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繁东湖是唐代园林还是清代园林？

繁江书院人 · 发表于 2012-7-26 09:50

最近看到《中国园林》杂志一遍文章，说新繁东湖是清代园林，不是唐代园林，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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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江书院人 · 发表于 2012-7-26 09:53

新繁东湖园林考
——现新繁东湖不是唐代园林是清代园林
         张渝新张之帆
ZHANG Yun-xin  ZHANG Zhi-fan
摘要：文章通过对新繁东湖、李德裕、三贤堂以及新繁县治变迁的考证和探讨，论证虽然在宋代新繁县曾经有过远近知名的卫公堂、三贤堂和东湖，但是现在的新繁东湖却不是宋代文人在卫公堂记中所说的东湖。现在的新繁东湖是清代县令程祥栋在同治三年根据文献记载而新建的东湖因树园，并写了记载此事的《东湖因树园记》。另外，据地方志，原新繁县城明末被毁（当时四川有一大批县城被毁）清康熙时期在今址重建，也旁证新繁东湖不是唐代园林，而是清代园林。
关键词：风景园林；新繁东湖；唐代园林；清代园林；考证
文章编号：1000-6664(2012)00-0000-00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0-12-14；修回日期：2012-3-20
Textual Research on Xinfan East Lake
Zhang Yuxin; Zhang Zhif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xtual researches of Xinfan East Lake, Lee Deyu, the Hall of Three Sages, and the change of the county annals, the author proves that the Xinfan East Lake is not the lake noted in the article Hall of Wei, although there were far-famed Hall of Wei, Hall of Three Sages, and East Lake with the same name in Xinfan Song dynasty. The East Lake nowadays is built by Chen Xiangdong, a county magistrate in Qing, founded on textual researches in Tongzhi three years. The magistrate also wrote an article The Story of Building Xinfan East Lake to record the history. Moreover,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hronicles, the old Xinfan country town was destroyed in late Ming dynasty, rebuilt in the same place in Kangxi Qing dynasty, which can be also used to prove that the Xinfan East Lake was built in Qing dynasty not Tang dynasty.
有关新繁古典园林东湖的建造年代，现在通常都认为是在唐代，新繁东湖也一直被称为是唐代园林，《中国大百科全书》就采用的是这一观点［1］，我国著名的园林专家汪菊渊先生也是持的这一观点。汪先生在《中国古代园林史》第五章“隋唐五代时期园林”中专设了第六节“四川新繁东湖”［2］把它作为唐代园林的典型来阐述。对汪先生我是非常敬佩的，我想可能是对新繁当地史料的占有不够，使之对新繁东湖园林的考证没有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新繁东湖不可能是唐代园林，比较恰当的说它只是一个清中晚期的园林。
1 新繁东湖是李德裕为新繁令时所凿的吗？
较早在史料中记载李德裕当新繁县令并凿东湖的应该是明代曹学佺的《蜀中广记》［3］，他在“东湖”这一名目下有如下记载：“东湖，李德裕为宰日将开此湖，夜梦一老父曰，某潜行其下，幸庇明府，当富贵，今鼎来七九之年，当相见于万里外也。明日于土中得蝦蟆，径尺余，乃投之水，后德裕果致宰相，六十有三卒于朱崖，应其梦焉。”
这一段文字，就其内容而言相当的诡异，涉及的大都是梦中传言、神怪迷信等。肯定是不能作为正史，只能当作神话传说来对待。所以清代在修正史《四川通志》（雍正年间）［4］和《大清一统志》（乾隆年间）［5］都没有采用。
