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 师
何壮远
一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十五分。
我正在书房里翻一本旧书，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微信是三十年前的学生发来的，她现在已经是某大学的副教授了。我点开那条消息，只有一行字，中间有三个流泪的表情：
“泣告老师：[流泪][流泪][流泪]我亲爱的爸爸于今天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几秒钟，心头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紧接着，眼眶就热了，泪水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模糊了屏幕上的字。
还没来得及回复，电话就打过来了。电话那头她哭得厉害，断断续续的，我听了很久才听明白：她当时正在学校上课，她父亲——毫无生病的征兆——突然发病，送到医院抢救，没救过来。她说，前两天她还和父亲在一起，父亲还问起我，还念叨着我的名字。
她的父亲，和我一个姓，都姓何。同一个镇，同一个村。
我是十二岁那年走进那所乡村初中的。开学典礼上，一个瘦瘦的中年人站在土台子上讲话，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旁边的高年级学生告诉我，那是我们的校长，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叫何天才，书教得好，但很严厉。
从那天起，他就是我的校长，也是我的老师。后来我回到母校代课，他依然是校长，是我的引路人，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人。
挂了电话，我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窗外六月的阳光很好，照在对面楼的墙上，白晃晃的。可我觉得屋子里很暗，暗得像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回到了那个叫演圣的小地方，回到了那所四面都是田坝的乡村中学。
我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楼下的街道上人来人往，车鸣声、说笑声，从远处传过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的脑海里全是何校长的影子，一个接一个地浮上来，怎么都按不下去。
我记得他的样子。瘦瘦的，额头高而宽阔，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他走路不快，但步子很稳，一双布鞋踩在学校的泥地上，不急不躁。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缝，那种笑不是客套的、应付的笑，是从心底里漾出来的，让人觉得踏实、暖和。仿佛那些年乡村教育的重担，就顶在他那副瘦削的肩膀和那片宽阔的额头上。
我想起他办公室里的那盏灯。乡村中学的夜晚黑得像墨，他办公室那扇窗户亮着，橘黄色的光透出来，照在操场边的几棵槐树上。那时我在学校里住，每次路过那扇窗，都忍不住往里面看一眼。他总是在备课，或者批改作业，低着头，伏在桌上，偶尔抬起头来，取下眼镜揉揉眼睛，又戴上。
我想起他站在教室门口的样子。上课铃响之前，他常常早早地站在那儿，双手背在身后，看着学生们三三两两地从宿舍那边跑过来。他不催，也不喊，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目光温和地扫过每一个跑进教室的孩子。有时候哪个孩子迟到了，低着头慌慌张张地冲过来，他也不骂，只是微微点一下头，示意快进去。
我想起他和我说过的话。那些话现在想起来，每一句都还是热乎乎的。
二
我是20世纪80年代在演圣乡读的初中。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能理解。那时候农村的孩子，读书的目的不是考高中、考大学——那是太遥远的事，远得像天边的云，摸不着。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很实际，就是初中毕业考中等师范学校，简称中师，考上了，出来就是公办教师，端上了铁饭碗，这一辈子就算“脱了农皮”。
“脱了农皮”——这四个字，是那时候多少农村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跳出农门，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再靠天吃饭。一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有粮本，有城镇户口，那是何等的体面。
可考中师谈何容易。
我们剑阁县只有一所师范学校，我们都叫它“剑师”。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家家户户孩子都多，一个县几十个乡镇，多少个初中毕业生啊，都盯着那一百多个名额。更让人沮丧的是，全县教师子女还要加二十分——这是政策。对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来说，那道门槛高得像一座山。
