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宜东（泥头驿）

吕国宾龙坪山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宜东，辛亥革命前后的宜东（泥头驿）
陈登才
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发生在清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是一个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的运动。
清朝政府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置国家权利、人民利益于不顾，于是宣统三年五月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 600 万英镑，将 1800 公里的铁路修筑权拱手送给帝国主义。五月九日，清政府在邮传部大臣、大买办盛宣怀的策动下，悍然实行所谓 “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经过长期斗争才取得了铁路归由商办权利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十八日，又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四省铁路公司。


清政府的这一掠夺卖国行为，立即激起全国人民首先是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六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接着，各县保路同志会相继成立。八月，四川总督赵尔丰更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强行收回川汉铁路宜昌到万县段，使人民怒不可遏。下旬起，开始罢市、罢课，进而实行抗捐抗粮。


九月七日，赵尔丰逮捕保路会和川路股东总会的负责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八日，同盟会员组织和发动同志军，进围成都，各州县纷纷成立同志军，在雅州（今雅安）袍哥首领罗曰增（子州）的号召下，汉源县中的黄绍宗、吴廷相等，立即响应，并在富庄、泥头（今宜东）、紫眼沟（今荣经三合乡）一带，成立同志会、组织同志军。


他们手持刀、矛、火枪和木架铜炮，扬言要攻打县城清溪。常驻清溪县的清军闻讯，秘密知会暂驻清溪城的过境清军同到富庄镇镇压同志军，在四垭口（今富庄乡永兴村），开战。

清军居高临下，占据垭口，同志军屡攻不下，相持数日后，同志军获悉清军建昌巡防马老虎（寿臣）在越西招募的彝兵已进驻汉源街（今九襄），同志军恐受两面夹击，只好撤退，清军俘获同志军数人，斩首示众于青衣县城。


与此同时，打箭炉（今康定）的同志军首领陈永珍（泥头人）亦率二十余人，携带枪支回泥头驿站，住在陈家大院，与吴廷相等联系，动员王举人（国本）加入同志军。
王国本是光绪丙子科（1876 年）武举，曾任皇宫禁卫，驻守后宰门。后奉调四川省泰宁任协巡防，因将官文遗失，未到任，被派作清溪县阜木千总，再调沈村（今属泸定县）千总。因与余土司发生矛盾，返居泥头，以其举人声望，主宰泥头的一切事务，故陈永珍特来泥头做他的工作。王因曾是清朝命官，对参加同志会一事，既不反对，也不予，仅让其长子王泽潜参加活动和向陈永珍一行提供粮银。
