谭冠三和王其梅为西康区党委委员。西藏工委、十八军向折多山以西之甘孜、德格、邓柯、炉霍、道孚、雅江、巴塘等县派出军事代表，在各县建立运输支援委员会，开展支前工作。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甘孜至邓柯、甘孜至德格、东俄洛至巴塘的三条运输线上，出现了十万头牦牛支援运输的空前盛况。 担负空中支援进藏任务的西南军区空运大队，突破高原空中“禁区”，在缓解了北路先遣部队的急需以后，接着又向邓柯、巴塘等地空投粮食、被服、银元等物资，总计达6200多公斤，缓解了前方部队的燃眉之急。 解决运输补给困难的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部队人员的携带物资的数量。进军的运输补给是按人头逐日计算的。规定战士除武器装备外，每人要携带10日的粮食，平均负重达35公斤；干部也要背负10至15公斤左右的粮食。各部队还要携带一定数量的银元，一般由干部分散背负，以备必要时采购食物救急之用。部队还购买了一批牦牛，组成牦牛队随军行动。第五十二师在康北地区购买9000余头牦牛，组成5支牦牛运输队，随军驮运物资。师机关不少干部、文工队员都参加了赶牦牛的任务。时任师司令部指导员的田涛带着30名女同志组成康藏工作队，负责赶200头驮运粮物的牦牛，从甘孜到觉雍走了27天。高原徒步行军对女同志来讲就很困难，年轻姑娘们赶着大群野性十足的牦牛走了那么长的路程，途中所受之艰辛，让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50多年后，当年的工作队成员田涛、郭蕴中、李国柱、孙常瑜、王惠文等著文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还感到惊心动魄，但却无怨无悔。① 两支先遣部队到达金沙江边后，为准备渡江，均自制船只。第一五四团在由乐山请来的造船工人指导下， 在邓柯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建造出可载百人的大木船1只、二三十人的中等木船10只，载一个班的小船6只。第一五七团在巴塘造大小木船23只，大、小牛皮船40只。军直侦察、工兵两营也在德格备足渡江所需的牛皮船。这些船只，基本上能保证部队渡江的需要。 9月上旬，军后勤部副部长扶廷修奉张国华军长指示，在竹庆开设后勤指挥所，在海子山、邓柯、德格等地设立兵站，担负主要方向部队渡江后的补给任务。南路在东俄洛、雅江、理塘、巴塘等地设立了兵站。下旬，当参战部队从四川向前开进期间，以阎秀峰为主任的川西行署支援委员会和以方升普为主任的西康省支援委员会，积极支援进藏部队，在沿途开设食宿站、柴草供应站，供应过往部队所需有关物资。 在西南局、西南军区及相关单位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支援司令部、各地支援机构及各师、团部队辎重运输单位的紧张艰苦努力，终于在9月份完成了物资、粮食的运输和储备，保障了部队的向前开进和昌都战役的实施。

川康边风云

他的比喻和故事，把道理讲得很透彻。他还结合社会发展史和党的建设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即列宁与马尔托夫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论战）等内容，谈古论今，使大家逐步打开了思路、开阔了眼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艰苦的环境下，通过对实际斗争的认识，进一步认清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实质，更加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并增强了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之间的团结。
际春同志与刘伯承校长一样，不仅亲自抓教学计划的组织实施，还经常深入学员中了解教学情况，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听课、讨论，对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他都耐心细致地一一回答。他还动员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办墙报，如《战火》墙报，坚持每星期出版一次，共出了 9 期。墙报的内容都是大家学习、生活与思想情况的反映，同学们纷纷写稿，墙报办得生动活泼，很有意义。在红岩坝时，际春同志还创办了 “红大” 校刊《红炉》，刘伯承校长亲自书写刊头并题词。题词写道：“我们学校就是一个红炉，我们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以及向一切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就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红炉》校刊一共办了 17 期，开始为四开张，用油印，以后改为小册子。
三
1936 年 1 月，“红大” 在天全成立了中级干部队，调陈伯迟任队长，下属军事连、政治连。甘延林任军事连连长，我（胥光义）任指导员；皮定钧任政治连连长，黄志勇任指导员。“红大” 进驻炉霍后，又继续招收了军、师两级干部 400 余人组织了第二期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同时还扩大了步兵学校。当时，连队同校部领导机构共约 1500 多人，与总部同住炉霍寺庙内。
1936 年 6 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等同志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7 月，中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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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毕业后，我即被调任 “红大” 政治部地方工作科任副科长。8 月，“红大” 随红四方面军总部由炉霍出发，经壤塘喇嘛寺、嘎曲河、堡座等地北上。
“红大” 在炉霍住了 5 个多月，存粮很少，因此，部队准备过草地的干粮人均每天仅有 2 两炒面，除边行军边筹粮外，主要靠野菜充饥；我们地方工作科则全力负责群众工作和筹粮的组织与实施。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筹集粮草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际春同志多次召集我们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认真研究开展群众工作方法和制定筹集粮草的实施方案及注意事项，特别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并挑选政策观念强的同志组成筹粮队，随部队行军的先头分队行动。筹粮队的指战员克服种种困难，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及少数民族地区筹集了一些粮食，补充了部队的部分粮食供给，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双十二” 事变后，中央红大陆党中央领导机关迁到延安，并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张际春同志作为红军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旗帜鲜明地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的红军干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际春同志革命一生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他的革命精神，正激励着后人为祖国的 “四化” 建设而努力奋斗！
（此文原载 1989 年 10 月 12 日人民日报第 6 版）
关键注释与背景说明
核心人物
张际春：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红大”）政治部主任，是本文的核心记述对象。
刘伯承：时任红大校长，为《红炉》校刊题写了 “红炉炼意志” 的题词。
陈伯迟、皮定钧、黄志勇：均为红大中级干部队的早期领导成员，后续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红二、六军团领导人，1936 年 6 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关键历史背景
红军大学（红大）：1935 年由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创办，1936 年 1 月在天全设立中级干部队，后随部队北上，“西安事变” 后迁至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炉霍会师与北上：1936 年，红大在四川炉霍驻扎 5 个多月，后随红四方面军总部北上，开始第三次过草地。
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文中明确提到，张际春与刘伯承、朱德一起，在红大通过教育和思想斗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重要事件
《战火》墙报与《红炉》校刊：红大的两大宣传教育阵地，其中刘伯承为《红炉》题写的 “红炉” 题词，是红军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筹粮队工作：红大政治部组织的筹粮队，在雪山草地为部队筹集粮食，是红军长征后勤保障的重要补充。
“双十二” 事变：即 1936 年 12 月 12 日的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大迁址延安，完成了从红军大学到抗大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