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修《新繁县志》的时候［6］，又才采用了这一说法。
民国《新繁县志》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东湖，在县署东偏，唐李卫公德裕为新繁令时所凿，池塘清浅，菱枝因依,绿水红蕖映为蔚可爱，岸有老柏三株（原注：今焚其一）亦为卫公手植，卫公曾令新繁不见于史，考《北梦琐言》云，新繁县有东湖，李德裕为宰日所凿，夜梦一老人曰，某潜行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贵，今鼎来七九之年，当相见于万里外。后于土中得一蝦蟆，径数尺，乃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应七九谶。卫公曾令新繁，此其明证。园亭兴废前代无可考。清同治三年知县程祥栋葺而新之，有记，具载其事。佳节令时，邑人士女，云集于此，遂为游赏之胜地。今辟为公园，屋舍略有改易，非悉曩时之旧观矣。”
这里出现就了两个问题：一是引用了《蜀中广记》的观点，二是认为这是《北梦琐言》的观点而不是《蜀中广记》的观点［7］。
考今本《北梦琐言》并无此一内容，但是《北梦琐言》原本三十卷,今本仅二十卷,已非原貌。从其他古代类书对此内容的征引。如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一《贬死朱崖》引《北梦琐言》云:“新繁县有东湖,德裕为宰日所凿。夜梦一老父曰:‘某潜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贵,今鼎来,七九之年,当相见于万里外。’后于土中得一蟆,径数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应七九之谶。［8］”知曹学佺《蜀中广记》是引用了《北梦琐言》的内容。
对于这一观点我倾向于《四川通志》和《大清一统志》的做法，把它归入神话传说一类，不否认也不采信。
至于李德裕为新繁县令也是不见史传记载，在北宋宋佾的《新繁卫公堂记》中就说：“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饶堂者旧矣。前植巨楠，枝干怪奇。父老言：‘唐卫公为令时，凿湖于东，植楠于西，堂之所为得名也。’公讳德裕，字文饶，太和中来镇蜀，由蜀入相，方言地志剥落难究，传又不载繁之册。而县之西南有二桥名蟆水者，尚当时遗事，里民类能言之，则父老所传盖有本云。［6］”
也就是说在北宋时新繁县一带就一直有李德裕在新繁为县令的民间传言（父老言），而且在当时的地方志和县府档案中就已经没有李德裕在新繁为令的资料。李德裕不是一般的小人物，他是唐代名相，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一个地方当县令是不可能被忽略，即使他自己不在意，在新繁当地可就是一件天大的事了，地方方志和县府档案是不可能不记载的。所以李德裕是不可能在新繁当过县令的。
2、从历代卫公堂、三贤堂记看东湖与卫公堂、三贤堂的关系
今人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在东湖内有宋代三贤堂的遗址，能够旁证东湖为唐代园林。
其实历史上有关三贤堂的记文是比较多的，如北宋宋佾的《新繁卫公堂记》，宋樊汝霖（生活于北宋与南宋之交）写于南宋初的《新繁县三贤堂记》，清郑方城（乾隆二年任新繁知县）的《重修三贤堂记》，清徐延（乾隆六十年任知县，嘉庆元年培修三贤堂）的《三贤堂记》，清顾德昌（嘉庆十四年至十八年任新繁知县）的《重修三贤堂记》［6］。
就这些历史文献来说，三贤堂与东湖的关系疑点较多。在这些文献中，只有北宋宋佾的《新繁卫公堂记》提到传说中的东湖：“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饶堂者旧矣。前植巨楠，枝干怪奇。父老言：‘唐卫公为令时，凿湖于东，植楠于西，堂之所为得名也。’”其他的三贤堂记文都只说三贤堂而不提东湖。
就堂的位置来说，宋佾在《新繁卫公堂记》中说的是：“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饶堂者旧矣。”而樊汝霖在《新繁县三贤堂记》则为：“吾友沈居中为新繁县令，以暇日访繁土故事，则得贤者三人焉。其一唐宰相李卫公德裕文饶，其一我宋故赠太师王公益舜良，其一龙图阁直学士梅公挚公仪。三贤者，李卫公、王公尝为是邑，而梅公则邑人也。居中于是即县署之东创为堂，绘三公像其上，榜之日“三贤堂”。既成，以书抵余日：‘其为我记之。’”
