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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落泪
金门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两夜无眠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心中一块巨石訇然落地。
1948、1949两年里，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创办人卜少夫，一次在上海、一次在台北采访了陈诚。他注意到，同为浙江人的陈诚，虽是蒋介石的爱将，33岁就当上军长，抗战后晋为一级上将，凭着其才干和受重任的程度，一向有“小委员长”之称，爱屋及乌，蒋介石甚至将干女儿谭祥（谭延的女儿——编者注）嫁给了他，但陈诚其实是一个枯燥的人，过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他没有朋友，只有上司与下属；没有娱乐，整天埋头工作，大概唯一的嗜好就是吸烟。金门开战那一晚，他书案上的烟缸里堆满了烟蒂。东方大白，他用冷水抹了多遍熬成一团红丝的眼睛，又刮去青茬茬的胡子，然后穿戴齐整，流星大步，走向台湾光复四周年运动会的主席台，宣布各项竞赛开始。
蒋经国从金门回到台北，即去草山公馆，报告父亲：“金门古宁头大捷了，这一次我们全胜了！”
人如其名的蒋介石，一向不轻易流露情感，此刻他流泪了。他太需要一次胜利，给自己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注入一支强心针。
不得不诀别大陆、落荒台湾的蒋介石，在1949年日记中无数次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最令他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它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尚存忠于他且可以指挥的部队，不过是大陆时的十分之一。
许多昔日信誓旦旦的国民党要员，已把台湾视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民党人士为纪念“双十节”而举办的酒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门可罗雀”。这年夏天，国民党中宣部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5000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这些人却避之唯恐不及。而当时一些国外报纸谈起“中华民国政府”时，总不约而同地加上“垂死”的形容词。
就连蒋介石本人，虽觉草山青峰翠谷，秀蔚天成，又有常年不息的汩汩温泉，而行馆原是日据时代日本糖业株式会社的高级会所，专供本国军政要员来台度假享用，但来台暂栖于此，总有点“落草为寇”的味道。他遂下令将草山改名“阳明山”，以表其崇信和效法明代哲人王阳明。
“古宁头大捷”，终让蒋介石有了一股中气说：“这是我们革命转败为胜的开始，是我们第一次把共匪的军队打得全军覆没。”“古宁头大捷”，亦使他的目光从梦魇般的1949年拔出来，他说：“从今以后，我们要在反共复国的基地，把三民主义好好地扎根。”
陈诚的感慨
金门之战后，在台中，胡琏和即将解散的江西省政府作了交接，后者的代表是建设厅长蔡孟真。随十二兵团到台、历经暴土烽烟还完好的汽车约有90辆，独立电台70部，随后，蔡孟真将它们连同工程技术人员，一并移交给行政院。当即，汽车成了行政院各部委的第一批公务用车，独立电台由台湾省警备司令部接受，2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则大多卸下战尘、又筚路蓝缕，成为岛上交通建设、开拓东西横贯公路的先驱力量。尤令人触目的是，在一场大迁徙还未结束，一切都显得仓促、简陋的台岛，往日大陆的一些省主席，不少的军师长，茕茕只影，或两手空空来到岛上，什么黄埔一期二期，什么中央委员、国大代表，总有一大堆。可谓“将军贱如狗，政客满街走”。一些人已沦为在街头摆地摊，卖旧物，代写书信文扎。这时，随江西省政府迁台的省属裕民银行，还给中央党部上交了4万元现洋，及大量乌金属，大大扩充了刚开办的裕台银行的资本金。国民党靠着裕台银行，此后陆续办了棉纱、火柴、印刷、液化石油经销等企业，并投入证劵交易业，由此形成日后庞大的、终为世人诟病的党产。
