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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团有九分队和二分队两部电台,九分队电台输出功率 15 瓦 ,二分队电台输出功率 7.5 瓦 ,手摇发电机发电较轻便,依部队作战需要执行机动任务。部队挺进贵州安顺以南鸡场,夜幕降临时就地宿营,机务员李士民不慎烧坏发射机真空管,“我” 立刻报告团首长并检讨。团首长派一个连送 “我” 星夜赶往军委三局,王诤局长帮忙解决管子问题,还派机务员徐小弟。天亮前 “我们” 赶回团部,团首长叮嘱小心谨慎。
一次,部队趁夜幕通过安顺敌人封锁线,因担心收发报机和手摇发电机摔坏,行军速度放慢,阻碍后续部队前进。
团首长允许点一盏马灯,一点点火光为电台人员带来光明,部队加速通过封锁线,像尖刀插入云南,夺取沾益、寻甸、禄劝、元谋等地,向金沙江边疾进,使龙云措手不及。
5 月初,红军在会理南岸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过江后,三军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率领该团二营和电台二分队,顺江岸溯江而上,到达龙街鲁车渡附近小村庄,隔江接应一军团,阻击云南援敌,掩护一军团到达皎平渡渡口渡江。电台二分队完成通信任务后回到十三团,继续向西昌、冕宁、越西方向前进。
5 月下旬,电台二分队随十三团经过少数民族地区,向安顺场进发。
安顺场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但红军强渡大渡河胜利。原本拟架浮桥,因水流湍急改计划,红军夺取泸定桥。电台随团过桥时,同志们手携手,为减少晃动保护电台,一步步向前挪。过河后得知三十分队报务员张应候在泸定桥畔被敌机炸牺牲。
强渡大渡河后,随十三团攀过海拔 3000 多公尺高的二郎山,穿过原始森林,向天全、宝兴前进。6 月上旬一天,电台在夹金山下露营,刚破晓向夹金山进发,到半山腰时气候突变,狂风呼啸,雪花纷飞,四周成银白世界。不少同志气喘吁吁,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憋得脸色苍白,“我” 和李世俊、罗文彬等报务员走不动就拉着马尾巴爬山。全体人员顶着风雪肩挑机器,相互扶持,艰难移动,中午前到达峰顶,稍作停歇后随部队下山。6 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
电台二分队随十三团从卓克基(今四川马尔康)开往松潘、毛儿盖,途中曾在上、中打鼓地方宿营。第二天刚吃完饭,彭雪枫团长告知军委有命令,电台需前往毛儿盖执行任务,路程约五六十里,派二营五连护送。下午 3 时出发,黄昏时天气骤变,山风夹着沙土、雪花袭来,“我们” 躲在灌木丛中,又累又饿。风半夜才停,“我们” 渡过艰难一夜。天亮后为不耽误时限继续赶路,下午 1 时许到达毛儿盖,随即架设天线、调好机器,与三分队、九分队和前敌指挥部等电台通报,完成任务。
三过雪山
7 月,电台在毛儿盖休整,和部队一样需自筹口粮,除值班人员外都出去筹集,为过草地做准备。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领导,率五军(原五军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 ;右路军由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领导,率一军(原一军团)、三军(原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
8 月上旬,电台二分队奉命随王树声返回卓克基,前往阿坝与左路军总部会合,准备随总部过草地。到卓克基后,“我” 因病被撤掉职务(二分队后改为十二台(五军电台)) 。
病愈后我到阿坝无线电六分队,队长刘寅去通讯学校教书(六分队改为八台,台长耿锡祥,报务员有 “我” 和荆振昌等人) 。此时张国焘公然反对和阻挠北上抗日方针,分裂红军,擅自决定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地区。“我” 愈发想念毛主席、周副主席,想念已走出草地北上的一、三军团,也想念曾工作过的九分队。后来 “我” 调到王子纲一台,报务主任是尤静轩,报务员有邱均品、徐定选、黄奕棋等,机务员是王永华(现名王清) 。不久,“我们” 又回到天全,在 5 个多月里三次翻越夹金山。因敌人重兵防守,左路军在川西开辟新局面的意图未能实现,辗转于丹巴民族地区,后部队向西进军,经道孚、炉霍到达甘孜。