我初中毕业第一年没考上。何校长找到我，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再读一年。”他的语气很平常，平常得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可我从那平常的语气里，听出了他对我寄予的期望。
复读了一年，我还是没考上。
我记得成绩出来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学校后面的田埂上，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发愣。六月的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气息，田里的秧苗绿得发亮。我觉得自己像一棵长在田埂上的草，怎么也长不成稻子。
后来我上了高中。高中毕业那年，家乡的学校正好在调整，小学和初中分开，成立了独立的初中，缺老师。何校长知道我成绩一直不错，语文尤其突出，作文也写得好，就让我回母校当代课老师，教初中语文。
就这样，我以一个高中毕业生的身份，站上了讲台。
那一年我二十出头，年轻，热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觉得这是天大的机会——一个农民的孩子，高中毕业就能当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这在村里是头一遭。我的父母也很高兴，觉得儿子总算有了个正经事做，虽说只是代课，工资也低，一个月才五十多块钱，但好歹是站讲台的，好歹是吃“粉笔灰”的，说出去体面。
何校长的小女儿，就在我教的那个班里。
她和她父亲一样，话不多，但眼睛很亮。她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尤其是作文，文字干净，思路清晰，在那个年纪的孩子里是很少见的。我经常把她的作文当范文读给全班学生听。她很尊重我，上课的时候总是认认真真地听，眼睛一直跟着我走。我也很喜欢她，把她当成自己最得意的学生。
多年后，她成了大学的副教授。我在心里常常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青出于蓝”吧——虽然我这个“蓝”实在不怎么蓝。
三
当代课老师那几年，是我这辈子最有干劲的日子。
我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教学上。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找学生谈话，一天到晚泡在学校里。没有课的时候，我就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看书——我那时候已经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自学的教材堆在桌上，比学生的作业本还高。
我特别喜欢琢磨怎么把课上好。每一堂课之前，我都要花很长时间备课，想这堂课怎么开头才能一下子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怎么提问才能让学生愿意想、愿意说，怎么结尾才能让学生觉得这堂课没白上。我不喜欢照本宣科，总觉得语文课应该是活的，应该有温度，应该有让学生记住的东西。
学生也喜欢听我的课。这倒不是我自己夸自己，是学生们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说我的课有意思，不像别的老师那样从头讲到尾，我会讲一些课文之外的东西，会问一些看起来和考试无关的问题。我会让学生去思考：如何把课文上的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我让他们写周记，写什么都行，想写什么写什么，我每一篇都认真看，认真批注。有些学生不愿意说的话，写在周记里了，我就用红笔在旁边和他们“对话”。
可也有一次，我的“创新”出了岔子。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活跃课堂气氛。我发现有些学生上课不爱发言，明明知道答案也不举手，怕答错了被笑话。我想了个办法：我以后上课提问，同学们不用举手，直接抢答，答对了就记一次，期中期末考试可以加分。
这一招果然管用。第二天上课，我一个问题抛出去，底下“哗”的一下炸开了锅，七八个声音同时响起来，课堂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那些平时不爱说话的学生，也被这种氛围带着，开始跟着抢答。我心里还挺得意，觉得总算找到了一个调动积极性的好办法。
可这个办法实行了不到三天，何校长就来找我了。
他没有直接批评我，这一点我至今都很感激。他先是肯定了我的用心，说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想让学生更主动地参与课堂，这个方向是对的。他说抢答这种方式，用在复习课或者习题课上，确实能快速调动气氛，让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打起精神来，反应快的学生也能得到正向激励。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拍了拍我的肩膀。
“但是，”他说，“作为常规的教学方式，这个办法弊大于利。”