从这些记文中可以看出，卫公堂建在前，三贤堂建在后，有了三贤堂以后就没有再另建卫公堂了，因为李德裕本身就为三贤之首。从中还可以看出卫公堂在县署之西，三贤堂在县署之东，它们方位不一致。卫公堂为北宋雍少蒙任新繁令时创建，三贤堂为南宋沈居中任新繁知县时创建，皆为首创。在与东湖的关系上，只有北宋的卫公堂提到了传说中的东湖，而三贤堂则自南宋始建至清中期重建，在所有的记文中对东湖皆只字未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三贤堂是一个独立的纪念性建筑，而不是与东湖配套的园林建筑，三贤堂的历史并不是东湖的历史，也不能对东湖的历史予以佐证。
3、从近代东湖记看东湖的选址依据
从清代晚期至民国，一共有四篇有关东湖的记文，它们是清程祥栋（咸丰、同治年间新繁县令）同治三年写的《东湖因树园记》，顾复初光绪六年写的《东湖园池记》，民国新繁知事陈洪赞的《新繁东湖公园记》，民国新繁知事(1929年1月至1931年7月)周鹏嵩的《重修东湖公园记》［6］。
最早的一篇东湖记是同治三年程祥栋的《东湖因树园记》，从记中可以看出，他对重修东湖的选址参照物一是郑方城等新建的三贤堂，二是李德裕手植的柏树。
关于三贤堂，他在记中写道：“余以咸丰十年冬到官，见卫公手植四柏尚存，千百年甘棠遗爱也。惜为荆榛所蔽，蛇虺所穴，三贤堂亦荒秽欲圮。慨然太息，亟思整饬，以妥先贤。会军事卒卒，不敢暇逸。同治二年，蜀乱大定。三年，岁荒于春而盛获于秋。先后捐俸钱二千余缗，鸠工庀材，浚湖通濠，导湔江水以注之；因地制屋，种竹树以补之。重建三贤堂于旧址之南，去湫隘而更爽垲也。”
文中可以看出，到同治时郑方城等人兴建的三贤堂已经“荒秽欲圮”，“重建三贤堂于旧址之南”。请注意“重建三贤堂于旧址之南”，这就是说在这次东湖的修建过程中，三贤堂向南再次移位，首次进入东湖园林区。
而所谓的“卫公手植四柏尚存，千百年甘棠遗爱也”的四柏，在乾隆时已被郑方城考定为非李德裕所植。郑方城的《重修三贤堂记》里写得很清楚：“相传，旧祠旁一楠四柏，乃李公手植。楠固无存，即今新祠东三柏，殆数百年物，亦非旧本，特是祠非旧也。而一旦新之，柏之旧不可知。吾姑以新视旧，不亦愈有无穷之思也耶?”后人可能为凑四柏之数，补栽一柏，形成程祥栋所见之四柏。其实，有关四柏的传说本身就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北宋人宋佾在《新繁卫公堂记》说的是：“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饶堂者旧矣。前植巨楠，枝干怪奇。父老言：‘唐卫公为令时，凿湖于东，植楠于西，堂之所为得名也。’”和柏树一点关系也没有。
从程祥栋自己写的《东湖因树园记》中对重修东湖选址的2个参照物来看，都是因袭前代的遗误，没有史实与实物的依据，所以我认为同治年间程祥栋对东湖的修建，不是重修，他自己也没有用重修这个词。更明显的是他还给东湖新命名了一个名字：“因树园”，而且这个树还是柏树，而不是传说中的楠树。
这一观点，程祥栋的朋友顾复初也是认同的。他在《东湖园池记》中就写道：程祥栋修东湖因树园，“虽因旧制，实同创始。［6］”
4、史志记载唐宋时期的新繁县县治不在新繁镇的今址
历代史志对新繁县县城的位置变化都有记载，由于散见各处，我们在这里只引用结论性的材料。
清余慎、陈彦升编的《新繁县乡土志》在《卷六•古迹》记载：新繁县“宋代故城，相传在今治之西二里，锦水河之南。今五板桥之地尚名扇子街。由同治间，村民尝于此地掘得古钟私利其有，未经审定，遂毁之。又有人掘得古钱甚多，皆崇宁大观政和端平国号也。［9］”
由新都县志编委办公室于1984年编撰的获“省政府1984年社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三等奖”的《新都县建制沿革》：
“现我们按以上是指提供的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综合考察，认为应当是：蜀汉延熙十年(公元二四七年)和十七年(公元二五四年)，后主刘禅令把姜维收抚来降的凉州胡人（既今甘肃东南部陇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安置与繁县。然后逐步将原繁县人民和已经成为繁县人民的“凉州胡人”迁移了一部分到繁县境内的青白江(今名)南屯垦聚居，因称其地为“新繁”，但仍属繁县管辖。后来到了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五六零年)废除至于繁县西北(今彭县关口场)的东益州，将其所属的南晋寿郡、晋寿县更名为九陇郡、九陇县，并将治所迁入繁县境内(今彭县城关附近)，又将繁县治所(今彭县濛阳、竹瓦地区)迁入“新繁”(今我县新繁镇西北），并正式更繁县名为“新繁县”，从此原繁县地，清白江南属新繁县，江北划归九陇县。［10］”
在该书53页“原新繁疆域演变示意图(十二)北周至清康熙七年(557—1668年)”明确标出新繁原县治不同于今新繁镇的位置，新繁原县治在今新繁镇西北面。
该书54页“原新繁疆域演变图(十三)清康熙七年至雍正七年(1668—1729年)又明确标出这期间原新繁治所迁于今新繁镇。
1994年由四川省新都县治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都县志》也有描述：