由于大关阻击战事，清军饷源断绝，转向地方官绅筹借，藉此，王国本对陈永珍说：“泥头地方小，老百姓又穷，实在不能负担，请把你的人马带走”！陈闻此言，愤懑地答道：“那我就要派你三十石粮食，由你一人负担，明天就要”！王说：“明天就交”！王回家后，认为陈永珍太跋扈，于是备马连夜到县城禀报，请采清兵一百余人，于第二天一道赶回泥头。
清军到达泥头，便沿山路直趋跑马坪，占领天罡池的制高点，控制陈家大院。陈永珍发现已被清军包围，立即带领四十余人部署战斗。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只好向泸泸方向且战并退，刚退到高桥（今属三交乡），适逢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驰援成都的队伍从化林坪行军前来，见前面在打仗，便用号音联系，始知前面是同志军，便发起攻击，到傍晚时，陈永珍的队伍被打散，只有三人随他向打马岗退去。陈嘱随行的人去康泸报信，自己暂住瓦板厂拜把弟兄罗文章处，罗见陈到，盛情招待，罗为贪图悬赏费一千元，而待陈酒醉熟睡时，用斧头将陈砍死，陈死时，年方三十。
陈永珍的遇害，吴廷相与王金魁等认为系由王国本造成，遂起杀王为陈报仇之心。对此，王虽有所闻，自恃自身武功与权势，毫不介意。冬月十三日上午，王金魁等由黄家沟（今梨园乡）带领一百多人，手持刀、矛，身背明火枪，直奔泥头场上，夏于贵见状，以其兄夏于福被傅华封捕杀，趁机大吼一声：“兄弟（指夏于清），报仇的时候到了”！于是一齐向王家大院涌去，王家家丁见状，忙把大门关上，王国本不甘示弱，随手在武器架上，抓一把钢叉在手，准备迎击，突被一明火枪穿门击中腰部，人们见王已受伤，破门而入，其中一人，用香樟木木盆摔向王的头部，王顿时昏厥而死。
四川省军政府成立后，县中尚呈无政府状态，城内士绅仍请武知县（县长）维持治安，前在清溪被清政府杀害的谭小山等同志军五人家属，率众来城搬尸，大闹公堂，吴廷相、王金魁等亦扬言要率党进城劫狱，后经自治团总羊清泉（仁安）出面调解方体。县境粗安后，武知县便派兵到泥头擒拿杀害王国本的凶手，吴廷相当场被害，王金魁等三人被捕后，解送县城被杀。夏于贵逃脱后又被捕，押于县城监狱，经审讯，决定正法，刚绑赴刑场大劈时，飞马送来塘报，称：“清室退位，民国成立，不准再杀暴动人员”。夏于贵得救，从刑场释放回家，经此一吓，神志不清，直到解放后病死时都处于这种状态。
注释：
宜东：旧称泥头，今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宜东镇，古为川藏要道驿站。
保路同志会、同志军：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中成立的民众武装组织，是辛亥革命四川起义主力。
赵尔丰：时任四川总督，制造 “成都血案”，镇压保路运动。
打箭炉：古地名，即今康定，川藏贸易重镇。
傅华封：傅嵩炑，清末护理川滇边务大臣，负责西康边疆事务。
武举：清代科举武科考试中试者。
千总：清代绿营武官，基层武官。
袍哥：清末四川民间哥老会组织，在保路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塘报：古代军情、政务快报。
二、解放前宜东商业兴衰
陈登才
今日之宜东乡，为古之泥头驿，是当年出入川藏的交通咽喉要道。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匪劫宜东以前，可说是汉源县的货物转移中心之一。凡大相岭以北运来的货物，除向南转运九襄、富林外，向西的则从羊圈门（王建门），经牛市坡（建黎）、二郎溪（西溪），翻凉风顶、松光山，出兵营坎，在宜东转运（特别是边茶）泸定、康定等地。西康定出产的羊毛、中药材、皮张，也路过这里转运外地。
边茶，是汉藏贸易的重要物质。唐宋时，贸易地点在碉门（天全）。约在元末明初，边茶的交易市场移至康定，雅安则是边茶的集散地。宜东恰在雅安和康定之间的中心点上（各约 260 华里）。成了雅安、荣经边茶到康定的中转站。每年从这里转运的茶包，不下五十至六十万包（每包重十七、八市斤）。如果以每人每次背运十包，计算，年需五至六万人次。