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对此深为感慨，称道方天“世上能有如此品格高尚、操守清廉者，确属罕见”。夫人也是江西人的胡琏，日后在一篇纪念金门之战的文章里写道：“正气在江西。”
大仗后，胡琏两度担任金门防卫总司令。在其运筹指挥下，这个原本风沙强劲、亘古荒凉，只见稀疏的茅草与菅芒花随风摇曳的小岛，打桩声、开钻声、浇灌声、号子声、军歌声……通宵达旦，迷宫一般的地下战备坑道，充满肃杀气氛的海岸阻隔桩、各种军事伪装和防御工事一一竣工，成为今人凭吊冷战历史中不可或缺之场景。
唯一让今日游客感到寂寥之处的是在林厝村一带。原来这里有几千人口，大仗之后，这片田野的番薯、花生长得格外好，而鸡鸭猫狗却纷纷离散，避之不及。夜深时分，有磷光片火在夜幕里穿过，且偶有秋虫般凄凉如水的“咻咻”声断断续续响起。
1953年，胡琏下令在金门最高的太武山建“国民革命军公墓”，以安葬三年来在金门因公或遇难逝去的国军官兵。其后，又在林厝村建有将军祠一座，祠后一个大坑内集中收有岛上当年匆匆处理的解放军阵亡官兵的几千具尸骸。
应该提及的是，美国军队在二战时官兵们就有了可称为“生死牌”的识别标志，即在一块统一定制、可吊在脖子上的铁牌上，铭刻有个人姓名、年龄、血型、家庭居住地等信息，以便战地负伤时有效抢救，阵亡时辨认身份并很快通知家属。但我们至今为止，包括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南边疆打的那场战争，中国军队都没能给士兵配上正规的身份识别标志。有军人说：“这说明我们尊重个体生命的意识还很落后。”（刘青松《一辈子的战争》，《读库》1203卷）
2012年12月的一天，笔者自台岛至金门。当日，在《金门日报》原总编辑李开福伉俪的陪伴下，在蔼蔼薄暮中去了林厝村。先拜将军祠，这祠简陋、低矮，鲜有施主香客来的痕迹。在台位上一泥塑的古装将军前供上香火，深深地鞠躬三回。又转去祠后，已经看不出是一个无名大冢了，叫不出名的各种灌木蔓藤早将其深深地掩盖了起来，好似一个痛彻心扉的母亲，紧紧地怀抱一个渐渐失去体温的孩子，直到冷却，尘归尘，土归土……顿然，酸楚扑鼻袭来，潮热扑心压来，有无泪之泣，有无号之啕，多少前尘往事拍上心头！
倘若洒出去的血泪能够收回躯体，倘若岁月能够像影碟机一样前进与倒退，中华民族还会兄弟相阋、手足相残吗？
作为职业军人的胡琏，身上的每一块伤疤，都留下了20世纪上半叶我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的烙印。1964年，胡琏卸下军职，出任“驻南越大使”。8年后，免职回台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晋升一级陆军上将。他晚年爱好文学和历史，喜读古书，1974年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宋史和现代史。在抚卷扪心之时，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他是否也有“无语问苍天”之慨呢？
1977年6月，胡琏因患心脏病在台北逝世。遗体以海葬形式安息在澎湖列岛海域。此后，金门有“伯玉路”，“伯玉亭”。（胡琏，字伯玉——编者注）
那些大多被胡琏带到岛上来的江西十万子弟，近些年绝大部分的萦魂绕魄，也随他们的司令飘零去了海角天涯。早期有太武山国军公墓，以后成家者由家属安葬，单身者多葬在台北郊外的六张犁公墓。1970年，同乡袍泽在这个墓园内建了一座江西省籍国民党老兵的合葬墓。坟冢多经修葺，墓廓齐整，显然有后死者经年到此凭吊祭扫。
如今，十万江西子弟的身世音容，早已消失在渐渐凋零的亲人心中，亦失踪于历史。只有在六张犁墓园和金门太武山国军公墓，放下恩怨，放轻脚步，才能听到这数万年轻魂灵的乡思与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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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2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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