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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作为中国禁烟最严格的交通工具，违法抽烟甚至可能被行政拘留。但如此严格的执法止步于车门处，人流同样密集的站台，几乎是二手烟最严重的公共场所。
多年来，公众对站台失控的二手烟给出了愈发强烈的批评。铁路、卫健、公安等主管部门也接到众多二手烟投诉却难有动作，在国家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一些城市试图探索解决办法却阻力重重。常见的理由包括国家没有禁烟法规、缺少执法人员、没有执法权、担心引发冲突……环环相扣下这个问题近乎无解。
近期，来自多地的控烟部门负责人和多名地方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及专家，首次共同举行研讨会，试图找到可行的解决思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控烟工作的缩影：在国家层面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探索和执行中的难点被无限放大。相比于盘根错节、难以归咎一方的制度迷宫，在交通场站控烟，首先关乎的是守护公众健康的决心。
地方政府和车站都想控烟，但各有难处导致执法空白
想象这样一种状况：一位旅客从北京坐高铁到广州，途经京冀豫鄂湘粤六地。列车在一些城市经停，车门一开，打火机的声音此起彼伏，站台烟雾缭绕，二手烟的味道甚至飘进了车门。另外的个别城市，到站前列车就开始反复广播，当地规定站台禁止吸烟……
这种矛盾又混乱的现象在多个车站上演，但能限制二手烟的情况从未真正出现。
由于铁路管理的封闭性和特殊性，即使是立法禁止公共交通工具站台禁止吸烟的城市，高铁站台仍是执法盲区。“现在主要问题出现在候车大厅和高铁站台，这个地方我们进不去。”深圳市控烟办相关负责人在前述活动上谈到。
南都N视频记者了解到，虽然深圳、秦皇岛、上海等城市通过地方立法明确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域禁止吸烟，但至今未能开出一张罚单。高铁站的控烟工作大多止步于宣传倡导，日渐增多但又无法回应的二手烟投诉，令地方铁路部门和卫生部门愈发困扰。
“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定，我们之前也和上海铁路部门进行过专题沟通，在各自的站位上都有难点，但是对于我们双方来说，老百姓控烟的诉求是共同的问题。”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德说。
铁路系统曾经长期封闭独立，历史上，铁路系统有自己的公检法，对应各条线的行政管理部门，就是一个小型社会。经过改制，这些额外的功能被逐渐剥离，但铁路系统仍保有历史惯性，这导致一个矛盾的现象：作为管理主体的铁路公司不具备控烟执法权，地方行政执法人员和志愿者又无法进入站台等区域。
华东交通大学铁路法治研究院院长朱新建介绍，如今只剩铁路公安和铁路监管还拥有执法权，前者主管治安和安全，后者监督铁路运行安全和施工安全，均不具备健康相关的监管职能，即使参与控烟也是出于保障列车运行安全的要求。
与此同时，作为主体的车站属于“国铁集团”下属企业，更没有行政处罚权。一名在地方铁路从事卫生监督的人士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站内餐饮的卫生监管工作涉及需要行政处罚的情形，也需要发函联系地方监管部门联合执法，由具备监管资格的人员开出罚单。
但铁路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朱新建谈到，车站是保障运行安全的重地，有严格的区域管控，地方卫健委等人员要想进入站台执法，必须通过正式协调。但同时，铁路系统又是垂直管理为主，车站层面没有决定权，需要自上而下推动改革。
在缺乏执法动力的情况下，一些专业词汇也成为控烟的阻力。一名地方铁路局集团的人士表示，站台在铁路系统的定义中属于“乘客乘降场所”，即乘客从候车室到上车或下车的短暂通过通道，而非地方控烟条例中“公共交通工具的等候区域”。在铁路系统的语境中，候车室才是“等候区域”。
这一说法令多位控烟专家不解，即使是“乘降场所”，乘客仍需在站台排队等候。这种人流密集的区域，更需要保护公众免受二手烟危害。
控烟的决心：最终解决办法仍是出台全国控烟立法
在多位专家看来，虽然现行的制度框架给站台控烟带来了诸多阻力，但只要下定决心，仍有理论上可行的操作路径。
沿着朱新建的思路，多位铁路专家谈到，深圳等希望推进站台控烟的城市，可以联系国铁集团与其协商，通过书面委托方式，授权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站台吸烟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建立铁路公安与地方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由铁路公安负责现场处置、地方执法部门负责后续处罚，实现优势互补。
