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微妙玄机刘斌夫新著《中国拐点：西部开发20年》选章

刘斌夫 · 发表于 2011-5-26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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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微妙玄机

学者刘斌夫新著《中国拐点：西部开发20年》选章

当前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过多地受美国牵制和主宰，在中国向欧美廉价出口以维系巨大贸易顺差和美国向中国大量借款以维系其巨额财政赤字两方面互相依赖，这种过度的双边依赖潜藏着较大的经济风险。

中欧贸易因交通格局变化而将更加勃兴，即可调整亚、美、欧三角经贸关系，建立新的中欧美贸易平衡和经济平衡。

中国“西进西出战略”将强力刺激西部发展，使西部广大农村经济得以带动，明显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村消费，缩小西部城乡差别，以降低中国产商品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中国经济自我驱动发展的自信力。

投资西部，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步骤。

转变增长方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关键所在。

早在2001年上海世博高峰论坛上，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在名为“经济转型与永续城市”的第五场平行分论坛上，就先见先觉地表述：世界经济是否向好，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其它一些地区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大家的利益都是协调一致的。该分论坛关注的主题是经济转型和生产方式转变，共商经济顺利转型和城市永续发展。

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应该几乎是平行发生的。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似乎已经初步学会了如何有效管理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变。中国的经济转型如果要成功，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投资依赖型、出口主导型和资源透支型增长方式最终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增长要转到扩大内需上来，不仅是扩大投资需求，而是应该主要扩大尤其大西部的民间消费需求。

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更蕴含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因和微妙玄机。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对中国经济如何从根本上转型，认识更为独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否则，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和车间。

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但为什么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如此艰难？我们究竟靠什么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价值，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经济体制等问题，但与中国教育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而今以制造业为主体中国经济，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当代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过去美国也曾走过弯路。如今中国正在不自觉地重蹈美国覆辙。

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现在中国的大学一样只侧重理工训练。但是，近四、五十年，特别是近三、四十年，随着美国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转向通识教育的全面转型。所以，耶鲁大学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的毕业生，如果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了在其他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的机会。美国而今不主张学生在大学阶段就要成为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具体的专家。

世界上最著名的可谓首屈一指的文科高校美国耶鲁大学，现在就开有一门持续一年之久的大课，叫做“大策略”（grand strategies），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授，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学和另一个文明古国的古希腊策略等等。

为什么中古中国经济那么繁荣，除了对外开放，还有最重的就是国学精髓中，人文哲学智识、人文思辨精神和对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规律的分析能力的综合教育与培养，自由的思想和洒脱的情感，将近千年的文官政治总是贯穿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近古程朱理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延传至今，机械式的思维定势、刻板而一成不变的行为方式、从众雷同的保守观念、言听计从的道德标准和不偏不倚的处事原则，是窒息人们尤其青少年的创造力的罪魁祸首。

现今中国的教育则只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难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再到研究生，无论国民教育、义务教育、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不管全科、文科和理科以及何种专业，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而学，为了急功近利的就业，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主义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所认同。这些教育手段与内容，使这样的国家差不多也只能从事没有独立知识产权和技术自主创新、沦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车间”的制造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才第一。中国为了向自主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机械式的工程思维。不注重对国际动向、市场营销和社会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卓立于世界的品牌价值。

sdnmc · 发表于 2011-5-26 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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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夫 · 发表于 2011-6-8 10:36

微香 · 发表于 2011-7-7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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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夫 · 发表于 2012-7-27 22:24

