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领袖而言，保护政敌就是保护自己
1．如何对待前任统治者是对民主制度的考验。
专制统治拥有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力，同时也在经济和其他各个方面拥有巨大的专制利益。这就使得人们对政治权力的争夺非常残酷，兄弟相侵、父子屠戮的人间悲剧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中都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权力斗争中，真正地表现为你死我活的角斗。只有消灭有所政敌，无论是真实的、潜在的，还是假想的，专制统治者才能感觉安全。尤其对于被推翻的统治者，由于他们有传统的势力和影响，甚至有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对于现任统治者就威胁更大。所以，专制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政权更迭的不规则和前统治者被杀死或流放这样不妙的前途。这样的前景反过来使得在任的统治者更加严密地控制国家，侵害人权。专制国家就是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如何对待前任统治者对民主制度是一个考验，也是民主制度能否顺利运行的一个关键因素。
2．叶利钦厚待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曾在很长的时间内互相对立着，最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成为在俄罗斯最有权势的政治领袖。然而，叶利钦上台以后并没有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报复下台的政治领袖，而是给他提供可靠的保障，以便让下台政治领袖过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体面生活。叶利钦在其回忆录《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中详细描述了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心路历程：
在俄罗斯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国家领导人从未主动交出过权力。要么自然死亡，要么就是阴谋或者革命。
只有在去世或者发生政变的情况下，沙皇才会放弃其独裁统治；总书记也是这样。虽然一九**年发生的政变看上去像是和平性的，而且当时赫鲁晓夫也健在，但这并未改变问题的实质。赫鲁晓夫被强行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去并被软禁。身为人口众多的苏联的前任领导人，身体健康、思维活跃的赫鲁晓夫仿佛突然之间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他不可能再参与国家生活，不经许可他哪里都不能去。他去世之后报纸上只刊登了一则小消息。
现在，我和戈尔巴乔夫要共同解决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在新俄罗斯，前苏联总统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我们有必要开创一个对下台的重要政治人物采取尊敬而公正态度的先例。我尽力去做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这不仅对于某些个人，而且对于国家也是有必要的。
我们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一套国家官邸供其终身居住（即“莫斯科河”五号总统别墅，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喜欢的，他提出过要求，希望把这套房子给他居住），除此之外还为他和家人配备了小轿车以及医疗保障，并发给退休金。１９９１年有关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保障的那个决定还包括了其他一些重要条款。它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从事新的社会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得到了一整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带副楼的建筑。
我明白，在戈尔巴乔夫辞职之后的９年间，他在世界舆论面前巩固了自己作为一位充满智慧的政治人物的声名。
我的桌上曾经不止一次两次地出现过报告，称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旅行时以及在其所写的书中总是批评新俄罗斯的政策，总想利用对叶利钦的批评捞取政治分数。也有人想鼓动我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惩罚”，但类似话题都被我非常坚决地制止了。
坦率地说，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后的最初几年里，我的感觉并不轻松。当我了解到他在国外对我以及对俄罗斯的内部事务所进行的议论时，心里非常恼火。
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唯一保证戈尔巴乔夫不受侵犯的人是我。当时，要使他被社会当做替罪羊和“头号政治犯”来看待极其简单。许多早期的民主派人士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的摇摆不定。而且，按照官场惯例，人们总是把过去所有的错误都推到已经下台的领导人身上。总之，他是当时国内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
但是，无论如何每次我都强迫自己用意志力去消除不断涌上心头的厌恶感，去忘掉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我很清楚，尽管我们俩互相不满意对方，但戈尔巴乔夫是否具有正常生活的条件，是否能够自由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参加１９９６年的总统竞选，这一切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俄罗斯以及新的民主进程都非常重要。
１９９６年之后，当我的助手们第一次拿来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某项活动的文件让我签字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再也找不到那种已经习惯了的对立情绪。相反，我感到一种轻松。我想，我们之间会有话可说。
在我的第二届任期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彻底明白了，我努力克制自己的不快，不感情用事是完全正确的。各种不快和情绪消失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我们想要开创一种能让前国家领导人公开、平静、无拘无束地生活的先例，我们也创造出来了。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建立起来了。
但是，戈尔巴乔夫一次也没有（在普京就职以前）回应过我的邀请。要知道我们已经８年没有见面了。８年啊！
我们两家最近的一次接触是在（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不幸去世之后。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去参加悼念仪式。我很想表达自己对这一令人痛苦的事件的同情，却又担心我的出席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增加别人的痛苦。最终（叶利钦夫人）奈娜去参加了葬礼。她同戈尔巴乔夫一起度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次关系中断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会面是真切而诚挚的。
今天，公众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有所变化。人们原谅了他的许多所作所为。而且，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过早离开人世以后，这么多年以来人们第一次对前任国家领导人表现出了朴实而温暖人心的同情和理解。
3．只有民主宪政制度才能为政治领袖提供有效的保障。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对政治领袖的人身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对这一点，叶利钦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在谈到叶利钦辞职以后普京总统发布命令对叶利钦总统给予保障的时候，叶利钦说：
我从未向任何人要求过这件事，我也总是断然拒绝讨论这个话题。杜马的说客不止一次地来过我这里。他们希望同我“商量”一下有关向离任总统提供保障的问题，可我总是回答：“你们想通过这样的法律那就通过吧，这件事与我无关。”
就这样，任何法律都没有通过。
顺便说一句，关于这项命令的内容，在国内以及在其他国家都存在着许多荒谬的说法：什么我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什么保障命令为叶利钦提供了不可思议的特权。最荒唐的说法是这个命令是叶利钦和普京之间的一个交易：普京为我提供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我则为此提前离开克里姆林宫。
上面的最后一种说法我不会加以辩解，因为它实在太荒诞了。任何一个命令也不可能保证什么不可侵犯的权利。只有非常天真、对政治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某项命令或者法律能够向前任国家领导人提供某些保证。
如果社会不够正常而且对一切都持仇视态度，那它定会为自己的不幸找到一个罪人，那么叶利钦就会被指责犯有一切致命的错误，这时不要说命令，就是法律也帮不上任何忙。
如果社会正常发展，变得越来越民主，越来越文明———我坚信将会如此，那么对于离职的总统来说，社会本身就能保障他不受侵犯。
现在来说说这个命令。有关不受侵犯的条款是这样的：“已经终止职权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不能对其提起刑事和行政诉讼；此人不受拘留、逮捕、搜查、审讯或私人调查……”
我的家庭成员不享有豁免权。在调查与总统周围的人相关的案件时不存在任何司法障碍。
我认为，命令中所规定的都是国家应该给予总统的正常的事务性保障。例如，使用交通工具和警卫的权利，使用车站、机场专门的会议厅会见官方客人和代表团的权利，使用政府专用通讯线路的权利等等。除此之外，该命令还规定，前任总统有权终身使用国家别墅、享受医疗保障。总之，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
叶利钦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说的对极了。如果一个国家脱离了民主宪政制度，不用说法律或前总统的命令，就是宪法也不能为下台的政治领袖提供任何保障。必须牢记，只有民主宪政制度才能让政治家安全无虞地从事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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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2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