他一条一条地给我分析。第一，课堂秩序会乱。初中生的自控力参差不齐，取消举手这个约束，很容易出现齐声喊叫、插嘴、互相抢答起哄的情况。老师要花很多时间去维持纪律，反而挤占了讲课的时间。第二，学生会放弃深度思考。抢答比的是谁反应快，遇到那些需要推理、需要分析的问题，学生就不愿意静下心来慢慢想了，凭直觉碰答案，看起来热闹，实际上掩盖了知识的漏洞。第三，两极分化会更严重。那些基础好的学生越抢越积极，基础差的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时间长了，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他又特别强调了把抢答加分纳入期中期末考试的问题。他说，这破坏了考试的公平性和严肃性，对那些不善言辞但学习扎实的学生是不公平的。
我听完了，脸上火辣辣的。
他没有再说更多的话，只是把那几条道理讲清楚，然后就走了。我站在办公室里，看着他的背影从走廊尽头消失，心里五味杂陈。我那时候年轻，面子上多少有些挂不住，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想出来的办法被否定了，心里不是滋味。但冷静下来想想，他说得对，每一句都对。
我后来当了父亲，又后来年纪渐长，才慢慢明白，一个人肯花时间给你讲道理，肯把他几十年攒下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不是为了让你难堪，而是真的怕你走弯路。他完全可以不来找我，让我自己折腾，折腾够了自然就明白了。但他没有。他来了，心平气和地、一句一句地，把他认为对的东西告诉我。
这就是师者。
四
当然，何校长也不总是这么温和。我犯过一次比较大的错，那次他真生气了。
班上有个女生叫何素芳，有一回上课，她不知道什么原因，直接和我顶撞起来。我也是年轻气盛，脑子一热，就把她请到教室外面去了——说是“请”，其实就是赶出去，让她在走廊上整整站了一节课。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何校长那里。他很快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这一次，他没有拍我的肩膀，也没有先肯定再批评。他脸色很难看，声音也比平时高了不少。他说，你这是变相体罚，你把学生赶出教室，剥夺了她受教育的权利，这一节课她什么都没学到，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他说，一个女孩子站在走廊上，一节课四十多分钟，别的班的老师学生来来回回都看着，你考虑过她的自尊心吗？初中生正是敏感的时候，你这样做，只会让她更逆反，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他越说越激动，最后说：“教不严，师之惰，但你这个不是严，是粗暴。”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教职工会议上，他又提起了这件事，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说的是我。他说，遇到学生扰乱课堂，老师应该在教室里面处理，可以让学生冷静一下，但绝不能赶出教室。课后要找学生谈话，了解原因，解决矛盾，实在处理不了就交给班主任。把学生推出教室，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坐在会议室里，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散会后，我一个人在操场上走了很久。那天的月亮很亮，操场被月光照得发白。我一边走一边想，想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刚开始还有些不服气，觉得不就是罚个站嘛，多大点事，我们小时候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可走着走着，就慢慢想通了。何校长说得对，时代不一样了，教育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以前那一套“棍棒底下出好人”的做法，放在现在，确实不合适。更重要的是，一个老师真正应该做的，不是靠惩罚来维持秩序，而是靠人格和智慧来赢得学生的尊重。
第二天，我去找何素芳道了歉。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老师会主动跟学生道歉。我认真地跟她说，昨天是老师不对，老师向你道歉。她也低头说了句“老师对不起，我不该顶撞你”。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我一辈子都记得。
往后数十年闯荡社会，遇见形形色色各类人群，经历很多纷争纠葛，我渐渐懂得：敢于正视自身过失、放下身段致歉的人，内心拥有最强大的底气与温柔。这份待人处事的通透，是恩师何校长教会我的一课。
五
真正让何校长对我刮目相看的，是那年全县的期末统考。
那时候全县的初中期末考试是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的。我们所在的元山学区，管着元山、王河、公店、柘坝、时古和演圣六个乡镇，同一年级的班级有二三十个。阅卷是在学区统一进行，采用密封的形式，装订线以内的学校、班级、学生姓名全部封住，谁都看不到。
那一次阅卷，有两摞试卷特别引人注目。所有的试卷都在及格线以上，大部分试卷得分都超过了八十五分。那个时候是一百分制，八十五分算是很高的分了。阅卷的老师来自各个学校，每人只阅一道题，大家传着看那两摞卷子，都说答得好，思路清楚，表达也规范。
有人开始猜测这两摞卷子是哪个学校的。当时元山中学的语文老师很肯定地说，这肯定是他们学校那两个班的。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元山中学是整个学区最好的初中，他们把六个乡镇小学毕业生里成绩最好的都招走了，考出这样的成绩不是很正常吗？