最先来宜东设号开店的茶商是一个陕西人。他在雅安设厂制茶，运销康藏。宜东的 “宜兴茶号” 匾额是明洪武四年（1371 年）所立，距今已有六百一十多年的历史了。相继又有 “字和”、“天增”、“公兴”、“永恒” 等十五家以上的茶号在宜东开设。前街后街，都有货栈。比较著名的有设在后街的 “茂盛堆栈”、“永顺源堆栈”。此外，还有 “恒太”、“德台公”、“天周公”、“永茂”、“四封记” 等约十家布店以及 “恒大”、“恒盛” 等盐店。商业之盛，可见一斑。
一九二二年正月十八，宜东遭受一次匪劫时，因打死了一个土匪。土匪为报复，又于同年八月十八日再次行劫宜东，烧毁店房七十多间。商号纷纷南迁九襄，唯独茶店迁移不走（一是运茶通道不便，二是土匪不要茶包），市场一度萧条。之后，政府派兵驻守，市场又日渐兴旺。宜东场上，有住户七百余家，开馆子房（专供背侠的旅店）的就有一百多家。另外，还有 “名杨官店”、“韩成旅馆”、“新康旅馆”，专宿官商。仅 “名杨官店” 每晚宿客百人以上。除此外，还有八家马店，每天过境骡马几百匹。一到农闲季节，每晚投宿宜东的过往行人，都在千人上下。为了供应旅客行人的饮食杂用，住居在宜东场上的人家，绝大多数都经营大大小小的生意。
从宜东发往康定的茶包，大部分是由宜东附近的农民背运。每背运一包茶，得八角钱左右的运费（可买 25 斤大米），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笔很好的收入。由于收入稳定，农民都乐于从事背运茶包，而运力不续，又引来了新的行商坐贾。依籍贯住地，行商坐贾大致可分为 “川北帮”、“川南帮” 和本地的坐地商。他们都因经商获利，生意越做越大。“川北帮” 的王和兴、谭维常等在民国初年来宜东时，只能走乡串户当货担郎，卖点针头麻线，以后便成布商。仅谭泰和一人，就拥有一百多捆布的本钱。“川南帮” 的李白山、李如言、杨子轩、李茂燕等，约在一九三〇年先后来宜东，专营大邑县的麻乡布（每捆 12 件），每件售价一千，很受农民欢迎。到一九三七年，几乎垄断了宜东布匹市场，利润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一百。本地坐地帮，平时主要经营百货，资金少，周转不便，见布匹利厚，便眼红手痒。于一九四四年，白徐冰成、曾九如、王汝青、刘家藩等十人集资合股，筹集了一百捆布的资金组成 “同心永” 商号。聘请生意行家黄兴甫组织布源，与 “川南帮” 竞争。孰知 “川南帮” 的李白山以三百捆布的资金，利用家乡关系，大搞包收预购，控制了布源。在运输途中，依靠军方力量，不仅及时而且安全。一九四五年，又从大邑来了个刘茂盛，自称是省主席刘文辉的族人至亲。他常驻宜东，专营布匹批发零售。两股力量的合围夹击，使 “同心永” 在进货、运货、销售等方面都感困难，仅一年多时间，就倒号裁伙。
“川南帮” 在宜东经商，除买回布匹批发给本地人下乡销售外，还利用这些人在乡下采用赊销预付的办法，代为收购花椒、天麻、生漆、中药材、核桃仁、皮毛土特产品，然后运往邛崃、成都销售。宜东是汉源花椒重点产区之一，那时年产量多在五万斤以上。由于价高畅销，栽培管理容易，三、四年后即见收益，因此广大农民都乐于栽种。每年农历七月，花椒上市，外商多于此时运来大量适销对路商品，售后买回花椒外运，前后持续月余，俗称赶 “椒会”。每年 “椒会” 将临，“椒浪子” 们便事先预支商人的资金、布匹等物，去乡间换取花椒，从中渔利。当时，一件麻场布可换取五至七斤花椒，将椒运到大邑，可换取二至三件布。运到成都，利润就更高了。收花椒时，一般都以十八两算一斤。有些 “椒浪子” 赶一个月 “椒会”，仅从秤上一项，牟取的利润，即可坐吃一年。
