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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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Anderson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还从未见证过类似于亚洲在20世纪后半段的经济发展速度。1950至1980年期间，日本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8%，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实际上，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该国这段时间折合成美元的经济规模每隔6到7年就会翻一番，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是相当惊人的。而这还只是亚洲经济增长大戏的序幕。几年之后，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以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齐头并进。1960至1995年期间，香港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7%，韩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8.1%，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8.4%，台湾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8.6%。在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准小龙”们的经济增长率也不逊色多少。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比工业化国家快几个数量级，比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要快许多。到上世纪80年代，当世界上那些更富裕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时，亚洲经济仍在以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速度增长，人们由此不禁怀疑， 难道亚洲发现了世界其他国家都忽略了的经济增长秘笈？ 抑或亚洲找到了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亚洲是一个奇迹吗？

突然之间，“亚洲增长模式”的说法开始出现在各商学院的学术报告厅里，各种学术研讨会上，但最频繁出现的地方还是大众传媒，《日本是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和《上升的太阳》(Rising Sun)等一时间都成了热门书籍。亚洲增长模式究竟是什么？观察人士们在此问题上虽然各持己见，但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亚洲做什么，都会比那些消费驱动型、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的西方民主国家干得好。相互盘根错节的亚洲企业可以不必讨好外部股东，因此反而能够取得更好的业绩。

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和社会凝聚力比西方重视竞争的“个人优先”模式更能营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氛围。人们当时主要担心的是，亚洲的经济发展会持续优于其所有邻近地区，长期而言世界其他地区将跟不上亚洲的发展步伐。

当然，那时也有对亚洲发展模式发出抨击的人，而他们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些人眼里不仅亚洲经济的高增长不是奇迹，而且亚洲的发展经验都是骗人的谎话。

他们认为，亚洲国家引导银行将廉价资金填鸭似地注入到企业中，并且将外国竞争者拒于国门之外。亚洲货币的汇率被显着压低，这使亚洲国家获得了不公平的成本优势。亚洲国家的政府奉行重商主义，通过压制进口而将由此获得的巨大贸易盈余用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这些因素或许会导致资源的大规模错配，但只要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继续对亚洲产品来者不拒，就不会出乱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才开始运用正式的经济工具来分析上述现象。他们的发现使上述对亚洲发展模式的两种不同看法都无法继续成立，他们的工作还产生了现代国际经济学一项最为知名的研究成果。

这些学者是从分析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的，这一模式在几乎所有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提及。



从本质上说，只存在3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劳动力，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资金，第三种是将劳动力要素和资金要素以更好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可以使任何水平的物质投入都能取得更理想的经济增长。最后一种方式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促进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发展。

用这一增长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地检验“亚洲模式”的优劣。如果亚洲真的产生了奇迹，即找到了全新的经济增长之路，那么这一地区8%以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很大一部分应来自于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如果这一高经济增长率是通过政府实施高度干预型的扭曲政策实现的，那么总要素生产力将呈现负增长，要是这样，那就表明亚洲实际上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不断毁灭价值。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测算各国的增长数据，而在积累了30年的统计数字之后，他们终于有机会在整个地区检验所谓“亚洲增长模式”了。埃尔维恩•杨(Alwyn Young)是最早一批对亚洲四小龙经济模式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在九十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得出了两点非常有趣的结论：

首先，该地区TFP的平均增长速度实际上非常一般。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亚洲和欧、美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其TFP在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在1.5个百分点左右。这一地区有些国家做的好些，有的差些，但总的结论非常清楚，那就是：亚洲并没有发现什么奇妙的新的增长“秘方”，而其生产力水平也不比发达国家差。所谓亚洲“奇迹”实际不过如此，而指责亚洲国家“欺骗”世人的人也是言过其实。

不过，如果生产力因素并非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那么该如何解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增长上的差异呢？在这方面杨得出了他的第二个重要发现：亚洲经济增长的出色表现几乎全部可以归结为其极高的创造资本的速度，它的速度是美国或欧盟国家的三倍还多。简单说就是，亚洲增长快是因为投入的多。

当然，你完全可以想像，这样一个结论一定会引起很大争议。亚洲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它找到了什么新的足以震惊世界的发展道路，而主要是因为它大量投入资金（还有，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工厂）。对此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句流传很广的总结，那就是该地区的成功是靠“勤奋，而不是天才”。

若真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亚洲从哪里找到那么多的资金呢？而且各个国家都能如此一致？要知道亚洲毕竟是个相对多样化的地区，这里既有泱泱大国，也有小到仅一个城市规模的国家；有些国家很富，有些很穷。日本和韩国依靠国家主导的银行和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将国民储蓄引向生产性投资领域；台湾和香港的经济环境要自由得多。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政治结构上更有着很大不同。然而各经济体却实现了基本相当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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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

