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后的1000个岁月里，有我们北大师生一行人与援建队员同吃同住20余天的印记；在汶川广袤大地上，有我们一行人深入13个村落跋山涉险的足迹。2010年震后两年的夏天，给我们曾经经历那段岁月的每个人都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 我们在农村的访谈中有这样一个感受，问及百姓援建工作做了什么？满意什么？百姓的回答通常是：公路。公路是农村人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途径。 威州城仿佛一个杯子一样，12个辖村有9个在高半山地区，海拔2000米，环绕着县城，好像散落在杯壁上，县城地势最低，在杯底。地震之前，由县城通往高半山村的路是土路，不但不平，一下雨就变成泥，很滑，很危险。我们站在山上有这样一个感觉，县城就在自己脚下，却遥不可及。上山的路很险，一边是随时会有飞石落下的陡壁，一边就是悬崖，开车的话，客车、中巴什么的是上不来的，小车有时急转弯的时候还要先倒一下再转。我们上来的时候是已经修好的水泥路，那以前的土路，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也去过绵镇的三官庙村，该村位于山脚下，且紧挨高度公路的道旁，交通便利，车辆来往，川流不息。村子里面尽是二层、三层的小楼，白墙青瓦，倒像是江南水乡的意境。我走访的那一家，女主人算不上雍容，但也稍有些富态，举手投足全然没有农妇躬耕的乡土气息。家里的小院中央镇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在女主人的提示下我们看到了中间夹杂的透亮的碧色，原来这就是璞。三官庙村的调研是所有村子里面做的最顺利的，因为村民的文化素质高，最低也是个初中，而初中在高半山地区是罕见的。 在我们惊异于这个村子的富裕与教育水平与先前形成强烈对比时，刘老师提示我们，看大货车，代表建设程度；看客车，代表流动水平，看小车，代表发展水平。我顿悟，交通之于农村，有着如此决定性的作用。 公路之于高半山村里的百姓，就像一堵无形的墙，隔在百姓与县城之间，阻碍了人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血缘和地缘关系是我国社会活动的基础。农民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出生在高半山地区的一代又一代村民，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从没有越过自己身处的高山到外面去，从未见过阡陌交通、车流往来，也许，他的字典里就未曾有过“流动”的概念。 绝望比贫穷更可怕。 这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一次演讲的题目。放在这里很恰如其分。“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一种绝望的感觉。”孙立平认为，弱势群体被我们的社会分离出来，在社会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所调查的汶川，也许远不止汶川，在这样的高半山地区，本来就是“靠天吃饭”的产业，把农副产品运输出去又增加了一层难度，公路，是农民生计的至关重要的一关。再往上一点，是农民参与社会流动，向上流动的希望，不至一辈子就被限制在绝望的深渊。“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你可能贫困但不至于绝望。” 阿坝州的交通枢纽，是汶川县城的所在地，国道213线和317线穿越而过，素有“西羌门户”、“川西钥匙”之称，社会流动较为密集，修好高半山地区的九条同村公路，对于农民来讲，远不止是泥土到水泥的飞跃。 若说广州援建，乃至整个震后援建工程给这些身居高半山地区的农民带来什么，最直接的福祉是安全的公路、便利的交通，同时，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公路的意义比我们想象要大得多，它带动起社会流动，带动边缘地带与中心城镇的沟通，是兼顾城镇和农村共同发展的重要体现。无形中，带动起社会边缘的发展，缩小了贫富差距。 重建，注入的是爱心与血汗，带来的是福祉与希望！
作者：何思南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硕士研究生 13810663273 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008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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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3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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