“川南帮” 的李白山，每年从宜东运出的花椒，就有一万多斤。他把花椒收集起来，每年请马帮外运三次，每次约三十驮左右。他一九三一年初到宜东时，仅有几捆布的资金，不过五年，竟成为拥有一百多捆布的富商。
一般商人，在经商的同时，还兼搞囤积放债。什么年利、月利，十天利、半月利、滚滚利、犁头利等等，名目繁多。他们利用背茶人借用路费之机，大放债款。在借贷时，先扣利息，把茶背到康定，回来偿还，往返十二天，利息就是百分之十，有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五。这种利名叫 “使交头” 或 “犁头利”。
除行商坐贾外，尚有一百多户小商贩，他们靠自己肩挑背磨，买贱卖贵，往返于宜东、富庄、九襄以及冷碛、泸定。十天三场，场场轮回。名之曰 “赶溜溜场”。
西康省银行见宜东市场购销兴旺，也来开设分行，办理汇款、存款、贷款业务。
饮食业方面，多在五十户上下，较大点的饭馆和面馆就有十几家。商人周国新特地从乐山聘来四个厨师，在中街开设餐馆，除专卖金钩包子、山珍海菜外，还兼营蒸菜、炒菜。回民刘素珍也开了个回民馆子，专营大肉酒及熏牛肉。“居之安” 饭馆还承包酒席。其他如烟馆、赌场、茶馆、酒店也不下五十处，形成市场畸形繁荣。
有些商人发家致富后，便向政治上发展。他们利用取得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权力，维护自己商业上的利益；反过来又以商业资本，作为向政治发展的支柱。两者相互交替使用，形成有钱有势的当权者。其中有一个典型人物，他原是学徒，粗识几个字。一九四三年起，积聚了几石米的资金，开了个商号，日渐富裕。有了钱，势也来了。不久，当上宜东镇民代表，一九四六年为副镇长，一九四七年为代理镇长，一九四八年为联防大队长。
自一九四一年二郎山公路修通后，荥经、雅安的茶包，多由车运，再经宜东转运的日渐减少，甚至绝迹。茶店、堆栈纷纷搬迁，市场随之冷落。一九四七年以后，加上沿途哨卡林立，匪患兵祸的骚扰，客商愈感行路艰难。“川南帮” 的人陆续回原籍老家。“川北帮” 的人，有的迁徙他乡，有的就地转入农业。市场上，就靠些自买、自运、自销的小商贩来维持了。
注释：
泥头驿：古驿道驿站，今汉源宜东，茶马古道川藏线节点。
边茶：藏茶，汉藏茶马贸易核心商品，供藏族民众饮用。
麻乡布：大邑出产土布，民国川西流行商品。
帮口（川北帮、川南帮）：近代商业地缘商帮，同乡商人抱团经营。
椒会：宜东花椒收获季集市交易会。
椒浪子：下乡收购花椒的中间商。
使交头 / 犁头利：民间高利贷，预扣利息、短期高额盘剥。
赶溜溜场：流动小商贩轮流赶各个乡镇集市。
二郎山公路：1941 年通车，川康公路，汽车运输兴起，替代茶马古道背运。
西康省银行：民国西康地方银行，服务康区商贸。
文本总述
两篇短文均为陈登才撰写的汉源宜东地方史：第一篇记述辛亥革命保路运动时期宜东泥头的同志军起事，记录当地袍哥、武举、同志军与清军的冲突，是雅安地方辛亥革命史料；第二篇写清末至民国宜东（泥头驿）茶马古道商业兴衰，记述边茶转运、商帮、花椒贸易、高利贷，以及 1941 二郎山公路通车后茶马古道商业衰败。

吕国宾龙坪山

《吴廷相遇害经过》 聂怡淳
吴廷相名银坤，宜东乡人。保路同志会时，与王金魁、王自刚、蒋庭帆、夏于贵（作然）、曾为民、周辛之、聂明轩等杀死清末武举王国本后，吴即占着王国本家双水井东侧的院子。因宋跃庭曾在该院开过骡马店，故称宋家院子。
之后，清兵开至宜东逮捕杀害王国本的凶手，将宋家院子包围，进屋搜捕，吴来不及走，遂手持利剑，头顶坛子（说铁锅），藏身于楼上豆叶堆里，一清兵上楼，用枪搅动豆叶，吴知不可免，乃奋力将坛子砸在清兵身上，趁势猛刺清兵一剑，夺下清兵手持的枪。吴想上房顶出走，不料踏断楼板，跌落堂中，持枪冲出屋外，清兵惊惧四让。吴因未用过枪，子弹推不上膛，清兵围上。吴折返屋内，欲再上楼，被一清兵开枪击中倒地。清兵割下吴头，拿到县城，将尸体拖至刁方嘴暴尸示众。