朱新建表示，为了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地方政府可以由市主要领导出面，与地方铁路局乃至国铁集团协调，在车站内设立一个常驻办事处或工作室，解决执法人员的进入问题。
除了协调沟通的思路，今年2月开始实施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也可成为解决三不管地带的突破口。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杨寅分析，《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无论是垂直管理还是双重管理，其行政执法工作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执法监督，这意味着，司法行政部门能够依法对车站的控烟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可以约谈、出建议书，甚至直接给上级主管部门发函。
“这打破了在某些领域长期以来条块分割、都管也都不管的僵局，是全新的制度工具。”杨寅说，地方卫健委、司法局、人大常委会三家都有理由去主动与国铁集团或国家铁路局协调相关工作。
从操作的角度看，杨寅也建议分步、务实操作：即当下先从宣传、取证、劝诫、禁烟标识、戒烟服务做起；而后是探索由国铁集团或国家铁路局通过内部批复或规范性文件，专门为地方做一事一议的授权安排，委托地方控烟执法部门执法。在此过程中，还需提前协调好后续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问题，确保行政执法依法有序开展。
也有控烟人士建议，无论是考虑高铁运行消防安全，还是站台控烟，都可以像机场安检禁带打火机一样，在全国的高铁和普速列车车站进站安检禁带包括打火机、火柴之类的火种，这就从根源上杜绝了火车上及候车大厅及候车站台吸烟的可能。
相比于盘根错节、难以归咎一方的制度迷宫，在交通场站控烟，首先关乎政府守护公众健康的决心。作为中国控烟最严格的城市，香港明确室内和围封超过50%的区域禁止吸烟，在这一标准下一些公共交通站台本属于可以吸烟的区域，但这并未成为控烟的阻碍。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首席控烟酒督察陈达明介绍，除了法律指定的禁烟区域，香港法律赋予相关官员扩大控烟范围的权力。
例如，香港《吸烟(公众卫生)条例》规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可借刊登于宪报的公告，指定某区域为禁止吸烟区。卫生署署长可借刊登于宪报的公告指明以下地方的全部或部分为禁止吸烟区——(a)由2类或以上的公共运输工具的总站所组成，并用以达成及便利转换该类运输工具的区域；或(b)多于一条的《公共巴士服务条例》(第230章)第2条所界定的指明路线的任何巴士总站。
一个例子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送客平台，这里既没有侧面围封，也不是室内区域，但经过划线指定最终将其指明为禁烟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今年实行新规要求“排队时禁止吸烟”。官方解释，“轮候”(queue)指在2人或多于2人的队列中等候。“轮候”是一个大家容易明白的具体行为，法例没有规定队伍形态，不论歪歪斜斜或不规则的队列，只要是轮候登上公共交通工具或轮候进入某些指定地方时即禁止吸烟，违例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港元。
“我们的方法是，把禁烟区慢慢扩大。”陈达明说。
回到内地的窘境，几乎每个专家——无论来自铁路系统还是来自控烟界都认同，解决站台控烟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层面出台立法予以明确。
“旅客从北京到广州，穿越多个省市，如果每个城市站台规定不同——这里禁烟处罚、那里不管——旅客将无所适从。根本出路在于国家层面统一立法，将所有站台列入禁烟范围，标准一致才好执行。”一位来自铁路系统的专家说。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宋承翰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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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6-24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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