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秘书就能取消官僚主义和腐败？

曾颖

　　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多地纷纷传来当地整顿并清理领导干部违规使用专职秘书的事情。山东曲阜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的部分地区，也出台通知取消当地专职秘书。多年前四川清理专职秘书两千多人的旧闻，也再次作为新闻被不断提及。4月28日，《新京报》以“多地发通知要求取消专职秘书”为题的报道，在网络上更是引起一片争议热潮。

　　支持此举的人们给“秘书”列了几种罪过：一是仗恃“靠山”和“背景”参与腐败链条——近二十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秘书的第二宗罪，是为领导忙前跑后、端茶送水、代写材料甚至代办私事，秘书成了一些官员的“拐杖”，离了这根拐杖，领导不会说话、不会做事、不会“走路”了，人们认为秘书作为抬轿子的重要力量，是“官僚主义”的具体体现。

　　秘书的第三宗罪，则是由于有秘书代劳，一些官员的讲话稿来得太容易，导致大量空话套话的发言稿和冗长会议占用大量的时间，浪费人力和物力，引来广大群众的意见和牢骚。

　　应该说，这些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有数量不少的人，特别是“体制内”的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不能随意抹煞秘书的辛勤劳动，把秘书角色陷入“妖魔化”处境。毕竟，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日趋复杂，行政管理也好，企业管理也好，作为领导者的个体都需要助手，帮助其摆脱日常杂务的羁绊，才能真正有时间有精力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绝不能简单化地将其归于“官僚主义”。

　　上述观点的争议，直接决定秘书存有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专职秘书的废与存问题。有关秘书身上存在的问题，究竟是某些在秘书这个岗位上的某个具体的人的个案表现，还是“秘书”这个职位天然就具有这样的属性？这是有必要搞清楚的。只有真正找出病因，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所暴露的，就是当事人的个人法纪观念和道德素质的问题。如果是后者，那就说明是相关的工作机制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更深一步的改革。而就目前曝光的各种问题而言，二者似乎都兼而有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秘书最受人诟病的几宗罪，贪腐本身，并不是秘书的专利，作为处于从属地位的秘书，至多也起个“假”虎威的作用，而真正的威，还是在虎那里。至于官僚主义，则秘书们也并非始作俑者，他们至多只能算为虎捧场的“龙套”，而决定权也并非在他们手上。至于那些空话套话甚至标“此处应该有掌声”的冗长发言稿，也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甚至本身也是受害者。因此，着眼于关注“取消秘书”这类新闻，并为之叫好，还不如关注如何整治吏治风气，理顺工作机制和架构，扶正曾经有些歪了的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从根本上解决包括秘书职位在内存在的所有吏治问题。如果没有从意识深处解决这个问题，取消了秘书，可以再来个勤务员撰稿员之类的岗位，如同早在1980年就出台的《中办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只有省部级以上领导才能配备专职秘书”的规定被轻易突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