父亲的麦城
　　
□刘斌夫（2006年写于成都旧稿重发）
　　
家父退休多年，年届78岁，身体依然健朗，真是“仁者寿”。中秋节，父亲从老家罗江乡下来省城成都探看儿孙，酒后怀旧，与我讲起他年青时的事情。
　　开国之初，父亲从中学生团干部直接招入县政府分管后勤，科局级。当年的县政府，墙上还有缝隙。父亲排行老幺，生性粗疏，把150万元发票顺手塞进墙缝里，办公桌靠过去，就挡住了。他工作忙，竟然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父亲表现非常积极，深得南下的县长们的嘉许。1953年“老三反”，清查贪污。父亲厄运临头，被查出他“涉嫌贪污150多万元”。当时南方新解放区使用的还是国民政府时期沿袭下来的旧币，相当于后来的150多元人民币。150多万元，是个天文数字，折合成新币，若以当时两分五厘1斤米计算，可以买60万斤大米。父亲那时还没恋爱成家，一个单身汉，政府实行供给制，钱又没乱花，帐错在哪里去了呢？黄泥巴落裤裆——跳下黄河也洗不清。由于出身地主，一查历史，就有问题。他还临时请“漏划地主”唐云临时帮忙抄过帐本，岂不罪加一等，这还得了。父亲被残酷吊打，吐血屙血，估打成招，至今后臀上还有一个圆圆的紫黑色的伤疤终生不散。父亲最后被“双开”——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下老家——罗江县白马关乡三叉河村务农。
　　父亲的父亲（我爷爷）刘定国，置有三十多亩瘠地薄田和瓦房十余间，“土改”时划为地主，被镇压。父亲的母亲即我婆婆（奶奶）成为“地主婆”，数九寒冬被疯狂的人们用竹蔑绳索捆住腰腹下部，往嘴里灌注粪水，活活折磨致死。我从小只隐约听说过，无缘见到我祖父祖母的模样。
　　据族谱记载，我们刘家是“广东客家人”，祖上原居中原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大约在西晋八王之乱时南迁粤西，清康熙年间遵皇命而西迁四川，在名闻遐迩的三国文化遗迹白马关前丘陵地带落脚定居。父亲的爷爷（我的曾祖父）是前清武举，为父亲的父亲成为地主初奠了经济基础。
　　“土改”，形势大于人，面对洪流狂飙，任何人也无力回天，自古忠难两全，父亲再没回过老家。家中的房屋大都被没收，分给了贫苦农民。父亲被遣回原籍，根本没有住处，只有用烂竹席打个地铺睡在猪圈里。正当夏天，恶蚊成群，无法入睡。父亲只有摸黑割来野草点燃，烟薰满屋，熬度夏夜。冤案在身，周遭白眼，苦不堪言。
　　三个月后，秋风送爽。县里来人通知父亲回机关，恢复公职。父亲喜出望外，丢掉锄头一路小跑，回到县政府。
　　原来，公务人员搬移父亲用过的办公桌，发现原先桌子遮挡住的墙缝里一卷票据，清点一遍，大约160万元。冤案真相大白，父亲得以平反。父亲捶胸自责：自己简直太粗心大意了，你这个“冤枉人”哪！
　　县长问及父亲将来工作去向打算，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教书。县长欣然同意，安排父亲去试教，学生反应甚好。于是县里保送父亲去省立孝泉师范学校带职带薪进修，毕业后长期在山乡公立小学任教，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视农民子女为亲生已出。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已是36岁的大龄青年，才与从重庆市中区精减下放回罗江老家的我母亲结婚。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多是在破庙改作的公办乡村小学校里度过的。
　　父亲对这段经历，多年没有言及。4个儿子中，只有我们作为长子比较清楚地知晓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告诫我们，千万不可粗枝大叶。父亲惨淡的人生，多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老三反”就开始扩大化；大陆暴风骤雨的“土改”，不像台湾的政府赎买；“三反五反”以后无人敢管钱，“整风反右”以后无人敢发言；十年“文革”动乱更使人人自危濒临崩溃……这一切盖因反人类的“斗争哲学”所致的灾难。这就是中国大陆当代史。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人们潜意识下久远的企盼。
　　父亲是一个小人物，至今也是一介初级知识分子。他“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辛苦一生，奉献一生。那段往事，成为他一生掩埋在心底永远无以平复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