但这是否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呢？毕竟，中国最让人吃惊的事实不是其增长潜力，而是其规模：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是否将比以前亚洲增长的领头羊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答案是，当然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但世界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即便按绝对值计算，我们也会发现中国大陆的异军突起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并不比几十年前它的邻国更大。

请看一组数据：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将从2000年时的4%增加到2025年时的11%。这的确不同凡响，不过同亚洲地区的历史表现对比一下吧：1965年，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Asean)总共占全球GDP的4%，20年后的1985年，它们所占的比例已经增加到13%，而在1990年则超过了16%。

在贸易方面，预计中国到2025年在全球贸易中的比例将从4%增加到12%，这同其亚洲邻国从1960年的6%增加到1990年的15%这一历史表现也没有很大不同。

竞争力方面呢？中国是否比亚洲其他经济体更快地转向高附加值产业链呢？韩国和台湾用了10年时间占据了全球轻工业的市场，又用了10年发展了电子工业，用第三个10年从低端出口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完全同这个时间表一致。中国大陆在1990年至2000年用了10年时间抢占了低端市场，在过去5年里则在迅速扩大电子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结果就是，中国的增长势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史无前例。相反，无论是GDP、贸易还是工业化程度，中国大陆都是沿着其它亚洲经济体以前的道路前进，最多达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速度。显然世界面临中国崛起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以前就曾面对过。

印度──躲在暗处的猛龙

中国并不是最后一个。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只是亚洲成功故事中的最新一个，那应该还有更多国家正在成功的过程中。从上述宏观经济因素考虑，很难回避印度很快也将成为其中之一的这个结论。

这对曾去过印度的人来说可能过于乐观了，印度的经济似乎同中国恰恰相反：高度政治化、充斥着职能不健全的官僚机构、各领域高度监管和过于零散。基础设施非常落后。经济指标也难以让人看好：预算长期的巨额赤字、国际收支还很脆弱、资本成本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从这个角度看，印度IT服务业的繁荣似乎只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印度在制造业从未实现大幅增长，获得的海外直接投资也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

但关注一下宏观基本面。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储蓄，更多的储蓄。印度在这方面怎么样呢？20年前，国内总储蓄率远低于GDP的20%，同拉丁美洲的模式接近，落后于亚洲四小龙。而印度的实际GDP年增幅也徘徊在4.5%左右。不过，过去10年里印度的储蓄率已经升至接近GDP的30%，这一趋势还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实际经济增长率也突然提高到7%，甚至更高，同东亚国家也不再有明显的不同。

存款会流向哪里呢？最终会进入外向型制造业。同中国不同，印度的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另一点同中国不同的是，印度一直面临难以提高农业收成和生产率的情况，它没有象中国那样平均分配土地。这使它必须在农业之外的领域快速提高就业率，尽管印度服务业取得了值得庆贺的成功，但服务业还不足以产生几亿份新工作。看看中国和亚洲的经验，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向型制造业始终是存款的主要目的地和新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这对印度而言很难说是合理的预期。但记得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时，它的情况远比今天的印度糟糕。大多数非农领域的就业机会都是在国有企业，劳动力的限制非常严格。几乎没有真正的私有企业，私有资本业不受法律保护。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每年仅有20亿美元，大大低于目前的印度。从理论上讲，经济几乎是完全封闭的，政府对市场化改革兴趣不大。

而且，当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开始发展时，它并不是由中央政策决定带动的，也不是因为政府放宽了对经济的控制或限制，范围也没有波及全国，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一个省份，那就是广东。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香港制造商逐步开始在广东开设工厂。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当地政府置官方限制于不顾，推出了鼓励措施。由于这些行业劳动力密集的特性，最初的投资金额相对较低。

直到5年后，其它省份才开始学习广东的成功经验，中央政府也注意到这点，并采取了更根本的经济自由化举措，允许海外直接投资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在全国发展外向型制造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最有趣的事情在于，印度现在同90年代初的中国非常相像，出口占GDP的比例约为15%，并在快速增加。印度应吸取的教训很简单：中国不是职能不健全的国家。印度较高的储蓄率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不见得需要采取革命性的措施才能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有时只要做出一点点推动即可。

随着中国大陆非技术工人工资的上涨已开始给低端外向型行业带来压力，这可能成为促进印度出口业发展的动力。由于中国成本的上升，印度可能变得更具吸引力。因此应该关注印度今后5年的出口行业，这可能是最终推动该国成为猛龙的催化剂。

（编者按：Jonathan Anderson为瑞银(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窗外芭蕉

浏览。。。。。虽感觉不错，但以为跟美洲比，还是差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