1936 年 6 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在朱德、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坚决主张北上的斗争下,张国焘阴谋失败,二、四方面军沿一、三军团走过的道路北上。此期间任弼时一直随总部和朱德、张国焘一起,做大量工作,领导大家前进。10 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
党的关怀
1936 年 10 月,“我们” 随左路军总部电台一台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与军委三局同志们会合。12 月 12 日 “西安事变” 发生后第二天,军委三局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无线电第十八分队,“我” 任队长,报务员邓国军、黄金乐,机务员贾涵。在李克农直接领导下,“我们” 专与派往西安张学良处的电台联络,确保党中央、毛主席通信需求。因对方信号微弱,“我们” 全神贯注收听才能抄下电码。李克农知道电台同志工作辛苦,亲自写信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为 “我们” 4 人申请开 “小灶” ,每人每日从机关合作商店领取 4 个馒头、一碟土豆丝炒羊肉,以增强体质,搞好工作。
提取文字
红军无线电工作历程
过京汉铁路后,因敌人围追堵截,我们一路西征,经枣阳、新野、邓县、丹江、南化塘,西出漫川关,过关中平原,翻越秦岭、大巴山,于 1932 年 12 月 20 日抵达川北通江。两个电台合住,有了相对稳定工作环境,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以收集情报,并与中央苏区保持联络。在用收信机收听时,发现国民党田颂尧、邓锡侯电台,其报头、报尾用明码,中间是密码,电台移动时会发 “QRC(贵台何处)”“QRA(贵台何名)”,回答也用明码,由此知晓敌人行踪,侦察工作就此开启。
1933 年 2 月开展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后,一台、二台分开,蔡威负责的二台到前线,主要承担技术侦察,也兼做一些通讯工作;我们一台在后方,主要负责通信,也兼顾技术侦察。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十分艰辛,蔡威为此付出大量心血,建立卓越功勋。2 月至 6 月,四川军阀田颂尧投入 38 个团兵力发动 “三路围攻”,蔡威的侦察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我们一台在侦察工作方面也取得进展。在反田颂尧 “三路围攻” 的一次战斗中,电台侦知敌军部署情报,我军据此做好战斗准备,以少胜多,打垮敌人进攻,吃掉敌 6 个团兵力,历时 4 个月的反 “三路围攻” 以敌人损兵折将 24000 余人告终。
1933 年 5 月,空山坝战斗后是小坎子战斗。当时王树声不会使用电台,小坎子被围冲不出去,他到电台问蔡威办法,蔡威说可用无线电,王树声不太相信,让蔡威起草短报 “小坎子被围,怎么办?”,电报由我接收翻译后送给张国焘,张国焘回电 “死守待援,国焘”,后来迂回部队赶到消灭敌人,这是四方面军部队间无线电通报的范例。
反田颂尧 “三路围攻” 后,电台技术侦破工作日益成熟完善。在反刘湘的 “六路围攻” 中,电台对敌情了如指掌,能及时准确向总指挥报告敌人行动计划、战斗部署,工作出色。经 10 个月奋战,红四方面军愈战愈强,刘湘以 “官损五千,兵折八万”“耗资一千九百万元” 的惨败收场。全国解放后,李先念、王树声对红四方面军电台工作评价很高,认为在敌众我寡的围攻下,若无电台工作,仗很难打,电台有功。