与吴廷相一起杀王国本的王金魁等五人被押解清溪后，不日即被杀害；夏于贵、曾为民、周辛之等囚禁待处，正欲加害，因辛亥革命成功而获释。
注释
保路同志会：清末四川保路运动的民众组织，1911 年兴起，反对清廷出卖川汉铁路主权，是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先导。宜东，今汉源县宜东镇，旧属清溪。
武举王国本：武举，清代武科举出身者，王国本为宜东地方乡绅，因对立保路力量被吴廷相等保路同志会成员击杀。
宋家院子：汉源宜东当地旧院落，曾作骡马店（旧时山区驿站，供骡马、行旅歇宿）。
刁方嘴：汉源旧地名，清代刑场。
清溪：旧清溪县，今汉源清溪，古代黎州治所，西康旧县治。
二、《西康起义前后的贺国光》 汉源县政协文史委搜集整理
一九四六年二月，贺国光奉蒋介石令，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不久，改任西昌警备司令及川康滇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期内，他制订 “开发” 边区整套计划，呈请国民党中央核定实施。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被迫宣布 “引退”，贺在西昌闻讯后，绕室彷徨良久，乃急电侍从室主任俞济时，请俞代转呈蒋介石，表示拥戴蒋的赤诚，电中有 “无论任何驱使，唯命是从；深信艰巨之反共救国任务，决非其他之人所能领导，而舍总统莫属也。” 云云。同年秋，贺国光被委任为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昌警备总司令。适逢蒋介石飞抵重庆，贺国光由西昌专程赶往晋谒，献计将国民党的军队转守岷江，并延伸至云南，以雅安、西昌、会理为基地，派重兵镇守云南，以巩固西南边区。他认为果能如此，则 “国事仍大有可为”。并申诉说：“当抗战胜利后，命国光驰赴西昌，窃意钧长，用意深远，旨在镇守边区，经营边区”。他还报告了他在西昌建立起了相当的反共基础。蒋介石问及粮食情况，他答：“以经常担任三个军以上者，不成问题”。蒋介石对贺国光十分嘉许，并打算先派大本营及 “战斗内阁” 迁驻西昌，命令胡宗南部飞运西昌。胡宗南受命后，曾先遣一个营又两连抵西昌。由于四川解放大局已见端倪，贺国光上述计划未能实施。
同年十二月九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分别在昆明和彭县宣布起义。刘一再争取，劝说贺国光投靠人民，但贺已决心顽固到底，他在重庆拜别蒋介石时，再次表示了负隅顽抗的决心。因此，当国民党二十四军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响应刘文辉起义后，曾请当地绅耆三十余人去到贺的驻地望远室劝他响应起义时，他竟然说：“君等受伍培英之托来讲起义，所谓起义，即随逆投匪，我岂可不顾人格，不讲‘正义’，况就立场言，我必须制裁其行动，以伸法纪。所谓起义不打仗，免得糜烂地方，但也要看情势如何演变而定”。他言出行随，立即部署兵力，占领西昌城内高地，令团长朱光祖、邱菀川各率兵力一营，于十二月十三日夜半月色初起时，对伍培英部实行分途截击。伍培英见贺国光图谋不轨，于是日夜里将所部从城内撤至城郊以北地区，选定阵地，调集驻异地部队与团队，合力围攻贺国光。当日夜晚，双方在小庙机场两侧接火，伍部力不支，旋撤离西昌。十四日午，贺用无线电话向已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邀功，受到蒋的 “嘉许”。不久，蒋介石派其 “国防部长” 蒋经国持他的亲笔书信飞来西昌。信中说：“元靖吾兄主席：兹派经国来宁慰劳，并面达一切，望予详谈为荷，顺颂政祺；中正手启，一月二十八日”。
