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岁，那次任重而道远的采访

雪舞曼纱

二十一岁，那次任重而道远的采访

中国未成年人网 郑妮妮

记者—一个饱含希望的名字

回想起一年前在成都华西都市报的经历的那次采访，我时常认为，那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次记者生涯。也正是因为这次采访，让我明白了记者背后的真正含义。

那时的我是一位大四在校生，在华西都市报成都新闻部实习。每天我都跟着一个复旦大学刚毕业一年的男生跑新闻。那是成都十二月的初冬，早上跑完成华法院的一个新闻，他说新津有个男子输液死亡了，并且还有三份病历，下午我们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嗯。”只是那一刻的我们都没有料想到过这次采访会给予我们怎样的考验。

下午两点过我们到了新津那位去世的男子家，那是一间在路边的平房，房间四周是凹凸不平的墙壁，房子的女主人邱国仙迎接了我们。她告诉我们，自己的丈夫王成7月29日下午5点过因为椎间盘突出腰痛住进新津县中医医院，但就在住院不到两个小时后，王成被告知突然出现“呼之不应，牙关紧闭”等症状，经抢救无效，于晚7点50分死亡。

王成去世后，邱国仙最着急的就是得到丈夫的病历。邱国仙现在手里有王成的病历就有三份，并且在细节上各有不同，这三份病历，一份是院方在新津县卫生局进行调解时，得到的病历。第二份是她在丢失相关的药品说明书后，在律师的提醒下在医院复印的第二份病历。其间，她又从保险公司获取了第三份病历。只有初中文化的邱国仙为了给死去的丈夫一个交待，她每天苦心研究病历，她询问医生，甚至还自己读医书，看这三份病历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最后细心的她发现，3份病历基本相同，但从保险公司得到的那份上，有完整的出入院纪录，其他两份则没有；而且她还发现了一处不同。在8月2日拿到的病历中，在病程记录的中医辨证辨病依据中，写着“该患者以头晕为主要表现”；写着“该患者以头晕为主要表现”；而8月9日拿到的病历和从保险公司处得到的病历上，相同的地方却写着“该患者以右下肢无力为主要表现”。一直对病历持有异议的邱国仙，对此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邱国仙已将新津县中医医院告上法庭，期盼有一个说法。因为涉及到医疗事故鉴定，病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面对这3本病历，她不知如何是好。她认为3份病历都可能有假。

邱国仙说这几个月来，自己也一直尝试联系媒体，希望能获得帮助，可迫于新津县中医医院的背后的强大支持，没有一家媒体敢来采访报道。当初她自己也只是抱抱试一试的心态拨打了华西都市报的热线，可是她从没想过，我们真的就来了。说到这里，她眼里充满了感激。王成是家里的独子，我们赶到他家去的那天，他的父母都在。当我们了解完情况决定离开先去医院了解情况时，他的老母亲突然开始止不住地抽泣起来，让我们都很心酸。“放心吧，阿姨，我们会去调查清楚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原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也可以成为那些感觉坠落低空的人最后的慰藉和依靠。而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地做着，期盼能给深处黑暗的人们带去一丝光亮。

责任和压力并重

来到医院后，我们发现采访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我们说明来历后，院方派了两名领导和一名相关护士和我们在医院专门的会议室进行采访。采访过程中，他们在我们的正面摆放着一台摄像机，记录着全过程。他们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我们的名字和电话。从此遭遇如此的我，心里也不禁有了一丝慌乱和不安。而我们两个年龄加起来也不过他们一个人的年纪，他们再三表明叫我们不要插手此事，他们说法院会对这个事情进行定夺，无需我们媒体的参与。我们只是诚恳地表示，普通百姓找到我们，这表示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尽全力地帮助他们。

当我们询问到病历那部分时，当时的护士也含糊不清，对于病历上的一些时间错误，她表示她们当时忙于抢救，病历肯定是之后补的。但她一口咬定只有一份病历，她声称邱国仙剩下两份病历，“谁都不知道她哪来的。”

一番了解后已经晚上六点左右了，我们决定返回成都，明天再来卫生局查看原有的病历。回报社的路上，天一片漆黑，这时记者老师的手机响了，是新津县领导打来的电话。折腾了十多分钟，施压无非表示，他们不希望我们调查此事，更不想我们发报道。“这是我们的工作，做好工作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第二天新津县卫生局的调查一大早依旧进行着。因为新津县中医医院的电子处方在县卫生局有备案，所以我们在县卫生局调出了当天的病历记录。对于王成的病历，一共有9次修改记录。前8次基本一样，只是因为病情的进展，对病历进行了补充，而且第8次修改记录显示，在7月29日晚10点21分17秒，中医辨证辨病依据仍为“该患者以头晕为主要表现”；但最后的修改记录显示，在7月30日早上6点59分37秒，相同位置的描述变成了“该患者以右下肢无力为主要表现”。 这次修改时间是王成去世后的11个小时左右。

我们用相机拍下了电子病历的照片就准备返回成都了，中午我们在新津随便找了一家小餐馆吃饭。吃饭的途中，新津县委和卫生局局长打来电话，说要过来找我们。华西都市报的小记者老师谢绝了他们请我们坐一桌吃饭的提议，他过去和那两个领导交谈起来，让我和司机继续吃饭。交谈完后，我看到局长把一个塑料袋装的鼓鼓的东西拿给他，之后的情形我也没太注意。

县委和局长县笑容满面地送我们离开了，途中我问起他这个事，他说我的担心太多余，作为一名记者他怎么会被钱财所售卖。他走时把那叠厚厚的钱塞进了他们的包下，并给他们发了条短信证明。他斩钉截铁地说，怎么可能不报道，这可是我们的责任！下午两点过，我们回到报社。主任找到我们，县委已经把电话打到报社老总那了，但老总很坚决地表示，如果这是事实，那就是一篇要发的新闻。主任千叮万嘱，这篇报道的角度一定要找好，不能写不确切的东西，以免招来麻烦和对报社造成不好的影响。

我们决定将这篇报道分为无部分来描述，从三份病历入手，分别为“腰痛前去就医 没想到永远走了” “死者3份病历 辨病依据两种说法” “病历改过9次 最后一次描述变了”“死者妻子犯难 该拿哪本病历去鉴定？”“成都卫生局：书写病历确有问题。”

真实而准确的报道 收获的满满掌声

第二天报道发出来时，我们还在省财政厅准备一个访谈。回报社的路上，我们突然聊起，他开玩笑道，应该不会太糟吧，因为至少现在还没有接到任何恐怖的电话。

下午六点过，我们召开部门会议。主任在会议上这样评价道，“拒绝钱财的诱惑，成熟冷静地面对，不亢不卑，过硬的新闻素养，既真实地呈现了事实，又让人无话可话。这完全展现了一个80后记者的能力、智慧还有责任。”话音刚落，会议室内一片掌声。这次任务的出色完成也为他的记者生涯拉出了一个精彩的开头。

当然还有我，二十一岁那年，经历了一次任重而道远的采访，经历了伤感、不安、慌乱和感动的交错情感，我明白了刻在记者身上的沉重和光荣，而那样的体会将伴随我一生，如影随形。

棠·棣

{:2_30:}
沙发，故事很好，只是少了点自己内心活动的细致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