《第二篇•建制•第二章•原新繁县建制•第四节•繁迁新繁》：“西魏时宇文觉建立北周政权，初仍置繁县。到明帝武成二年(560)，废除繁县西北的东益州(今彭县关口附近)，由将在濛阳地区的繁县南迁新繁(今新繁镇西)，正式撤销繁县，改名新繁县。”
1994年版的《新都县志》有关原新繁县县治迁徙的论述与《新都县建制沿革》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原新繁县已撤县并入新都县，现新都县已改为成都市新都区)［11］。
由此看来，新繁县治所在地曾经有过两次搬迁，第一次是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年)将繁县治所由今彭州市(彭县)濛阳、竹瓦地区，迁入今新都县新繁镇西北的“新繁”，并正式更繁县名为“新繁县”。第二次是明至清康熙年间由今新繁镇西北的三里的“新繁” ，迁入现在的新繁镇。
由于历史上唐宋时期的新繁县治与清代的新繁县治县隔三里多地，所以不管历史上唐宋时期有没有三贤堂和东湖，它们都不可能是现存的清末同治年间所建的三贤堂和东湖。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关于这一点，清人在《新繁县乡土志十卷•卷六•古迹》中已有论述：
“东湖，唐李卫公东湖。台榭花木为邑中名胜，今在县署之侧，相传卫公为新繁令时所凿。按李德裕为新繁令读唐书自知其诬，不烦驳辨。惟宋邑令王益及邑人梅挚并有东湖瑞莲歌，则东湖之由来已久。盖县境下湿潴泄余水之陂池随在有之。宋世新繁城址在今西关外二里许之地。此湖在城之东故名，邑人植荷芰建亭榭，为游观之所。梅诗中有酒酣凭栏之语是也。揆其致误之由：章武中有卫常为新都令(见通志)，凿湖名卫湖(今名桂湖)。传闻误为新繁(章武中繁县不在此地，亦无新繁县)，遂称此湖为卫公湖，袭称既久，展转又误为李卫公湖，由文饶声名煊赫故也。东湖既移李卫公，因又指学宫侧一牛蹄之涔为卫湖。借好事而可笑者矣。”
“三贤堂，宋沈居中为新繁令作以祀李文饶、王损之、梅公仪三公者也，其友樊汝霖为之记云：在县署之东。篇中比卫公手植一楠四柏于甘棠，而于东湖一字不及，盖宋时县城不在此也(今东湖有二柏则数百年物)沈之此举，既属不学之陋，则故址荒芜不足致惜。”
从清嘉庆、同治和民国时期3种《新繁县志》，以及清光绪《新繁县乡土志》对东湖的不同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出新繁东湖为同治县令程祥栋于同治三年(1864)所修建。首先，清嘉庆19年(1814)县志不载东湖词条，因为当时还没有东湖，程祥栋修建东湖因树园是在同治三年（1864）［12］。其次，清同治12年(1873)县志在卷首图中画有东湖因树园，但是在县志分类论述古迹的相应卷中却不列东湖，因为当时东湖因树园才修建了九年，修志人当然知道东湖因树园是新建的，所以不把东湖因树园当古迹［13］。第三，到了光绪年间，已经有人开始把东湖因树园当做李德裕和卫常的古迹了，所以修于光绪33年(1907)的《新繁县乡土志》要对此进行批驳和澄清。第四，到了民国36年(1947)，距程祥栋修建东湖因树园已经过了83年，当地人开始把东湖因树园只当做李德裕的古迹，已经不再提它是汉代卫常的古迹了，这种观点被修志人接受，并第一次进入了《新繁县志》。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历史上宋代新繁县曾修建三贤堂，东湖在唐宋时期的有关记载则属传闻，是否存在有待考证。但是它们与新繁镇今存的清代东湖皆无地理位置上的直接关系。今新繁东湖为清代历任新繁县令为延续新繁县的历史文脉而在新繁县治所兴建的纪念性仿江南私家园林风格的清代园林。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2］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3］（明）曹学佺.《蜀中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四川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大清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民国）侯俊德等修.《新繁县志》民国36年(1947)
［7］孙光宪《北梦琐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古今事文类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清)馀慎修.《新繁县乡土志》清光绪33年(1907)
［10］新都县志办公室.《新都县建制沿革》1984年编印
［11］新都县志编纂委员会.《新都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清)顾德昌修.《新繁县志》清嘉庆19年(1814)
［13］(清)李应观等修.《新繁县志》清同治12年(1873)