刘文辉起义后，国民党中央任命贺国光为 “西康省主席”，他遵令成立 “省府” 于西昌。象西昌县礼州的孙子汶、德昌县普威区的吉绍虞、盐边县的诸葛世槐、盐源县的张玉林、会理县的苏国宪等，陆续去到西昌，向贺国光 “请训”，听命反共。
一九五〇年三月，前西康省参议会副议长高上佑与建设厅厅长王梦周亦偷偷从康定到西昌攀附，并将刘文辉亲自签署盖章，寄交西康部属传阅的向中共报告书一翻送与贺国光，这时贺才知道刘文辉与共产党联系有年、中共亦早在雅安设有电台，并派伍培英对他监视，相机予以消灭。为此，贺国光认定国民党军队在四川的失败，多因刘文辉与中共暗中靠拢，四处运动军队，多方阻挠国民党的行动所致。
一九五〇年一月，胡宗南由海南岛飞抵西昌，收容、整编、残存逃亡西昌的残兵败将。不久，顾葆裕率残部约六百人，枪三百只，刘孟廉率残部约四百人，枪百余只，潘佑强率王团，国防部休养总队金克明等三百余人，枪二百余只及张振国、张选澄等三十余名国民党败军之将，一时沿乐西公路经富林逃窜至西昌。之后，又有胡长涛、张桐森、王伯骅等也企图向西昌麋集，合夥作最后挣扎。唐式遵、伍道源、周瑞麟等也去西昌请领械弹，妄图在四川从事游击。熟知解放军以三个军之优势兵力，分由雅安、昭通、昆明三路向敌大举围歼，于三月二十六日晚兵临西昌城下。胡宗南、贺国光等至此才知大势已去，乃仓惶飞逃，将其残部统归罗列统领，以作最后顽抗。但在解放军凌厉打击下，罗列几至丧身，顾葆裕、张桐森残部在会理一带被歼，王伯骅被俘，余者均作鸟兽散。
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被彻底摧毁。
胡宗南、贺国光逃离西昌后，于二十七日晨五时逸至海南岛的海口，二十八日由海口转逃台湾的台北。时蒋介石已复任 “总统”，乃委贺国光为 “总统府国策顾问”。
注释
贺国光（字元靖）：国民党高级将领，长期坐镇西昌，是国民党在西康最后的军政首脑，1950 年西昌解放前夕逃台。
西昌行辕：国民政府在西康设立的军事指挥机构，管控川康滇边区。
刘文辉：西康省主席，1949 年 12 月 9 日彭县起义，西康和平解放核心人物。
伍培英：刘文辉 24 军 136 师师长，驻西昌，响应起义，与贺国光爆发西昌城内冲突。
胡宗南：国民党西南主力指挥官，败退西昌企图固守西康，最终乘飞机逃离大陆。
富林：旧汉源县城（今汉源新县城搬迁后，富林为汉源县城原址），乐西公路（乐山 — 西昌）要道。
唐式遵：川军将领，国民党最后一任四川省主席，西昌起义后在川滇边界被击毙。
三、《川边、三军之战在汉源》 姜洪儒
民初，川边特区辖今之昌都地区及甘孜州，为川边军（下称边军）驻地。在雅州属县亦驻有其部。该军原系陈宦主川时，由他向袁世凯推荐其表弟张毅（日本士官生）为川边镇守使时成立的，士兵均从湖南老家招募而来。袁世凯倒台，陈宦去川，张毅也随之辞去，殷（佚名）继任。不久，殷又去职，无人主持，推旅长陈遐龄兼任，报北洋政府吴佩孚任命。
边军原为两旅六团。民国四年（1915），其部营长陈步三哗变。民国五年（1916），其部汤营率兵进驻西昌，在越西起义，易帜为讨袁军第二路司令。瞿豹岑折返，与边军王致和激战于清溪城外的麻雀坪、猛虎岗。瞿败、退守大渡河南岸的大树堡。民国六年（1917），滇军建南屯殖使兼前后五营汉军统领张汝骥（煦），驻防宁属（今凉山州），被广东抚军院委以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并受命进攻川边军。富林团总羊仁安获悉，向陈遐龄告密，对滇军发起攻击，击退滇军，张汝骥被擒自杀。羊仁安被陈遐龄委以川边陆军第一混成旅三团一营营长。驻扎富林。民国九年（1920），滇军指挥傅华封入侵建南，欲据西昌，抵会理，逼冕宁。陈遐龄急由打箭炉（康定）驰援，命贺中强、羊仁安、张光典分三路进击滇军。羊仁安攻中路，一战而下瓦窖村，滇军败退。