同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一台在理番县东门外与同方面军会合,首次见到刘伯承和林伯渠。王诤来到我们台,一起到杂谷脑,又碰到岳夏的电台(一分队)。之后到黑水、芦花,翻越上、中、下大谷(打鼓)山到毛儿盖。8 月 6 日中央召开沙窝会议,接着调李景瑞、朱忠春和两个译电员到我们台工作,从此一、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人员会合。第一次过草地时,还碰到曹丹辉、李白、周维等。当时住在阿西,一次胡宗南部队向包座逼近,我生病,朱忠春、李景瑞通报出去,我不放心上机监听,碰到三十军电台汪名震呼叫,我收下电报,译电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报务、机要分开,有了译电员)迅速译出,内容是敌人一个师向救济寺开进,若被攻占就没办法,敌人已过去一个团,怎么办?我让人赶快送报,徐向前和陈昌浩看到电报立即回电 “为什么不打?让马上发出”,两个钟头后前方回电 “敌人全部消灭”。此时我的电台跟随右路军总指挥部,张国焘去了左路军。
我在阿西期间收到张国焘几份电报,开始电报说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去,派人去接;后来还有三次电报,张国焘要南下,徐向前回电 “南下下策,西进中策,北上上策”,从电报看张国焘想南下,而徐向前、陈昌浩主张北上。
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北上时,我们一台和蔡威的二台都不知情,第二天起床发现借二台的一部充电机在那,部队已出发。
中央红军走后,徐向前、陈昌浩发电报问张国焘右路军(未随毛主席北上部分)怎么办(我经手的),张国焘回电说南下,从电报可看出徐向前、陈昌浩不同意南下,张国焘坚持南下。后来电台和译电员分开,就不知电报内容了。
毛主席率一方面军走后,电台呼号全改变,我们虽能听出对方手法,但呼叫不通,从此与一方面军中断联络。
南下部队回到道孚、炉霍时已是。
1936 年三四月间,朱总司令到电台交代要设法与二、六军团联络,多发一个字也好。当时二、六军团电台常变,呼叫困难,后来他们到达金沙江以南,与我们联络上(实际上张国焘带的宋侃夫的那个电台1936年1月27日在芦山就和二六军团联络上了)。
不久,朱总司令又交代要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络,汪名震、尤静轩、黄奕棋等在我们电台,大家想办法联络。有次我从手法上找到前指电台,采用干扰方法使其工作不成,再用原通报老呼号呼叫,对方应答,我告知没报,明天再来,并报告总部,才与中央红军联络上。
与二、六军团联络是在他们到达金沙江以南时。西路军到会宁会师后,我于 1936 年 10 月 30 日跟着三局过黄河,因二局未过去,搞情报工作的没了,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就让宋侃夫和我想办法。我们对 “五马” 情况不了解,就用一部收信机搜索敌人电台,破译敌电,部队到永昌时搞出敌人密码,此时恰逢 “双十二” 事变,我们从敌人电台得知,第二天中央才来电报。
高台事件时,敌人电报由我接收,当时唐士吉也在。天气很冷,我看电报重要就抄收。高台受围攻时,敌人不用密码全用明码,我抄一句送一句,时间是 1937 年 2 月,电报主要内容是攻城、巷战、董振堂军长牺牲等情况。
到了三道流沟,在梨园堡前又打一仗,西路军损失大、处境艰难,常陷入敌人包围。3 月中旬石窝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由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等 7 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部队分为左右支队开展游击活动。
离开石窝向前走半天,翻过大山在山沟碰到耿锡祥、汪名震的电台。此时电台侦察敌人情况不靠密码,靠听电台方位判断其动静。得知敌人在石窝附近没动,我们在山沟休息一昼夜,第二天继续走。背着收信机跟着李先念在祁连山坚持斗争,此时搞无线电侦察工作愈发困难。到安西时离敌人很近,在红柳园附近被敌人包围,坚持半天,晚上我跟着一匹马冲出来,在水池边碰到徐明德、唐士吉等十几人,就一起向北走。见前边一片平原,没有山,怕敌人追来,便转向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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