繁江书院人 · 发表于 2012-7-30 14:44

在《四川文物》上也有一篇文章，证明东湖是唐代园林的。也传贴如下：

繁江书院人 · 发表于 2012-7-30 14:46

在《四川文物》上也有一篇文章，证明东湖是唐代园林的。也传贴如下：

繁江书院人 · 发表于 2012-7-30 14:47

《四川文物》 > 2005年 > 第05期
《新繁东湖缘起考》辨析
房锐

张渝新先生在《新繁东湖缘起考》一文中,对新繁东湖的缘起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指出东湖乃清代同治年间新繁县令程祥栋所凿,民国《新繁县志》东湖一条为讹传误写(48-49页)。笔者以为,张先生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民国《新繁县志》卷一《地理第一•古迹》“东湖”条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李德裕开凿东湖的说法:
(东湖)在县署东偏,唐李卫公德裕为新繁令时所凿。池塘清浅,菱芰因依,绿水红蕖,映蔚可爱。岸有老柏三株(今焚其一),亦为卫公手植。卫公曾令新繁,不见于史。考《北梦琐言》云:“新繁县有东湖,李德裕为宰日所凿。夜梦一老人曰:‘某潜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贵,今鼎来,七九之年,当相见于万里外。’后于土中得虾蟆,径数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应七九谶。”卫公曾令新繁,此其明证。园亭兴废,前代无可考。清同治三年,知县程祥栋茸(笔者注:“茸”当作“葺”)而新之。有记,具载其事(见后)。佳时令节,邑人士女,云集于此,遂为游赏之胜地。今辟为公园,屋舍略有改易,非悉曩时之旧观矣。
张先生在引用此条后指出:“首先,遍查宋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全书,并无民国《新繁县志》所引的内容。此书所谓《北梦琐言》的内容与明末《蜀中广记》中的内容完全一致,估计是校勘失误,把后者误为了前者。其次,查《新旧唐书》李德裕传,并无他在新繁为县令或其他官职的记载。”他在对民国《新繁县志》说法的由来进行文献梳理后,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得出民国《新繁县志》的东湖一条为讹传误写,新繁东湖的可证历史,应该是从清代同治县令程祥栋修东湖才真正开始。”“如果再说细一点,则应该是三贤堂起源于宋代。伴随着三贤堂,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同治时,始终在民间流传着李德裕凿东湖的传说,正是在这些传说的催生下,清代同治县令程祥栋才真的凿了一个东湖。这才是历史上新繁东湖的真正起源。”
按:《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新唐书》卷一八ｏ《李德裕传》确实没有李德裕担任过新繁县令的记载,张先生对民国《新繁县志》的说法提出质疑,是有道理的。但他关于民国《新繁县志》所引内容出自《蜀中广记》的说法,则不够妥当。
据查核,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名胜记第五•川西道•成都府五》“新繁县”条确曾提及李德裕开凿东湖的逸事。文中称:“又有东湖,李德裕为宰日,将开此湖。夜梦一老父曰:‘某潜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贵,今鼎来,七九之年,当相见于万里外也。’明日,于土中得一蟆,径尺余,乃投之水。后德裕果至宰相。六十有三,卒于朱崖,应其梦焉。”把书中所载内容与民国《新繁县志》进行比较后,可发现两者并不“完全一致”,民国《新繁县志》所引内容亦非源于《蜀中广记》。
诚如张先生所言,《北梦琐言》“并无民国《新繁县志》所引的内容”。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今本《北梦琐言》此条已经亡佚造成的。《北梦琐言》原本三十卷,今本仅二十卷,已非原貌。幸运的是,古代类书对此条多有征引。如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一《贬死朱崖》引《北梦琐言》云:“新繁县有东湖,德裕为宰日所凿。夜梦一老父曰:‘某潜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贵,今鼎来,七九之年,当相见于万里外。’后于土中得一蟆,径数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应七九之谶。”宋人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三六引《北梦琐言》、明人陈耀文《天中记》卷五七《凿湖得蟆》引《北梦琐言》与此相同。由此可知,足本《北梦琐言》是记载有李德裕开凿东湖的逸事的,我们似不能因为今本《北梦琐言》此条已佚,就怀疑或断然否定此说源于《北梦琐言》。