民国十二年（1923）四月，川军邓锡侯、陈国栋、刘文辉、田颂尧、刘斌、唐廷牧、陈遐龄、彭远耀在成都德胜庵举行会议，成立八部同盟，公推邓锡侯为同盟军总指挥，共同反对暂编陆军第三军（下称三军）军长刘成勋（禹久）。此时，吴佩孚亦指令陈遐龄配合川东的杨森统一四川。
战幕拉开后，边军与三军在邛崃交战，三军不支，退守成都，成都士绅怕战祸殃及百姓，吁请刘成勋退守城外作战。刘部从北门撤出。在新都石板滩一带设防作战。边军第三团被三军击溃。此时，杨森亦在川东失利，被刘湘所败，逃出重庆。陈遐龄眼见杨森西上无望，又恐他人从松（潘）、理（县）茂（汶）击其后，与三军相持一段时日后，乃谋后撤，退守雅州（安）。
由于撤退令分团送达，杨芳龄团的撤退令被三军截获，被围缴械，杨无颜见陈，遂混在士兵中被三军遣散回湖南。边军后撤，三军穷追，逼近雅州，陈遐龄命羊仁安将招募的新兵，编组成第三团，由羊任团长，补杨团之缺。陈见雅州城势难保，令边军再后撤至清溪城，在大相岭设防。
刘成勋坐镇雅州，令其四师师长兰世钲驻荣经，旅长洪幼珊（碧）为前线指挥，驻凤仪堡。这时，陈遐龄认为边军败局已定，无法挽回，辞职挂冠举荐羊仁安为旅长。命贺中强佐羊任指挥。因三军攻击在即，边军只好一面派人到乐山与第八师（师长陈洪范）之旅长蒋安廷求助设法带运从万县杨森处运来的弹药；一面将所部分为两部，由
注释
川边特区：民国初年设立，后发展为西康省前身，分川边（甘孜、昌都）、宁属（凉山）。
陈宦：北洋时期四川都督，袁世凯心腹。
陈遐龄：川边镇守使，民国前期西康最重要军政人物之一。
羊仁安：汉源富林本土豪强，地方武装首领，在川边、汉源地区数十年反复周旋于各方军阀之间。
大树堡：汉源旧地名，大渡河南岸古渡口。
打箭炉：今康定市，旧川边首府。
八部同盟：1923 年四川军阀联军，共同讨伐刘成勋。
刘成勋：川军将领，号禹九，时任四川暂编第三军军长，控制川西雅州一带。
大相岭：雅安、汉源之间的山脉，古蜀道要隘，清溪就在大相岭南侧。
清溪、富林：汉源两大历史核心场镇。
四、《坛子的泥头 —— 自序》 刘大白
听故事，要算是小孩子最快活的事情了；而在我尤其。当牙齿还没出全的时候，就被关在一间小小的监狱式的书室里，从太阳初出地平，直到更锣当当地打过二下以前，全在森严冷酷的父亲监视之下，把眼睛钉在 “曰若稽古帝尧……”，“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 的书本上，所听的只是自己单调而无味的读书声和父亲的督促声，呵叱声，界方拍桌声的我，年头到年尾，除了 “桃符万户更新” 的元旦和 “爆竹一声除旧” 的除夕，因为要跟随着举行祭祖，祀神，辞岁，贺年的大典的缘故，才能得到天赦也似的两天假期以外，不准有一天离开那小小的监狱式的书室的我，连寻常的小孩子应有的快活，都被剥夺了个罄尽，不要说是最快活的听故事了。然而话虽如此，偶然碰到幸运或不幸中的幸运的时候，一年中也有于固定的两天假期以外，得到几天意外的特假的机会。所谓幸运，就是父亲有事上城的时候；或是亲朋家族中有婚丧大事，父亲必须亲往庆吊或帮忙的时候；所谓不幸中的幸运，就是可恨而又可感的病神降临于这孱弱而可怜的小囚犯的身上，使我不得不离开书室的监狱，停止读书的苦工的时候。这在前者，由期望太切而严厉过甚的父亲，自然依旧不肯放松，当临走的时候，一定先将一天或两三天中应做的功课排定，分付不准荒嬉，而回来以后，也一定要从严地检查；然而老鼠当猫儿不在的时候，毕竟难免放纵而无忌惮的。何况这种幸运的机会，一年中碰不到几回，真是黄金也似地难得呢？而在后者，病神的降临，使我发热、头痛、肚痛，泄泻、遍身骨痛…… 等等，诚然是可怕的不幸；然而除了因此得脱离监狱的书室的拘禁，避免读书的苦工的不算外，将病神所给与我的苦痛，跟父亲所给与我的不是界尺门当头乱敲，藤条竹片浑身乱抽，弄得额流血，体无完肤，就是罚饿两三天，罚跪一昼夜，黑夜更深，拉出门外，丢在风雨冰雪中的严刑苛罚，比较起来，似乎还是病神的手段温和一点。何况大病初愈，禁不起拘禁，劳作的时候，即使期望太切而严厉过甚的父亲，也不得不容许我有几天的休养呢。因此，这两种机会的到来，在望赦的囚犯也似的我，不能不认为意外的幸运。在这意外的幸运中，这才是我能够听到故事而偶然当快活的滋味的时候；所以说到听故事，在旁的小孩子，固然是最快活的事情，而在我尤其。
