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话与骗局: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人类的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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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是好事”(厉以宁)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李扬)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厉以宁)
“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
“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厉以宁)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厉以宁)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张维迎)
“中国煤矿死人也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科学家”何作庥)……
这哪是在探讨问题阐述主张,分明是在肆无忌惮地刺伤公众的情感,挑衅民众的心理底线!
然而,对于一些富豪在聚敛财富过程中的种种劣迹,如欺诈、贿赂、侵吞国有资产、盘剥工人、偷税漏税等等,他们却表现得异常宽容,公开声称“我要为富人说话” (厉以宁)
“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茅于轼)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樊纲)
2004年8月,当香港教授郎咸平抨击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大肆鲸吞国有资产,“郎顾之争”燃起战火时,与广大民众几乎一边倒地支持郎咸平相反(新浪、搜狐等网站的民意调查表明,支持郎咸平的网民约占90%),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到了“挺顾”阵营,说什么“要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张维迎)。其实,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是诸如大肆侵吞国家财产,掠夺普通民众的赖昌星、周正毅、牟其中、顾雏军、张荣坤之流。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厉以宁)
还诬蔑普通民众贫穷是因为“懒”,声称“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钟朋荣)
但他们却有意无意忽略了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在缺乏公平的社会环境里,富者的暴发往往建立在掠夺贫者的基础上,首先是富者的不仁,和他们对贫者、弱者尊严的践踏,然后才会有弱者、贫者对他们的愤怒和仇恨;他们也不愿意正视另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即民众向来也不是对所有的富者一概仇视,比如传统社会里,民众就对一些热心公众事务、经常周济贫穷乡里的“善人”充满了由衷的感激、赞美和敬佩之情,比如民众从来就没仇视过向慈善事业捐款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并且通过遗嘱的形式把遗产的99%捐赠给慈善事业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从来没有对热心公众事业的香港富豪霍英东、李嘉诚、田家炳等说过什么不敬的言辞。他们还鼓吹对“问题富豪”的“原罪”进行赦免,声称如果清算他们的“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
他们还放肆地宣称,“(腐败和贿赂)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声称:“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为了实现他们所说的“现代化”,多数“著名经济学家”当了数家、甚至几十家大公司的独立董事或顾问,整天忙于做费用惊人的讲座,出席各种论坛、会议,利用他们垄断的“权力和不对称信息”(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语)攫取财富。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其家族从1992到1997年短短五年间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高速度暴富,“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受到舆论的广泛质疑。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王炜率领的“专家组”,为了获得汽车销售商的几文赞助,竟然研究出了“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科学结论”。
全国“牙防组”的专家们,利用全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违规认证十三载,获利218.5万元,还非法收受了宝洁公司等企业的“捐款”130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