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黄庭寿先生在他的散文《风吹麦浪》中写那“与麦子有关的细节,......是一件啼笑皆非的往事”,我这儿,也想写,可不好说是怎样的往事。
记得那是1960年的时候吧,我读小学四年级。
1960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吃饭在食堂,天灾加人祸,吃不饱,大人娃儿是面黄肌瘦,浑身软绵绵的。还有学上,不过每天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上课,只是一种形式了。
劳动课事小,没有工具事大。积肥要锄头,要背篼.。父亲好不容易在西门上给我买了一个吊在我庇股下一截那么高的背篼。锄头是母亲在镇水打的。你要知道,没工具的难处!
每天出发前,集合,老师会把没工具的人叫出来,站到队伍前边训斥。而往往没工具都有是家庭成份不好的人。
我有一把镰刀,是锯锯镰,也是母亲费了多大功夫从乡下搞到的。一次割麦子的中间。突然发现了一只老鼠,大家一哄而上。用镰刀背打,一顿打下来,我的镰刀齿差不多打掉了,看着可怜的镰刀,想起没工具的难堪,我眼中充满了泪水......
如果没有这些不快,有麦子割的农忙假,还是快乐的:
从北门沟的学校往北走,直到奋斗桥,差不多全是麦田。那麦子,老品种的,长得有大半人高,麦芒要长些,麦杆软点;新品种的,要矮得多,麦芒很短,搞倒伏。麦子黄了,一场大风吹过,那老品种的麦子,便倒成一幅一幅的,波浪般壮观(记得前两年,我们在老完小时,还会在那古城墙边倒成了壕沟的麦地里打仗)。不过这话是现在说,放在老完小时说,是右派言论的。
那麦子地的沟里,有插的豌豆、胡豆等,豌豆藤攀着半人高的麦草长,那黄了的饱满的角角便伸伸展展地挂在上边;胡豆角是黑色的,壳壳干了,像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人们想得到的里边的米米。
小孩子脑壳灵光,争先恐后地顺着沟沟割,将那角角尽收囊中。
白天劳动了,晚上就有自习课。那时没有电灯,居民是点煤油灯,不过,老人们叫洋油。我们那时连煤油也没有,是用的桐油。也亏了是桐油灯,我们才能用铁丝将干胡豆米米串起来在灯上烧着吃。
这时的教室,上边飘着有些闷人的烟子,下边是嗡嗡的说话声,夹杂着烧焦了的米米的诱人的香味......,不过,开始是烧熟了剥了壳吃,后来是半生不熟的吃,再后来是生吃。
说到生吃,可能你不相信,因为有生臭味,特别是豌豆。可我们胃的适应能力强,后来居然能吃生豌豆,带着壳壳吃,也不管啥味道只图能吃饱肚子,不过,没几颗的,只能过把瘾,比打精神牙祭强。
说了吃豌豆胡豆,再说吃杏子的事:
北门沟的圆包山半腰,有个公共食堂,食堂门口有棵杏子树,刚到那儿割麦子时,那一树青杏子,就被我们打光了。因为大家都有份,老师也没办法,虎起脸把人批评了一通。我想,这就是“法不治众”吧。
这风吹麦浪的日子,过去了五十多年。我们城市的周边,再也看不到麦浪。不过那风吹麦浪的日子,怎么又会出现在我脑海中,我还真有些奇怪呢。 2014-5-22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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