展开了这一叶最快活的梦影，一个故事的坛子，宛然浮在我的面前了。看官们知道，凡是装我们绍兴出产的绍兴酒的坛子，都有一个用山上干净的硬黄泥炼成的泥头；要喝绍兴好酒的，一定的先把这个泥头打开才行。现在这个坛子里装的虽然不是绍兴老酒，能够使人们喝了醺醉；却也装得些绍兴老故事，能够使人们听了得到一点快活；所以闲话少说，且等我来打开了这个泥头。
不瞒看官们说，这故事的坛子，实在是我家三十年前的一个老妈子的雅号。赠给伊这个雅号的，是我的三个姐姐。伊们联合起来，共同赠给伊的呢，还是一个人提议，而得到其余两人的同意的，现在我也不清楚了。自从伊得了这雅号以后，伊的照例惯例应用伊的夫姓称为的某妈的某妈，也被湮没而不彰了；大家都称伊为 “故事的坛子”。或者简称为 “坛子”。甚而至于我那稳重的母亲，严肃的父亲，也称伊为老坛而不称姓了。怪得很，伊的形状，真也活象一个绍兴酒坛子。伊的年纪那时候已经六十多了，所以伊的头发，已经由灰白而转黄了，正跟酒坛子上的泥头的颜色差不多；而伊那横阔的头部粗糙而硬黄的脸色，也许有点类似泥头。伊常常穿一件本来深青而被浆洗得成为灰白色，又带着油腻泥污的微黑色的布衫，系一条淡玄色的裤子；当伊换着一个微凸的肚子，并着一双半小的脚而立着的时候，肩膀以下，由窄而宽，又由宽而窄，直到脚跟，恰恰成为两条弧线，远远看去，竟宛然是一个绍兴酒坛子，而外涂的石灰，已经剥落了的。伊的到我们家里，不知何年何月，我只知道伊的被雇而来，在我出生以前，当我开始我的书室的监狱生活的时候，大家已经称伊为十年陈的老妈子了。伊是距离我们村子约十多里远的一个小村子里的人。据伊说，年轻的时候，曾经被长毛掳去，在太平军中过了两年多，而伊的丈夫和两岁的儿子，就在那时候死长毛手里。伊因为能做鞋子和缝补衣服的缘故，所以幸而被留下性命；然而这两年中所目睹的悲惨而离奇的故事多极了。因此，连我那严肃的父亲，有时也跟伊谈及那些关于长毛的故事。听了伊的经历，再讲自己的遭逢，以互相印证。除了这些悲惨而离奇的长毛故事以外，伊更有幼年时候在豆棚瓜架下面，从伊的母亲、婶娘、嫂子们口中听得的许多乡村传说的故事，堆积在伊的胸中，这就是伊所以成为故事的坛子的由来。伊那坛子里的故事，实在多得很。据听得伊所讲的故事最多而比我幸福的我那三个姐姐们说，伊肚子里简直装满了故事，能层出不穷的讲出来。所以这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我，所听到的几个伊口中的故事，不过是伊那坛子角里的一点垃圾罢了；而现在的梦影的回忆中所记得的故事，尤其是垃圾中的几粒微尘罢了。咳，可惜得很！
梦影中浮着的故事的坛子的泥头已经打开，且等我把从这坛子中采得的一些故事屑，零零碎碎地把往事今朝重提起。
（见《故事的坛子》，1934 年 5 月上海黎明书局初版）
注释
刘大白：近代诗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故事的坛子》是其散文故事集，本篇为自序。
界方：旧时私塾戒尺，用来责罚学童。
长毛：晚清民间对太平军（太平天国）的称呼。
半小的脚：缠足，旧式妇女裹脚。
泥头：绍兴酒坛封口黄泥，书中以此比喻老妇肚子里装满故事。
黎明书局：民国上海出版机构。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这几篇分成：
① 雅安 / 汉源地方史料（前 5 篇）单独整理成文史文稿；
② 《坛子的泥头》单独做成文学文本精读。你想要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