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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的 麦 城
□刘斌夫 （2006年写于成都旧稿重发）
家父退休多年，年届78岁，身体依然健朗，真是“仁者寿”。中秋节，父亲从老家罗江乡下来省城成都探看儿孙，酒后怀旧，与我讲起他年青时的事情。
开国之初，父亲从中学生团干部直接招入县政府分管后勤，科局级。当年的县政府，墙上还有缝隙。父亲排行老幺，生性粗疏，把150万元发票顺手塞进墙缝里，办公桌靠过去，就挡住了。他工作忙，竟然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父亲表现非常积极，深得南下的县长们的嘉许。1953年“老三反”，清查贪污。父亲厄运临头，被查出他“涉嫌贪污150多万元”。当时南方新解放区使用的还是国民政府时期沿袭下来的旧币，相当于后来的150多元人民币。150多万元，是个天文数字，折合成新币，若以当时两分五厘1斤米计算，可以买60万斤大米。父亲那时还没恋爱成家，一个单身汉，政府实行供给制，钱又没乱花，帐错在哪里去了呢？黄泥巴落裤裆——跳下黄河也洗不清。由于出身地主，一查历史，就有问题。他还临时请“漏划地主”唐云临时帮忙抄过帐本，岂不罪加一等，这还得了。父亲被残酷吊打，吐血屙血，估打成招，至今后臀上还有一个圆圆的紫黑色的伤疤终生不散。父亲最后被“双开”——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下老家——罗江县白马关乡三叉河村务农。
父亲的父亲（我爷爷）刘定国，置有三十多亩瘠地薄田和瓦房十余间，“土改”时划为地主，被镇压。父亲的母亲即我婆婆（奶奶）成为“地主婆”，数九寒冬被疯狂的人们用竹蔑绳索捆住腰腹下部，往嘴里灌注粪水，活活折磨致死。我从小只隐约听说过，无缘见到我祖父祖母的模样。
据族谱记载，我们刘家是“广东客家人”，祖上原居中原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大约在西晋八王之乱时南迁粤西，清康熙年间遵皇命而西迁四川，在名闻遐迩的三国文化遗迹白马关前丘陵地带落脚定居。父亲的爷爷（我的曾祖父）是前清武举，为父亲的父亲成为地主初奠了经济基础。
“土改”，形势大于人，面对洪流狂飙，任何人也无力回天，自古忠难两全，父亲再没回过老家。家中的房屋大都被没收，分给了贫苦农民。父亲被遣回原籍，根本没有住处，只有用烂竹席打个地铺睡在猪圈里。正当夏天，恶蚊成群，无法入睡。父亲只有摸黑割来野草点燃，烟薰满屋，熬度夏夜。冤案在身，周遭白眼，苦不堪言。
三个月后，秋风送爽。县里来人通知父亲回机关，恢复公职。父亲喜出望外，丢掉锄头一路小跑，回到县政府。
原来，公务人员搬移父亲用过的办公桌，发现原先桌子遮挡住的墙缝里一卷票据，清点一遍，大约160万元。冤案真相大白，父亲得以平反。父亲捶胸自责：自己简直太粗心大意了，你这个“冤枉人”哪！
县长问及父亲将来工作去向打算，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教书。县长欣然同意，安排父亲去试教，学生反应甚好。于是县里保送父亲去省立孝泉师范学校带职带薪进修，毕业后长期在山乡公立小学任教，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视农民子女为亲生已出。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已是36岁的大龄青年，才与从重庆市中区精减下放回罗江老家的我母亲结婚。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多是在破庙改作的公办乡村小学校里度过的。
父亲对这段经历，多年没有言及。4个儿子中，只有我们作为长子比较清楚地知晓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告诫我们，千万不可粗枝大叶。父亲惨淡的人生，多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老三反”就开始扩大化；大陆暴风骤雨的“土改”，不像台湾的政府赎买；“三反五反”以后无人敢管钱，“整风反右”以后无人敢发言；十年“文革”动乱更使人人自危濒临崩溃……这一切盖因反人类的“斗争哲学”所致的灾难。这就是中国大陆当代史。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人们潜意识下久远的企盼。
父亲是一个小人物，至今也是一介初级知识分子。他“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辛苦一生，奉献一生。那段往事，成为他一生掩埋在心底永远无以平复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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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斌夫
发表于 2007-8-29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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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2-7-27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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