我当时也在阅卷现场，听着他们议论，没吭声。我心里隐约有些预感，但不敢说。
阅卷结束后，拆开密封线，成绩一排名，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两摞成绩最好的试卷，不是元山中学的，是我们学校的，是我教的那两个班。
平均分八十六点六，比第二名高了二十多分。
这个成绩，放在全县看，除开县城的重点中学，也名列前茅。
消息传回学校，何校长高兴得不得了。当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脸上的笑怎么都藏不住。他说：“我就知道你能行。”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是父亲看到儿子出息了才会有的光。
后来大小会议，他都点名表扬我。那年期末考核，我的奖金是六十多块钱。代课老师一个月工资才五十多块钱，六十多块钱的奖金，差不多是一个半月的工资。这个数额，比很多老教师的奖金都高。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让我获得了教初三毕业班的资格。
在我们学校，教初三毕业班，历来都是经验丰富、资历深的老教师的“专利”。一个代课老师，一个高中毕业生，教初三？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但何校长顶住了压力，力排众议，让我直接教1993届两个毕业班的语文，这两个班是我从初一起就开炲教的，另一个毕业班的语文，由一位姓李的老教师任教。
我知道，这个决定背后，是何校长的信任和担当。如果我的教学成绩出了问题，他要承担的不仅是行政上的责任，还有来自家长和同事的非议。但他还是让我上了。他相信我。
一个人这辈子，能被另一个人这样相信过，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六
可命运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不由人。
1993年5月4日，早上，我正带初三毕业班的学生上早自习。教室里书声琅琅，窗外槐花开得正盛，空气里有一股甜丝丝的香气。再过段时间，这些孩子就要中考了，我正带着他们做最后的冲刺。
有人跑来告诉我：你妈不行了，快回去。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回家的。从学校到家里，大概有十多里路，我一路狂奔，田埂、土坡、沟渠，什么都顾不上了。等我冲进家门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
没有留下一句话。
那年母亲才五十七岁。头天晚上她还好好的，还跟我说让我安心教书，家里的事不用操心。谁能想到，第二天早上就没了。
母亲的去世，彻底打乱了我的人生。
家里还有年过六旬的父亲，还有六亩包产地。那时候的农村，六亩地全靠人力，犁田、栽秧、打谷、除草、施肥，哪一样都离不开壮劳力。我如果继续在学校当代课老师，一个月五十多块钱的工资，拿什么养家？拿什么养父亲？
亲戚们也都劝我。舅舅说，你妈不在了，你爸一个人在家怎么行？地总不能荒了吧。二叔说，代课老师又不是正式的，说不定哪天就解聘了，你趁早给自己打算打算。我父亲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看得出来，他希望我回来。
我舍不得学校，舍不得我的学生。那两个毕业班，我带了快三年，每个学生的喜好、性格、成绩，我心里都清清楚楚。有几个学生语文底子薄，我给他们单独补课，放学后把他们留下来，一道题一道题地讲。眼看着就要中考了，我怎么能走？
可现实摆在面前，不走不行。
我去找何校长，把家里的情况跟他说了。他听完沉默了很久，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他没有挽留我，大概也知道留不住。五十多块钱的工资，确实养不了一个家，更何况还有一个年迈的父亲要照顾。他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知道“六亩地”这三个字对一个农民家庭意味着什么。
他只是叹了口气，说：“走之前，把学生安顿好。”
我点了点头。
走的那天，何校长送了我一个红色的暖水瓶。那个年代，暖水瓶是居家过日子的实用物件，红彤彤的瓶身，上面印着两朵牡丹花。他亲自用毛笔在瓶身上写了几个字：“赠何壮远老师。”
我接过暖水瓶的时候，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还是那个熟悉的动作，还是那双温和的眼睛。
那个暖水瓶，我拿回去后一直没舍得用，放在柜子里，藏了好多年。后来我出去打工，辗转各地，居无定所，那个暖水瓶没人照管，慢慢地就风化了。瓶身的漆一块一块地脱落，那几个毛笔字也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再后来，搬家搬得多了，连空壳子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可那几个字，一直在我心里写着。“赠何壮远老师”——那是何校长对我的认可，也是我这辈子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
七
离开学校后，我回老家种了几年地。