《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约896年-968年)为五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学者。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著述极多。《北梦琐言》为著名史料性笔记小说,历来享有盛誉。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曾多次从书中提取素材。当代著名学者周勋初先生指出:“现存记载唐末琐事的笔记,篇幅大,内容丰富,而著述态度又称谨严者,首推孙光宪的《北梦琐言》。”
值得一提的是,孙光宪为陵州贵平县(今四川省仁寿县东北)人,从他“十五年来锦岸游”(卷下《浣溪沙》)的自述来看,他曾在成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成都及其周边的名胜古迹,他应是比较熟悉的。加之他生活的时代距晚唐较近,因此,《北梦琐言》所载李德裕开凿东湖的逸事当是基于比较可靠的闻见基础之上的。
新繁县在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唐时,新繁县属于成都府蜀郡管辖。据史载,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十月,李德裕以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的身分,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十二月,李德裕抵达成都。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李德裕以兵部尚书召还。在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两年时间里,李德裕是有可能开凿东湖的。《北梦琐言》所载李德裕开凿东湖的逸事,为我们透露了两条重要的信息:其一,早在晚唐时,新繁东湖就已经出现;其二,东湖的开凿,很可能与李德裕有关。民国《新繁县志》引《北梦琐言》称东湖为李德裕所凿,是有相当的历史依据的。
应该指出,自五代开始,直到清同治以前,新繁东湖频频出现于文人的作品中。如宋人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一一收录有王安石之父、新繁知县王益《新繁县东湖瑞莲歌》以及新繁人梅挚的唱和之作。同书卷二九收录有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宋佾所撰《新繁县卫公堂记》。文云:“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饶堂者,旧矣。前植巨楠,枝干怪奇。父老言:‘唐李卫公为令时,凿湖于东,植楠于西,堂之所为得名也。’公讳德裕,字文饶,大和中来镇蜀,由蜀入相。方言地志,驳落难究,传又不载在繁之因。而县之西南,有二桥,名蟆水者,尚当时遗事,里民类能言之。则父老所传,盖有本云。”民国《新繁县志》“东湖”条收录有作于同治前的清人的诗作。如新繁知县高上桂《东湖八咏》其四云:“唐相余威震益州,筹边塞外有高楼。如何此地三贤记,曾说当年百里侯。古迹尚遗荒堑在,清波不复旧池流。几番凭吊重骚首,忍使名湖作废丘。”其五云:“一泓澄碧古堂东,活水源头曲曲通。戏藻鱼翻冰鉴里,依栏人在玉壶中。周遮竹柳浮阴绿,叠映菱荷散彩红。坐对北窗聊自赏,此心相与昔贤同。”汤建业《耸翠亭》云:“翠柏老千古,新亭敞复幽。水深鱼暗度,风静鹊还啁。星汉当窗列,芙蕖隔槛浮。此中有真趣,何必羡瀛洲。”李调元《新繁和汤莳芥〈耸翠亭〉韵》云:“卫公遗迹处,亭阁发其幽。大雅一龙啸,巴歌尽鸟啁。荷翻鱼暗戏,萍动鸭初浮。窈窕人何处,关雎第一洲。”由此可见,新繁东湖作为一方名胜,是长期存在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高上桂等人)曾经疏浚过东湖。
清同治二年(1863年),新繁县令程祥栋重新疏浚东湖,并重建了三贤堂。民国《新繁县志》“东湖”条收录有他的《东湖因树园记》。文中自述:“新繁之有东湖,始于唐李卫公文饶。宋繁令王公损之与邑人梅学士公仪作《东湖瑞莲歌》,此三贤堂所由名欤?……同治二年,蜀乱大定。三年,岁荒于春而盛获于秋。先后捐俸钱二千余缗,鸠工庀材,浚湖通濠,导湔江水以注之。因地制屋,种竹树以补之。重建三贤堂于旧址之南,去湫隘而更爽垲也。”此次修缮奠定了今日东湖的规模。
由此可见,张先生关于新繁知县程祥栋所凿东湖“才是历史上新繁东湖的真正起源”的说法,否定了东湖悠久的人文历史,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民国《新繁县志》“东湖”条并非讹传误写,新繁东湖当开凿于晚唐时期,并可能与李德裕有关,张先生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房锐,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后

手机网友 *发表于 2015-12-9 09:01* · 发表于 2015-12-9 09:01

东湖何止是唐代建，应该是蜀汉247新繁建县时就有，蜀汉繁令卫常所凿，公园蝠崖内有很多汉砖，这里应是刘禅行宫，有记载，禅居于繁，张氏宗谱记，张飞迁新繁，张飞墓在新繁，现金地小区北方那座有几个墓室的汉墓就是张飞家族墓，现存放桂湖博物馆那口四吨重石棺应是张飞的，他两个女儿嫁刘禅都立皇后，新繁是刘禅命的名，首任新繁令司马胜之。

手机网友 *发表于 2016-5-20 23:14* · 发表于 2016-5-20 23:14

东湖咋又跑到桂湖去了，王益和梅挚吃饱了写首诗还跑到新都去，新都人不要脸，把新繁泡菜，家具，棕编，柚子等都冠名新都的了，新繁东湖是汉代园林，本人有充分证据，汉初刘邦封张瞻师为繁严侯，繁曰繁候国，候国是不向国家交粮纳税的,张瞻师后三世继承候位，张氏四世封侯，新繁这么富裕的地方张氏在此修个私家花园别墅足足有余，繁候国新繁老县志有记载，汉功臣侯历表有记载，新民梓潼村七星墩汉墓凝为张瞻师家族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