90年代的农村，依旧贫困。六亩地的产出，除了交公粮和留足口粮，剩不下多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时候连化肥都买不起。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地里的活儿大部分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起早贪黑地干，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
那时候我常常想起在学校的日子。想起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想起学生们喊“老师好”的声音，想起何校长办公室里那盏橘黄色的灯。我觉得自己像一条搁浅的船，被生活的潮水推到了岸边，想再回到水里，却怎么也回不去了。
后来，打工的浪潮席卷全国，村里的人一拨一拨地往外走。广东、深圳、福建、浙江，天南地北，哪里能挣钱就往哪里跑。我也动了心思。留在家里种地，一年到头看不到希望，与其这样耗着，不如出去闯一闯。
那时候我大哥是中学的工友，给学生和老师做饭，一周才回家一次。我把父亲托付给他照顾，背着一个蛇皮袋，挤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几年，我辗转了很多地方，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在工厂里拧过螺丝，在码头上扛过包，也做过炊事员，钢筋工和锅炉工。最苦的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晚上睡在桥洞里。最难的时候，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站票，在火车上站了二十多个小时，腿肿得像灌了铅。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何校长对我说过的话。他说，做人要踏实，要肯吃苦，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些话在最难的时候，它们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力量。
我也常常想起那所乡村中学，想起那些学生，想起那些年站在讲台上的日子。我有时候会做同样的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学校，站在讲台上，底下坐着一教室的学生，我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写着写着就醒了。醒来发现自己在工棚里，周围是此起彼伏的鼾声，头顶一盏昏黄的灯忽明忽暗。
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和“老师”这两个字，算是彻底告别了。
八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一年一年地过。打工、攒钱、结婚、生子、养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生活的琐碎和沉重，像磨盘一样碾过每一个日子，把人磨得麻木了，磨得忘了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些念想。
一直到2016年。
那一年，我的生活基本稳定了下来。全家人定居在四川彭州，孩子也大了，不用我操太多心了。这个时候，我心里那个藏了很久的念头又冒了出来——我想写东西。
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写作，喜欢读书，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但那些年为了生计奔波，这个爱好被搁置了很久。现在日子安稳了，时间也有了，我想重新拾起来。
我开始写作。不是自娱自乐地写，是认认真真地写。散文、随笔、诗歌，什么都写。写故乡，写往事，写那些年在乡村中学的日子，写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够精致，但我写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都是自己真实的情感。
慢慢地，我的文字开始被一些报刊接纳。《星星》《人民日报》《中国报告文学》《都市文学月刊》《四川文学》《青海湖》《劳动时报》《山西女报》《四川经济日报》……一篇一篇地发出来，一笔一画地写下去。我还创作歌词，前前后后写了十七八首，发布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有一首是为家乡写的，免费，不取分文。我还联系公益机构和朋友，给老家的学校捐过几次物资。东西不多，但那是我的心意。
我的作品在网上传播后，被一些当年的学生看到了。他们互相转发，一个一个地联系上了我。那些曾经坐在我课堂里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散落在天南海北。他们喊我“何老师”，说还记得当年我给他们上课的样子。就是在这些重新联系上的学生里，我找到了何校长的小女儿——那个当年作文总是被我当范文读的女孩。
我问她：“你爸爸还好吗？”
她说：“好，他一直念叨你。他看你写的文章，听你写的歌，特别自豪。”
就这样，通过她，我重新联系上了恩师。二十多年了。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听到那头传来一个苍老但熟悉的声音：“壮远啊。”
就是这三个字，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多年前。仿佛我不是一个在外漂泊了半辈子的中年人，而还是那个二十出头、站在讲台上意气风发的代课老师。仿佛何校长还是那个站在老槐树下、拍着我肩膀、叮嘱我“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的校长。
他确实一直在看我写的文章，每篇都看。他说我写得好，写出了真实的生活，写出了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他还听我写的歌，那首为家乡免费写的歌，他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他说我联系公益机构给老家学校捐物资的事，他都知道。他说他特别自豪，把我写的文章推荐给以前的老同事看，把我的歌放给朋友们听。他说，但凡和以前认识的人一起玩，他都会提起我，夸我。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抖，像一个父亲在夸自己的儿子，又像一个老师在向世界宣告：看，这是我的学生。
他说：“壮远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为你感到骄傲。”
我连忙说：“何校长您别这么说，‘胜于蓝’我真的不敢当。和您比起来，我还差得远。”
这是真心话。不是客气，不是谦虚。我这辈子，教书只教了几年，而何校长在乡村教育的岗位上，站了大半辈子。他培养了多少学生，改变了多少农村孩子的命运，他自己大概都记不清了。我只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写作者，写了几篇有人看的文章，做了几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哪里担得起“胜于蓝”这三个字？
可在何校长心里，他是真的为我感到骄傲。这种骄傲，不因为我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名，而是因为我还在做有意义的事，还在用文字记录这个时代，还在为家乡尽一份力。他教了一辈子书，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学生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吗？
从那以后，我们又恢复了联系。逢年过节，我会给他打电话或者发微信，说一些家长里短的话。他的回复总是很简短，但每一句都透着关心。天冷了，他会提醒我加衣服；我发了新的文章，他会第一时间找来看；我家里有什么事，他会记挂着，下次聊天的时候一定会问一问。
九
所以，当我接到那个电话，得知何校长走了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不，不是“呆住了”——是脑子突然变成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了。周围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世界像被按下了静音键。过了几秒钟，可能是十几秒钟，那片空白里才涌上来一股巨大的、不可阻挡的悲伤，像决堤的水一样把我整个人淹没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不想开灯。黑暗里，我拿起一瓶酒，一杯接一杯地喝。我不是喜欢喝酒的人，平时也很少喝。但那一晚，我刻意想把自己灌醉，想让酒精麻痹自己，让我不去想，不去回忆，不失眠，不哭。
可没有用。
酒喝得越多，脑子越清醒。那些和何校长有关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在眼前闪过。从十二岁走进初中校门，第一次在开学典礼上看到那个瘦瘦的校长站在土台子上讲话；到十五岁中考落榜，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再读一年”；到二十岁回到母校当代课老师，他把我领进教室；到二十几岁母亲去世，我不得不离开学校，他送我一个红彤彤的暖水瓶……三十多年的往事，全部涌上来，堵在胸口，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想起他说的那些话。“再读一年。”“我就知道你能行。”“教不严，师之惰，但你这个不是严，是粗暴。”“壮远，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句都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像是昨天才说的。
我想起他的样子。瘦瘦的，额头高高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走路不快但很稳，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拍我肩膀的时候手掌厚实而温暖。
我想起他办公室的那盏灯，想起学校操场上的月光，想起那个写着他毛笔字的红暖瓶。
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这个人，这辈子流过的泪不多。小时候家里穷，吃不饱饭，没哭过；中考落榜，没哭过；母亲去世，哭过，但那是至亲的离世，是骨肉相连的痛；后来在外打工，吃再多苦，受再多累，也没哭过。可这一晚，我哭了很久。不是号啕大哭，而是那种无声的、抑制不住的流泪，擦了又流，流了又擦，怎么都止不住。
那种痛，只有失去过至亲的人才能体会。
十
情绪稍微平复一些之后，我拿起笔，想写点什么。
我是一个写作者，文字是我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我没办法在恩师灵前敬一杯酒，没办法去送他最后一程——俗务缠身，路途遥远，实在走不开。但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向他告别。
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纸铺开了很久，笔拿起来又放下。三十多年不写古体诗了，手生得很。可翻来覆去地想，写散文，写白话，怎么写都觉得不够。有些情感，似乎只有那种工整的、古老的句式才装得下。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把心里堵着的那口气吐出来。
我写了一首歌行体，不算长，但每一个字都是从心里掏出来的。
挽先师何公讳天才校长
连日阴云锁荒郊，风摇败叶声萧萧。
忽传噩耗惊魂梦，泪落沾衣痛未消。
回首故园演圣地，三十光阴倏忽抛。
忆昔吾初临黉宇，年少疏浅志寥寥。
初执教鞭心生惑，万般疑事无所告。
幸遇先生掌校政，名实相符品自高。
身居长位无骄矜，蔼蔼春风拂敝袍。
细授经纶精微法，宽慰尘间琐事劳。
不欺后生根底浅，常扶弱干出蓬蒿。
乡间校舍风霜冷，唯有慈言暖寒宵。
几番提点开愚钝，每遇坎坷解煎熬。
彼时点滴寻常事，岁岁于心不敢抛。
后来脱身离杏坛，奔走谋生赴远道。
尘途辗转风霜历，经年奔走路飘摇。
先生卸任居广元，我自阔别未相邀。
自忖久离书堂远，恐将微迹付烟霄。
谁料恩师常念我，微信闲谈寄慰劳。
缓叙家常询近况，犹思昔岁旧相交。
先生育才盈四海，门下弟子遍九皋。
万千后辈萦胸次，尚念区区一旧交。
寥寥数语温如旭，长慰漂泊万里劳。
常将师恩心底系，遥望利州念贤豪。
知公半生守乡塾，深耕教化不辞劳。
默默栽培千万树，满园新秀竞丰标。
寒门多得仁心助，乡校清誉四方昭。
今朝昊天夺良师，寒云黯淡掩山腰。
远野苍茫禽影匿，深林漠漠朔风飘。
本欲躬身赴灵帐，俗务羁身叹路遥。
不能亲奠灵前酒，唯有长歌寄悲谣。
一生厚德存桑梓，一世清风润嫩苗。
斯人虽逝风范在，长伴青山日月昭。
敬送仙魂归净土，安然长眠万古遥。
呜呼哀哉从此别，潸潸悲泪洒林坳。
写完之后，我把它发给了何校长的小女儿。她回复我说，她会把这首诗打印出来，放在父亲的灵前，让父亲看到。
她说，父亲生前最自豪的，就是我。
十一
何校长走了之后，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恩师”这两个字？
恩师，不只是教给你知识的人。知识这个东西，书本上有，网络上有，谁都可以学到。恩师教给你的，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是在你走弯路的时候，有人心平气和地给你讲道理；是你做错了事的时候，有人不怕得罪你也要狠狠批评；是你取得一点点成绩的时候，有人真心为你高兴，像父亲炫耀儿子一样向所有人说起你。
何校长就是这样的人。
凭他的才华和能力，他本可以离开那所乡村中学，去更好的地方。但他没有。他守在那里，守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守着那盏橘黄色的灯。他把一批又一批孩子从这所乡村学校里送出去，让他们去了更远的地方，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他自己却一辈子站在那个土台子上，哪也没去。
我不是他最优秀的学生。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人当了教授，有人当了官员，有人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但他从来没有因为我“普通”而少给我一分关心。在他眼里，每一个学生都值得用心待。
常有人评价，乡村教师撑起中国基层教育的脊梁。这句话诚然贴切，却依旧不足以概括何校长这样的乡村教育者。他们不只是教育行业的脊梁，更是贫瘠山野里不灭的火种。在闭塞、清贫、看不到前路和希望的乡间，是一代代扎根乡土的教师，一点点点燃知识火种，照亮无数农家少年灰暗的人生。
十二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六月的天黑得晚，七点多了，天边还有一抹淡淡的红。远处有鸟叫声传来，不知道是麻雀还是斑鸠，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说些什么。
我想起那个红暖瓶。它已经不在了，风化了，消失了，像很多旧人旧事一样，被时间的手抹去了。但有些东西是风化不掉的。那几个字，那些话，那个人，一直在我心里，热着，亮着，像一盏灯。
何校长已经走了。他去的时候没有痛苦，很安详，就像他这一辈子的为人——不惊不扰，从容坦荡。
他走的那天，太阳很好。我知道，他去了一个没有病痛、没有烦恼的地方。在那里，他还是校长，还是老师，还会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跑进教室，目光温和而安详。
而我，会一直记得那个红暖瓶，记得上面的字，记得送我暖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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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7-30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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